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植物景观文化内涵研究进展

　中国园林植物景观文化内涵研究进展 园林一出现，就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植物是园林设计的四大要素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有生命的要素。园林植物除了能营造优美的景观外，往往还具有承载文化信息和托物言志的作用，因此，中国古典园林意境的深远与丰富的植物文化是分不开的[1～2]。近年来，有关园林植物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次第出现，这些论文解读了植物在中国文化多个领域（中国文学、美学艺术、宗教信仰、医药文化、农耕文化和历史民俗等）中的文化内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能检索到的有关园林植物文化内涵的论文仅有200余篇（截止2013年1月20日），这一数据表明此类研究数量较少，且缺乏广度和深度，总体仍较薄弱。这与中国厚重的园林植物文化不符，也难以满足传承和保护植物文化内涵的需求。除论文外，研究园林植物的部分专著在前言或正文中用较少的篇幅提到植物景观文化的内涵，如邢福武[3]在其主编的《中国景观植物》上册中对我国古今有关园林植物的历史与文化作了简要的论述。然而，目前真正围绕园林植物文化内涵展开论述的专著仅有刘世彪[4]的《红楼梦植物文化赏析》一部。刘世彪[4]从文化的角度独辟蹊径地分析了大观园园林植物造景及其特点，指出虽然大观园只是临摹的园林，但文中的一草一木都遵循着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规范，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深厚意蕴，是中国园林的集大成之作。本文是国内首次对现有园林植物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归纳的文章。在综合研究分析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概述了我国园林植物文化内涵的研究进展，力图为园林植物文化的开发、继承和保护提供可靠依据。

　1 园林植物文化内涵研究 1.1 园林植物与中国文学 园林植物的文化内涵始现于文学之中，因此文献中有近 14%的篇幅是解读植物与中国文学和文人的关系。张雷[5]认为我国有关植物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中成就非常高的一个部分。布莉华等[6]、李建伟等[7]和王成[8]总结出植物的荣枯与晨暮变化是中国古诗词中的常景，对古典园林植物的布局和四季种类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如诗中名句“虎丘山后玉兰树，岁岁春风花盛开”“悟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使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成为了南北园林和私家园林堂前的必栽之树；又如历代文人对“芭蕉夜雨”的青睐，有了拙政园中听雨轩的植物布局。张秋丽[9]的硕士论文《屈赋植物文化研究》指出“屈赋”是以植物为载体来言怀叙志的表现形式的先导，屈原以荆楚风韵为创作背景，以形态各异的植物为情感载体，尽情吟哦花草、点染幽芳多达 54 种。刘可雕[10]、余江玲等[11]、徐德嘉[12]、傅凡等[13]和唐湘晖等[14]则认为古典园林中的植物是文人表达内心情境的物象，担负着寄寓情感及托物言志的作用，如象征顽强的性格和斗争精神的松、竹、梅，象征超凡脱俗的莲藕、荷花，比喻依恋之情的萱草、杨树、柳树等，都在园林中百用不厌。高明乾等[15]则以独特的视角研究了植物古汉名的命名渊源，他指出古代给植物命名主要有四个由来：一源于植物习性；二源于植物的某些特征；三源于植物的功能效用；四源于外域植物。王琪[16]则从观叶植物的色、形、声角度分析了我国

　古代文学作品中观叶植物的文学象征意义，如李清照描写雨打梧桐叶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分别借用观叶植物的色、形、声，表达了词人被迫南逃的思乡之苦和忧郁惆怅的心境。雷晨[17]通过讨论《诗经》中植物的选取特点，提出《诗经》中植物所形成的意境仍然能够和现代人产生共鸣，因而可以充实和丰富现代园林植物造景的内涵。譬如《秦风・蒹葭》中写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今名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譬如相思，因此古今园林中经常可见到芦苇优雅的身影。

　1.2 园林植物与历史文化 有不到 7%的文献是解读园林植物与历史文化的关联的。如周维权[18]和潘剑彬等[19]分别分析总结了历朝历代古典园林中的骨干植物和中国各朝代的经典园林植物景观，提出园林植物就是时代的缩影，是中国历史非文字形式的展现和传承这一观点。例如只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用两类植物打造行道树的城市（一类为高大的乔木如槐 Sophora japonica L、柳 Salix babylonica、榆 Ulmus pumila L 等，一类为较矮的果树），就必然会让人联想到唐朝的长安城。郝培尧等[20]则探究了秦汉肇始期和魏晋六朝园林发展跨越期的江南文化意识形态、心理的变化与园林建设事件、园林认知方式、审美倾向和设计观念之间的关系，如先秦时期在植物景观设计上倚重“搜奇致巧”，有植物崇拜现象，并习惯以“三槐九棘” 等植物景观来体现社会礼教制度和内在

