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林伯渠力戒形式主义

文_张超群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林伯渠作为我们党的元老及新中国元勋，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便从事政府工作，延安时期更是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在干部作风建设尤其是力戒形式主义方面进行了很多深入思考并采取了得力举措，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经验。

正确认识形式与内容之间以及形式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有效整治形式主义的根本前提。林伯渠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实际工作，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如果没有好的形式，即不可能把好的内容表现出来。”林伯渠清醒认识到，讲形式并不等于搞形式主义。一方面，他认为形式是内容的载体，二者密不可分，“有内容就要有形式”。另一方面，从群众对事物的接受过程看，其往往遵循由表及里的逻辑，“我们办事情是不能不注意形式的，因为有些群众首先就是看表面，表面没有做好他就可能不相信你。”

林伯渠像

“如果内容被忽视了”，讲形式就会滑入形式主义的泥潭。抛开内容讲形式或者过于夸大形式，就成了形式主义。林伯渠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是危险的。对此，他在贯彻“三三制”政策时有切身感受。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联合各阶级各党派共同抗敌，党中央决定实施“三三制”民主，即在党领导的政权中使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为巩固根据地及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具体执行时，使每类人员正好占三分之一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时边区政务人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选举的结果经常是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区还根本选不出那么多中间分子。于是，为了严格执行“三三制”以使中间分子达到规定份额，有些地方一度出现“凑数”现象，甚至还有反动分子趁机混进政府机关。很显然，这不仅违背了政策初衷，还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是极其危险的。对此，林伯渠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是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三三制’，但如果内容被忽视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三制’。”可见，林伯渠并不反对形式，甚至认为其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对于只讲形式而不管内容的形式主义，他高度警惕并强烈反对。

陕甘宁边区是党进行局部执政的试验田。从整体上看，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艰苦朴素；
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良作风。林伯渠就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某些残余”。

其一，只顾表面不顾实际。林伯渠认为，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存在“只顾表面不顾实际的形式主义”。比如他多次提到的变工队和合作社问题。所谓“变工”，是指农户之间人力、畜力、土地的相互调剂、相互帮助，以求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然而，在推广变工队的过程中，有的干部不向群众宣传和与之商讨，不根据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而是坐在乡政府“抄名单”来“编制”变工队。于是，出现了大量有名无实的变工队，比如庆阳市417 个变工队中有名无实的竟达416 个。很显然，这只是一种表面功夫，不可能发挥实际效用。正因为如此，林伯渠曾多次批评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变工队和合作社中存在着严重的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

其二，无益的正规化。陕甘宁边区建设中，一度出现僵化的正规化思想。比如一些同志，他们“做了很大的计划，要发展重工业，要硬把科学搞到这里来，要培养全国的人才”。但当时是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才是第一要务，而且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且教育极其落后，根本不具备相关条件。在中小学教育中，也有人刻板强调“正规化”，要把大城市的教育制度照搬到边区。对此，林伯渠毫不客气地评价：“这些同志，他们夸夸其谈，道理很多，方法很多，但空洞的不能解决问题。”可见，在林伯渠心中，这种不切实际的正规化本质上是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除了计划做得很漂亮、口号喊得震天响，再无其他。

林伯渠雕像

其三，重量不重质。林伯渠观察到，重量不重质是边区工作中更普遍也更严重的毛病。他曾说：“文化工作中现在存在着的基本毛病或基本问题，就是重量不重质的倾向。”当时为了在群众中普及教育文化，有些干部盲目追求学生数量，发展有名无实的识字组、妇女半日班、夜校等。从数量上看，似乎达到了“普及”的要求，但在质量上并不能完全过关，这也导致许多学习班无疾而终。林伯渠曾痛心地反思，群众教育在“大规模发展中，由于这种倾向作怪，有许多村学和读报识字组等，没有能够在群众中生根，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垮台了”。可见，重量不重质也是一种不顾实际效果而过于追求外在表现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思想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在林伯渠的一系列相关论述中，我们从中能看到不少深刻思考。

源于“不能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恶习”。主观主义是一种不切合实际，而只从主观出发、拍脑袋决策的不良作风。例如上文提到，一些干部坐在乡政府“抄名单”来“编制”变工队，就是典型的主观主义。林伯渠曾数次谈到这种情况，比如他曾说：“我们要克服那种不细心研究具体情形和工作计划，不具体、不实际、不能按期完成，一切都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不能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恶习。”他还分析了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三者的关系：“此种主观主义残余，又同官僚主义结合一气，而表现为：只顾表面不顾实际的形式主义。”由此可见，主观主义做派正是导致形式主义作风的重要原因。

