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精神的伦理意蕴

龚建伟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愚公移山这个神话故事已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其出自《列子》这部道家经典，但愚公移山精神的流变与传播却远远超出了道家的范畴。愚公移山并不仅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在中国流传，其精神内涵同时也具备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恰如毛泽东所提倡的那样，愚公移山精神不但在中国革命中得以发扬，同时也融入了中国革命的现实[1]。显然，近代以来的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播和拓展始终离不开《愚公移山》这个神话的文本。作为如此经典的神话，愚公移山的故事当中蕴含着怎样的伦理意义，愚公本人具备怎样的德性，其如何指引我们的现实生活？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考究。

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对愚公移山这一故事进行伦理考究。如前所述，《愚公移山》本出自道家经典，其本身必然会折射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伦理学中相当核心而且基本的问题[2]。虽说讨论这一问题的往往是儒家学派，但愚公移山的故事同样能够引发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愚公移山究竟是为“义”，还是为“利”？在《愚公移山》的文本中，驱动愚公进行移山的直接原因是“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即他的出行受到了山的阻碍，这是很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其行为表面看来似乎应当被认为是为“利”而进行的；
但结合后文来看，愚公移山的“利”在愚公有生之年是根本享受不到的，恰如智叟所说的那样：“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就愚公个体而言，他的劳动完全不能为他个人带来“利”，即使山被移走后诚然有利可图，那也是后人的事情了。更何况移山并不仅仅只有愚公一家能够得利，愚公的邻人以及山那边的居民亦可享受山被移走的好处。也就是说，愚公的劳动从个体与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几乎是完全无私的，这样一来他的行为又具备了浓厚的“义”的属性。《愚公移山》故事中的一条伦理线索就此凸显出来了。

义利之辨只是考察愚公移山故事的一个方向，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愚公移山本身就包括了为何移山、如何移山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背后都潜藏着深刻的伦理价值。透过表面，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本身蕴含着什么是善、为何是善以及如何求善的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愚公身上折射出的宝贵品质——高尚的德性，而这种德性也正是近代以来愚公移山精神所强调的品质。正是德性作为善的价值观念融入了人的精神结构当中，德性的向善才有了内在依据[3]。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实质上正是要学习愚公所具备的这种德性，而这种德性非常有利于社会之“善”的实现。

要而言之，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当中，愚公具有某种高尚的德性，这是我们学习其精神的重要原因。本文力图考究的便是愚公的德性背后究竟有怎样的脉络，又指导了何种向善的路径。

在伦理学当中，事实与价值，或者说“是”与“应当”的关系是一个重点。虽然休谟在提出该问题时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怀疑的，但当代伦理学界已有诸多观点认为“价值”必须藉由事实才能得出，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事实究竟如何得出价值[4]。本文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而在于愚公移山的“事实”与“价值”能够反映其何种品格。既然如此，搞清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包含着怎样的事实与价值便是进行伦理考究的首要任务，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是对愚公“何以移山”的回答。

(一)“愚公移山”的事实：山是阻碍

《愚公移山》的文本首先给出了“山”的概况——“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这毕竟是个神话故事，数字的准确性当不得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山之高大。再看愚公的情况——“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故事本身并未给出有关愚公的更多信息，但“九十”这个年龄足以说明很多问题——愚公已经年老体衰，而且很可能即将走到寿命的尽头。以上是“移山”的对象与主角的基本情况。

接下来的事实是愚公决心移山的动因，也就是上文中提及的“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这两句话所包含的信息同样不多，但明确地指出了山是愚公一家生活的阻碍。结合前后文来看，山所阻碍的不仅仅是愚公，同时也有山南以及山北的其他居民。就此，愚公移山的基本事实已经呈现出来：山非常高大，愚公年老体衰，山是包括愚公在内的许多人生活和发展的阻碍。“是”既然已经被给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移山”为何是“应当”的了。

(二)“愚公移山”的价值：应当移山

愚公移山的故事很直接地给出了“应当”：“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乍看上去这个价值判断具有一些盲目性：山是如此高大，挖山明显不可行。尽管挖山目标的盲目性是该故事在古代不那么受欢迎的原因[5]，但愚公仍然坚持作出了价值判断，即山是应当被移走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周围许多人的认可，也就是原文中的“杂然相许”。由此可见，愚公的价值判断并非仅代表他个人的一意孤行，而是受到众人广泛认可的事业。

