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比较研究刍议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比较研究刍议

　〔摘要〕 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中，将各次移民潮作比较研究者甚为少见。而此种研究方法，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历史阶段移民运动特点、规律之认识。文章仅就“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相同性和相异性比较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路和想法，以引起学术界深入探讨之兴趣。

　　〔关键词〕 移民史；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48-07

　　在中国移民史上，历来有所谓的“八大移民发源地”之说。它们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湖广麻城孝感乡、河北小兴州、苏州阊门、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和福建宁化石壁村。这种提法是否准确和科学，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每一个发源地都对应着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却是较多人的共识。如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两地，分别对应的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笔者之所以单独拈出这两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表述的方便。因为其它几处移民发源地，都没有像这两个地方那样，有“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这种高度概括、言简意赅的表述形式。同时，在中国移民史上，无论是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还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都有着其它地方和移民运动无可比拟的特点和内涵。

　　张国雄先生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虽然重点讨论的是湖北、湖南移民问题。但两湖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江西，而四川又是两湖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因此，实际论述的范围正涵盖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运动。他以移民的规模、时间、空间、影响等四个方面为评判标准，与明清时期的其他移民运动进行比较。结论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两湖移民无疑都具有主流移民的特征，其它的移民都是非主流移民。” 然后，又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主流移民特征进行比较，认为“两湖移民”由东向西的迁移，“既不同于秦至南宋的由北向南的移民，又有别于近代的多向性移民。两湖移民运动改变了秦汉以来主流移民的方向，完成了长江流域内的人口大转移……” [1]（237-246）

　　曹树基在论述“明代移民运动的特点”时，也将明代初年的移民与历史以来的移民进行了比较，其中一个结论是：

　　自秦汉以至宋元，中国移民的主流是北人南下。明代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长江流域，人口的输出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安徽（徽州除外）、湖北、湖南和四川，构成从东南向西、向北的扇形迁移。[2]（524）

　　上述研究，既有横向（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移民运动之间）比较，也有纵向（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之间）比较，可以说首开移民史研究领域中比较研究之先河。

　　本文关于“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分为相同性比较和差异性比较，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相同性比较研究

　　首先，“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发生时间相同。

　　魏源说：“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3]（388）这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对两大移民潮最早的完整表述，已经将二者相提并论了。当然，魏源在这里论述的是民谣流传的时间，而非移民潮的起源。

　　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的“洪武大移民：湖广篇（下）”一章中，只设置了两节，即第一节“江西填湖广”、第二节“湖广填四川”。他说：

　　湖北地区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相当独特的。一方面，大量的江西移民进入这一区域，另一方面，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以至于四川地区在洪武时代所接受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湖北，构成后世人所称的“湖广填四川”之源起。正因为湖北移民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这样的奇特，湖北移民问题与四川移民问题是这样的密不可分，所以，在叙述完移民迁入湖北的过程以后，还将叙述湖北人向四川的迁移，这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四川移民的叙述。[2]①

　　正因为二者的密不可分，因而必须将二者放在一起叙述。

　　无独有偶，方志远先生在他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一书的第二章中，也只设置了“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两节，只不过方先生在“湖广填四川”后面加上了“及湘鄂赣山区的棚民”一条尾巴。方先生说：

　　虽说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但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江西人并非填满了湖广后才往四川，他们有的在湖广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湖广，有的则是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其他地区进发。湖广人口也并非等待着乱兵的杀戮，而是向各处主要是未遭战乱之处流动。在元末明初，在明末清初，他们的首选地便是四川。当两湖平原开始人满为患时，他们同样也向各处特别是人少田多处流动，而首选地区同样也是四川。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所以，“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4]（81）

　　这里所说的“同时”之“时”，都应该是指从元末明初至清中期约500年间这一历史时期。当然，如果要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江西、湖广民众的迁徙习惯方向，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形成。明末清初的麻城人邹知新在其孝感乡《都碑记》中说：“遥闻豫章人鸠集悦余，乐而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

