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学理论综述与现实意义

　 生态政治学理论综述及现实意义

　摘 要：作为研究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基础间相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与实践，生态政治学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和世界和平运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中国的生态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基本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进入90年代中国受到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等问题的影响，生态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议题领域拓展、研究队伍扩大，还是在学术成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生态环境的人文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在中国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如何能够在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生态政治学学科成长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政治学；理论综述；政治建设；物质建设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1-14 -04

　 生态政治理论又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思想流派，是生态学、环境学同政治学相结合的产物① 。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基础间相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分支或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生态政治理论也被西方学者理解为“代表了人类和全球的希望”， 这个理论“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并通过环保运动和绿党付诸政行动”。

　② 《环境政治学》杂志就将其办刊宗旨概括为：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 ③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生态政治学研究是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的，认为生态政治理论具有普遍性、人文性和世界性，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一、生态政治理论的起源：对人类工业文明的自然反思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生态危机开始显现，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预言对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其后西方国家的石油危机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弱点，人们不得不对当时西方政治理论进行反思，学术界需要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给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找到解决方式和指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新道路。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一阶层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对自身生存环境和人类的未来发展表示强烈的关注，积极地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支持、参加或组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的政党或社团，生态政治学成为主要代表这一阶层切身利益和反映阶层政治理念的思想理论，而中产阶级也成为生态政治学形成时期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西方生态政治学随着“绿色”政党或社团的崛起应运而生

　 （一）生态政治理论产生的背景

　 首先，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环境运动是一种精神运动。因为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占有，使社会显现出精神的贫困和衰退，所以应该通过政治和教育的手段重建符合生态学要求的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激发人们开始绿色简约生活的精神力量。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从精神研究中推论出来的政治学原则对生态政治学的形成及绿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姆在其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中，把人与外界的关系分为两种：“占有的方式”是要把外界的物质尽可能多地据为己有，“生存的方式”则是以博爱、奉献、创造的精神与外界和谐相处。弗洛姆指出，只有当人的“生存的方式”居主导地位时，人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其精神才是健全的。同时，他还在书中为“新社会”的生活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全面地实现工业生产和政治上的参与民主”“把生产建立在健康消费的基础之上”“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分散”“必须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以及“将妇女从夫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等，这些基本理念后来都被纳入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原则之中

　 其次，系统论的发展为生态政治学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系统论研究与应用的深入发展，系统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转到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从自然系统来强调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属于一个互有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观念被直接写入了绿党联盟纲领，即“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些标准规定生态政治学的：人以及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中” ①。因此，我们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生态政治学要彻底否定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料的掠夺，反对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的循环。基于以上认识，生态政治学对传统的政治学将人类置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从人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原则，任何忽视这一原则的政治理论或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二）生态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一些著名学者的专门著作的论述中和环保运动的基本主张、绿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中。生态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第二步是树立和平运动的思想，第三步是推出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②。目前，生态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政治学理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主义哲学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即人类一切经济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服从于是否符合生态的要求。它主张按生态理性重新规划经济发展方案，并要求人类控制人口总量，改变过去单纯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呼吁世界各国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重，以生态可承受能力重新调整各自的发展目标③。

　二是维护社会正义。这一原则是绿党的经济社会纲领和奋斗目标。德国绿党纲领上说：“着眼于未来的社会政策的目标，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是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绿党认为，社会公正原则主要就是社会正义和某种保证，即经济上平等和社会保障。在绿党的经济纲领中，首先关心的是普遍就业问题，它认为：“一种对社会负责的经济，是一种充分就业的经济。④”

　 三是实行基层民主。所谓基层民主，首先是“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绿党的社会、政治组织均实行基层民主原则。即最后决策权属于所有绿党党员，即不是传统政党中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党官僚；决定过程开放化、透明化，加强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和自决权，提倡广大党员直接的民主参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绿党从中央到地方均实行集体领导，为防止任何权力垄断现象的出现，绿党规定一人不得身兼数职，实行领导职务轮换制，对党内职务的确立和重新当选等均有严格的限制规定

　 四是主张非暴力。绿党的非暴力原则包括终止单纯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前者即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而后者则是生态政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绿党反对的就是充满了暴力行为和压迫剥削的现存社会。绿党认为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国家充当主体所施行的暴力，即由国家政府强加于社会和个人的压迫、剥削制度。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暴力行为是军事上的黩武主义，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剥削⑤

　 五是主张放弃目前的“浪费性经济”，选择“保护性经济”。建立一个既不因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社会和生态危机，也不因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维持下去的“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都可以承受的社会”；主张调整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改革工业技术，使用更符合人与自然协调的“软技术”，即更多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资源

　 六是提倡绿色工作道德。认为人们的工作应符合生态保护的道德规范，反对发展那些旨在为私人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技术，要求在使用一项新技术之前和进行一项经济投资之前，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节省能源和原材料

