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反科学现象.

　 第六章　反科学现象

　通常定义的反对科学可以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对占星术感兴趣到攻击相对论，从由于对科学无知而相信虚假事物到支持李森科主义或神创说。这些攻击中的哪一些相对地说可以忽略，而哪一些比较危险？对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传统不满的这些征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和文化预示了什么？一旦我们有了一个讨论反科学信仰（或者"替代科学"、"类科学"）的框架时，我们将认出这样一些信念是立足于个人的功能世界观；这是长期反对常规科学权威以及现代性概念（科学自身是牢牢地嵌在其中的）的合法性的斗争的一种征兆。对反对科学信念的分析也许最终会导至确认一种处理对立观点的战略，这些对立观点周期性地试图把它们自己从明显无害的层次提高到实现政治上巨大野心的层次。确实，常规文化分析家可以把不同于"反科学"的题目在对科学和技术作社会和政治维度的任何研究中给予优先地位。某些学者可能更多地考虑在这儿是否同文学艺术中对西方传统的类似反感的广泛传播有联系。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的文明所面对的更迫切的问题是报复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种族斗争、或赞扬暴力的过分发展（即弗洛伊德在"为什么要有战争？"一文中称之为人类的"破坏本能"［"Destruktionstrieb "］的东西）。和这些相比较，反科学似乎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题目值得给予认真的注意，尤其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并且潜在地同那些其他的更明显的危险不祥地联系在一起。问题的表面

　近来，一个会议声称要帮助前苏联国家的学者去理解和探讨开放性政策在它们的出版界开展的促进了"其他的认知方式"的百花齐放，去理解和探讨神秘主义者、千里眼或有透视力者、占星家、外星人、信仰治疗者和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其他角色。正如在西方对以从事科学和工程作为职业的兴趣下降一样，在那些国中家类似的态度也变得突出了，所以，看来一个警钟已在两个大陆敲响，这个警钟号召我们深思，（借用约翰·C·伯纳姆的一部有用的书的标题）"迷信怎样取胜和科学怎样失利"。1我们似乎被敦促去分享任何可以预期有助于治疗国家的疾病并使它恢服健康状态的知识。我们作为启蒙运动的子孙，认为我们的同胞有权利也有责任在这个浸透鲜血的世纪之末追求这种健康的状态：即理性的、进步的、反迷信的、赞成科学的状态，摆脱民间巫术、奇迹、神秘、假权威和盲目的偶像崇拜这些中世纪的祸根。可是，良心要求我在一开始就声明，我将不企图提供一张有关这种天堂的地图。第一，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把握这个问题，反-这个范畴必须重新表述。确实，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略述如何在适当的层次上思考反科学。反科学一词可以把太多的十分不同的东西归并在一起，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往往骚扰或威胁那些自认为是更开明的人。我们必须从迥然不同的杂物中分离出反科学中真正烦人的部分，以便我们能分辨"真"科学（好的、坏的和不置可否的；老的、新的或刚刚出现的）；病态科学（如在欧文·朗缪尔的论文中所写的那种人，他们认为他们在搞科学，但实际上却被误导了）；2伪科学（占星术和超常的"科学"）；非常明显的愚昧和迷信（"金字塔的神力"）；科学主义（过分热心地把科学模型引入非科学领域；大大夸大了的技治主义者关于科学技术力量的主张，诸如"星球大战"的计划）；和其他形式。这样，我们将能够聚焦在现象的唯一的最有害的部分：伪科学的胡说八道的类型，它自己却想成为"替代科学"，并且这样做是为政治野心服务的。这里我们俄国的同行也许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有不愉快的经验，例如李森科主义、攻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攻击宇宙学家，因为他们被认为触犯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信条。这是需要密切注意的一般领域。我们必须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许多小报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报道不明飞行物仅仅是提供给纯朴无知者的一种广告而已（除非像据说在俄罗斯科学院中新近成立了研究"不明飞行物学"的部门，对不明飞行物的狂热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然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滤出、命名并分析我们称之为"反科学运动"中真正危险的部分，我们从文献中得不到多少帮助。在文献中没有关于它的充分的、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关于感受到反科学的威胁的现代观点的讨论。我们进入这项研究全都同样需要更好的理解。我们也不真正理解虚假观念的一个前题提条件和原因，即美国科学盲的猖獗蔓延。有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文献；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到总统科学顾问送给国会的一个报告。3美国公众的科学知识现在是这样一个水平，"接受调查的一半成年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要花一年时间"（p.8）。（我们从其他调查知悉，4不到7%的美国成年人可以按照最一般的定义称作是有科学知识的，只有13%的成年人有理解科学过程的最低水平，而且有40%的人不同意"占星术终究不是科学"这种说法。）特别是，"教学这个职业已经发生危机……我们现在每当增加一个数学和理工科教师时，就要失去13个"。（p.5）教师中只有下列百分比满足中学授课的最低标准：生物学中29%，化学中31%，物理学中12%（p.6）。典型的情况是，有几乎30%的美国中学，甚至不开物理课（p.5），只有20%的中学毕业生学过任何一类的物理课程。"在最近的国际科学评估中，与12个国家的学生相比较，我们的中学生在物理学方面居第9位，在化学方面居第11位，在生物学方面则居末位……在数学方面，我们的最好的!3%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落入最低的25%。"（p.25）5

　为什么反科学现象对我们关系重大在今天，美国的现代科学的成就、技术的业绩，二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空前辉煌，而美国成人中能算作有科学知识的人的百分比却如此之低，这不仅具有讽剌意味，而且需要作出深入的解释。与这个智力上的重要之点相联系的是政治上的重要之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不管公民多么不知情，他们确实正当地要求在作出决策的桌子旁占一席之地，即使那些决策有很大的科学技术内含。在这里潜伏着错误决策和最终的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为我将举出例证，历史一再表明，对科学以及科学世界观的不满，可以转变成为同更为险恶得多的运动相联系的愤怒。反科学现象在西方和东方知识分子内心中引起的正是这类想法。不然的话，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所有的占星家、反进化论者、招魂术士、有特异功能者和新时代思想传播者只能是我们屈尊俯就的对象或是娱乐的资料。我们似乎能在这些多方面的现象后面--现在我们用难堪的沉默这种谨慎技巧来掩盖对有关的历史、地理等等的无知--认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一种在今天人们的自我意识中潜在的致命缺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在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就教导神魂颠倒的公众说，现代科学思想本身包含着会导致西方不可避免地没落的毒素，他称这为"形而上学的穷尽"；而马克斯·韦伯则宣称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将世界系统地" 祛魅的过程"，结果将丧失"在纯实用和技术价值之上的任何意义……［一个］在利奥·托尔斯泰的著作中提出的最原则性的问题。" 6 在到了20世纪的末尾，我们将发现广泛地缺乏对科学本身的正确理解也许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源泉，要么是我们文化没落的一个显示真情的象征，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吗？

　认为单独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复杂的社会发展是大大的过分简单化；但是人们必须不忽视它，把它作为我们考虑的一部分。而且这并不是人们不熟悉的观点。对［理性］枯竭或被放弃的命题以及它在早期历史中的类似物的最雄辩的分析之一可以在E·R·多兹的书《希腊人和非理性》 7中题为"害怕自由"的最后一章中找到。在荷马时代之后，公元前6世纪希腊启蒙运动的兴起，是以"希腊人中用理性思维取代神秘主义的进步 "为标志的。但到了伯里克利的统治终结的时候，潮流逆转了，传授天文学或对超自然现象表示怀疑又成为危险的事情了。宗教膜拜、占星术、巫医和其他类似的实践是长期没落开始的征兆，多兹称这为"非理性的回潮 "。接着，多兹问道，我们现在是否已进入了理性主义第二次伟大实验（一般将这等同于科学革命和启蒙时代）的末尾阶段？甚至这儿是否有类似于古代打开深渊的理由之一--即" 当知识分子进一步撤退到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从柏拉图后期开始］，大众的心灵就日益没有自卫能力……而且没有领导，愈来愈多的人在解脱的叹息中复归到原始的快乐和舒适之中" ？