　　害。”[5]（247）移民人数之多，至成“患害”。据张国雄《移民档案》统计，迁入麻城的15个家族中，宋代从江西迁来的有2族，占13.3%。[1]（257）与此相对应，清《石柱厅乡土志》记载的该地九大氏族中，就有陈、谭、杨、崔、向、王六族迁自湖广，而陈氏“自宋高宗南渡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来厅，同马定虎平夷，授石柱安抚同知。传子陈曰应，袭职守土。派分十八支，巨族大姓，至今传三十余代。”[6]

　　其次，两大移民潮互为因果、递进延续。

　如果说以湖广之“广”，为江西移民提供了巨大迁徙空间的话，四川之荒芜，更成为湖广移民的首选地。事实上，湖广地区较低的税赋，也构成了江西人大量迁入的动因之一；同时，江西人的大量迁入，使土著们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最终被迫移民四川，也是湖广民众前往四川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张国雄先生1983年在江汉平原收集有关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时，“江西填湖广”的民谣就让他想起自己的出生地重庆流传的另一句民谚：“湖广填是四川”，“于是我对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而在他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对两大移民潮的描述中，多次使用了“相继性”这一术语。[1]（14、246）所谓“相继性”，强调的正是两大移民潮的递进延续关系。

　　第三，“两大移民潮”关于移民规模的量化研究均有实质性进展。

　　曹树基先生经过测算，认为洪武年间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中，江西移民约为57万；湖北的9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70%。这是对“江西填湖广”的量化研究。关于“湖广填四川”的数量化研究，如元末明玉珍率部入川的军事移民数量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熟知的典型案例。[2]① 其他如，康熙二十年以后，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约为98万人；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迁入四川的移民新增人口为337万人。在这些移民中，湖广移民的比例，不少于60%。[7]（95-96）等等。这些研究虽然都是时段性的，但其研究方式和方法，揭示的规律和结论，都为进一步的深入考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方志远先生则系统分析了从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官方记载的江西、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户口数，得出了他认为“很有意思的”结论。他说：

　　如果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户口统计中的遗漏，从洪武二十六年至万历六年的近二百年里，江西减少了3123455口，、湖广减少了303875口，两省合计减少3427330口。而在同一时间里，四川增加了1635295口，贵州、云南二省增加了1508394口，三省合计增加3143689口。也就是说，从洪武二十六年到万历六年间，云、贵、川三省所增加的人口数字，几乎就是江西在同一时间内减少的数字。[4]（84）

　　第四，两处“移民发源地”及其移民史均可考实。

　　关于“瓦屑坝”的地名考实，曹树基先生考定在鄱阳县西滨鄱阳湖之莲湖乡，湖中有一名为莲荷山的小岛，“岛上之西端，有名‘瓦屑坝’者，三面环水，留有大量瓦屑与瓦窑遗迹”。曹先生将族谱和地名志与《明实录》进行了对勘分析，结果表明，不仅其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曹先生认为，可以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他最后的结论是，“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8]（11）

　　关于“麻城孝感乡”的考实，进展更为理想。从《麻城县志》一条孤证，[9]②饱受学界质疑，到2007年道教印模“麻邑四乡坛域图”的发现，[8]（彩页）再到2008年邹知新《都碑记》的发现（邹知新是明末清初人，他是在亲眼看到“孝感乡都碑”后才写的这篇文章），为我们解决了有关明代麻城移民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5] 陈世松先生更将麻城孝感乡移民史，向前追溯到元代。同时，从清代开始而至今不衰的四川与湖北民众的寻根问祖，更以极高的家谱对接率，使三省民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这两大移民潮，从来就没有被移民后裔们怀疑过。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移民发源地”，并不是都能予以考实的。以颇负盛名的“洪洞大槐树”研究为例，不仅比“瓦屑坝”和“孝感乡”的研究早得多，而且参与研究的学者也是阵容庞大，但时至今日，仍无多大进展。赵世瑜在查阅万历《洪洞县志》时，认为万历修《洪洞县志》距离洪洞移民时期（明洪武或永乐时期）“还不太久远，但全书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和老鸹（?X）窝。”而且，据该书的记载，在发生迁民的明初，洪洞还是个没有城墙的地方，只是到了发生“土木之变”那一年，才开始修筑简易的城墙。“我们很难想象明政府如何在这里设立什么机构，或者派驻军队来实施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同时，“在所发现的墓志、碑刻、家谱中，自称祖先来自洪洞某某具体地方的，都很难与这些（《洪洞县志》）记载的地名对上号。”这样一来，赵世瑜先生就只能“把大槐树和老鸹（?X）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了。[10]

