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文学中的创伤与治疗

李惠珍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合作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仍在全球肆虐横行，这场大流行病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世界各地与日俱增的疫病患者除了饱受身体上的痛苦，更遭受着精神的折磨，此时，民众亟须心灵的慰藉，而以文化滋养心灵则是最好的慰藉方式。早在疫情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刊发了《危难时刻，人们需要文化》一文。文中指出“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文化。文化让我们坚韧，给予我们希望，提醒我们并不孤独”[1]。由此可见，文化在危难时刻的重要性，它赋予人们精神的力量,给予走出困境的希望；
而“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结晶，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抚慰’和‘疗救’意义”[2]。疫情之下，凸显文学的治疗功能，发挥文学的疗救作用，是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
而挖掘抗疫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思想精髓，给予人们抗疫的精神力量，疗救人们的精神创伤，则是文学批评对疫情当下做出的积极回应。

纵观历史长河，疫病一直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也成了文学创作重要的母题。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对疫病的书写不胜枚举，其主要原因在于疫病中遭受的未知与恐惧、病痛与死亡、失去与孤独造成人们极大的精神创伤。疫病创伤下，人们是砥砺前行展现坚毅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又或是受困于创伤中，抑郁终生。这些丰富的精神影像都已形成民族文化的集体创伤记忆，化为文学创作者写作的强大精神动力。

“创伤”一词最早是指对身体外在的物理性损伤，而后引申到对心理内在的伤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重点又从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如今，“创伤已经成为西方一种流行的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渗透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领域”[3]。文化创伤强调创伤记忆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与心理创伤一样，也会导致焦虑、麻木及群体对创伤记忆的共同抵制。文化创伤还具有传递性，尽管有时人们并未亲身经历创伤事件，它也会通过口述或文字记载等方式将创伤记忆一代一代传下去。文学中的创伤就是文化创伤的一种重要体现。它可以是作者直接或间接的创伤体验，也可以是作者虚构的创伤事件。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真实还是虚构，都“证明了它对生活的无尽影响”[4]7。正如凯西·卡如斯所说“创伤故事是对迟来体验的一种叙事。它不是对现实、死亡或相关力量的逃离”[4]7。疫病文学通过创伤叙事，再现迟来的体验，反映出疫病创伤对人们生活的无尽影响。

（一）创伤的缘起

瘟疫的突发性、蔓延性和毁灭性往往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慌，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根据凯西·卡如斯的定义，“‘精神创伤’就是受害人在毫无准备和极其恐惧的状态下遭遇某一惊人事件所产生的复杂感情，先前的知识结构无法为它做好准备”[5]153。疫病来袭，人们突然遭遇这一恐怖事件，先前的认知无法对此消解，因此也就形成了精神创伤。可见，恐慌和先前认知的不足是疫病创伤形成的重要原因。

从疫病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疫病的爆发给人们造成的极大恐慌。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呈现出1665年瘟疫袭击下伦敦街头的惨相：人们的惊叫（发现瘟疫标记——黑斑点）、生离死别的哀嚎、运尸车的忙碌、死人坑尸体的激增，这些意象给这座城市蒙上了恐怖的色彩。曾经繁华嬉闹的伦敦城在瘟疫下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传染病重灾区的蔓延、死亡统计表上与日俱增的数字、身体上的黑斑块，这些无不向伦敦城的人们传递着死亡的讯息，造成人们的恐慌。逃离是恐慌下人们采取的自救方式。作品中，“那类资产较丰的人，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从城市西区蜂拥出城”[6]39。然而，疫病恐慌下的逃离，非但无法让出逃者独善其身，甚至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瘟疫因为人们的四处逃离而被带进了乡镇和房舍，毁掉了成千上万的人。流动导致了瘟疫的迅速蔓延，而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疫病的突发性和毁灭性往往超出了人们原先的认知，形成创伤性事件。莫名的感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要接受自己走向死亡的事实，又或是数天内甚至仅是数小时内经历亲人的离世，这些都突破了人们的认知。当人们无法认识并处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创伤也因此而形成。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就描述到一位母亲在女儿的大腿内侧发现瘟疫标记时的情景：她发出惊人的尖叫，接连几个小时不断啼号和哭喊，惊恐中她的女儿两个小时内便死了。这位母亲一直沉浸于恐慌中，两三个星期后也去世了。可见，疫病的突发性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强大的冲击，如若先前的认知不能为此做好准备，则会酿成创伤事件，给受创个体造成严重影响。

