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宽容到文化宽容,竞争

　从宗教宽容到文化宽容_竞争

　论文导读:：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即宗教宽容和文化宽容。文化宽容也是应有之义。论文关键词：洛克，沃尔泽，宗教宽容，文化宽容，自由，竞争

　宽容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关系。这是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关系日渐分化和复杂化，社会冲突和矛盾层出不穷，并且表现出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宽容体系的内在支撑，社会难免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甚至解体。西方现代化的率先发动和实现，为宽容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动力和有利条件。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宽容构想，即宗教宽容和文化宽容。目前这两种宽容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当前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宽容也是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从方法论层面上对这两种宽容观的重要代表即洛克的宗教宽容和沃尔泽的文化宽容作一阐述和分析不无裨益。

　一 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 洛克是近代西方思想启蒙的重要代表，他较早地关注到了社会宽容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构建宽容社会的系统性建议。针对当时欧洲范围内的宗教问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政治纷争，洛克提出了一套以宗教宽容为核心，以政教分离为保障的社会宽容体系。在洛克看来，宗教在本质上是宽容的。这是因为宗教涉及的纯粹是人的内心，因此它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组织都不能强迫或代替某个人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宗教信仰是纯粹个人主义的。针对当时基督

　教各教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诉求宗教礼仪来彼此相互区别的问题，洛克提出了礼仪的本身部分和辅助部分的划分。洛克说竞争，“关于宗教礼仪问题，我们应当明确何者是属于礼仪的本身部分，何者只是它的辅助部分，所谓礼仪部分，一般认为系指那些为上帝所规定、并使上帝喜悦的那些东西，因之是必不可少的；而辅助部分，系指那些虽然总地说来不能与礼仪截然分开，但由于对具体的事物本身或其改变并无明确规定，因之是无足轻重的。例如，礼拜的时间、地点、习惯和姿势，即属于此类”[①]。仔细琢磨洛克的这些观点，表面上看来十分古怪而较真，实际上却包含着重大的思想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首先，在洛克看来，各宗教或教派都以拯救人的灵魂为主要事务，因此它们之间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这是宗教宽容的基础。其次，关于灵魂如何得救的问题，各宗教教派可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只要这些分歧无碍于宗教的目的就必须得到承认和维护，这是宗教宽容的主要内容。最后，宗教宽容是实现人的自由、幸福、真诚、和谐生活的必要途径，因为宗教本身就代表着这种最高追求。

　洛克注意到单纯从内部来规定宗教宽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外部来规定宗教宽容，这就是要实行政教分离。尽管洛克把政教分离当作是宗教宽容的手段，但最具有现实的和进步的意义的恰恰就是这个观点。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洛克坚决反对政府对公民信仰领域进行干涉，他说，“灵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属于官长掌管，因为即令法律和刑罚的威力能够说服和改变人的思想，却全然无助于拯救灵魂。”[②]“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

　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③]。另一方面洛克也同样反对宗教诉求于世俗权力，反对各宗教教派之间利用政治权力相互倾轧，他讥讽地说道，“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一切纷乱和战争竞争，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而这是能够做到的）。为贪婪和统治他人的欲望所驱使的教会首领们，利用官长们的狂妄野心和幼稚的民众的迷信心理，违反福音书的原理和仁爱的训示，向他们传播宗派分立论者和异端派将被剥夺其财产并予以毁灭的邪说，以此来诱惑和煽动他们去反对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④]。因此，在洛克看来，划清了宗教与政府的界限，实施了政教分离就代表着宗教宽容得到了最终的实现。当然，这种政教分离跟后来宗教批判时代的政教分离具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从世俗政权出发，而是从宗教出发，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从上面的简短阐述来看，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具有鲜明的欧洲特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洛克那里，宗教并不单纯指的是某个社会性组织的存在，更多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人类在精神、或文化上的最高追求，从这个方面来看，洛克的宗教宽容实质上就是在宗教名义下要求文化宽容，它反映的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的自我觉醒，具有进步意义。这不仅仅在于它对文化宽容的真诚呼唤，更在于它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体系中发现了文化宽容的因子即对人的尊重，并围绕着这种自由因子的实现展开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精神生产方面的主要是宗教的宽容，二是政治机构的世俗

