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春之歌性别话语分析

　 电影青春之歌性别话语分析

　[摘要]《青春之歌》被称为中国十七年革命经典电影的代表作，本片反映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旧知识分子以及处于社会重压下的女性的生存道路。文章通过对影片主要人物之间的语言对白及场景分析，探究了电影《青春之歌》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青春之歌　主题寓意　场景对白

　　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而由作家本人改编，崔嵬，陈怀皑执导的同名影片，则称为十七年革命经典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作为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是在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范本和楷模，《青春之歌》讲述了林道静从一个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无路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步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如何前仆后继，英勇悲壮的与卖国求荣的国民党政府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历经曲折与牺牲，“一二九”学生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它是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影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部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作品。

　　现行的国家统一的大学文科教科书中对《青春之歌》的主题与意义是这样解释的：“在塑造这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时，杨沫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真实地描写了人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人们从林道静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既看到党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引导作用，又看到她本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改造：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时她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如果说在经典意识形态中。女性概念的负面表述为孱弱，无知。易变。轻狂，那么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类型化特征。因此，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征，比喻知识分子的道路。以及女性命运和知识分子道路的并行和置换。使得《青春之歌》构成了一部十分重要的寓言式文体。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被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表明旧时代的旧知识分子以及处于社会重压下的女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追求，痛苦。考验和改造，最终获得觉悟。投身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海洋，才真正找到了生存的出路以及最后的解放。

　　在影片《青春之歌》的开始段落，在一组惯常象征主人公命运多桀的海浪撞击礁石的镜头之后。在全景，中景镜头出现了身着素色的林道静，她疾步向海岸奔去，独立在深入大海的岩石之中，黑云压城城欲摧，阴霾的天空衬托出她纤细瘦弱的身影。在她凄惨绝望的特写镜头之后，林道静投身大海。试图永远结束她年轻的生命。在众多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性别话语体系中。孱弱，被蹂躏，受损害的女性形象往往被作为一种大众象征符码来指称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社会阶层。或者找不到出路苦闷的小知识分子，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她，他们就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寻找不到出路，他们痛苦，迷茫，无助并且绝望。而在影片最后一个组合段落中。则是由兴奋，庄严的宣誓入党的林道静的近景镜头切换为充满银幕的飘动的共产党党旗，镰刀斧头的党旗渐次叠化为晴空中无数面飞扬的红旗，镜头拉开去，展露出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示威游行的队伍。镜头切换为队列中，中景里身着红毛衣，攀在一辆宣传车上的林道静的背影，她猛地转过身来，将一叠传单撒向人群，影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则是林道静和江华，王晓燕以及无数的北大师生手挽手。行进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率领着无数群众。完成一次势不可挡的伟大的进军。镜头渐次推移为林道静的特写镜头。这是英雄的凸现，也意味着个体的消融，个体生命的寻找。追求之路。如果不想遭到历史的无情被逐，就必定要融合于阶级，集体。革命队伍，必定要献身于革命和党的事业，这是价值的获得与生命的证明。

　　当余永泽领着林道静在海滩上漫步的时候，余永泽含情脉脉的对林道静说：“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吗?”，这是他们正走到一张晾晒在沙滩上的一个渔网，渔网构成了两个人的前景，两个人继而并肩向画面纵深走去时，渔网始终保留在前景之中，这段视觉语言的表达出一种对先前余永泽那段对自由，浪漫的革命青年生活承诺的一种潜在的否定和讽刺。而后两个人的话别场面中。余永泽斜靠在一头狰狞的石狮子旁。画面左侧则是一处关帝庙的飞檐，表明林道静得到了余永泽婚姻的承诺。自以为逃离了牢笼与黑暗，但是那些封建势力的象征物处处表明她实则落入了一个更大的窠臼，而后的画面则是婚后林道静忙碌的身影。先前对她前途的象征性的暗示终于落到了实处，她终归没有获得理想中的解放，而是进入了一张更加难以撕破的网。

