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全民之瘾】唐瘾全民怎么了

　　导读：“瘾”这个字，按《辞海》的解释，是指“特别深的嗜好”。在医学上，是指对某一事物或物质形成了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依赖。我从未见过对抗生素成瘾的人，文献上也未有过报道。但国人对抗生素的迷信和依赖程度，以及对它们过度使用的普遍程度，或许用“瘾”来形容，并不为过。
　　感冒发烧的困境
　　我大女儿在姥姥家长大。自出生之日起，她就是整个大家庭的中心。1岁以后，女儿每年总要发几次烧。每一次，我都会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用温水或酒精擦浴，吃1/4片“扑热息痛”，买些孩子喜欢喝的饮料之类。但几个小时之后，我总会得知，女儿已经住院，正在打着点滴，托了关系，医生给用了最好的“消炎药”。但有时候，恰好碰上我探亲回家，女儿又发起烧，家里的气氛便会紧张起来。我不让孩子去医院，姥姥、大姨、二姨、三姨……便轮番来做思想工作。妻子看女儿烧得满脸通红，我却仍然“死犟”，妻子便会勃然大怒。最后，我都得乖乖地抱着女儿去医院，看着护士满头大汗地给她在头上、手上或脚上找血管，不停地夸赞女儿勇敢。
　　小女儿出生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我荣升了家长，而且在外面也有了些医学上的“名气”。小女儿第一次感冒发烧时，我软哄硬劝，获得了妻子的许可，自己当上了主治医生。我用的治疗药品是毛巾、温水、故事书和动画片，结果小女儿的烧退得比大女儿哪一次都顺利。妻子因此成了我的同党。以后孩子们感冒发烧，亲戚们焦急地打来电话，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打点滴，我们都会回话安慰，说已经打了，用的都是最新的消炎药。这些年来，两个孩子感冒发烧，我们最多去药房买几片扑热息痛，从未去过医院。
　　令我沮丧的是，虽然20多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这套“毛巾、温水”理论，但似乎只获得了我妻子一人的认可。十多年前，我曾在急诊内科工作3个月，正值流感季节，治疗室和走廊都挤满了输液的病人。医院里有政策，开一张点滴处方，医生可以提成一毛五分钱。医药代表们更是像谷场上的麻雀，一群群飞来，一个比一个的抗生素更高级，一个比一个的回报更优惠。医生们都精神抖擞，夜里主动加班，开好一沓沓注射和口服的抗生素处方，第二天分发给一两百个焦急地排队等候的病人。我却只是口干舌燥地宣传着“毛巾、温水”，开一些病毒唑和扑热息痛片，引来了无数怒目和口水。后来一个发烧的姑娘干脆打个电话，让他粗壮的男朋友带一把匕首来教育我。急诊科的老主任脾气温和，看我实在难以胜任这份回报丰厚的批发工作，委婉地劝说我，让我回了病房。
　　现在一些医生成了“全民公敌”。网上控诉最多的，便是感冒治疗费用如何昂贵。每当看到这些留言、讨论，我总忍不住一声叹息。
　　神奇的“魔弹”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可立竿见影的解除病痛的“魔弹”，但迄今所发现的，不过寥寥几种。而“抗生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1944年开始批量生产。其后，人们又发现和合成了一代代新的抗生素。许多以前很常见，但令医生们束手无策的疾病，如外伤感染、产褥热、梅毒、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脑膜脑炎、肺结核等，使用抗生素（还包括其他一些人工合成的抗菌药，如以前常用的磺胺类，现在更常用的氧氟沙星等）治疗常常能很快见效。医生们从此开始，终于能有效地治疗一些常见病。有人甚至估计，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年。
　　这些细菌感染性疾病多数都有发烧。而按现代医学的解释，发烧是炎症的表现。我们国家的民众对西方科学，包括西方医学，早期的接受主要采用实用的态度，而对其原理并不愿深究。抗生素引入我国之初，一般民众，甚至很多医生，对它治病的原理并不清楚。因此，抗生素到了中国，便有了一个含意更广的俗称：消炎药。
　　实际上，除了感染，还有很多其他原因都可引起炎症。即使是感染，也并不都是细菌引起。其他的微生物，如病毒、真菌、疟原虫都可以感染人体，引起疾病。在现代的生活环境中，病毒是最常见的感染性微生物。上呼吸道感染，包括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急性咽喉炎等，以及急性消化道感染（引起急性腹泻），90%以上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而抗生素对于病毒性感染并无治疗作用。
　　全民之瘾
　　尽管如此，抗生素作为万能的“消炎药”，已深入人心。有专家推算，我国每年消费抗生素1.8亿公斤（包括其他用途，如养殖业）――平均每人138克。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专家认为，他们使用的抗生素中，有50%是不合理使用。
　　我国感冒发烧的病人中，几乎80%以上会使用抗生素（其余的人中，很多会使用中药“消炎药”，如清开灵、双黄连、鱼腥草注射）。而在欧美国家，这个比例低于20%。我国住院病人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手术科室，包括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病人，更是几乎人人使用。也有估计，仅2005年，我国由于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的损失达800亿元人民币，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人数达8万。7岁以下的儿童中，因抗生素致聋者达近30万人。
　　有人说，我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我国的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药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左右。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既可以为医院增加收入，自己也可获得可观的回报。
　　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甚至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的亲戚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最基础的生物学教育，他们迷信“消炎药”可以理解。但大多数接受过系统的微生物学和病理学、药理学教育的医务人员，似乎也迷信“抗生素”。
　　我的在不同级别的医院工作过、共事过的同事们，年龄不同，专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就是在他们自己或是家人出现感冒发烧或是腹泻后，几乎都会使用抗生素。
　　有位夫人，在英国旅游期间突然发烧，英国医生诊断她为“巨细胞病毒感染”。在她的要求下，医生为她静滴了葡萄糖盐水，但拒绝给她注射抗生素，告诉她1周内发热基本可自行消退。这位夫人一气之下，立即回国，住进了一家国内的著名医院。医院刚开完“抗生素合理使用”会议。上午在会议上作报告的领导和专家下午来看望夫人，立即指示管床医生，给夫人联合使用两种最新一代的抗生素。住院3天后，也就是起病后第6天，夫人热退。出院前，她发自内心夸赞：还是我国医生水平高。
　　我们是抗生素的忠诚信仰者，而信仰是不需要理由的。同时，我们又是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我们不需要一个确定的信仰，包括对我们所从事的科学或职业精神的信仰。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博士 吴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