　到15世纪后期，"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理性主义同大众信仰的回归征兆相匹配"。二者之间的鸿沟扩大到"接近于完全分离的状态"。在一个官吏们没落的时期，群众在精神上失去指导，成为占星术之类广泛传播的捕获物。大部分是由于"政治条件：在罗马征服希腊前的痛苦的半个世纪当中，特别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将要发生……有一个世纪或者更多，个人曾经面对面地看到他自己的思想自由，现在他从可怕的前景之前惊吓逃跑--占星术的僵硬的定命论比日常责任的可怕负担要好得多"。自由并不导致确定和安全。在这儿，谁会不听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大审判官雷鸣般的声音？

　只要群众还有自由，科学不会给他们面包。最后，他们把自由放在我们脚下并对我们说：" 把我们变作奴隶，但要给我们食物……"有三种权利，也只要三种权利，就能够征服并永远俘获这些无能的、为他们的幸福而造反者的良心--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人们可以不理会这些阴暗的想法而指向光明面，尤其是高科技在实用上普遍受欢迎的魅力。尽管美国只有一半的成人人口相信人类是早期物种进化的后裔，尽管有一半美国人在知道正方形一边之长后还难以确定另一边之长，美国公众在民意测验中，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中（例如法国和日本）的公众，一般表示更相信科学技术的潜力是一种好的（至少在抽象的意义上）力量。从这一事实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宽慰。这种未通报的关于公众兴趣的论断并不因有文件根据的、有关科学家的矛盾感情而有什么麻烦，他们对科学家的感情要消极得多。在今天的美国，或许是宗教而不是科学，才是私人和国家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就像17世纪的清教徒那样--正如托克维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书。--译者注

　在19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样。现在，我们的成年人中有1/3（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福音派新教信徒）说他们是"重生的"信徒；一半以上的人相信通过祷告每天出现奇迹的可能性；60 %的成年人说他们相信地狱对于要永远受罪的人是存在的。每年个人捐赠给宗教机构的财政支持现在已超过750亿美元。但在这儿又是这样，人们很少意识到有什么矛盾，尽管事实上现代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很大一部分正是从对这样一些矛盾的反应中演化出来的，而且确实仍然因为不能在科学和信仰这两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之间的鸿沟架起桥梁而痛苦。与此相对照，一般美国人的绝大多数，据报道在这些不同的力量之间完全不感到有什么冲突。8

　类似地，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是反科学的思想在美国很流行，但也有重要证据表明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或铁板一块式的态度，而是一种潜在地对立意识的共处。我们将看到，这适合于要求变革的战略。就像地壳中不同构造的板块往往以相反方向运动，有时产生灾难性后果一样，今天组成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并不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正如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审判官知道，自由的以启蒙为基础的观点如果认为它已经胜利，那么它就是欺骗自己。确实，20世纪后期浸染了"亲科学"观点的世界图像是处在颇为脆弱的少数派地位，只要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没有设法创建充分有效的机构或其他思想论坛，以供他们讨论或与别人讨论科学在这些方面的力量和局限性之用，情况就是如此。（在大多数主要大学中的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的令人不安的小小的立足点，正是这种不受重视的一个证据。）

　作为对立观点的反科学：否定科学合法性的力量内部矛盾的证据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必须把反科学现象放到另一个分析层次上。为了用更令人满意的术语来理解反科学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我们文化的未来暗示着什么，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认识开始，即没有一文化可以是真正地在反对"科学"活动的意义上反科学的（例如，在《美国英语遗产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Language］中，把科学定义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述、实验研究和理论说明 "）。尽管某些科学哲学家将为这样一个定义的某些方面伤脑筋，我却甚至在最狂热的"反－科学家"那里，也未发现他们号召反对这类活动本身。此外，反科学现象也决不仅仅是"正常的"世界观的不完备的、或愚昧的、或受损害的形式（而许多人认为"正常的"世界观标志着历史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相反--且把平庸的、相对无害的、或愚昧的变形放在一边--更有深度的所谓反－科学家所提供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清晰表达的、功能性的和有潜力的对立观点，其中存在着一种对非常不同于常规科学的"科学"的忠诚。那种对立观点的历史功能，不下于在广泛意义上否定（常规）科学的合法性：这种否定扩大到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而首先是它的经典的、固有的扩张主义野心，即要规定人类进步的意义和方向的野心。总之，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一场古老的、持久的、顽固和难以好转的战斗。许多忙于在他们的实验台上工作的科学家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感到惊讶。但是，纵观历史，每一个大社会都经受过相竞争的党派在三个标题下的争论：即权力、生产和信仰。科学远非仅仅是实验室墙内愉快的活动，几乎比任何其他活动更深刻地牵连到所有这三个方面。自17世纪以来，科学已日益进攻性地申言在三者的每一方面的优先权，毫不顾及以前占有者的权利。自从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以来，他们分别承诺全能和全知，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呼喊着这些希望，科学和科学驱动的技术已经艰辛地深入到整个权力、生产和信仰的三位一体之中，并且改变了它。17世纪的科学家要求人们重视他们，主要的根据不是他们能更好地计算行星轨道和炮弹的轨迹，而是他们在取代整个前科学信仰体系方面的作用。自那时以来，三个多世纪中，他们已指出了他们的宏伟纲领，要形成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笼罩一切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计划当然引起了西方社会以前的主要文化主宰者的反感，他们一直抗拒要他们靠边站。在19世纪，科学的主张逐渐世俗化了，但在其他方面只是扩大了它的野心。詹姆斯 ·弗雷泽（《金树枝》［Golden Bough］）的作者）教导说，西方的文明已经成功地通过了从神秘到宗教到科学这几个阶段。当然，他是错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三种制度的沸腾的混合物之中，作为我们文化基础的它们相互之间的挑战和彼此试图否定对方的合法性的尝试仍在继续。因此，19世纪的浪漫派艺术家要用他们所谓的视觉物理学来取代当时的机械论物理学，例如诗人布莱克就认为，牛顿、洛克和培根是"地狱中的三位一体"，他们对人性有撒旦般的影响。与这些信仰相类似，人们在19世纪看到了催眠术、骨相学、桌上招魂术和电创生命形式的盛行。今天，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反对他们设想的今天科学在我们文化中的霸权。这些群体并不形成协调一致的运动，而且确实彼此都相互不感兴趣；有些人集中注意科学的认识论主张，其他人注意科学通过技术所产生的后果，另一些人则仍然盼望回到现代以前的浪漫主义的科学版本。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一共同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以它自己的方式所提倡的全都是科学的终结（如我们所知的）。这就是使这些根本不同类的集合体在操作上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的缘由。这一当代的反对派、这一群反正统者的最突出的部分有四个。从思想上最严肃一端开始，有一类现代哲学家，他们主张科学现在能够要求的地位不过就是一种"社会神话"的地位 --这是玛丽· 赫西9所用的术语--更不用说科学社会学新的一翼，他们希望，用布鲁诺·拉图尔的话来说，"要废除科学和小说之间的区分"。10第二部分是，有一群与社会脱节的知识分子，人不多但很有影响，其中阿瑟·凯斯特勒是突出的模范。对他们来说，注定无知是最坏的创伤。但是，新知识非凡的增长率和我们作为教育者有污点的记录已经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且，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体面地承认，他们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羞辱"。11这样，强有力的知识分子，在前几个世纪中他们是科学的朋友和最有用的批评家（考虑更周到的文化批评家仍然如此）发现他们已被抛弃了 --在恼怒中，他们写下了对科学的攻击，在凯斯特勒的后期著作可以找到这类攻击。第三部分是我称之为酒神们的复活，以及他们对从新时代的思维到渴望的东方神秘主义的类似物的奉献。12有些人的根源来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有些人的根源来自6 0年代的反文化；但他们全都同意现代思想最坏的罪过之一是，可以客观地得到数据的概念。第四群人也是很不同的，是运动的激进的一翼，由桑德拉·哈丁这些作家为代表，哈丁主张，今天的物理学"甚至是物理学本身的一个可怜的模型"。13对她来说，今天科学的致命缺陷是"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对科学理性进步的信念，它们已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地点，她写道，在这儿"［需要］一场比现代西方文化奠基人能够想像的一场更为激进的思想、道德、社会和政治革命"。14一位和她有类似心态的伙伴甚至走得更远，幻想科学是带有力、能量、动力或冲突这样一些想法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投影。这四类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相当大的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三个因素已为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感到沮丧奠定了基础，并且全都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两个是国际性的，第三个是美国本地的，而它们全都在那些有意使科学失去合法性的人们的手中起作用。