　　第五，“湖广”、“四川”两地移民后裔均有较高的寻根成功率。

　　上个世纪的八十到九十年代，全国掀起了一股续修家谱的热潮。为了厘清年久湮没的家族世系辈派、寻找族群迁徙播散的踪迹，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派出专人远赴异省他乡，四处寻访，祭祖联宗。麻城市就有不少家族在江西找到了本族源头，并在续修家谱时，将从祖籍地带回的世系表，冠于本族之前。了却了他们数百年来难以实现的心愿。而四川省（包括今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等地）的移民后裔，其寻根成功率更是非常之高，麻城市政协与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期刊《麻城文史》上，就记载了大量寻根成功的案例。

　　这一点，也是其他移民运动所涉地无法比拟的。至今，我们还没有听说有自称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寻根成功的个案。甚至，研究洪洞移民的学者根本就无法在洪洞本土的家谱中找到有关移民的任何资料。有关珠玑巷移民运动的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宗族历史时，对于当地广泛流传的珠玑巷移民传说，他认为只是当地家族为了“证明和维持正统性的身份认同”的“话语表达”，因为“这在地方控制和争夺资源等方面，同样有相当实际的作用”。[11]（159） 于是，刘志伟认为，大多数珠江三角洲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这种“历史记忆”是将自己转化为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文化手段。而移民史学者应该反省的，是那些“在历史著作中一再被强化的观念，很可能只是本地人利用教化的语言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12]

　二、差异性比较研究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之差异性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应该主要从二者之移民类型中展开。但移民类型问题至今还没有比较统一、合理的划分，因此，我们还必须现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葛剑雄先生将中国三千多年的移民史归纳为五种主要类型：

　　（一）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

　　（二）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

　　1、政治性或控制性的；

　　2、掠夺性的；

　　3、惩罚性的；

　　4、民族性的；

　　5、军事性的。

　　（三）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

　　（四）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

　　（五）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13]（60-74）

　　上述分类方法，自然是从中国移民史的宏观角度进行的划分，但是，这种划分在标准上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总体上看，该划分好像是以移民方向加以区别，如“自北而南”，“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内徙与西迁”，“对海外移民”等，但其中的第二类“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却成为例外。其次，分类中又好像分出了“生存型移民”、“强制性移民”和“开发性移民”三种类型，但其余两种又属何种类型呢？似乎又未加归纳，看来这也并非分类标准。再次，上述标准有的从移民自身的角度着眼，如“生存型”之说；有的又从政府的角度着眼，如“强制性”、“掠夺性”等。这种划分方法，除了因标准不一造成混乱外，在实际使用中还无法避免相互之间的重复和交叉。

　　曹树基没有专门就明清移民的类型作过总体划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著述中对明清时期移民类型的定义。他有时使用诸如“军籍移民”、“民籍移民”，有时使用“自发移民”、“政府移民”，有时又使用“人口补充式移民”和“人口重建式移民”等两两相对的概念。仔细体味，曹先生好像是使用一种微观分类法，在论述某一区域的移民规模时，就使用“补充式”或“重建式”来划分；在讨论移民的身份时，就使用“军籍”或“民籍”来区分；在比较不同时段或不同地域之移民特点时，就使用“自发移民”和“政府移民”，全凭行文和分析之需要，显得灵活而准确，绝无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感。

