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贝特的海权思想及其“英国式战争方式”

安 宇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至“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大体维持了长达一百年的和平局面，被称为“百年和平”，同时也被称为“英国治下的和平”（the Pax Britannica）。在这一个世纪中，不断有史学家尝试基于英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造就“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式战争方式”，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属美国海军史学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思想。然而，马汉在系统总结了海权的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局限性，致使马汉对英国作战经验的总结违背了德国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强调的“真实”。相比之下，来自英国本土的海军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所强调的海权的局限性、海陆之间密切配合似乎更贴近英国的历史。本文首先简要回顾马汉的“海权论”，之后通过推动马汉与科贝特之间的对话探究科贝特的思想内容，从而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的“英国式战争方式”，包括它的优势特征、实施条件与后世影响。

对于“英国式战争方式”的讨论首先要回溯到海权理论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是这位美国海军历史学家第一次提出了“英国式战争方式”的概念。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1]。然而，马汉并没有对这个术语作出更精确的界定。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海权诸要素》中认为：很明显马汉本人在他的研究初期没有试图对海权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是更偏好去通过历史上的案例来表现出它们的本质特征[2]1。在许多年后，赫伯特·里奇蒙德（Herbert Richmond）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定义：海权就是一种国家能力，它能够使这种能力的拥有者对它们的陆军与商贸进行远洋的输送，并且有能力阻止它的敌军们这样做[3]。然而菲利普·克罗尔（Philip Crowl）认为，马汉所描述的海权主要指：“第一，通过海军优势控制海洋；
第二，将海上商业、海外属地与进入外国市场的特权相结合，从而造就国家的财富和强盛”[4]436。很明显，克罗尔对于海权的定义已经将里奇蒙德主要集中在制海权领域的定义囊括进来。换言之，克罗尔的定义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制海权，第二个层次是与经济有关的海上因素，然而第二个层次一定要以第一个层次为基础。

马汉对海权极端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马汉认为海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观点则主要体现在马汉的“海权四部曲”之中。马汉所著的“海权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教导人们海权强国比陆权强国会对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说当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发展海权与陆权时，要优先发展海权，历史上的法国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而第二部，即《海权对法国大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则教导人们，在一个海权国家和一个陆权国家相对抗时，必然是海权国家获得最后的胜利，就如同英国战胜了拿破仑法国，而最终出现的便是英国在历史上的全球霸权，并开启了“英国治下的和平”。根据上述内容，马汉的整体思想脉络能够大致被厘清，即从拥有狭义的海权（制海权）发展为掌握广义的海权（与经济有关的海洋因素），以至于最终获得霸权。如果将这种逻辑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述，马汉的根本观点便会显得更加明晰。马汉在《海权对法国大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中提及，“老皮特和小皮特都没有妄想采取陆上的重大军事行动，反倒从控制海洋开始，最终控制了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5]。马汉坚持认为，老皮特（William Pitt）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英国的终极目标——安全，并由此预见了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消耗。马汉相信“英国式战争方式”主要在于：第一，培养、扩展和保护自己的海上商业体系，支撑自己的军事行动；
第二，切断法国战争能力和持久力的源泉。不论是在七年战争还是在拿破仑战争中，马汉并没有对英国在欧洲大陆所承担的直接责任给予太多关注，反而不断强调，英国削弱欧陆新兴霸权国从而实现全球霸权的关键在于获得广义的海权。而要实现这种“消耗”，其根本又在于对制海权的牢牢把握以及夺取海战中的全面胜利。对于马汉而言，海权在军事与经济双重意义上的最终胜利在于拿破仑的败亡。换言之，英国的胜利在于制海权的获得与广义的海权的捍卫。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马汉信誓旦旦地表示，英国最高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全球霸权的获得，或者说“英国式战争方式”的根本在于获得制海权之后掌握海权。这种简单的三段论使那些海军将领们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制海权成为实现霸权的不二法门，争夺制海权从实现霸权的一个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目的本身，而追求全面的、永恒的制海权的唯一方式便是“决定性战役”（the decisive battle）。于是，“大海军”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些决定性海战的倡导者成为“蓝水学派”（the blue water school）的忠实信徒。在马汉的封箱之作《海军战略》中，马汉直陈自己的写作“依据若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并补充以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战争史》”[6]。的确，马汉的著作中充满了若米尼（Jomini）式的“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即在决定性的一点上集中兵力打一场歼灭战，而它的目标就是要全面获得制海权。在拿破仑战争中，马汉对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因为马汉认为这是一场从海战意义上来讲真正的胜利，是获取全面的、永恒的制海权的开始。马汉似乎给那些充满了雄心壮志的民族找到了一条崛起之路，而建造“大海军”就是开启大门的钥匙。正如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所说，马汉成为一位“海权福音倡导者”，在那个时代，海神便是上帝，马汉即是先知。