　第一个因素是，随着科学和工程现在成了现代生活（从生到死）和中心部分，广泛地关心科学驱动的技术的真实的或想像的后果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实际上有些后果还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首先加以考察并公之于众的。有趣的是，我们现在不太听到有关害怕机器将取代人的劳动的言论了，这种言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曾引起骚动。而今天人们更为关注的观点更加接近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后来在1937年他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K·T·康普顿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这种观点，罗斯福在那里写道，工程师的责任应该包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完美地适应环境"，和设计一种机制"来消除科学的影响引起的震惊"。15今天对工程的质问者往往走得更远得多，害怕技术的装置一旦使用不当能够导致野蛮行为的技术化，或者剥夺这个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通常心怀这类恐惧的小市民不相信绝大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已充分地致力于遏制这些威胁，或者制定政策的高级机构已经认真地考虑了他们的抗议。这就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因素，今天国际生态运动是这个因素的一个指标。甚至早在大多数科学家之前，某些批评家已直觉地感到支配地球上各种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相互联系的脆弱和细嫩，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修辞学可能并不是很正确，但他们的动机却是达尔文式的。对生态的系统考虑的需要，既是为了它的仁慈的意义，也是因为明显的威胁，这种思想还是颇为新颖的，到了20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出现为一种全球思维，而且一定会成为 21世纪人们主要关注的事情。当然在这以前已经有很重要的先驱，诸如约翰·米尔和帕特里克·格迪斯，他们以他们的地域性或可地域化的关注使我们有了思想上的准备。雷切尔 ·卡森甚至只集中注意某些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我们现在甚至更加珍视这些先驱者，因为他们为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意义作了准备，这种全球意义是从他们提供的信息外推出来的。我们现在知道一种对生态系统的比较局部的伤害，可以并且时常产生远胜过"顺风传播"的效果。人们在这儿想到原子弹试验中危险的放射性散落的发现；印度农民的灾难可追踪溯源到尼泊尔的非森林化；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人们和农业的影响；亚马孙雨林的大批毁坏的悲剧；汉福德工程的污染沿着莱因河、洛夫运河和许多其他地方的广泛传播；干旱与洪水与遥远地区不好的土地经营之间的联系；当然还有持续的--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奋起并大声疾呼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臭氧空洞和温室效应。那正在争取一种新的全球管理的道德观的公民们，一再发现他们在学术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只有比较少的明显的和直言不讳的同盟军，而在实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则更为稀少了。

　最后一个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随着许多科学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在美国的反应中引发了某种事情，这或许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但实际上是基本健康的--这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怀疑，就像对任何形式的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权威的怀疑一样。正如机敏的政治科学家唐·K·普赖斯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往往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反应，这植根于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哲学。美国从一开始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最盛行的态度本质上是否定的，而且我们建立政治制度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反对中央集权的主张。在共和国的头一个半世纪中，科学家被看作是体制外的人，甚至是一种反对已建立的权威的力量，是向一切教条挑战的人，也是创建这个国家的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继承人。约瑟夫 ·普里斯特利作为一位化学家、政治作家和神学家都是同样非正统的，当他逃离英国时，暴民们摧毁了他的房子、图书馆和实验室，当他作为一位反对国王和他的教会的不同政见者到达美国时，托马斯·杰斐逊拥抱了他。科学家成为进步信念的继承人。但是，普赖斯说："在过去的一代，对这种传统有一次尖锐的决裂。"16当科学家的人数大大超过过去，而他们的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不再认同不同政见者，而是认同权威。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力量，科学家--他们慢慢地理解这种反应--已日益成为怀疑的对象了。关于世界图像观念的一个框架

　这样，否定常规科学及其主张的合法性的力量已从历史新近的各种发展得到了有力的帮助。人们对多方面的反科学现象的下一步考察取决于一组观念和公设的使用，在这里我只能对分析的基础作一略述。下面就是纲要性的介绍。

　1.虽然个人在实际的相互冲突的社会实在中的行动，不能用简单的术语加以说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其他领域中的研究却告诉我们，意见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一个一般健全的、地图般的有关个人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的基本信念的群集指导的。这是实在的一种表象，在这个实在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事件并不仅仅是在那儿发生，而且它们还有意义，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那种意义。"17

　例如，对美国个人价值一览的研究表明，在一些个别案例中，人们能够识别一个一般世界图像中一些首要要素的群集，诸如爱国主义＋宗教＋国家安全＋稳定＋"道德"，人们可以用传统主义一词把这些要素作一个总结。

　2.形成个人精神地图的基本信念群集不一定是内部一致或互不矛盾的。恰恰相反，十分像是有内部矛盾，甚至可以拥有奇特的过量的矛盾，而且往往拒绝否证。这方面的例子有，实行奴隶制而又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在纳粹德国，德国科学家积极参加"纯化"科学的运动，更不用说训练有素的德国医生在参加种族灭绝时却把他们自己看作是社会的" 医治者"。

　3.基本信念的单个集合不一定在时间上是稳定的。可能有显著变化；人们有时能够通过根本不同的信念体系之间的屏障。俄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年轻时自认为是伏尔泰和他的启蒙观点的忠实"信徒"；后来，她愤怒地把他的半身塑像丢弃到屋顶室中。

　4.一个人的基本信念的群集，在一个观念化世界中组织起来的信念体系，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有用的名词世界观或世界图像或 Weltbild,但现在多少失去了基础（至少在英语中是如此）。这一概念同罗伯特·K·默顿的重要概念思想感情（sentim ents）或者"一个感情上首尾一贯的思想感情和信念的环节"有相当大的重叠；这些以言词或行为支持并表达它们自己，而行为"又反作用于思想感情，加强、塑造并且有时改变着思想感情，因而整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18

　 5.任何两个人的世界图像可以大部分（如果只是暂时地）相容，或者相冲突，或者彼此互不相关。

　6.一个特定文化中，在任何特定时间，许多部分重叠的个别世界图像的群集是可以识别的（例如，"环境主义者"对"热心开发边疆者"，或者"传统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者"，或者"家庭趋向"对"成就取向"）；但是人们有时或许可以通过回想比在当时更清晰地在这些竞争的群集中认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像，它可以表示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至少可以在流行的世界图像中认出占统治地位的成分集合。

　7.因为在一个大的集合中会出现一些个人的变形，而且每一个世界图像有许多成分，没有单个的变形有资格被认为是"纯粹的"案例。

　8.各种各样的单个的图像中的每一个，包括它们的科学的核心，是在它自己的术语中内在地起作用的，虽然从不同的世界图像的观点看来，可以认为它是不合适的。因此，一个海员仍可以用地心模型来适当地计算方位。墨西哥的辛涅坎特科·马雅有一个符合要求的地震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立方形的大地的四个角据说是放在四个巨人的肩上，地震则是由于这四个巨人的突然的运动。类似地，未受教育的但一般强烈地"亲科学的"儿童和"科学上无知的"成人的科学观念形成一个复杂的但在功能上是科学蒙昧的状态。19在科学蒙昧状态中，自然界的事实形成一个像是无限的、原子的、无联系的集合；物体如不继续推动就会停止运动；电流过电线就像水流过管子，只是要快得多；空间是个大容器，其中物质在时间的开始就出现了；时间到处是一样的，而且不可改变地按它自己的方式向前进；概率和定标度的概念几乎没有，科学和技术很难区分；因果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有效，但是深奥不可测和有奇异魔力的事物偶而也进行干扰；科学提供了真理，但是时而以前所知道的每一件事物结果却完全错了，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来找到真正的真理。如此等等。

　9. 没有世界图像是真正反科学的，只要它总有一个核心成分包含了关于物理和生物宇宙的一个功能性的原始－理论。

　10.世界图像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它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并使之起作用。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说："于是，世界观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观念，当它在历史上可行时，就把一群人的意象整合起来。按照我们的公式，它使训练有素的人们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它释放一种联合的眼光，以增进历史的实在感；它使一种日益扩大的伙伴关系及其强烈的工作承诺具体化。所有这些倾向似乎确认了某种历史真理，而这在以前只是直觉地领悟的。"这样，埃里克·埃里克森指出，个人"能够夸耀世界的中心之感，但在行动上留有余地"。20正如对科学家或者任何其他群体一样，世界观也把对立的眼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体和共同行动的意念。

