【历年浙江高考作文经典范文【三篇】】 历年浙江高考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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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高考作文一：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浙江高考作文二：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浙江高考作文三：文之常识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冬天之寒冷，便因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所以对于常识，要知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

　　所以对于常识，要行之。

　　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

　　“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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