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及新兴保护主义

　 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及新兴保护主义

　【摘要】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西方国家是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则是利益受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和化解者。中国倡导并领导推进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与完善，有利于引导各国共同参与推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关键词】逆全球化 新兴保护主义 世界经济风险 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F75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7.002

　 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与新兴保护主义（the new -new protectionism， NNP）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也是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国际贸易增长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并构建相应的治理机制加以妥善应对。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担当起推动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历史重任和大国责任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TPP、欧盟国家出现的反移民思潮与政策都是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重要表现和推动力量，必然成为阻碍产品与要素跨国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必然损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也是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学术界已经关注到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①与新兴保护主义现象②。因此，系统探讨逆全球化背景下新兴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及风险治理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现实紧迫性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密切相关。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经济和政策后果便是在西方国家最早出现并向全球不断蔓延的新兴保护主义理论思想及社会运动，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全球蔓延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向新的方向发展演化。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社会思潮、理论建议和政策措施给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成为新兴保护主义产生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逆全球化为新兴保护主义准备了社会与利益集团基础，创造了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社会政策工具和组织手段。新兴保护主义不仅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内容，其本身也成为推动逆全球化演化的重要力量。新兴保护主义对逆全球化发展与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更多。新兴保护主义限制产品与要素跨国流动的手段更多也更为严格，加剧逆全球化程度。新兴保护主义除了强调利用传统的经济手段特别是关税手段外，更偏重使用非经济特别是非关税手段对产品与要素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阻碍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手段更为多样，也更为严厉

　 其二，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理由更多。除防止外国商品与要素进入本国市场以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外，新兴保护主义还可以以非经济理由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这些非经济理由涉及到五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与军事利益，也就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外国商品与要素的流入，或者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对外出口产品、要素或者某些先进技术；二是意识形态利益，即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依据推行反全球化思想意识和政策措施，或者为了维持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及其规则体系而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三是文化宗教利益，即以保护或者宣扬某种文化或者宗教理念为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排外或者保护主义措施；四是政治利益，为了实现某些政治目标、获得政治权力、谋求政治利益而采取的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一些西方家以维护民主自由、反对所谓的“独裁政权”为由而对某些反西方国家采取的各种经济限制与贸易制裁措施；五是利益集团利益，为了维护某些金融、市场、资本与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美国为了维护硅谷某些信息技术产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限制某些通信设备企业在美经济与投资活动

　 其三，新兴保护主义反对与阻碍全球化的程度更深。新兴保护主义限制商品与要素跨国流动及配置的政策措施更为严厉，为了实现保护本国市场、维护本国就业利益或者实现其他经济、非经济目标，可以采用比传统限制措施更为严厉的措施。例如，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进口关税，虽然当选后没有立即实施，但反映了美国国内某种政治力量反对中美贸易、反全球化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贸易限制措施可能的程度

　 其四，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地理空间范围更广。新兴保护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也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使得各种类型的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卷入保护主义的漩涡之中。保护主义影响的地理空间范围越来越广，不仅严重威胁到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甚至会改变全球市场的竞争方式，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理空间范围

　 其五，新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内容更为复杂多样。新兴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限制商品的跨国流动，还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可移动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配置施加影响，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排外主义反对外国移民、限制难民进入本国。除了新兴贸易保护主义之外，还出现了新兴投资保护主义、新兴产业保护主义、新兴市场保护主义、新兴技术保护主义、新兴劳动保护主义等

　 总之，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多样。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

　 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下图可以看出，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包含了对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与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各种经济风险进行评价、预测、警示、防范与控制五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节和内容，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预防和控制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并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

　 中国作为全球新兴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与第一制造业大国，是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需要在防范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方面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倡导并主导推动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国在遏制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消极影响，构建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的进程中，可以在如下五个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第一，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中国虽然不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理念的最早倡导者，但却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发展的受益者。这一理念不仅有利于中国贸易与经济发展，而且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与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应继续推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承担起新兴大国的全球责任

　 第二，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和推动者。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与贸易大国的快速崛起，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竞争体系，因此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竞争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作为全球市场竞争的早期获利者和维护者，随着其原本在全球市场竞争地位的相对下降，出现了偏离其原本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倾向，这些经济体中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则会对全球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中国理所当然需要承担起维护和推动全球市场竞争秩序的历史责任