愚公之妻的疑问同样值得注意。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愚公的气力不足，难以移山；
另一个则是该去哪里存放挖出来的土石。其他出谋划策者虽然给出了“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的回答，但这一回答实际上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在问题得到部分解答之后，愚公便开始了移山的行动，其妻的第一个问题也暂时消失了。这看似是故事编写者的纰漏，但若看向后文，其妻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也还是得到了解答的：对智叟的回答同时也可以回应他妻子的疑问：纵然愚公自己不能“如太行、王屋何”，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难道这还不能奈何太行和王屋二山吗？因此，愚公坚持做出了移山的判断。

(三)从事实到价值：移山是“善”

故事中的事实与价值似乎有些对立：在事实部分，作者强调了山的高大和愚公的条件之差；
而在价值部分，愚公移山的行动却又是如此受欢迎，即使他妻子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其妻也没有阻拦他的行动。为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义利之辨来探查了。

太行、王屋二山之高大与愚公之年老体衰的矛盾确实存在，但这严格来说是“利”层面的矛盾。愚公确实不能损魁父之丘，但这仅仅在他需要体验“移山”之利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愚公移山所基于的事实在于“山是阻碍”，但他移山的目的并不是让自己不被山阻碍，而是为了能够让后人享受无阻的便利，因而移山的困难性便不再与移山这个决定发生冲突。愚公之妻的第一个问题和后文中智叟“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的讥讽实质上指向的都是同一类现实关切，即愚公根本不可能亲自享受到“移山”的好处，这都是私利性——即针对愚公个体利益的关切；
但愚公“移山”的决定打一开始就没有从私利角度出发，恰如其所言，“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是未来移山的主力，同时也必然是在未来能够享受移山好处的人。同时，移山这件事也可以令其他人受益，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及实际的支持。原文中虽然仅有“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跳往助之”，但这一角色完全可以被视为他人的化身——一名寡妇的年幼孩子都去帮助他，更何况其他人呢？

换句话说，愚公心中的“善”并不仅仅是狭隘的“个人出行之利”，而是“山被移走”这件事本身。故事开头“出入之迂”的描述很可能会给人一种误会，那就是愚公移山的动机仅仅在于他个人被阻，移山的目的也只是解决这一问题，而其他人和“子子孙孙”都是顺带的协助者。但从愚公对智叟的回答以及寡妇之子的协助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移山”当然是利，但却是具有公共性的利。这和传统义利之辨中的利有所不同。在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中，利的对象即使不是“我”自身，也应当是“我”所身处的团体；
而“义”则强调应该排除“个人私利”，从公共性与普遍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义利之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私之辨[6]。以“公私之辨”为切入点反思愚公移山的“善”之所在，不难发现其行为基本上是为公的——愚公之妻和智叟指出的事实确实成立，愚公本人的“残年余力”自然不能“毁山之一毛”，故而他移山去渤海之尾、隐土之北的行为根本没有个人角度的利可言。那么他的行为是为了“个人所处的团体”——个人小家庭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愚公召集来商讨移山问题的参加者和移山的主要出力者都是愚公的家人，但愚公移山并不仅仅旨在为自己家人提供便利，因为山的特性决定了其被移走之后所有山南山北的居民都可从中受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寡妇之子为何要去帮助愚公呢？寡妇为何不阻拦呢？再者，移山需要参与的子子孙孙是相当多的，很可能需要数百代乃至更多的代数才能实现，数千上万年后的子孙即使名义上和愚公本人是同一家族，是否能算是私利意义上的“个人所处团体”，恐怕也很值得怀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愚公移山是“无利”的事情，义利之辨并不寻求将利彻底遏制。毕竟“利”是个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重义这一概念本身也强调把“公利”放在前面而非彻底遏制“利”[7]。即使是最为强调“重义轻利”的儒家学派，许多时候也在追求公利主义，而非无利主义[8]。不可否认，愚公移山的举动仍然有充分的广义上的利属性——甚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私利”属性，毕竟他的家人终究是他所属共同体的成员。但这并不能折消其行为的“义”之主导性，亦不可否认他将“移山”本身而非“我自己能够切身享受移山好处”视作善这件事实。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定愚公是将“移山”这件事本身视作善，这件事具备善属性的原因是山对居民出行造成了阻碍，而愚公的行动则具备充分的公义属性，因为他力图让公众从中获益，也确实得到了公众的协助。