　　张国雄认为，“研究移民类型，分析各类移民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是探寻移民运动规律重要的一环。”首先，他按移民最初意愿，将其分为“强制移民和自愿移民”两大类型。强制移民包括“随军入籍”和“洪武年间的招民开垦”两种情况，但他认为“强制性移民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中，不是主要的迁徙方式”。“自愿性移民”则包括因动乱、仕宦、逃赋役或商贸而迁移定居，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移民类型。然后，他又根据始迁的规模，划分出“群体移民与单身移民”两大类。始迁祖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者，则为群体移民。而“群体移民在随军和仕宦移民中比较普遍”。这样，实际上就是以两种标准，归纳出四种类型。[1]（83-114）

　　不过，对于张国雄的划分方法，我们也存在疑问。第一，同样地，以两种标准来划分类型，是否科学缜密。第二，“强制性移民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中，不是主要的迁徙方式”，这句话里面的“这次”一词，不知道是指“两湖移民运动”还是指“洪武年间的招民开垦”。如果是指后者，就显然于事实有悖。正如曹树基所说：“明代初年的各种移民活动，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这当然包括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的迁移。上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到达新地之后，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不得再作自由的迁移。明代初年的移民运动，印上了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色彩。”[2]（9）如果是指前者，我们虽然同意这一看法，但说明张先生也是使用了宏观分类法。那么，与葛剑雄的分类存在同样的困惑，分类过少无法概括，分类太多重复交叉。这大概也就是他不得不以两种标准划分出四种类型的原因。第三，“群体移民与单身移民”的划分，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区分“群体”与“单身”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张国雄有一个解释和一个举例。一个解释就是上面所说的“始迁祖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者，则为群体移民”，言外之意，“单身移民”就是始迁祖只有一人的移民。一个举例就是“随军和仕宦移民”，“如黄冈段氏始迁祖也是带着五个儿子‘随官楚北’的”。[1]（109）那么，如果段氏作为始迁祖，带着五个儿子，就不属于“单身移民”的话，我们要从家谱和其他史料中找出孤身一人远迁他乡的例证，还确实不容易。相反，我们认为，像这种远距离、长时间的迁移，一般都是一个大家族的集体行动，最小的移民单位也应该是带着妻子儿女等家人。即使有个别特例，恐怕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充其量只能算“流民”。因此，所谓的“单身移民”这一划分，实在看不出在类型学上有何实际意义。

　　有意思的是，张国雄先生在划分移民类型之前，先讨论了移民的动因问题。他认为，两湖地区移民的主要动因，有三种。

　　第一，难民。

　　第二，经济移民。又分四类，一是受政府招民垦荒政策驱动的移民；二是适应区域开发的需要，为谋生而出现的移民；三是因不堪繁重的赋役而离乡的移民；四是因商贸而迁移。

　　第三，政治移民。又分两类，一是仕宦入籍，二是随军入籍。[1]（83-102）

　　其实，上述三种动因的分析，不就是最好的分类吗？以移民动因作为移民类型的划分依据，既直接，又合理；既可避免分类过于宏观而难以概括，又可避免分类过细而交叉重复。而且，以实际动因作具体划分，又可凸显主流移民的特征。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在张国雄先生关于移民动因分析的基础上，拟出如下分类方案：

　　（一）避难移民。包括四种情况：

　　1、躲避战乱；2、自然灾害；3、逃避赋役。

　　（二）军事移民。包括四种情况：

　　1、军籍屯田；2、随军入籍；3、起义将士。

　（三）政府移民。

　　1、招民垦荒；2、仕宦入籍。

　　（四）贸易迁移。

　　上述四大类中，第一、二两类较为复杂，故又各分三种情况。各种移民类型在前揭各家移民著作中均有实例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有了上述分类，下面就可以将“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之移民特点作出比较了。

　　第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军事移民最为突出。

　　首先是“军籍屯田”。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早在元代初年，麻城就有大批屯田户（约五、六千人）落籍于四川，以至于在当时的崇庆州需要专设一个“孝感乡”来加以管理。[14]（259）