　11.既然按照定义，世界图像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它能够（而且时常做到）排除个人的经验的私自的、私人的、想像的部分，?例如一个人与艺术的相互作用；世界图像的目的首要的是公众的、社会的和认识论的。

　12.个人的和共同体的世界图像二者，都相对于它们的对手和对立面，定义了它们自己。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在语言的字面上为真（注意词典的原始结构）--对于一些科学史家是熟悉的，他们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科学的世界图像的兴起是以同它们的对立面（通常是它们的先驱）划清界线为条件的（例如，相继的系列是牛顿派的、浪漫派的、机械论的、电磁论的、相对论的、经验论的世界图像）。

　13. 科学的世界图像，不论是否"适当的"或是"现代的"，是个人的一般世界图像中嵌入的部分。

　14.在一个世界图像的一般成分和科学与技术成分之间通常有某种可信的联系。（这不仅仅是由于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有反对使用汽车、电话和室内抽水马桶的怪癖；它们不适合于他的受传统束缚的精神地图。与此相反，彼得·加利森已经证明，人们能够在一个现代世界图像中找到科学、认识论、建筑和自由政治的连贯性。）21

　15.可是，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案例中有这种连贯性。（注意，例如时常遇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神创说＋高度关注技术的群集这种起初令人惊讶的倾向。但是有政治目的的反科学运动可以在战略上利用科学。）

　16.对于大部分人口，偏爱占星术、神秘主义、信仰治疗之类是一种世界观的一些仅仅形成表面现象的态度，或者是它的一些副产品。它们受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像中的更基本的信念集的滋养。但这样做是"亲科学的"态度。

　17.如果一个世界图像不包括标准的西方科学世界图像作为它的成分，那么它大概会被那些其世界图像包括标准科学世界图像的人看作是一种对立的世界图像。

　18.但是情况是对称的：二者之中的任一个可以当作另一个的对立的世界图景。

　19.也许使用替代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一词比反科学一词更为适当，但是替代一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这样一些观念同"真实"科学在同一本体论的或实用的层次上。因此，人们宁可用类科学（parascience）一词。

　20.在任何世界图像的核心处，作为它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主要认知结构，有一组基旨概念和预设，这些大部分是无意识地提出的、不可检验的、准公理式的基本信念，被它的信徒发现是起作用的。在科学世界图像特例中，这些基旨假说或基旨命题的例子在不同时候有基于不同基旨的解释方案，或者基于基旨"阶层论"，或者基于对立的反基旨"整体论"；机械论模型或是数学模型；偏爱活力论或是唯物论；进化或是稳定状态或是退行进化。22与此相对照，在一以宗教为基础的世界图像中，按照格哈特和罗素的意见，"关系的基旨 "要"显然从……称之为传统教义的：上帝、天恩、原罪开始。用更哲学化的语言来说，例如康德所说的，它们是上帝、自由、不朽；或者用当代的话来说，神圣、世界、人类。这三种表述不同的基旨，是一个代表性的一览表，而不是全面详尽的一览表"。23

　21.将一个世界图像同它的对立的、替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分，最基本的东西是，在第二个世界图像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反基旨，以替代第一个世界图像中的基旨。

　22.一个世界图像和它的对立- 世界图像可以互不相容，但它们不是在逻辑上不可通约（例如，像卡尔·萨根这样的环境主义者和像爱德华·特勒这样的热爱技术者，一般并不因对他们的概念或目标的相互误解而彼此分开）。

　23.正如个人的世界观可以随时间而变化一样，一个群体对世界图像中一个特定的基旨集的忠诚也是依赖于时间的；那就是说，一个共同体坚持一个世界图像中某些基旨的强度可以衰减，而另一个共同体中它们的对立面却会增强。这样，一个似乎是"新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像可以在一定期间占据中心的舞台。（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接受了伽利略审判中所拒绝的许多要求，包括科学发现的平等地位和权威性。）

　24.对于一些个人和一个共同体，对于一个世界图像中一个特定的基旨集的忠诚，有时都能够看作是同外部条件（例如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的变化相关联，这些条件检验现有一般世界图像的功能性或向它挑战。（例如，在新世界探险后广泛接受哥白尼学说；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动乱之后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和哈普斯堡皇朝崩溃后实证论的兴起；在大萧条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反科学运动在美国到达了极盛期；刘易斯·芒福德从早先的技术学者转变为60年代的反科学批评家。）

　25.此外，在一个既定的世界图像中，对基旨的忠诚的变化可能会揭露或加深原有的内部矛盾或冲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拥护整体论的反科学运动的兴起；1945年公众对核"胜利"和科学的短期的热情和在广岛后时代对这些事件长期的重新评估；在东欧废除国家意识形态之后，潜在的种族、宗教和地区的对抗再度浮现。）

　26.由外部压力促成并增进对一个世界图像中的内部矛盾后的认识，能够为最有效的教育干预的发生提供机会。（正面的例子是甘地和马丁·路德 ·金的战略。）这样一种干预（而不是简单地试图"纠正愚昧"或"排除错误"）是最有前途的处理机能失调（包括贬低常规科学并否定其合法性等症状）的方法。有一种对科学的态度包含有内在的议事缺陷，甚至不能排除比较简短的干预。公众议事日程基金会1980年开始的一个示范实验提供一个揭示真相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有全美国不同城市参加，每个城市选9-14名代表，6个这样的代表组被召集起来开展广泛的讨论，来决定一些政策或道德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相当大的成分看来需要有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例如，有关老年问题、可裂变物质同位素的分离等日益富有迫切性问题研究所需的智慧）。在晚间的开始，参加的几个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可预料到的未经考虑的反应，揭示了通常对科学技术无知的程度，就像在许多民意测验中发现的那样。但在晚间的结尾，在各组被迫在已有的解释材料的帮助下，对有关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进行争论，并且彼此争吵，对同样的问题进行第二次表决。结果是第二次表决（ "经过考虑的判断"）的结果同第一次表决完全不同，接近于专业科学家小组关于同一问题独立判断得到的结果。因此，通过某种关照和资料来源，人们可以希望"处理好"有社会和政治维度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即使在一个比较简短的时期之内并且是明显准备不够的小组。24

　27.一个社会或一个共同体在既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图像是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已经研究了该社会或共同体所谓的特定历史的"特殊论" (the specific his toric"particu larisms")或 "例外论" （"exceptionalisms"）。这对美国来说肯定是真的，美国的例外主义更是如此，从殖民时代的开始，已经密切联系到科学思想和其社会组织。美国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令外国的观察者困惑不解，诸如美国的缔造者渴望有一部反映牛顿的物理学和宇宙论的宪法，以及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类似中央科学部的机构，这些事实大大地影响了科学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25

　类似的例外主义也曾在苏联运作，因为它也（以它自己的方式并得到很不同的结果）在建国之初，把它最初的希望立足于据说是从科学得到教益的基础之上。

　最后，在一个个人的或共同体的一般世界图像中，科学和政治的成分往往寻求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当这些成分的每一个都很好地建构时，这可以产生更大的一致性；如果这些部分自身每一个都处于混乱之中，那么它的整体也可以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整个世界观突然发生灾难性转变的潜在可能性。26什么是现代性？一个社会学观点

　为了帮助我们认真地思考科学和反科学的支持者之间的对抗，我们已概述了一个框架，现在我们要转向寻求对科学无知或对科学抱敌对态度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一般世界图像。这里我们立即遇到一个假说，对科学观点的敌意或不感兴趣主要指的是反对一种世界观，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一词来表示这种世界观。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的必然等同于更好的 --今天有一些很明智的人并不迷恋于现代主义27--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否认人们将因定义这个麻烦的概念而倒霉，至少在艺术史中在现代和当代之间划界是极困难的。然而，我们至少必须指出，人们可以在哪里以一种操作的方式找到它。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在当今广泛接受的一般世界图像同它的各种各样的反对者之间的竞争中，有一个区域，在那里挑战是强烈的，有一个当代性的移动的界面，在那里有一种潜在的或真实的对抗状态。用一个通常的但不合适的术语，那是在"传统的"和"现代的"之间，以及"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作出区分的舞台。这种有时很令人动感情的遭遇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通过个人的经验都是知道的。今天对于某些较年老的人，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勇敢地拥抱超越当时居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的新观点或许可以由他们不顾一切困难支持弗洛伊德、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布莱希特（Brecht）、格罗皮厄斯（Gropius）、乔伊斯（Joyce）……以及从约翰·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自由的历史理论作为例证。而且他们看到，随着前沿的移动，新一代人现在认为这些东西大多是过时的风化物，已被新的反正统者 (拉康［Lacan］?约翰· 凯奇［John Cage］?罗伯特·威耳孙［Robert Wilson］?等等)推到一边。