（二）创伤后症状

受创个体遭遇创伤性事件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创伤后症状。极度恐惧、警觉性增高、创伤再体验、麻木无感是最为典型的创伤后症状。《瘟疫年纪事》中伦敦城的人们遭遇瘟疫的袭击后，有些内心焦虑，有些因恐惧而逃亡，“有些被吓得精神失常，有些被吓得失去记忆，还有一些人被吓得失去理智”[6]108。有些人则是出现高度警觉的症状：没有患上传染病却惊慌失措，从窗口跳出自杀；
又甚或在精神错乱中杀死自己的孩子。加缪的《鼠疫》对疫病创伤后的症状也有较多的描述。当鼠疫进入第二阶段，精神上和肉体上饱受折磨的阿赫兰人民出现了麻木无感的症状，“连记忆都失去了”[7]157，“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7]158；
有些人则出现了创伤再体验的症状：他们在幻觉中感到“腹股沟肿胀起来，双臂在腋窝周围转动也很困难”[7]175，然而后来发现没有一点感染的迹象；
有人又或从淋巴结炎的睡梦里惊醒，亦或是满怀希望地从梦中醒来却绝望地一次又一次回到灾难里。《哈姆内特：关于瘟疫的小说》中的母亲阿格尼斯在瘟疫中经历丧子之痛后，也出现了高度警觉的症状。“她经常从半夜中惊醒，检查两个女儿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出现肿块，肤色有没有变化。”[8]213

瘟疫下伦敦城人们的恐慌、阿赫兰人民的麻木无感、阿格尼斯的高度警觉，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现了疫病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造成的巨大心灵伤痛。疫病文学的创伤书写除了展现疫病所带来的伤痛外，也试图寻找走出创伤的途径。

（三）创伤的应对

瘟疫面前，人类的命运往往是休戚相关的。疫病造成的不仅仅是受创者的个体伤痛，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伤痛。回避创伤的存在或是放弃抗争等个体消极应对方式终究无法独善其身。应对疫病创伤必须从个体精神创伤的调节转为集体创伤的解放。

学者王松林曾提出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较早地“表达了他对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之关系的深度思考”[9]。邓恩在《沉思录17》中指出，瘟疫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独善其身”。这是较早体现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作品。加缪也在《鼠疫》这部作品中积极探寻如何依靠集体的力量帮助个体走出创伤。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抗议小分队聚集了抗疫志愿者塔鲁、记者朗贝尔、政府职员格朗，神父帕纳卢等。塔鲁因父亲对罪犯判处死刑而对“弱者”心生怜悯，积极投入抗疫志愿活动帮助受难者，以求安宁。记者朗贝尔因瘟疫被困阿赫兰城，多次试图逃离未果，在里厄医生的抗疫集体的感化下，留下来积极抗疫。帕纳卢神父最初被动地认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在集体的感召下也加入了抗疫队伍。他们从瘟疫的恐惧中觉醒，积极建立与外部的联系。这些受创个体汇集到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抗议小分队，通过集体的力量与瘟疫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

疫病文学透过这些真实又或虚构的创伤书写，我们看到了创作者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手段应对疫病创伤的不懈努力。他们亦或治愈了自己的创伤，又或治疗了读者的创伤，甚或治愈了人类的集体创伤。