　关照。但不可否认的是，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本身仍然是很不彻底的，一方面他要求极力摆脱宗教实行真正的文化宽容，另一方面，他又把宗教看作是最高的文化而极力维护它。这个矛盾的产生主要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还未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有关。等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即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文化宽容的这层神秘面纱也就将被最终揭去。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精彩的描述，他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⑤]应该看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带来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就是文化冲突，在这里，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竞争，还有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宽容思想应运而生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二 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 人类进入 20 世纪，随着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世界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差别性不仅表现在范围、规模等量的方面，而且更表现在不同质的方面。这样的一种世界交往，不仅为社会宽容的实现就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提供了某种新的机遇。沃尔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新审视以前的宽容思想提出了文化宽容思想的。要注意的是，在世界市场时代，仍然还有很多人用宗教的眼光来审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些人没有看到

　用宗教来解释文化已经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其一，宗教并不是每种文化的核心，而且很多地域文化根本就没有宗教；其二，用宗教来解释文化本身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沃尔泽首先是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来反思和构建其宽容思想的。在沃尔泽看来，文化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尽管可以成为宽容的一个必要依据，但这个依据并不充分。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对差异性的绝对容忍很可能要瓦解一些共同体的基础，从而使社会走向更加不宽容的状态。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体现出与他者文化相区别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必须争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认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差异性的诉求与共同性的诉求总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宽容该怎么构建呢？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谈得上宽容呢？沃尔泽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宽容的定义即和平共处，也即一方的生存不以任何的另一方的消亡为条件，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让自己活下去也让别人能够活下去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

　在沃尔泽看来，和平共处之所以能够和必须作为文化宽容的内涵或准则就在于，尽管它可能存在着无限的共处形式，但“所有这些形式并不是普遍行之有效的，除了提出和平价值以及其所需求的宽容准则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外（这些准则大体上与人权的要求相一致），不存在支配着宽容机制的原则，也不存在代表某些特殊的政治或立宪安排，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和地点所采用的行动原则。程序主义的论证无法帮助我们，这完全因为它们在时间和地点上没有什么差异，它们与环境因素毫无关系”[⑥]。这就是说，共处本身并不能为

　宽容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说明，只有当这种共处呈现出和平状态时竞争，我们才谈得上宽容。那么和平又是什么呢？和平当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种状态，和平首先意味着一种持续的交往状态；其次，和平还意味着相互利用和双赢的状态，沃尔泽说，“倘若彼方体制中的某个方面经过适当的修改后能被此方加以利用，那么，我们会致力于这种改革，目的在于为我们包括我们所重视的群体以及我们个人自己取得最佳安排”[⑦]。第三，和平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性的生成状态，这一点尤其重要。具体来看，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宽容实践的发展，为文化宽容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文化的辩证分析。文化不仅是多样性，而且也具有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就蕴含在人类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这是文化宽容的要义。提倡文化宽容实质上就是把整个人类（当然是有差异性的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旨在一种共同生活中获得发展。沃尔泽说，“我所关心的宽容是那种当有争议的差异性表现为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性时的宽容——即当另外一部分人不是共同参与者，或当没有共同参加的竞赛和没有对由他们所培植和展现的差异性提出根本需求时所表现的宽容”[⑧]。基于对文化的辩证分析，沃尔泽提出了五种宽容的态度，“首先是一种反映 16 世纪和 17 世纪宗教宽容起源的潜在价值，它纯粹是为了和平而顺从地接受差异性。人类长年累月地互相残杀，但幸运的是人瘦马乏，不愿恋战，我们把这种心情称之为宽容。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一系列更实质性的容忍。第二种对待差

　异性可能采取的态度是被动的、随和的以及无恶意的冷淡：‘兼收并蓄成一统’。第三种态度产生于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容忍。对‘那部分人’拥有各种权利予以一种原则上的认可，虽然他们以种种默默无闻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权利。第四种态度表现为对别人的坦率、好奇、甚至尊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向别人学习。排列最后的一种态度是积极拥护差异性：如果差异性以文化的形式来体现上帝创造的广泛性利多样性，或自然界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那么这是一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拥护，抑或一种具有实用意义的拥护”[⑨]。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五种态度实际上跟我们的和谐文化观没有根本性区别，都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离开了对文化的辩证分析和把握，这种和谐相处的状态是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