　真的，现代主义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概念，呈现出一直变化的面貌。用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现代主义经受了没完没了的试验。当伽利略提出后来成为我们的"现代" 科学世界图像的一部分的四个伟大的新奇性--自然界的定量化、自然界的力学化，使直接日常经验的世界同科学的世界保持距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世俗化--时，当时意大利已确立的观点（以耶稣会士科学家的深奥工作为代表）发现它自身同伽利略的新奇性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当时有现代这个术语的话，那么耶稣会士也许会称他们自己是现代的，而称伽利略为后现代的。与此相类似，牛顿的世界对于18世纪的普通人来说，就像夸克和10维空间对今天的非科学家一样。很少有人怀疑，每天"现代"人，带着他和她的缺点，慢慢地在西方走向前台。我们最初看到现代人是在，例如，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他在其中细致地尝试现实主义地再现现代人--这部小说在19世纪50年代是太先进了，结果使福楼拜受到控告。福楼拜的现代人--是书中唯一一个在横扫了一切其他人和他们的世界的普遍的大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角色--是一个第二流的、偏激的药剂师奥梅斯先生，他向"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的上帝的宗教……和1789年的不朽原则"忏悔。最后，只有他和他的家庭"兴盛而快乐，……只有他们万事顺遂"。他的儿子，名叫拿破仑和富兰克林，"在实验室中帮他的忙……而且能一口气背完毕达哥拉斯表"。他百折不挠地把他对苹果汁的制造和植物上小虫的行为观察寄到科学院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祝贺这个新人的高升："他刚刚荣获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进入有关现代主义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的争论的每一个方面。为了适当地规定现代人在我们的历史阶段的精神地图，人们确实必须把几个不同的点连成三角形。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通过寻求从仅有的两个基点出发的视线的相交来得到关于" 现代的 "一个操作概念，一个基点是社会学，另一个是思想史。我们现在将简要地看一看从每一个基点得到的结果--而且将发现这些结果趋于一致。

　社会学进路的一个例子是阿列克斯·英克尔斯和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的先驱性工作，该工作是从《变成现代的》（Becoming Modern）一书的开始的。28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英克尔斯小组的结果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9通过考察6个" 发展中 "国家（从智利到以色列和印度）的每一个当中的1000人，研究者们寻求跨国家跨文化的结果，它们将揭示"人类当中不仅是潜在的而且……还是现实的心灵统一体"。因此一个在一种文化中是现代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也会被承认是现代的，除了"他的文化在其他方面已经赋予他的独特的态度"（p.118）。

　在我们的时代，跨文化地定义某个人是现代的已出现四条基本标准：是一个知情的参与活动的公民；有明显的个人有效感（感到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中的事件）；高度独立和自主；对新思想和新经验抱开放的态度（"认知上灵活"），包括对技术创新和对以前神圣的或禁忌的对象的科学探索显示特别的兴趣。某些现代机构（例如工厂）的明显特征需要并加强上述标准的特性，而上述特性也反过来需要并加强现代机构的特征，这些现代机构" 需要这样的个人，他们能遵循固定的进度表，遵守抽象的规则，根据客观证据作出判断，并且听从不是由传统或宗教批准而是由技术上胜任而使之合法化的权威，"（p.4）。正如人们会期望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主张工业化和官吏制度化，往往会重组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之合理化，在这项研究中确认的现代人的个性适合于现代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秩序的规范，这种工业秩序要求接受的条件，作者把它们规定如下：个人的可流动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准备适应变化；一种创新的以及功利主义的精神；对人们之间的非人格化、不偏不倚和差距的容忍。这些同部落或旧秩序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特征就是被动性、安于现状、个人服从上级的权威。

　在那些研究中也使用的分析标准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标准，对各种题目掌握的信息量；面向现在或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重视技术技能和教育；对人有可能控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信念；长期规划；科学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对物理、生物世界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因果规律性的信念。并不奇怪，与我们强调一个世界图像中一般部分和科学部分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一致，我们发现按照上述定义的现代人在下述标题下也显示出特征性的行为和见解：血缘关系和家庭（由于可流动性对大家庭的威胁等等，但是加强了直系亲属之间的联系），女权（包括支持节育），宗教（增进世俗化），政治（渴望参与），和社会分层（社会地位同技能和教育相联系）。

　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到的关于这种"现代人"的跨文化的心理社会肖像画出了一个颇为前后一贯、内部明晰的世界图像，即使它只适用于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此外，由于作者们所给出的一些理由，诸如人们集中于那些国家当时的个别工作，所研究的样品显然只包含男人，作者们明确表达这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并且需要在未来作更多工作，他们也指出初步的证据，"对于妇女，最终会出现的样式大致类似于我们在男人的案例中所观察到的样式")（p.311）。我不知道在美国或欧洲的据称是更"现代的"人口中是否做过类似的有关现代性影响程度的经验研究；但是在欧美，无疑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要么甚至不能适当地符合这里所描绘的现代性的范例，要么至少相互抱有自相矛盾的态度。30

　我们人口中的一部分的最明显的反现代的特征正是，他们在他们的世界图像中支持各种形式的从占星术到"加魅"科学的类科学--支持必然与上述现代性标准（诸如容忍非人格化和重视［常规］科学本身，特别是对物理－生物世界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因果规律性的信念）相矛盾的要素。例如，考察一下容忍非人格化的标准。在现代世界观的科学部分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之点。或许科学方法的最基本的方面是，不管一切个人对做这种事的感情和心醉神迷，相对于私人的愿望或个人的差异而言，结果是完全不变的。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说到他"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之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的目标浮现……在我的心目中"。31

　而马克斯·普朗克，为把量子化引入物理学道歉，说他首要的动机是寻求"绝对"，即寻求这样一种知识，它不仅对所有的人都成立，而且如果有地球外的生命的话，对它们也成立。32容忍非人格化是常规科学的核心；但从类科学的观点看来，这是极其可厌的，因为它赞美的焦点是人，它甚至把"意识"引入原子，并且有其他的准－万物有灵论思想。插曲：简短地重访占星术

　让我们看一看对占星术的信念--它本身通常是无害的--它暂时代表整个类科学，我们可在这里暂停一下，强调一下一个幸运的例子刚刚作出的几个观点，这是由小说家（并且是前工程师）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一篇论文中提出。33在幽默的掩护下，他揭示了我们关于现代主义特征的一览表（作为一方）同作为类科学的基础的愿望（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一篇讽刺性的雄辩的演讲辞，它呼吁的不是别的，正是科学的终结。这是冯内古特几年前对本宁顿学院毕业班的一次讲演。在他的演讲中，他说： 169 如果政府把它用于科学的钱取出来用于占星术和看手相，我们就会安全得多。过去我曾认为科学会拯救我们，而且科学确实试图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任何更巨大的爆炸了，不管是为了民主或反对民主。只有〖KG1*4/5〗[ZK(] 在迷信中才有希望。如果你要成为文明的朋友，那么就要成为真理的敌人，热衷于无害的梦呓。我恳求你们相信下述迷信中最可笑的迷信，例如，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的最宏伟的梦的实现者和阻止者。关于占星术和看手相：它们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使人感到生动活泼并且充满可能性。它们是共产主义的最佳状态。每个人有一个生日，而且几乎每个人有一手掌。例如，让一个单调乏味的人，生于8月3日，他是一个狮子宫。他骄傲，慷慨，信赖别人，有活力，专横跋扈，并且有权威性！所有的狮子宫都是如此！他是受太阳统治的。他的宝石是红宝石和钻石！他的颜色是橙色！他的金属是金！这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向你展示他令人惊异的手掌。他有一条多么奇怪的手心线！警惕啊，姑娘们！你曾经见过一座像这样的月亮山吗？哦！这是某个人！