　纲常。丁超等[21]有针对性地研究了陕西关中地区陵寝遗址的植物配植方式和种类，认为陵寝植物除了与风水和象征意义密切相关外，还体现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如“天子坟高三刃、树以松，诸侯半之”。此外，个案研究能更有针对性地反映出某时期植物和历史的关系，如陈晓娟等[22]、施奠东[23]、周肖红[24]分别对乾陵、西湖和香山公园的植物景观展开研究，分析其历史文化特征并探讨如何保护。邵静[25]特别研究了扬州“瘦西湖”植物景观古典文化意象，进而分析得出当时扬州社会的士人阶层、盐商阶层和青楼阶层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不同需求均在其对园林植物文化的不同理解中有所体现。

　1.3 园林植物与信仰文化 目前，信仰研究主要集中在园林植物与儒、释、道三家的关系上，此类研究在文献总数中约占 20%。郦文俊等[26]和杨新红[27]指出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中，文人常将儒家“君子比德”思想赋予每一株植物，将其“拟人化”和“人格化”，如孔子在《家语》中就曾说过：

　“芝兰之入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使得兰花 Cymbidium spp 在园林中的地位千年屹立不倒。张兆林[28]则从儒家提倡的“隐逸”情怀的角度阐述了园林植物竹的气节与品行，他认为，竹子历来被当做中国文人雅士在各种纷扰中坚持自己操守的一个标尺，种植竹子与其说是一种装饰，不如说是士人因不能到深山中隐逸而只能在闹世的“壶中天地”求得自我隐逸的一个寄托。鲁冰[29]的文章则专门以宋代“隐逸”审美精神为例，讨论了儒家隐逸文

　化与园林植物景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宋代隐逸士人造园以山林野趣为特征，通过成片地种植花草树木来表现天然植被的气象万千，并且表现出不同的主题景观特色，如梅林、竹林、松柏林、菊圃等。徐欣欣[30]指出中国园林植物设计思想源于道家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擅长通过人工模拟自然种植花草树木，不露斧凿之累。孙宗美[31]则更深入地探讨，提出自魏晋时期起，道家思想（主要是庄子哲学）就以玄学的面目实现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主要包括“唯道集虚”的宇宙时空观与园林“意境”的追求、创造，以及道家“虚静”论、观照法对包括士人园林在内的中国山水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与道家思想相比，关于佛学思想与园林植物的关系的研究更多一些。如管欣[32]和贺赞[33]的硕士论文都通过研究佛寺园林，分析寺观植物是如何实现佛教的“教”与“禅”，达到佛学意境在园林中的塑造。另外，贺赞等[34]还另辟蹊径地总结了佛教寺庙园林植物景观的生态文化特征，他认为佛教的慈悲、平等、依正不二、无情有性等生态文化特征所产生的“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认识，一方面使得寺院中单株巨型树木甚至成为树神被祭祀，成为独特的植物景观；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古树名木的作用，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此外，陈柏萍[35]以独特的视角解析了藏族的宗教信仰和园林植物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如藏族的植物崇拜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因宗教而崇拜（如对莲花、菩提树的崇拜）， 一是对生活必需品的崇拜（如对茶叶、青稞等的崇拜）。姜鹏等[36]分析了云南独特的宗教文化，生活在云南的各个民族在其原始宗教中有众多的

　植物图腾，如彝族就将马樱花作为族花；竹则是摩梭族、布依族的图腾；尼族自古就有祭祀“神山”“神树”的传统。刘宏茂等[37]还特别研究了傣族的传统信仰对园林植物的保护作用，例如傣族的先民信奉原始多神教，现在西双版纳还保留着原始多神教的遗迹――约 400个“龙山”林；现在全民信奉小乘佛教，每个村寨的缅寺周围都有一个寺庙园林，它们在西双版纳的植物多样性与地区性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邢福武[38]则通过对岭南园林中运用的植物进行调查和分析，总结出岭南的寺观园中常用莲 Nelumbo nucifera、菩提树 Ficus religiosa 和鸡蛋花 Plumeria rubra Acutifolia 等种。

　1.4 园林植物与区域民族文化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因此各民族在园林植物的应用上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表现形式。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约占文献总数的11%。其中研究数量最多的是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园林植物景观形成的影响。如林萍等[39]有针对性地对云南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在园林中应用的植物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调查与研究，认为主要少数民族植物文化形成的思想渊源是“万物有灵”，主要园林植物类型有神性植物、宗教植物和民俗礼仪植物。许再富等[40， 41]、刘冬梅等[42]、何瑞华[43]、崔明昆[44]和李德飞等[45]都对云南傣族的园林植物文化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傣族的传统文化包含着认识、利用与保护动植物以及生态系统的丰富知识与实践，这成为了傣族与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技术保障。刘爱忠等[46]