然而，马汉从自己想象的历史中获得这种高度精简的三段论思想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兰克治史的基本态度，即“历史学家只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不能带着问题去阅读历史，同样也不能希求从历史中获得答案”。保罗·肯尼迪提出，在大同盟战争中英国派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渡过海峡，并且资助规模更大的荷兰、丹麦和德意志联盟部队，并表示“在谈及这场战争的海上方面之前，我们最好记住，法国大陆力量的长期流血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迫使路易十四在1697年选择媾和”[2]76。而克罗尔认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当中，英国的马尔伯勒和奥地利的欧根亲王取得一系列陆上战役的胜利才是决定最终结局的主要因素。同样不能把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天才当作源于海上霸权红利的英国金钱补贴的副产品予以抹杀”[4]438。

对马汉来说，他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突破了历史所设定的海权的边界与限度，相信自己找到了解读历史上一切战争胜利的途径。在对马汉“海权决定论”狂热崇拜的笼罩下，1897年查尔斯·卡尔维尔（Charles Callwell）少校对以下看法提出了质疑，即“陆军和海军互为竞争对手，海洋和陆地代表两大截然不同的战争领域，彼此间几乎毫无关系”。事实上，在实现英国的最高政策目标，即对欧陆新兴霸权进行遏制的过程中，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英国采取的真正方式并非是像马汉所论述的那样单一依靠海权。相反，“依凭在大洋的绝对优势，与大陆强国能投入战场的大批军团相比，（英国）无足轻重的（陆军）部队有时可以决定非常巨大的问题：这是个伟大的战略原则，它正在成为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基础”[7]，海陆配合的联合行动以及两栖行动是历史上英国更经常使用的手段。与之类似，在1895年中日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以及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海战在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但最终的海上控制问题仍由陆战决定。

真正对马汉的“海权偏执”与“海权决定论”进行全面反思的当属英国本土海军历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科贝特认为仅仅依赖于海权以及海军是不足够的，并表示“海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敌人制造压力的唯一方法是不断消耗敌人，其效果永远都是缓慢的，会对己方和中立方的商业体系带来巨大麻烦，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接受与最终目标相距甚远的和平条约”[8]11。十分明显，这是对马汉试图通过广义上的海权进行“消耗”以求得霸权的路径的批判。在集中体现其军事战略思想的《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的开篇，科贝特区分了“海上战略”（maritime strategy）与“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概念，充分表明科贝特对海军不同于前人的理解。科贝特认为，“海上战略”的概念阐明了在以海洋为主导因素的战争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些原则，而“海军战略”就只是海上战略中决定舰队如何行动的那部分内容。

科贝特把“海上战略”与“海军战略”区别开来是为了将陆战引入到海权国家的战争体系当中。在这一方面，科贝特突破了英国“蓝水学派”的传统，在海战之外为陆战开辟出空间，并尝试将海、陆军结合，而这主要源于他深刻地意识到了海军乃至海权本身的局限性。科贝特指出，“海军几乎不可能独自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人们的生存是依赖于陆地而不是海洋，因而除非在极少的情况下，战争时期国家之间重大问题的解决要么取决于陆军对敌人领土和国民生活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要么取决于我们的海军能让陆军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使对方感到害怕”[8]11。

在他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中，科贝特对马汉等“蓝水学派”学说的反思是一以贯之的。从1898年出版的《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以及作为海上强国英格兰崛起的历史》开始，科贝特就展现出了他对于海权以及“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独特的理解。在本书中，科贝特重点强调英国的战略是“海上的”而并非仅仅是“海军的”，突出了海军与陆军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而在1900年出版的《德雷克的继承人》中，科贝特着重阐明，后德雷克（Drake）时代教给我们的是海上力量的有限性而不是它的优势,以及海上力量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陆军行动产生的影响。此外，科贝特在书中还谴责了将海军与陆军研究割裂开的趋势。