　　当卢嘉川这名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出现的时候，林道静的女性拯救和解放之路开始纳入了正轨，电影将卢嘉川和余永泽这对小资产阶级旧文人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型革命家之间进行了一番视觉对比：卢嘉川身着长衫。消瘦，奸佞，脸上阴影较重，精神生活的堕落，国民政府的御用文人，平角，或者俯角拍摄：卢嘉川年轻英俊，但不是成熟老练，气质高昂。面堂润红。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仰角拍摄。

　　电影处理林道静和卢嘉川关系上面采取了摄像机的观看和角色自身的主体性凝视，劳拉一穆尔维所言的男性目光表现出的力比多结构和拍摄反拍镜头的结构，常常用于林道静对革命的主体性思考。以及对卢嘉川隐晦的爱欲。那种满怀敬意的观看。通常来自稍低处，极像是一个端坐在课桌前的学生抬头望着老师：随之而来的是角色的目光，或者低头沉思默想，或者越过摄像机镜头及观众而离开银幕，彷佛憧憬着革命的未来。这种女性扮演学徒。男性扮演导师的情形不光体现在卢嘉川一个人身上，当余永泽朗诵诗歌、谈论易卜生和提出要反抗封建主义，并以此向林道静示爱时，她无比倾慕地仰望着他。有时候，力，必多作用的发挥通过将之组合成一种拍摄反拍镜头的结构而得以强化。其它的时候拍摄的角度是要让观众抬头看着她仰望他时眼睛睁得大大的神情。藉以使观众投入她的感受和态度。在拍摄号召积极抗日的学生示威领袖时，也是采用低角度拍摄的，棘道静看着他们时那深受感动的表情，同样是从低往高地拍摄。卢嘉川是学生领袖之一。当他被捕后绝食表示抗议时，镜头始终是被从下往上地拍摄。反之，在后面的场景中，他的朋友胡梦安被捕后答应做叛徒，沮丧地坐了下来。此刻摄像机保持着角度由上向下倾斜的位置。这就让观众从仰视他变成了俯视。在紧接着的场景中，林道静得知卢嘉川被捕后。打开了他留给她的提包，发现里边全是共产党的传单。她感动得激情难抑，禁不住站了起来。这时候摄像机向上倾斜，观众发现自己正仰望着她。此时此刻，林道静也想念着卢嘉川。他出现在画面的右上方，向下注视着她，激励着她。她没有迎接他的目光，但深受感 染，向着银幕外凝望。当卢嘉川在仰拍镜头中在刑场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时，镜头立刻切换为特写镜头，一张大书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红色标语被一双手贴在晨光微弱的街头――林道静正在张贴卢嘉川的遗物，这时林道静终于真正成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女人而存在。

　　卢嘉川就义之后，当江华出现时，林道静和江华的关系就不同于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存在的理想的革命恋人关系，虽然两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隐晦的欲望关系，但这时已经不是男女之爱，而那时阶级共识和同志情谊，江华农民，工人的造型形象，以及在底层农村发动革命的行为已经颠覆了先前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因此，林道静与江华的关系不仅表达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联系。而且强化了知识分子的道路应该来自于与工农阶层相结合。并且再一次明确和强调了知识分子对工农大众的从属与依附关系，江华不仅将林道静引向革命，而且将她的目光引向人民大众。引向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因此。林道静与江华肩并肩携手行走在“一二九”游行的前列，与军警进行血腥的搏斗中互相扶持，他们将共同作为党的优秀儿女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西蒙?波伏娃说过：“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因此，当女英雄模拟男性，以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时。女性所面临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矛盾冲突理所当然地在她们的生活视线中消失了。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为代表的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的女英雄形象地树立规则是，她们在新的夫权规范容许其走出家庭。迈向社会时，为了求得社会生活的成功，必须扼杀女性的家庭角色，泯没女性的自我意识。变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的男人”。因此。对女英雄来说。源自与革命姐妹的手足情远比男性伴侣的爱恋重要。另一方面，女英雄在逃离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中“贤妻良母”角色时，却永远地丧失了其女性身份。这一现象暗含着社会伦理秩序对女性的苛求。男性可以单一的社会角色示人。而女性丧失了家庭角色，就不再是女人。于是，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中。背负善政治使命的女英雄心甘情愿地放逐了作为女性的家庭角色，才终于在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