文学的治疗功能无论是从精神生态医学原理还是从文学的创作目的来看，都是有所依据的。户晓辉就提到“文学在个体层面上，具有自救和他救的双重效果。创作者和接受者通过文学式自由想象的冥想，能够促进人的大脑分泌一种‘脑内吗啡’（荷尔蒙），改变情绪身心状态，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10]。这从精神生态医学方面给文学治疗功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叶舒宪则从人类学角度肯定了文学治疗功能的客观存在，他指出“在突发灾难的阴影中，回顾历史，对照其他灾难，或者展开创伤叙事，可以有效地缓解焦虑，将眼下的灾难相对化”[11]。从创作者来看，展开创伤叙事有助于疗救自己；
从接受者来看，阅读灾难文学有助于缓解焦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人可以透过疫病文学的经典作品，将当下的苦难正常化。由此可见，灾难文学承载着疗救作者自己、读者乃至全人类的社会文化功能。疫病文学作为灾难文学的一种，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

（一）叙事疗法——疗救自我

疫病文学通过对疫病中人们各种惨相的书写再现了创伤事件。正如《瘟疫年纪事》中笛福借主人公H.F.之口，力图还原瘟疫下伦敦的真实情况，梳理自己的创伤体验，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救赎。根据史实记载，可以判断笛福经历的是间接的创伤体验。伦敦瘟疫盛行之时（1665年）笛福年仅五岁，不大可能对伦敦当时的情况有如此清晰的记忆。美国学者辛西娅·沃尔推断：故事的叙述者H.F.“或许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5]9。亨利·福曾经向笛福讲述过疫病下伦敦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惨相。从小的耳闻目染让这场瘟疫在笛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促使他过了花甲之年还来创作这部作品以记录伦敦的创伤史。“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是通过艺术而自救的范例。”[12]文学以言说或叙事的方式为创作者提供释放负性情绪的渠道，并把创伤记忆转换为正常记忆融入生命中，使之健康发展，从而实现文学的治疗功能。笛福正是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处理着自己的创伤经历。此外，笛福一生命途坎坷、屡遭挫折。他曾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而后因生意失败破产而负债累累。后来，他开始为报社撰写政治评论性文章，也因此数次锒铛入狱。由于生活的窘迫，他转而投向小说的创作，赚得了一些钱帮他还了部分债务。最终，笛福在众叛亲离的孤苦以及躲避追债的恐慌中逝世。笛福把自己的创伤经历赋予小说中主人公，同时也将痛苦成功地移情给他们，让他们经历着自己的创伤，又给予他们逆境生存的勇气，以此化解苦闷，疗愈创伤。正如安东尼·伯吉斯所说“笛福在《纪事》中把他成年后的身份——非国教教徒、商人、业余作家——派给了笔下的叙事人，让这个角色出现在他童年的世界里，以成人的控制力处理他儿时的可怕经历”[5]38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H.F.承载着笛福言说创伤经历的使命，小说的创作成了笛福治愈创伤的有效途径。

加缪的创伤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从《鼠疫》的创作背景来看，当时加缪因肺病在法国南部的疗养院养病，恰逢德军攻占法国南部，加缪与家人失去联络，音讯全无。此时，作为囚禁者的孤独感和流放感与封城中阿赫兰人们的精神禁锢状态并无二致。这样的创伤经历让加缪思考灾难下人类生存的状态以及积极应对的方法。小说中科塔尔借机敛财、夜夜笙歌，里厄医生终日奔忙、坚守岗位，朗贝尔从奔命逃离转为积极抗疫。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着灾难下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瘟疫下，个人是坚守还是逃离，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是矛盾还是共生，加缪已经通过小说的结局（科塔尔的疯癫和集体抗疫的胜利）给出了我们答案。加缪不时在小说中提醒人们精神坍塌的可怕，“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7]158，以此给予人们抗疫的精神力量。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以里厄医生为中心的抗疫小分队，把隔离的阿赫兰人们重新建立起新型的联系，凝聚集体的合力，克服焦虑、孤独的心理，走出疫病的创伤。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中，加缪实则再现了现实世界的创伤并试图寻找救赎的方法。建立与他人的联系，个人与集体命运与共则是他指出的有效途径。