1907年，科贝特出版了他从1905年开始教授的“海军与陆军课程”的内容，标题为《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对联合战略的研究》。按照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的说法，科贝特对“英国方式”的一种克劳塞维茨式的研究将政治、外交、海军和陆军各种要素调和在一起，成为同时期战略的一个样板[9]。在《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中，科贝特认为，近些年海权的效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了海权本身在决定与大陆强国间冲突的结果时是多么无力，以及除非与陆军以及外交活动合作，否则海军的作用是多么弱小。其中，科贝特对老皮特的评价与马汉的认知大相径庭。科贝特表示，老皮特之所以是真正的战争大臣在于他能几乎准确无误同时控制陆军、海军以及外交活动。科贝特将老皮特的海军、陆军联合作战体系比作一件武器，陆军就是这件武器的“矛头”，而海军则是这件武器的“手柄”[10]8。

在1910年，科贝特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史学著作，即《特拉法尔加海战》。在这本书中，科贝特重新审视了英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胜利。然而，正如唐纳德·舒曼（Donald Shurman）对此书主旨的概括，科贝特试图表明，如果没有陆军的协调配合，海军在战争中绝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并且高效的工具，即使是在进攻的情况下[11]，因此依靠海权本身去击败拿破仑是不可能的。此外，不同于马汉给这场海战赋予的极高评价，科贝特则认为，虽然纳尔逊（Horatio Nelson）获得了海战的辉煌胜利，但是由于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所要构建的反法同盟因其在一个月后的奥斯特里茨战役（Battle of Austerlitz）中遭遇惨败而“流产”，纳尔逊取得的胜利实际上在战略上并不值得太多夸耀。而这样的论述自然也使得科贝特遭到了马汉信徒们的猛烈批评与报复。

相较于丰富的历史研究成果，科贝特仅有的两部理论著作涵盖了他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系统性总结。在皇家海军学院授课时，为了能够“建立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并且接受一套共同的概念以简化教授战略概念的过程”，科贝特编写了一部教材性质的著作，即在1906年正式出版的《绿册子》[12]。而另一本便是科贝特于1911年出版的著名的《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两本书的内容实质上并无差异，《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只是《绿册子》在增加了更多历史证据后的扩充版本。

在《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的第一部分第五章《干涉战争——无限战争中的有限干预》中，科贝特正式提出了“联合作战”（combined operations）的概念，从而真正实现了在海权国家战争中海军与陆军的相遇。同样是从英国的历史经验出发，科贝特表示“大英帝国曾经使用小规模的陆军部队，在优势海军的配合之下，对欧洲大陆实施了直接干涉，并极为成功地展现了这种行动的潜力”[8]47。其具体操作方式在于，英国的优势海军凭借其制海权能够选择合适的时机与地点向欧陆投送少量陆军作为“预置兵力”（disposal force），致使对手陷入“受援军限制的战争”（wars limited by contingent）之中。科贝特认为，这种海陆“联合作战”才是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典型性表达[13]。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显示其作战力量，主要在于海上和陆上作战行动能够密切联合，赋予援军超出其自身固有作战能力的优势和机动性[8]49。之后，他又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克劳塞维茨式的解读：“联合作战是英国实施的有限战争行动方法的标准名称……它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战争类型，而是一种战争方法，无论在有限战争还是无限战争中这种方法都可以被采用”[8]49。也就是说，这种作战方式独立于之前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根据战争目标进行划分的战争类型，因此既不属于以消灭敌军为目标的“无限战争”，也不属于以攻占领土为目标的“有限战争”，反而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实现以上两种不同的目标。