既然愚公移山是公义性的行为，那么愚公以何形式实现这一“善”之目的也就值得进一步发掘。善当然是美好的，但求善的路径却可能充满阻塞。如果仅仅抱有美好的目的，缺乏科学有力的手段，那么善的结果仍然未必能够达成。《愚公移山》的文本虽说简短，但确实也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

(一)求善的阻碍与向善的决心

愚公移山遇到的阻碍有很多，其中“山之高大”最为主要而且显著，但同时也最好解决。因为愚公的子子孙孙确实没有穷尽，山也确实“不加高”，再综合考虑其他人相助这一条件的话，“山之高大”确实是能被时间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愚公之妻问的第二个问题也算是一个阻碍：土石该放到哪里？这一问题也确实得到了回答。但故事至此存在一个微妙之处，那就是回答者并不是愚公本人，而是周围的其他人，即文中的“杂”。为什么不是愚公本人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安排其实相当精妙，因为如果其他人仅仅是“杂然相许”而没有对愚公的提议做出更多表态，我们或许还可以怀疑众人是不是单纯觉得愚公老糊涂了，随口应付几句。但其他人对愚公之妻的回应表明了他们切切实实地思考了愚公的提议，参与完善了愚公的计划，为愚公提供了智力支持。再看后文的“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可见愚公的家人不光仅在口头上赞同，同时也亲自投身于愚公移山的行动当中；
而愚公也积极地采纳了其他人的提议，将山移去了渤海之尾。

接下来的阻碍是路途遥远，即原文中的“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这个问题和山之高大是很相似的，但愚公并不在意。从原文来看，愚公是在“始一反焉”之后才遇到的智叟，智叟的讥讽确实很现实，然而愚公完全没有被吓倒，而是坚定地回应了智叟，让智叟“亡以应”。至此，愚公求善之路的阻碍他已全部经历过，但决心却依然坚定。可以说，坚定的决心是他求善最有力的保证，移山以利公众的使命感则是驱使他叩石垦壤的动力。

(二)循序渐进且踏实苦干的求善之路

《愚公移山》有关移山的文本解读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们或许可以思考一下愚公移山这条求善路径的特点。固然愚公和他子孙的力量与太行、王屋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但只要他们坚持下去，必定会把大山的阻碍作用降到最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大山随着时间推移或许会逐渐变成方六百里、高八千仞，又逐渐变为方五百里、高六千仞。就这样，行人绕过山也好，爬过山也罢，所需的体力和时间都注定会越来越少。这些数字当然都是虚指，我们只需注意这背后的精神：善是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而非一蹴而就的。

愚公移山毕竟是一个神话故事，从故事的结尾我们也可以看出，故事中存在无所不能的天帝，他可以命令其它神明直接将山搬走，根本不需要愚公来慢慢移山；
但愚公在面对如此高大的太行、王屋之时，他并没有选择求神拜佛，寄希望于神明显灵帮自己移走大山，而是去发动自己能够发动的家人，埋头苦干，一步步来实现善的愿景。虽然愚公的行为最终感动了天帝，但这并不是愚公的本意，从愚公和智叟的对话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归根结底，愚公一开始的意图仍然是靠凡间的力量来实现移山的目的。这固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长久来看，善的实现同时也是一种必然——而且是逐步显露的。因此，愚公的求善之路具备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讲究以子子孙孙的奋斗来循序渐进；
另一个则是不求神明，通过埋头苦干来达成目的。

(三)善得以实现的必然性

故事的结尾同样有一点非常有趣，而这同时也是故事的点睛之笔。太行与王屋的确是被天帝下令搬走的，但天帝为何会知道这件事？原因在于“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操蛇之神也就是山神，他知晓愚公的目的以及理论依据后，恐惧愚公和他的子孙后代以及其他协助之人不停止移山的行为，所以才报告了天帝。他的这一行为已经潜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愚公移山的目的是几乎必然会实现的”。他是山神，倘若愚公真的将山挖平弃于“渤海之尾”，山势必不复存在，他作为山神也就没有了凭依。因此，“不停止移山”并不是他恐惧的根本所在，“山会被移走”才是根本原因。如果愚公继续移山的行为不会导致山被移走的结果，那么操蛇之神根本没有理由惧怕愚公移山“不已”，毕竟这只是暂时现象。山神的惧怕同时也证明了愚公之妻的疑问和智叟的讥讽是错误的。在愚公之妻和智叟看来，愚公即使“不已”，也不能达成移山的目的；
但在山神看来，移山却是一种必然，乃至于他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向天帝求助。