　冯内古特用赞美艺术来结束他含蓄地反对科学的例子，他说，艺术的目的170 同占星术一致，为了使人类显得比他们的真实状况更为奇异，就要弄虚作假。舞蹈家向我们显示，人类的动作比他们真实的动作更为优雅得多……歌唱家和音乐家向我们显示，人类可以发出比人类的真实声音更美妙动听得多的声音……如此等等。艺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不管他是否在那里。

　他说，但是，科学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军事科学把人当作垃圾来处理--对他的孩子和他的城市也是如此"。现代性：一个哲学家的观点

　我们将很快回到这个含蓄的文本。但首先我们需要完成我们答应过的关于现代主义特征的描述，现在要从不同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即从思想史和哲学的观点出发。这里的时代背景稍有移动。同前面的说明不同，不直接用20世纪的术语来定义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这儿被认为更像从人道主义向理性主义过渡的持续的继承。我从大量文献中选了一位作家，是因为他对反科学现象不抱同情态度，他所取的立场多少是在两个极端中间，一个极端以莫里斯·伯曼在《世界的重新加魅》34一书中的立场为标志，另一个极端则以维也纳学派的实证论者的最热诚的残存者为标志，他们是从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点"传下来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讨论过这个宣言。我选择的作者Ⅰ是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在他的书《国际都市》（Cosmopolis）中，他试图找到"现代性的隐蔽议程"-- 该著作的副标题。35 以一种坦诚的思辨但一般是明智的方式，他确认了在思想史中后笛卡尔现代主义的主要要素的兴起，他称这种现代主义为"高级现代性"。

　171 "现代框架的材料"有两类，分别关注自然和人性。关于第一类，现代主义（如图尔敏的定义)是以下列信念为特征的："自然界是受在创世时就设定的固定规律支配的……物理世界的物体是由惰性物质组成的；所以，物理客体和过程不会思考"，等等(p.109)。关于第二类，我们发现："关于人性的'人的'东西是他有理性思考或行动的能力；理性和因果性遵循不同的法则；所以人类过着混合的生活，部分理性的和部分因果性的……情感典型地阻止并扭曲理智的工作"等等。图尔敏认为，但这不再是不受挑战的情况。后笛卡尔框架的材料开始渐渐地被拆除了，特别是在这个世纪，在我们的时代，在现代性的遥远的边缘让位给他称之为"重新发明的人文主义"。跨越了整个过程，从惰性物质的中心地位到把理智同情感分离，20世纪的科学家们自己又为反对这些学说提供了弹药，他们已从历史的、具体的、心理的移向形式的、抽象的和逻辑的；从寻求压倒一切的确定性和知识的统一到接受特定的非决定性和平等的各门科学的联邦。今天的反现代运动，在这种分析中，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它容忍不确定性、歧义性、多样性，它缺乏严格性并赞成蒙田式的怀疑论。这是这样一个运动，"它要重新整合人性和自然，恢复对爱神和情感的尊重，恢复对有效的跨国家体制的尊重［"在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30年大屠杀"之后］，……接受科学中的多元论，最终放弃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和对确定性的探求"（p.159）。60年代兴起的反文化运动--代表了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反科学现象的东西--因此不能仅仅看成是青年文化的瞬时效应，也不仅仅是当时对越南战争的反应。而是现在"垂死的世界观"的三个世纪之久的统治解体的标志，是一种把17世纪用二分法分开的东西重新统一起来的尝试，诸如"人性对自然，精神活动对它的物质关联，人类理性对行为的情感源泉，如此等等……在300年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接近我们出发点的地方"（pp.161,167）。

　至于今天的科学，只要仍植根于经验，它现在就能摆脱任何限制思辨的预设："我们从排它的理性主义的理论议程中解放出来了"（p.168）。按照这种见解，理性主义结果成了不是别的，只是一条歧途（Holzweg），正如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他的论现代世界图像的论文中的原来标题中所提出的那样--一条危险的迷失在森林之中的道路。我们一定不要梦想有一组唯一权威的原理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基础，正如我们现在也一定不要有一个普适主义的伦理和政治理论一样。但是，图尔敏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注定要回到笛卡尔和伽利略所反对的世界图像，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告别理性"，甚至也不是我们必须进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那种蒙胧和混乱的状况。我们要作的选择不是在理性和荒谬之间，也不是在理性和混乱之间。恰恰相反，图尔敏提出，移去现代性的脚手架，可以使现代性本身"成熟起来" ，现在在它的议程中吸收解放的思想和对平等主义实践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尔根·哈贝马斯从他自己关于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实际上把平等主义的实践当作现代化的关键性观念）。人们得出结论，这意味着，例如，重新确定某些科学研究的方向，从而使它们同困扰着人类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正如在论"杰斐逊"式研究纲领的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

　现代世界图像的成分和它的替代图像的成分从两种很不同的基础出发，对现代性概念的两种分析，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共同性。我们的社会学家把现代性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达到的人们所喜爱的最终阶段，看作是一种嵌在实践之中的、和善的社会发展，通过这种实践，我们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公民都能够期望摆脱过去以无权、迷信和无知为标志的封建的痕迹。另一方面，我们的哲学家，仔细考查了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发现它在两个世纪以来到达了它的顶峰，并宣称它现在从高级现代的顶峰衰落下来，因为人类的理智不足以支持那些大梁。第一种人认为，在一个正在运作的世界图像中，西方科学仍然是一个牢固的重要支柱，而第二种人已准备好设想替代的模型的兴起，作为现代主义新阶段发展的一部分。第一种人认为现代主义首先是相对于我们的处境的早期阶段我们已得到的基地，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对于正在试图确立自身的"新阶段"，现代主义是一块正在丧失的基地。可是，除了这些差异，我们看出在它们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如果我们记住它们各自的时间框架和喜爱的视角的话。不管是正在运作的还是衰落的，二者各自的标以现代一词的世界观包含许多相同的成分--在两种场合，任何反科学运动都要同这些成分相冲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两种评论员都好歹认为是当代占支配地位的"现代世界图像"的大致特性（都带有很强的科学取向的成分）的主要成分、特征或倾向列成一个一览表--这种世界观现在受到了包围，一边是传统主义者，另一边则是自称的后现代主义者。下面我们将允许这样的情况，即在一个大的集合中可以出现个别的变形，并且很少人会以同样的忠诚拥有一览表中的所有成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记住，世界图像按照定义是一个体系，人们建构它是为了处理个人经验的公众的、社会的和认识的部分，而不是处理个人经验的、私自的、个人的和想像的部分。因此，人们一定不要期望下面枚举的世界图像的成分会谈到或涉及人们对艺术的个人的美学反应，或者当抓住科学发现时确实可能出现的一类超验的东西（如爱因斯坦在第四章中有关段落中所说明的那样）。那么这样一种有关表征现代世界图像的项目的一览表，用一种电报式的短语记载下来，叙述如下："客观性"有高的地位喜爱定量而不是定性地结果非人格化的、普遍化的结果（在有这种结果的地方）反个人主义理智化，抽象，离开直接经验的感觉世界（同马赫相反），非情欲的，非拟人的理性而不是道德主义的思维（其中理性是由怀疑论和意见一致这样一些边界条件在操作上限定的）问题－取向（同神秘－取向对立；同目的－取向对立）证明－取向（要求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倾向于精英统治的功能性；"理智和常规"；专业化相对于权威的怀疑论；寻求自主性以理性、启蒙为基础，反对把任何人或物神圣化倾向于容纳相反的见解（只要它被证明），但是仍允许争论和新的经验（J·布朗诺夫斯基称之为"理智民主"，而不是"理智专制"）科学知识导致权力（例如，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中的允诺）知识领域中存在层次，更基本的层次用作说明其他层次的根源公开声明世俗的、反形而上学的、"祛魅的"（F.C.S.席勒的《自然的无神说》进化而不是喜爱停滞或不连续的（"革命的"）变化宁可无自我意识，宁可非自反性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主动，进步（即在人权进化中，科学进步→物质进步→道德进步［同笛卡尔相反］）