对整个战场局势而言，这种联合作战方法的明显优势在于，在地形有利地区，英国可以通过海军与小规模陆军配合对敌军形成牵制，从而减轻盟友所需应对的压力，进而取得十分有利的战争局面[8]56。在马尔伯勒战争（Marlborough"s Wars，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军通过有目的的力量分散，使得敌军的力量也得到分散，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场局势。在科贝特眼中，“英国式战争方式”在马尔伯勒战争时期只被小规模采用，然而从老皮特的七年战争开始，它才成为英国的主要努力方向。在《七年战争中的英格兰》中，科贝特提出，“老皮特在七年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了一个强大的海军国家是如何精妙地使用一支较弱的陆军的；
大陆强国是如何受到舰队的影响的；
还有就是海上的优势是如何扰乱大陆国家的战略安排并干扰他们的心理平衡的”[10]9。可以发现，在七年战争中，作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盟友，英国通过海军进行小规模陆军兵力投送极大地分散了反普鲁士联盟的注意力。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的基本战略思想依然是在海陆配合的基础上，开辟多条战线同法国优势兵力交战以迫使其分兵。面对随时会出现的来自英国方向的威胁，拿破仑也曾感叹道：“英国部署在唐斯的运输船上的三万人就牵制了我三十万陆军，这将使我们沦为二流强国的境地”[14]。总之，在对欧陆强国作战过程中，英国的海军与其有限的陆军力量展开合作能够使后者的作用与效率得到数倍的发挥，对战事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而对于英国自身而言，科贝特认为联合作战方式也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一方面，即使所有的行动失败了，其风险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15]。其内在逻辑在于，虽然英国所采取的联合作战方式可能会成为无限战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以及陆军只扮演牵制对手的有限角色，英国自身所面对的仍然是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而不会像大陆国家一样有卷入无限战争的风险。而另一方面，英国还能够凭借在欧陆作战中非常有限的陆军消耗获取最大好处[16]。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即对“英国式战争方式”作出如下评价：真正反映出英国战略政策最本质特征的唯一合理总结其实就是，政策制定者们都去追求这样一种政策，即这些政策可以用最小成本实现他们处于支配地位的政策目标[17]。

在介绍“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种种优势之后，科贝特进一步介绍了这种独特作战方式的实施条件。事实上，科贝特相信，“欧洲大陆式的‘受援军限制的战争’一般而言几乎同无限战争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能够满足有限战争的条件在这些战争中几乎不存在……只有英国才能发动‘受援军限制的’有限任务的战争”[8]52。科贝特认为，“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实现取决于英国所拥有的两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一方面，一场战争之所以会成为有限战争，不仅在于其目标重要性有限，而且源于交战方能够利用海洋提供的、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阻止对手将整个国家的力量向前投送。英国作为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已经一次又一次被文人歌颂。早在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就已经将英国的山川形胜写入诗节大加赞美：“这一个造化女神为了防御毒害和战祸的侵入而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这一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杜绝了宵小的觊觎），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18]。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英国治下的和平”之后，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与一种“选民意识”，科贝特明确地表示，这种“英国式战争方式”是由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

而另一方面，科贝特也强调了制海权的重要性。科贝特曾经反复提醒英国不能失去与海洋的联系，并把英国时刻与海洋保持联系视作获取胜利的关键性因素。科贝特认为，英国可以自由地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恰恰是由于对海洋的控制确保了英国能够选择一个满足有限战争条件的战场。换言之，制海权赋予英军足够的机动性（mobility），使其以出其不意的方式（surprise）发起陆上攻击，而这一点则构成了联合作战的部分基础。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认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马尔伯勒在欧陆战争中胜利的光芒遮掩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海上的机动灵活性在削弱敌军的军事力量、获得固定资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此外，在创造能够分散敌军注意力、迫使敌军分兵的多线战场时，英军与海洋保持联系还能够维持各个战区间的交通联络，保证各个战线协调一致，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虽然上述的内容以海权为基础，但是科贝特眼中的制海权注定与马汉眼中的制海权有所差别。

按照马汉的基本思路，英国能否实现对欧陆强国的军事胜利基本上取决于英国海军是否获得了全面、永恒的制海权以及广义的海权。相较而言，科贝特对此的认知则更为复杂。在《绿册子》中，科贝特将“海军战略”定义为指挥舰队行动的一种技艺，这些行动以获得海上通行权为目标，但是科贝特同时强调，“海军战略”并不能作为知识的一个独立分支存在，而仅仅是战争技艺的一个部分[19]。科贝特试图表明，海战的目标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夺取制海权，或者阻止敌人掌握制海权，然而通过海战赢得制海权只完成了将小规模陆军投送到欧洲大陆的第一步，战略决策者还需确保英国与欧陆盟友在外交以及陆军作战（比如多条战线同时发动进攻）等方面保持精妙的配合。在科贝特眼中，“英国式战争方式”应当是一套关涉诸多因素、运转高度复杂的体系，因此制海权的取得仅仅是实现“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科贝特看来，“蓝水学派”所追求的决定性战役，以及其所倡导的“寻找敌军的舰队并歼灭之”原则并非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式战争方式”。过分追求制海权实际上把有限战争转化为拿破仑式的无限战争，因此英国的“蓝水学派”与德国的“大陆学派”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区别。正如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言，“科贝特坚信，（马汉的）海上战略并非是大陆战略的替代而是延伸”[20]175。而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向无限战争的转变对英国大战略以及最高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利的。

