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高职思想政治课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高职思想政治课的影响

　论文导读：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全面反叛性的思潮，它一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倡导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冲击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学追求、理论信念和叙事规则。

　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个最明显而直接的现象，就“逃课”。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特点,影响,高职思想政治教学传统语境下，大学生被视为国家的栋梁，社会的先锋，民族振兴的化身。但随着社会递进后工业社会时代，以批判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以港澳台为桥梁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思潮传入我国，并迅即波及到哲学、文学、政治、艺术、历史、教育等诸多领域。由于后现代主义常常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青年学生又难于把握其理论基础，因此，囫囵吞枣，一股脑儿的接受并本土化。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能力与道德上与传统的明显断裂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他对我向他说的话以前是乖乖地服从的，而现在则充耳不闻了；他成了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不相信他的向导，他再也不愿受人管束了。”[1]有人将其敬若神明，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是契机还是挑战，从目前高职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来看，对高职思想政治课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回避观望。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及其特点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深受尼采、弗洛伊德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倾向。免费论文。从词源学讲，后现代（postmodern）

　意味着现代（modern）之后。他不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2]。（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特别是启蒙思想被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3]其最积极的贡献，便在于不满足于稳定的陈述式的基础，而极力寻求人类理解的阐释性基础[4]。他是 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它的矛头指向传统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是彻底反传统、反权威的，具有以下特点。(1)解构人的主体性(countersubjectivity) 认为人的存在依靠占据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彰显。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不可动摇的总体性之中，个体性淹没在信仰的光辉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是“为……存在”的整体性个体。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说，提出“主体死亡”的口号，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主张用交往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使人我相互开放，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2)反普遍性及反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刻意的标新立异旨在通过对差异和流动的强调，取代对中心和基础的迷恋。认为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情感的抽象的人。如德里达从不讳言自己的矛头

　所向就是一切“决定性的权威”，即黑格尔所主张的通过理性反思达到的客观真理。利奥塔认为，所谓“现代”科学以后设理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缺失可信性。(3)多元 （Multi-）化的方法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应该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解释的无限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和解构的。应赋予不同的话语以平等的权力，宣称“所有的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提倡“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允许采用任何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状态”（Lyotard,1988）。渗入到社会所有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激进的或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二是建设性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三是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二、后现代主义对高职思想政治课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全面反叛性的思潮，它一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倡导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冲击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学追求、理论信念和叙事规则。2.1 高职大学生逃课泛滥，思想政治课受到严重挑战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个最明显而直接的现象，就“逃课”。虽然大学生逃课不是新鲜事，但如此泛滥，如此居高不下的大学生逃课率，却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的。据调查资料显示：专科学生逃课率明显高于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大一逃课率为 12.4%，大二为 24.3%，毕业年级为

　50.5%。专科生逃课率大一为 21.3%，大二为 35.2%，毕业年级为 53.8%［5］。在课程方面，则是“选修选逃、必修必逃”。据一组来自《21世纪人才报》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高校学生专业课逃课率在 20%左右，基础课逃课率在 25%左右，至于哲学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则高达50%左右[6]。有形的、隐性的逃课，是“逃课族”对当前学校教育现状的本体反映。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大学生们价值体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如将党员、干部资格更多的视为成功砝码，，对评优评先、就业的个人与社会责任、未婚同居等问题中体现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暧昧态度或后现代的拒绝评论都印证了这点。就是以往公认的违纪行为，现在也发生了大逆转，如对“逃课”的态度，据外经贸大学 2005年 11 月 13 日公布的一项对 550 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2．6％的学生认为“逃掉没有兴趣的课，去参加有兴趣的学生活动或讲座”不算违纪行为[7]。为何如此？这些都不得不让我们沉思。2.2 课堂教学模式趋向多元支撑现代教育的思想支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认为人都有一个普遍的本质，通过应用统一的手段可以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这根支柱使得从夸美纽斯以来的课堂教学都未能走出这种范式。而当前的高职思想政治课也是沿用单一的模式，在教学规模上合班多，分班少；教学方式上灌输多，探讨少；教学内容上泛政治化，重复论证多，创新观点少，常常是对领导讲话或教育政策的解释；教学研究上则经验介绍多，理论探讨少；赞同补充多，质疑商榷少。思想政治课教育实践落后于理论研究，说的多，做的少，研究的多交流的少。从而把一堂本来可以生气勃勃、人见人爱的思想政治课变成了枯燥、乏

　味、逃之夭夭的首选。其实，教育固然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但这一种以乌托邦情结为基础的课堂结构与教育思想，其实是一种权力扩张。后现代主义认为，课堂不应该再是系统知识传授的场所，而应该成为学生实践的场所。布尔迪厄认为应该把社会科学扩大为一个整体性场域，进而打破传统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隔离，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对流。他认为，要“通过对理论视角、实践视角和它们之间深刻的差异进行的理论反思”，达到对“实践理论”的深刻理解。因此，研究高职思想政治课时，急需强化反思意识，只有改变单一化的思维模式，脱离旧有观念的束缚，才能促使高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适应高职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