　和杨桂芳等[47]则将研究目光分别投向了云南彝族和纳西族，研究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园林植物景观中的表现。与云南相比，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研究则比较零散。如廖明君[48]用独特的视角指出植物崇拜是壮族原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的文化内蕴在于人类对于生殖的崇拜。在此基础上，肖万娟等[49]系统研究了广西壮族植物文化中较为独特的以花为主的植物崇拜，如茉莉花 Jasminum sambac、山茶花 Camellia japomica、桃花 Prunus persica、绣球花 Hydrangea macrophylla等。陈山[50]和满良等[51]专门研究了蒙古族植物崇拜文化，包括崇拜使用祭祀活动的植物，崇拜形状奇异、苍劲挺拔的乔木和崇拜寺庙附近的树木等 3 个内容。涂晓川等[52]饶有趣味地指出德宏多民族聚居区的饮食文化绝不能脱离当地芳香园林植物这片沃土。此外，还有个别地区如潮汕、五台山、湘西、徽州和湖南地区也开展了区域文化与植物景观的研究。

　1.5 园林植物与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风水学的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进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而这又与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不谋而合。而植物作为唯一具有生命的造园要素，其营造的景观与风水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如此，但由于曾被误解为“迷信”，因此研究的并不多，目前能查阅到的相关文献仅有 26 篇。姜丽丽等[53]“从阴阳论”和“五行说”两方面分析了苏州园林的植物景观，认为其处处彰显着

　和谐之美。桐嘎拉嘎等[54]、王韧[55]、张剑[56]和李涛等[57]均指出，风水学说中重视植物景观的配臵手法和品种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谢祝宇等[58]别出心裁地提出根据风水园林打造的植物气场具有健身疗养的作用。王芳等[59]专门探讨了寺观园林中宗教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关系，风水文化指导着寺观园林的选址、布局和植物的选择与应用，譬如在植物运用中寺观园林往往按照植物的阴阳属性进行挑选，还讲究用吉祥的植物挡风聚气。此外，有部分学者则将笔墨转向风水林研究，如韩孟孟[60]和易绮斐等[61]通过实地调研现存村落的风水林，发现现存风水林内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植物层次分明，结构趋于稳定，其中的乡土植物树种及其稳定的层次结构可为当地公益林的营造提供有益借鉴。

　1.6 园林植物与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其实就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属于新文化中的一类。近些年，有关园林植物与生态文化的研究发展迅速，文献数量约占总数的10%。其中绝大部分是针对现有城市园林植物的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和生态效益展开的研究。如傅徽楠等[62]率先研究了上海城市园林植物群落生态结构，认为城市园林植物群落虽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但在结构组成与林相上仍表现出地带性植被的特征；群落下层植物的分布受上层植物所营造的小生境的影响，种类较丰富，且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随后，韩俊永[63]、王蕾等[64]、张卫军等[65]和衣官平等[66]依次研究了城市园林植物在维持碳氧平衡、蒸腾吸热、吸污滞尘、减

　菌减噪、涵养水源、土壤活化和养分循环、维持生物多样性、景观功能、防灾减灾等方面的生态效益。另外，还有覃勇荣等[67]用佛教生态伦理思想对园林植物进行分析，提出佛寺中无论种植何种植物，其目的都是为了体现佛主的至高无上及其生命力的存在。

　此外，园林植物涉及到的中国文化还包括了传统文化和中药文化等，但都只是开展了零星研究，未成气候。李学真等[68]和陈琦等[69]研究的是园林植物与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关系，如松在园林中广泛应用，并被视为吉祥树种，这是由于松能耐寒耐旱，阴处枯石缝中可生，冬夏常青，凌霜不凋，可傲霜雪。杭悦宇[70]分析了园林植物中蕴含的传统民俗节日内涵，例如春节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古时风俗当进椒柏酒、桃汤和五辛盘，“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反映了椒柏酒赐予人们健康、吉祥的美好寓意。郑希龙等[71]和李勇等[72]以独特的视角讨论了药用植物在中国园林中的应用，他们提出可以用与人体属性相对应的药用植物来打造植物景观，例如灌木和地被层可选用具有清肝明目功能的药用植物，如菊花 Flos chrysanthemi、龙胆草Gentiana triflorapall、大狗尾草 Setaira faberii Herrm、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L、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 L、车前子 Plantago asiatica L 等进行搭配，。

　2 结论与展望 由以上归纳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园林工作者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园林植物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并且开始积极投入到此类研究中，有关植物

　文化内涵的研究正向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然而，目前的研究重点仍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历史和信仰文化方面，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农耕、饮食和药用等还亟待深入开展。

　而今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着中国的各行各业，近几年，我国虽然也营造出了一些兼取中西造园手法之长的优秀园林植物景观，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众多园林人为了迎合国际审美的需求，单纯考虑视觉效果，抛弃传统中国植物，一味选用花大色艳的外来植物品种打造植物景观。这一做法无疑会切断中国文化和传统园林植物之间的联系，如此以往中国园林植物将会逐渐丢失文化性格。其次，由于缺乏对地方园林植物文化的挖掘和发扬，以致全国各地新建植物景观呈现“千园一面”的景象，毫无特色可言。因此，若要打造有中国特色、有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必须重视民族植物文化和地方植物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此外，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园林植物的文化内涵，让普通公众都能参与到植物文化性格的传承中来。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文化也在不断涌现，这也需要我们这些园林工作者能及时提炼出新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和园林植物联系起来，打造出与时俱进、去芜存菁的新园林植物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