　这些特征中的许多，彼此之间有相当明显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网络。而且，许多特征可以作深入探讨以展示它们后面的基旨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集作为一个整体，如此接近于我们在第一章中遇见过的经验论者的世界观，他们也许有某种道理把它看作他们长期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主要之点是这个一览表直接提示如何得到一个替代的世界图像的素描，这个世界图像是同样有作用并且在其内部是首尾一贯的--用英克尔斯的术语是"前现代的"，用图尔敏的术语则是"后－高级现代的"。我们只需要记住世界图像可以用它们的对立面来定义的。那就是说，人们只要一行一行地把每一个对应的相反的倾向填上就可以做出第二个一览表；这样人们就几乎自动地得到了对立的世界图像的主要轮廓，这个世界图像会把上面的一览表看作是"科学主义"而不屑一提。浏览一下也可以明白，暗示在这种对立建构中的所谓科学同我们的科学如此不同，就像占星术不同于天文学那样。前面所给出的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具有讽剌意味的文本，为我们准备了这种发现，本质上是反对第一个一览表而有利于第二个一览表的抗辨。表征对立观点的电报式短语（又是一个理想化的）集合，现叙述如下：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喜爱定性而不是定量人格化的，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自我为中心感官享受的和具体的，不是理智化的和抽象的崇尚独特性，而不是可普遍化性可接近所有人，不仅仅是精英或一种能人统治目的－取向或神秘－取向，而不是问题－取向对可证伪性检验兴趣不高以信仰为基础倾向于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体系，而不是容纳同等受支持的相反观点36 权力先于知识并决定知识，而不是相反在知识领域中不存在层次；它们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权威性等等。科学篡夺上帝的宝座？说明一个对立观点

　对信念群集的这一说明有助于理解某种热诚地表达的对第一个一览表所体现的建构的反对意见，这样一种反对意见的的范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诗人、剧作家和政治家瓦茨拉夫· 哈维尔新近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次讲演，以"现时代的终结"37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发表。它等于是展示对立观点的重要之点同时又看了一下它后面的动机；正如人们对这样一位作者所预期的那样，二者都以雄辩的口才作了表达，因此非常适合在这里作详细的引述。

　回顾一个世纪，特别是在中欧，其特点可以很好地表示为野蛮地非理性和兽性的力量，在那里成百万人的命运被威廉皇帝、希特勒、斯大林和他们的仆从一时的念头决定了。哈维尔认为苦难的主要根源正是第一种世界图像，即"理性的，认知的思维"，"非人格化的客观性"。他写道："共产主义的终结"已经带来了不仅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终结，而且也带来了整个现时代的终结。现时代一直被这种最高的信念所支配，这种信念曾用不同的形式加以表达，它认为世界--和存在本身--是一个整体上可知的系统，由有限几条普遍规律支配着，人们能够把握这些规律并为他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运用这些规律。这个时代，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启蒙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从实证主义发展到科学主义，从工业革命发展到信息革命，其特征就是理性的、认知思维的急剧进展。

　这又促成这种骄傲的信念的兴起，即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客观地描述、解释和控制存在的万物，能够掌握有关世界的唯一真理。这是一个崇拜非人格化的客观性的时代，一个积累客观知识并在技术上加以利用的时代，一个信仰经过科学方法的中介自动进步的时代。这是一个体系、制度、机构和统计平均的时代。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学说对实在的解释的时代，一个以发现世界的普遍理论为目的，从而找到使世界繁荣昌盛的万能钥匙的时代。共产主义是这种倾向的不近情理的极端……共产主义的崩溃可以看作是现代思想遇到了最终的危机--这种现代思想基于如下的前提，即世界是客观地可知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可以绝对地普遍化。这一时代已经创造了第一个全球的（或行星的）技术文明，但它已到达了它的潜力极限，过了这个点深渊就开始了。

　传统的科学和它通常的冷酷，能够描述我们可以毁灭我们自己的不同方式，但它不能给我们真正有效可行的如何避免它们的教导……今天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普遍性、客观性、普适性都处于危机之中……在现时代的创造、发展和保存的许多传统的民主机制同崇拜客观和统计平均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于它们能够抹煞人类的个性……尽管哈维尔进一步建议将"普遍系统解答的建构"或"科学的表象和分析"同"个人经验的权威"作可能的混合，从而实现政治的一种"新的后现代的面貌"，但是这里的主要意向同冯内古特的使人消除敌意的片断是同一类货色。哈维尔确认现时代的终结不要仅仅理解为恳求在两种竞争的建构之间形成某种妥协；在他更早的一篇明晰地探讨现代科学的地位的文章中，38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它否认个人经验--包括神秘的经验和绝对的经验- -的重要性，并用一种新的、人为的绝对（没有神秘性、没有主体性的突发意念，本身是没有人情和没有人性的）来取代作为世界的量度的个人经验的绝对。这是所谓客观性的绝对：对科学的世界模型的客观、理性的认知。

　现代科学，在建构它的普遍有效的世界形象的同时，也冲破了自然界的界限，［它认为］自然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由偏见组成的牢狱，我们必须冲破它才能见到客观地证实的真理之光……这样，当然，它把我们的自然界的最内在的基础当作仅仅是虚构而废除了，它杀死了上帝并在空缺的宝座上取代了他，以致于从此以后，是科学掌握了存在的秩序，成了存在的唯一合法的卫士，一切有关真理的唯一合法的裁决者。最后，只有科学超过了一切个人的主观真理，用一个优越的、超主体、超个人的真理（它是真正客观和普遍的真理）来取代它们。现代理性和现代科学，通过人的工作，也就是所有人的工作，在我们的自然界内发展起来了，现在又系统地把自然界遗忘了，把它否定了，贬低了，破坏了它的名誉，--并且，当然，同时也把它殖民地化了。

　像哈维尔这样一些呼吁的修辞学力量，由于上面两个一览表的不对称而加强了。下一步不难猜测。在整个历史的多种多样的案例中，敌视科学的意见为把对科学主张的反对意见结合成一个更大的可以容纳反科学或类科学的体系准备了基地。它们包括这样一些多种多样的案例，例如歌德的反牛顿主义，布莱克的视觉物理学、德国的"雅利安"科学，60年代反文化的信念体系，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联系的反科学运动，以及我们即将看到的今天的多种崇拜和信念中的（至少）一种。三类改进战略和它们的局限

　我们开始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多方面的反科学现象，即令是广泛传播，实际上也是一种大致无害的转向，或者，是否它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挑战的信号因此必须认真对待。现在，问题是清楚的。如果我们把比较不重要的（例如流行风尚、愚昧无知、平庸陈腐以及它们的商业利用）放在一边，我们就能集中注意伪科学或类科学方案，它们是由深刻的信念引起的。这些都是以比较稳定并起作用的、激励人的世界观为基础。正是这些可以指向当代文化的核心(例如类似的反文化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某些新文化运动正好有这种目的)。即使体现类科学的反建构今天在美国是少数人的观点，它们的设防固守生动地提醒人们想起一种古老的世界范围的斗争，即相互竞争的有不同文化主张的人想否定对方合法性的斗争。人们对这种斗争有多么警觉，当然取决于他对现代世界图像满意和忠诚的程度。这种冲突在不久的将来的可能趋向，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在反对对立建构的斗争中是否进行了热诚和成功的干预，或者取决于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整个儿说来是否继续对这个问题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就像他们为科学盲和一般文化盲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似乎只有三类干预办法有意义：1.传统的方法，现在已难以执行：早年形成的现代世界观会阻止对立世界观的吸引。这不仅意味着要有一个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建全的教育制度及早对孩子给予帮助（例如，以特别剪裁的教材来说明科学的力量和局限，例如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2061计划）；39而且孩子还需要他的父母、教师和其他照顾他的人的帮助，而这些人自己也应该通过这类教育。

　2.不太强烈也不太可能取得大规模成功的方法，虽然容易上马：如前面描述的以公众议程基金会的模式进行的那类互动，直接揭示替代世界图像中的内部矛盾；或者是进行大量持久的成人教育工作，例如英国的开放大学（不幸在美国还没有相当的机构）。