与此同时，科贝特还进一步提醒读者注意海洋以及海上通行线路的特殊性，并对马汉的“英国式战争方式”理论提出质疑。在《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中，科贝特表示，不同于更容易被占领的大陆疆域，“你不可能征服海洋，因为它的归属权不易受到实际控制”[8]70。在现实中，交战双方所面对的往往并不是已经得到完全控制的海洋而是一片开放的海域，海上交通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交战双方共同使用。而这便造成一个结果，即在海战中最常见的情况实际上是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拥有制海权，对制海权的掌握仅仅是局部的、暂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贝特对海洋自由开放属性的强调大大削弱了以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蓝水学派”思想的合理性。

在科贝特之后，学界关于“英国式战争方式”的争论并未终止。鉴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利德尔·哈特曾在演讲中对英军在黑格（Douglas Haig）等“西线派”军事将领的指挥下直接参与欧陆正面战场作战从而造成重大伤亡进行严厉批评。利德尔·哈特所理解的“英国式战争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间接路线理论”（indirect approach），其主张英国不应依赖于一支陆军直接参与到欧陆的拿破仑式的无限战争之中，而是通过间接方式承担“有限的责任”（limited liability）。它主要以通过海权施加经济压力为基础，并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大陆盟国提供财政补贴和军需供应，二是针对敌人的薄弱环节发起海上军事远征[21]。

然而针对利德尔·哈特的观点，迈克尔·霍华德、保罗·肯尼迪以及布莱恩·邦德（Brain Bond）等更多主张“大陆责任”（continental commitment）的军事战略学家则认为，如果英国的利益在于削弱欧陆霸权（如路易十四法国、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与希特勒德国）、保持欧陆均势，那么认为可以不必承担过多压力且远离战争前线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的想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22]。相比于利德尔·哈特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汉的精神衣钵，这三位军事战略学家都重点强调了大陆与海上角色相互补充的本质，而这一点实质上与科贝特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似乎也更符合英国在历史上的经验。按照迈克尔·霍华德的表述，科贝特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分析更加复杂，科贝特似乎“既是海上学派（maritime school）的批评者，好像也是海上学派的支持者”[20]178。

科贝特对“英国式战争方式”的一种混合式的理解，不仅指出了孤立、片面推崇海权的缺陷与危害，而且也使得他的思想理论获得了相较于马汉更大的普适性、持久性。正如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说，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未来不论它是在大陆的中心还是一个岛国，一个拥有强大的工业实力、科技创造力的民族会击败一切民族。相比于人少地狭的英国，一个洲际大国显然具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底蕴与工业潜力，同时铁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陆路运输的效率，技术进步已经使殖民贸易不再是影响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23]。在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不断从英国向欧陆国家扩散、科学技术迅速更新迭代，海洋经济对于一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马汉所提出的通过使用制海权、控制海洋贸易扼杀大陆经济的“消耗”战术已经难以为继。此外，快速崛起的铁路交通逐步取代了海上通行线路，致使欧陆强国完全有能力在海上封锁产生实质影响之前，利用铁路系统完成军事动员并且发起攻势。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只有更加敏锐地察觉欧陆局势的变化、承担更多的大陆责任，才能进一步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可以说，尽管马汉与科贝特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军事战略学家，相较于马汉，科贝特展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对于时空变迁的敏感性以及更为卓越的时代前瞻性。

科贝特在《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的导言中写道：“战争理论揭示出海军战略不是海军自己的事情……海上战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指导，对于一个海上帝国来说，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其特殊优势，在考虑以及使用海军和陆军时必须将两者视为密切联系的工具，其紧密程度比陆上的三个兵种有过之而无不及”[8]7。科贝特在百余年前提出“英国式战争方式”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还原出了一段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的战略决策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使其能够准确地把握海权和海军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功用，并且厘清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时至今日，当世人对于大炮巨舰以及制海权的狂热再次隐隐浮现时，科贝特对海权、“英国式战争方式”以及海陆关系更为全面、审慎、冷静的思考以及种种警示似乎更值得被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