　 总之，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理论，目前还不够成熟或者还不够完善。就理论自身考量方面，经过半世纪的努力，它仍未令人信服地阐明，作为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层建筑对应物的现代民主制与人类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一个核心性问题是，当今民主政治体制究竟能否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构架的自我更新，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挑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传统政治的绿化”？就全球实践而言，一种与生态主义价值理念或生态政治要求相吻合的制度创新尚未真正开始，更谈不上成熟的摹本或典范。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就像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换言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这些相对成功经验，在推广应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诸多内在的局限性。全球性的环境政治依然不是全球性的，而一种仅限于或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环境政治即使是真正有效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绿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而来的首先是西方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蔓延，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环境政治，显然还难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主潮。因此，环境政治的制度化体现及其未来――无论就民族国家政治层面还是超国家管治层面而言，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⑥

　 二、生态政治理论的启示：对我国政治和物质建设有借鉴意义

　 虽然生态政治理论尚未发展成熟，其中包含一些过于激进或者脱离现实的观点，但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观和政治思维，以求纠正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弊端，探索一种新的更加和谐，更加适于人类长期生活发展的思想主张①。这些主张和要求向传统政治主题与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新的议程，值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物质建设借鉴，从而避免重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社会、生态危机

　 （一）生态政治理论对我国政治建设的启示

　 首先，冲淡阶级界线，凝聚人心是党执政地位的保证。奉行生态政治理论的绿党把追求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视为自己最高的目的，并公开主张超越阶级界线，超越左派和右派，团结力量扩大其影响力。“1998年9月28日，联盟绿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红绿联盟，在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院选举中以47.5%的得票率赢得执政地位。”②这一成功实践不再局限于传统政党所争论不休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进一步和谐。它冲淡了阶级性而实现了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同样地，也只有少些“主义”之争，多些“问题”解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和认同，为自己的长期执政获取更多的价值合理性，更好地把其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得到有效的实施。我们提倡社会的和谐，就不应该惯于以阶级立场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制度、人品和利益的标准，把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因素拒绝在外。党不仅依靠有形的物质工具，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的精神武器，即扩大认同来凝聚人心，归依人心，壮大党的力量，永葆执政地位。其次，维护社会公正，保护人权是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生态政治理论提倡社会公正，强调社会平等，保护弱者的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关心就业问题和保护妇女。这些务实性的口号和行动，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使绿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对广大干部也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表达的正是党的一切行动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关心人民的利益，尤其要注重对弱者利益的关注，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和人权的保证。因此，对于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这一系列关于国民生计和社会弱者生存的事情，是否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关系到党的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绝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保障弱者的利益、社会公平，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最后，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党在民主问题上特别强调基层民主，把基层民主原则贯彻在整个党组织活动中。正如前文所述，虽然这种民主原则带有泛民主的痕迹，但仍有利于增强党员的民主平等意识和扩大社会民主参与，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民主积极性。这一点对于我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果党内民主不充分，机制不健全，很容易引起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瓶颈”现象；如果基层民主不发展，下层群众和社会弱者的呼声党就不可能听到，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忽略，从而诱发动乱。所以，我党要以党内民主带动和示范人民民主，逐步扩大基层民主，增强党的代表性，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我们要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教训，防止党蜕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最终导致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目前，我国基层民主虽然试点不断扩大，但存在许多形式主义和假民主的情况，民主制度在中国仍需长期的努力和完善③。

　（二）生态政治理论对我国物质建设的启示

　 一是树立环保和生态意识是我们物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政治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危及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持续攫取终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经济增长便达到极限，人类的生活便难以维持。虽然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建国以来受“地大物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定胜天”、“越多越好”等忽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发展观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进行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环境破坏程度也并不低，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为严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我国的国民收入达到2000多亿元，而每年由生态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竟有900～1000亿元之巨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把生态问题置于政治的战略地位加以考虑。一些政府官员和公众在环境知识和观念上以及对环境控制的实际措施方面还处在二战以前的水平。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惑”和“挑战”。诚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生存压力巨大，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绝对不能够忽视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负面作用，采取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竭泽而渔的道路。如果我们再不树立环保和生态意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违背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进行物质建设，自然界会加倍地报复我们，经济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发展“生态政治民间组织”、普及生态意识教育、采取环保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政府决策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生态效益，鼓励“清洁能源”的开发与自然能源的节约。在我国，要树立生态意识，政府的态度和决心是最重要的，因为政府是物质建设的设计师和总指挥。如果政府的决策只注重GDP、GNP等数据的增长，而不考虑不能够用数据来衡量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与环境所承担的成本，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了创政绩、业绩，政府干部、企业领导者总是走以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最快捷的增长途径。因此，政府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不把生态效益加以全面的考虑，环境会不断恶化，最终将危害人类的生存。当然，我们不可能为了生态的平衡而走零增长的道路，而是在进行物质建设的同时，要注意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对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必先经过处理方可排放。另外，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发展无害环境的生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绿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缓解对能源的过度攫取，缓解能源的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最后，物质建设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的家园。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一个国家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国家也会由于空气流动、水循环、生物链等作用而深受其害。所以，世界各国如果只为本国的利益而不顾虑人类生存的危机，互不协作，保护环境和地球只能纸上谈兵。所以，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同时也要寻求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上建立起共同的行动准则和监督机制，有效地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共同致力于开发新“绿色”技术，以全人类的生存权和利益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