　 第三，逆全球化的纠错者与解构者。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逆全球化思想和政策主张，不仅阻碍了全球化进程，而且损害了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西方国家不能在自己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拥有竞争优势、能够获得递增利益的时候便以全球化推动者自居，当西方国家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弱化或者不能够获取其需要利益时便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以损害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从而谋求个别国家的经济与市场利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获利者和推动者，需要对西方国家中出现的各种损害中国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逆全球化行为及政策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纠正各种错误主张和政策措施，化解逆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第四，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与化解者。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国际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不仅损害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贸易大国的贸易利益和市场发展利益，而且损害了整个国际社会分工合作与贸易利益。选择新兴保护主义的少数国家及其利益集团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利益，其推行保护主义的理由具有随意性和扩大化倾向，各种非经济或者非贸易理由成为其推行保护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借口，甚至采取各种严厉的非经济手段实现其最大化利益目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与贸易大国，应坚决反对任何新兴保护主义行为以维护国际社会及自身贸易与发展利益，成为新兴保护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和相关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化解者

　 第五，全球经济风险机制构建的推动者与领导者。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也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各国经济力量分化的产物，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与运行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各种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风险，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作为西方传统保护主义与新兴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国，也是全球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国，需要担当起推动和领导全球风险机制构建的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风险的制度化组织公共产品的责任

　 概言之，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是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贸易大国与制造业大国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起推动者和领导者的大国责任和历史重任，同时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和化解者。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涉及到风险评价、风险预测、风险警示、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稳步推进，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

　 评述性结论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与制造业大国，倡导并领导推进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与完善，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力，有利于引导各国共同参与推进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完善。新兴保护主义是指在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想和政策偏好影响下出现的利用各种反全球化的经济与非经济手段以维护本国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的各种思想意识、行动与政策措施。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或者经济体是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恿α浚?中国则是新兴保护主义特别是新兴贸易保护主义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贸易与发展利益受新兴保护主义损害最大的国家。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新兴保护主义阻碍全球化的手段和理由更多，程度更深，地理空间范围更广，内容更为复杂多样。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这些不确定性风险，涉及到贸易摩擦、冲突与贸易战风险，汇率波动、货币与金融危机风险，宏观政策失效与政策目标冲突风险，军事摩擦、冲突与战争风险，甚至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衰退与危机的风险。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是应对逆全球化和新兴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全球经济风险治理机制构建涉及到风险评价、风险预测、风险警示、风险预防与风险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稳步推进。中国应该成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全球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逆全球化的纠错者和解构者、新兴保护主义的反对者和化解者。但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也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与优化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稳定国际市场秩序方面发挥大国领导作用创造了机会。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5JZD037、11AJL004、17JFZX028）

　 注释

　 Binod Anand， “Reverse Glob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head”，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195， 3 July 2015， pp. 1003-1011.郑春荣：《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梅新育：《逆全球化浪潮影响几何？》，《中国外资》，2017年第3期

　 Sebastian Garmann， “Does globalization influence protection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support “， Food Policy， Volume 49， Part 1， December 2014， pp.281-293.刘承元：《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企业管理》，201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Shiu-Sheng Chen， Kai-Wei Hsu， 2012， “Reverse globalization： Does high oil price volatility discourage international trade？”， Energy Economics， Volume 34， Issue 5， September.

　 Wilfred J. Ethier， Ronald D. Fischer， 1987， “The New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 2， No. 2 （Autumn）.

　 CrinaViju， William A. Kerr， 2012， “Protectionism During Recession-Why are Trade Barriers no Longer the Preferred Policy Choice？”，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62， 24 October.

　 Sebastian Garmann， “Does globalization influence protection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support”， Food Policy， Volume 49， Part 1， December .

　 Hamid Faruqee， Douglas Laxton， Dirk Muir， Paolo Pesenti， 2008， “Would protectionism defuse global imbalances and spur economic activity？ A scenario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ume 32， Issue 8， August.

　 保建云，2016，《分布理性、超群博弈?c国际政治经济学――财富分配与权力竞争的新理论解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保建云，2015，《金融与债务危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与政策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责 编?M马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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