　3.仍然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但仍然在原则上比较容易执行：广泛明显地揭示类科学主张的失败，坚持努力防止它被学校系统正式接受。因此（正如我们将在最后回到的例子），既然坚持神创说的信徒们或许不能接近（由于它们支持的世界图像强壮并且在内部起作用），但至少人们可以扭转这些强有力的代表少数人的观点对为全美国学校系统挑选教材的人的压制，像在十年之久的斗争之后，新近在得克萨斯州所做的那样。这三种正常的模式值得进一步讨论、发展和执行。但是为了历史的公正，人们必须记住，存在一种教育不能接近的过程，它能深刻迅速地改变世界观的中心部分，特别是在那些时期，当时猛烈的外部环境的作用是要使模式破裂。在这样的一些场合，预料不到的理智的断裂，和／或新的社会条件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像突然产生怀疑。人们在这里想到新大陆发现的影响，17世纪望远镜的发现，1755年里斯本的大地震，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在急剧扩展的工业革命中沉重的地域性的苦难，1848-1849年欧洲的起义，1918年、1945 年和70年代结束的战争，未曾料到的、颇为突然的冷战的终结和开放性的开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历史杠杆作用的支点。上述事件中有一些实际上有助于造成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成分（例如，在哥伦布1492年的发现和伽利略1609年的发现之后；或者在19世纪40年代革命失败之后反黑格尔思想和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40但是，在大多数场合，震撼世界的事件至少在短时间内有相反的结果，为对立观点提供听众和社会地位。这正是我们必须在结论部分作最聚精会神的仔细审查的。得到一个结论

　在帮助我们从这种分析中导出指导方针的例子中，有两个特别重要。一个是从1811年到1816年捣毁机器的卢德派在英国兴起。这是一个首先由经济上的不满引起的运动，但它最终转变成反对令人厌恶和僵硬死板的工厂制度的技术象征的猛烈爆炸。41

　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到它，因为它同发生于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另一个例子有某种重叠。在德国纳粹成长的早期阶段，用弗里茨·斯特恩的话来说，那里兴起了"文化卢德派，他们出自对现代性的怨恨，图谋砸烂整个文化机器"。42

　在那个案例中，对工业文明的不满结合了对可与"自由主义和现世主义日益增长的力量"相等同的现代性纲领各个方面的反动。积聚起来的狂怒也没有忘了针对突出的科学本身。20年代其作品被最广泛地阅读的德国思想家之一是朱利叶斯·朗格班，他教导说，在科学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和诋毁科学的人之间有一种对立，后者特别反对科学分裂为专门化的倾向。用斯特恩的话来说："对科学的憎恨支配了朗格班的全部思想……对朗格班来说，科学象征着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机械唯物论、技术、怀疑论、独断论和专门化……"（p.122）

　所以，在纳粹执掌政府权力以前，常规科学在德国受到围攻，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当时某些德国科学家要求建立一种"雅利安"科学，这种科学以直观概念、以以太（作为"心灵"或"神灵"的寓所）、以实验为基础，反对以形式的或抽象的观念为基础，并且首先要以"日尔曼人作出的"进展为基础。施本格勒的观念似乎剪裁得适合于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他勇敢地抵制了把他拉进那个网络的一切努力，这是他的很大的光荣。但是一旦取得了政权，纳粹就全力支持整套有官方背景的反科学盛装：从占星术到希姆莱的"世界冰块理论"，从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服务的量子力学版本到"纯化种族"的凶恶方案。大量的医生、法律专家、科学家和其他学术界人士参与最后的一项恶行表明科学知识本身并不使他们具有免疫力；这也甚至证明了在有政治和类科学参与的文化动乱时期所谓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确实，正如J·D·贝尔纳在他的有巨大影响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所指出的那样，非理性运动，包括当时德国反科学现象的种种要素，为纳粹主义的兴起作了准备。43

　通过回顾这些历史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的教训，第一，替代科学或伪科学自身可能是无害的，除了是群众的一种鸦片；但是当它们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它们能够变成将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我们近来在美国一直在注意观察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有关的文件中有詹姆斯·穆尔的一篇重要论文，该论文由美国文理科学院发表，题目是"新教原教旨主义的神创宇宙"。44

　它把美国的反进化论运动新近的兴起及其政治势力作了编年的记录。既然美国反对进化论学说有悠久的历史，穆尔指出，"今天，原教旨主义者可以公正地声称，美国有四分之一人口，而且在世界范围有数量急剧增加的皈依者，生活在只有几千年以前［在六天之内］奇迹般创生的宇宙中，而在地球上居住着的只有那些固定的有机类，它们在全球性洪水后生存了下来。新教原教旨主义的神创宇宙已经有一种权威性，正在同已有的科学相竞争"（p.46）。

　当前神创说运动的思想历程远不是受19世纪熟悉的那类旧式的和反科学的神学家的领导，主要是由一小群受过科学和工程教育的虔诚的人所推动，他们许多人有博士学位和研究工作岗位，并能够在他们总的世界图像中带着明显的矛盾生活着。他们的动机起初是相信圣经的字面真理和冷战时期对苏联威胁的反对这二者的结合。他们有很好的经济来源并有严密的组织，在他们自己的期刊、图书、电影、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教育机构中，雄辩的出版物十分高产。首先，他们同最保守的政治派别或教会集团有很好的关系。他们的许多活动集中于争取青年人的心灵--通过向地方的学校董事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所谓的"科学的神创说"纳入学校的教育课程--以此来替代进化论，他们认为进化论是受了撒旦的蛊惑，是反对基督教的。此外，现在有迹象表明，这个运动现在要像对付达尔文一样来对付哥白尼，来开始鼓吹地心说。

　最值得注意之点是"神创说"和政治上有野心的福音派传道者的活动相结合，这些福音派人士有杰里·法尔维尔、帕特·罗伯逊、吉米·斯瓦加特、杰姆·巴克、D·詹姆斯· 肯尼迪和许多其他的人。"在趋向教会的美国，制造舆论者……［尽管某些人暂时名声不好］已成为宇宙神创说的最明显和最有影响的辩护士。"这一运动是攻击世俗人文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把这种人文主义也看作是撒旦的意识形态（p.61）。正如这些倡导者所发表的观点所表明，他们的赌注比仅仅更换生物学教科书要高得多。他们集中注意传统原教旨主义的任务：如何使今世为下一世作准备。在走向这一目标的路途中，他们在科学和神学的学术界遇到的坦率的反对意见惊人地少。恰恰相反，他们在有权势的人当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同盟军。他们的同情包括80年代美国的总统；根据记载他主张的世界观不仅对占星术，而且对不明飞行物，对神创说，以及对千年至福期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关心自己在不久将来不可避免地接近天启的终结）都张开双臂表示欢迎。虽然美国将必须同它的许多意识形态的后果一起生活，它天生地对许多事缺少深入的承诺，这也推广到那些替代科学观点和它们的宗教－政治联系，或许这是一个幸运的机遇；因为，令人清醒地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对它们有一种主动的热情，情况也许会有多么不同。当然，它也可以走另一条路，带着某些未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美国或者在某些别的国家，相对于同样的力量组合是脆弱的。穆尔的论文的结尾，指出了不祥的预兆：今天世纪末的原教旨主义同"占统治地位的进化启蒙的假设"在一场文化战争（Kultur kampf）中可能还会彼此对抗，在这场战争中它们将"或许激烈地冲突，以实现一致并强制推行政治秩序"（p.64）。

　从我们的历史案例得到的另一个教训可简述如下。历史记载了一种重要的启示人的不对称现象：19世纪原来的机器卢德派很快被粗暴地镇压下去；但是文化卢德派时常，至少有时候取得了胜利，虽然使他们的文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令人变得清醒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对抗文化卢德派--但他们起来得太晚，人数太少，从他们的同行那里得到的鼓励太小，比起他们的对手来，献身精神和持久力都小得多。

　185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了，反科学现象的严肃而又专心致志的部分同政治权力结合之时，确实发出了巨大的文化挑战的信号。在它的当前的水平，这种挑战对现代世界观本身可能还没有形成一种无可挽回的威胁。但是它既不能被忽视为仅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骚扰，也不仅仅是提示人们认识到教育者的失败。恰恰相反，从古希腊到法西斯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到我们今天的历史记录表明，否定常规科学合法性的运动一直存在，并且时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