　　其次是“随军作战”。谭红收集了108个四川军籍移民家族，其中来自湖广的有28族，占总数的

　　26%。[15]（403-414）

　　然后是“起义将士”。此又分两次，第一次是元末明初，麻城将士随明玉珍入川。明玉珍入川时，其军队人数曹树基先生已有论述，认为约20万人。包括随军家属，人口总数“应在40万人以上”。[2]（152-153） 这个估计目前不见异议，可见已为学界所接受。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仅麻城就有5.7万将士随张献忠入川，加上家属，人数当在10-15万之间。

　　之所以说“最为突出”，并非单指移民数量，而是强调移民强度，即在单位时间内的移民规模。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一次性移民，恐怕只有军事性移民才可能做到。同时，这些军事移民活动都是在王朝初期进行的，其意义就更不可低估。历史经验表明，王朝初年一般都是新一轮稳定和发展时期的开始，这个时前的移民，就是后续移民们可供依赖的社会基础。因此，移民们在异地较大规模的聚居区域，往往成为后续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其带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江西填湖广”之移民，具有更多逃避赋役的特点。

　　尽管洪武初年，江西跟湖广一样，政府“招民垦荒”，实行过所谓的强制性移民，但那并不是政府行之一贯的政策，到洪武末期，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便逐渐终止了。然而，洪武以后的两百多年间，两省外迁之民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江西迁入湖广的民众中，“逃避赋役”当是其主要的移民动因。

　　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诏“免江西秋粮”，诏谕说：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备知将士之劳。方今天下一统，东戍辽海、南镇诸番、西控戎夷、北屯沙漠，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悯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艰，於戏！四海苍生，皆我赤子，爱念之意，旦暮不忘，缘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

　　怀。[16]（1225）

　　这段“诏谕”被研究明代江西赋役的学者广为引用，亦有用来证明明初对江西赋役之优待者。但诏书里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归附以后，供亿更繁”，而且是在“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的情况下，又经历“供亿更繁”的九年。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仅仅减免了一年的秋粮，并没有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

　　方志远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将明前、中、后期各省税粮实征数制成一表，可供我们对照。

　　表中可以看出，明政府的夏税小麦，主要来自北方，其中以山东最多；秋粮稻米主要来自南方，其中南直隶高居首位，其次便是江西。南直隶税粮之重的主要原因是“苏松赋重”。因此，方志远的结论是，“在整个明代，江西的税粮在十三布政司中也是最重的之一”。[4]（64）

　　我们可以举两个实例。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官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16]（2875）

　　这是官田，民田的税赋又如何呢？据江西《袁州府志》记载：

　　按本府四县粮，欧祥占据时每田一亩要民纳米三乡斗，计九升。后内附，祥误以乡斗作官斗造报，高皇帝谓三斗大重，减半科纳，每民田一亩科粮一斗六升五勺，外夏税一升六合，共田六亩二分四厘科粮一石，外夏税一斗。[17]

　　除了“赋”以外，还有“役”。光绪《吉安府志》的纂修者甚至说“不苦赋而苦役”，因为“赋有常则，役无定款。行之弊者，至嘉靖而极。”[18]

　　粮繁差重，必然导致民户逃避赋役，人民的逃亡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时任兴国知县的海瑞就感概地说：“即兴国一县论，逃绝户极多。问其故，则虚粮不能赔，重役不能供也。……卑职到任而来，查得五十七里，半里并不可为里甚多。间行乡落，人烟寥寂，村里萧条。耳闻目击，为心恻久矣。”[19]（3260）

　　明代江西赋役之繁重，终明之世未曾改变，直接造成了大批人户逃亡，使之成为“江西填湖广”移民潮最主要的动因和人口来源。

　　〔参考文献〕

　　[1]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3]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凌礼潮.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A].陈世松主编：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论文集[C].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9.

　　[6] 清抄本《石柱厅乡土志：第七章〈氏族〉》.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M].成都：巴蜀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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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第二章：“中国移民史的分期、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4] 陈世松.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A].陈世松主编：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论文集[C].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9.

　　[15] 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6。

　　[16] 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7] 〔明〕严嵩纂修：正德袁州府志：卷2“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18] 光绪吉安府志：卷15“赋役志”.中国方志丛书[M].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64年.

　　[19] 海瑞.兴国八议.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