到了这里，这一点睛之笔的妙处可谓彰明较著：为公义移山是愚公至死不渝的追求，而这一追求在山的掌管者操蛇之神看来必然会实现。太行、王屋二山的阻碍作用客观证明了愚公移山之举在广义上的有利，或者说符合了“善”的属性；
愚公家人以及寡妇之子的赞同与协助在主观上验证了愚公移山的公义性；
而山神的惧怕则确证了愚公的求善路径是可行的，更是有效的。愚公移山之善实现的必然性就此被提了出来，愚公的德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接着要探寻的问题。

傅斯年曾经根据愚公移山故事的文本总结过愚公的精神，最后落脚到了“为公”与“努力”两点上[5]；
毛泽东进一步超越了愚公移山的文本，他提出的愚公移山精神包括了觉悟、决心、大众和团结四个方面[9]。上述总结实际上都论及了愚公的德性。所谓德性是以善为追求的精神结构，其使人表现出向善的定势，同时也为行为赋予独特的道德意义[10]，而愚公的德性则是他的求善之路必然成功的原因。

(一)大公无私

愚公已经九十岁了，完全可以安心颐养天年，太行、王屋二山对于足不出户的老翁来说无法造成任何不便，但他依然选择辗转于太行王屋和渤海之尾之间，为移山而奋斗不息。如果他仅仅出于私利考虑，则移山一事根本就不会发生，更遑论后面的故事了。显然，他从中享受不到任何好处，人力的渺小与山之高大的对比是如此的显著，但他大公无私的信念却又是如此毅然决然，而这也正是他行为具有道德意义的根本原因。毕竟如果愚公移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收过路费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便谈不上具有道德意义，但既然他移山只是为了通行便利，那么这惠及众人的正义属性也就不证自明。

(二)坚持不懈

正如前文所言，愚公移山并非仅仅是口头空谈，他是亲身体会过移山的路途遥远与时间漫长的。但在这之后，智叟的讥讽并没有让他放弃移山，也没有让他转而寻求神明相助等其它办法，愚公有力地回应了智叟的质疑，继续着移山的行动。如果愚公半途而废，操蛇之神也就没有理由惧怕愚公移山的“不已”，因为移山这件事在愚公放弃后注定不能成功。正是愚公精神上的坚持，赋予了其“移山”这件善行实现的必然性。

(三)智勇并重

移山显然是需要勇气的行为，但不能只有勇气，愚公也没有在下定移山的念头之后就去扛着工具开始移山，而是先和家人进行了商议。愚公的家人不但在智力上为愚公提供了主意，同时也在行动上帮助了愚公，这使得愚公移山从他一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子子孙孙均参与进来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一德性说明了智慧的重要性，固然与家人商议可能会耽误时间甚至遭受反对，但从结果来看，这显然大大有利于移山工作的开展。如果愚公光凭蛮力靠自己去移山，那绝对是不能成功的。

(四)团结众人

在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愚公面临妻子的质疑并没有驳斥妻子，其他人也都仅仅是回应了妻子的疑问而没有对妻子进行攻击，这说明愚公的家庭相当团结。不仅如此，虽然愚公的家庭普遍支持愚公移山的行为，但是愚公也只带领了三名子孙参与到移山的工作当中，而没有要求全家都参与进来。究其原因，愚公的家庭仍然需要正常生活和生产，调集更多人虽然确实能加快移山的进度，但同时也会对家庭中其他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愚公的团结并不仅仅是众人心齐这个角度上的团结，还有为众人切身利益考虑，防止他人利益因自己受损这个角度上的团结。团结的目的是达成目标而不是伤害自身，愚公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毕竟愚公坚信移山成功需要子子孙孙的团结奋斗[11]，如果移山事业过分影响了家人的生活，那显然无利于家庭的团结，更不利于移山的进行。

愚公移山的故事包含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虽然愚公本人不能从移山当中获利，但愚公却仍然以无我的精神走上了移山的道路，这种无私的德性非常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不仅如此，愚公移山的故事中还有许多隐微但是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说山神的惧怕所折射出的移山成功之必然性、是愚公家人而非愚公本人对妻子的问题做出解答，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留心。正是这些细节与愚公移山的故事主体结合才让愚公移山具备了如此丰富的伦理意涵，也正是这些伦理意蕴让愚公移山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