是“有些同志的教条主义在作怪”。教条主义是不顾具体情况而只知从教条出发生硬地认识和对待问题。上文提及的“无益的正规化”正是教条主义带来的。林伯渠曾说：“边区的全部政权工作，都要从革命与战争的环境出发，都要从边区的其他地方条件出发。合于这两种条件的制度，才算是真正的正规化，才叫科学。”对于一些同志僵化地理解、强调正规化的情况，林伯渠追根溯源地评价道：“这种错误倾向，主要是有些同志的教条主义在作怪。他们的教条，有的从欧美、日本搬来，有的从国民党搬来，有的从中国历史上搬来。可是，既不合于革命战争的环境，又不合于边区的地方特点，也就都不合于我们的需要。”很显然，在林伯渠看来，产生形式主义的一大原因就是教条主义。

因为“工作方法上采取简单的命令主义”。林伯渠认为，形式主义的产生与强迫命令的作风有直接关系。“工作方法上采取简单的命令主义，工作结果必然发生各种重量不重质、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情形。”对此，他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上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强迫命令会导致形式主义。首先，上级领导和下级干部掌握政策的进度不一样。“领导人员已经成熟了的东西，下级和人民群众还没有成熟，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需要一些酝酿等待功夫……有些工作人员求成心切，犯了急性病，政策一经确定，任务一经提出，便采取简单命令的办法，雷厉风行督促下级和人民执行。”其次，上下级工作分工的细化程度也不一样。“愈是上级，愈是分工办事，而愈是下级，就愈是一揽子形式，如果工作没有中心，没有步骤，一件未了，一件又来，吃下的东西太多，就消化不了，就会简单处理。”再次，乡村干部需要更多教育指导而非简单命令。“乡村干部，他们的知识、文化和能力有限，又多不脱离生产，如果上级指导不好，就会‘跑腿、误工、惹人’不顶事，工作还是做不好。”而在命令主义之下，下级干部即使尚未充分领会政策精神，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抑或没有得到有效的指导，也须快速完成大量工作，这必然导致敷衍应付，由此产生形式主义。第二，基层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强迫命令会导致形式主义。林伯渠认为，当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并非发自内心地理解、接受和认同，而只是被迫执行时，不免出现表面应付的现象。他曾指出：“一部分变工队和合作社中存在着严重的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主要原因在于违反了自愿自觉的原则，在于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办法。”比如，当时有的干部强行要求每村都要成立互助组织，规定“硬任务非完成不行”，结果干部一走，互助组织立刻垮台。这正是强迫命令造成的形式主义。

林伯渠在指出当时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直接根源的基础上，也阐述了力戒之法——“纠正和克服的办法，主要是学习和教育，是反省和批评，同时又须配合以纪律、奖惩和守则。”

学习和教育。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既与思想境界不高、理论修养不足有关，也与工作能力不强、方式方法不当有关，这些都需要通过学习教育来改善。对此，林伯渠明确指出：“边区现在一切工作的提高，都有赖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提高边区的干部水平，对中国革命将来有着重大意义。”为此，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系列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针对基层干部，还每年开办区乡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教育，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提高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另一方面在实务上提高了干部贯彻政策、落实工作、联系群众的能力。

反省和批评。林伯渠认为，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错误，尤其是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实践中，许多工作都无先例可循，需要靠自己摸索，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错误。出现偏差错误，应及时反省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进步。对于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林伯渠就多次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也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比如，针对实行“三三制”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他特意作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应该纠正的偏向》报告，进行反省和批评；
针对基层出现重量不重质现象，他毫不掩饰地说更重要的责任还是应由上级担负。1945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府机关进行了一次作风检查，检查时首先就由政务人员进行自我检查，再由其他人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反省和批评，许多不良思想和行为得到了及时制止和有力纠正，许多形式主义现象与作风得到清理。

纪律、奖惩和守则。干部作风的改善还必须有外在奖惩的激励和规章纪律的约束。正如林伯渠所说，没有严明的纪律与一致的行动是不可能避免发生各种偏差的。为了改善干部作风，加强干部管理，陕甘宁边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等，在各项政策制度和纪律规矩的约束之下，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形式主义问题得到极大遏制，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作风也得到了广大群众以及来此参观的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