这两部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疫病创伤治疗途径的探寻之路，无论是创伤经历的言说，还是集体抗疫精神的颂扬都是创作者探寻地走出心理创伤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文学的言辞表达仍然是使创伤得以感知、使沉默得以听见的基础。”[13]通过疫病文学的创伤书写，作者的人生创伤和生命体验得以被感知，情感得以宣泄，精神也由此获得救赎，实现了疗救自己的文学功能。国内有鲁迅的弃医从文，毕淑敏医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转换，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医学的治疗和文学的治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身份的转化也在向我们说明一些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病”，进而寻求文学治疗的新途径。

（二）阅读疗法——疗救读者

疫病文学的治疗功能不仅体现在作者自身的疗救，更为广泛地反映在对阅读者行为的改变和心灵的抚慰。阅读者进入文学作品的叙事中，与作者的文本描述产生共情效果，进而重新理解自身经验并重组自己的认知结构，最后把先前的认知与现在的理解结合起来并付诸行动——调整自己的行为又或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作品中的他者反观自我，反观自身所处的社会，与作者产生共鸣，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治愈，这是文学艺术治愈创伤的有效途径。

学者叶舒宪就曾以弗莱母亲的例子充分论证了文学治疗的可能性。弗莱母亲生下他姐姐后，身患重病，导致精神失常。他的外祖父为她带来了斯哥特系列小说，通览小说后，弗莱母亲尽然大病痊愈[14]。由此，弗莱坚信“斯哥特小说的情节足以构成一种对抗精神失常的力量”[14]，文学具有疗救读者创伤的功能。

麦琪·奥法莱尔也表现出文学艺术对创伤治疗的积极作用。《哈姆内特：关于瘟疫的小说》作品中夫妇俩在瘟疫中失去了儿子，悲痛的父亲创作了以儿子的名字命名的新剧，试图在文学的想象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缺憾进行弥补。而妻子得知丈夫以小儿子的名字创作了一部剧本供大众娱乐，她沉痛的创伤竟成为大众消遣的工具，本就长期抑郁的她病症加重了。她不明白的是丈夫为什么会冷血到拿失亲之痛去取乐大众。悲痛愤怒的她到伦敦找丈夫对峙。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发现丈夫作为作家的孤独。简陋的住所，墙角低矮的床，窗台下的小方桌，未合上的文书工具，夹着羽毛书签未读完的书，这些与妻子阿格尼斯“房间里面女人气息”的预想大相径庭。当她来到剧院，看到舞台上栩栩如生的哈姆内特，她震惊了，那不就是儿子的再生！此刻，她完全被艺术的魅力征服了。生命有限，而艺术长存。儿子的生命已随戏剧的创作化为永恒，“丈夫通过艺术的力量拯救了（他）自己，也尽他所能留住了失去的儿子”[8]266。通过戏剧的文学艺术治疗，阿格尼斯理解了丈夫的悲痛，感受到了艺术的永恒魅力，也逐渐与自己的创伤和解了。这部沉甸甸的瘟疫小说，为当下身陷疫病囹圄的幸存者提供了一种依靠文学或艺术的手段走出创伤的可能性。

（三）集体记忆书写——救赎人类

疫病文学书写不仅展现了受难者的个体伤痛，更体现了非常时期民族或国家的集体伤痛。鼠疫、霍乱、天花、艾滋病、SARS这些灾难性事件在受难群体意识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形成集体创伤记忆。中世纪的鼠疫夺走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生命；
18世纪欧美洲天花的疯狂肆虐导致了劳动力急剧下降，从而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
近现代的艾滋病和SARS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在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情感的积淀之后”[2]，文学创作者通过文学或艺术的叙事力量唤醒了这些记忆，“在更高的视角和层次书写疾病和灾难，从而创作出思想深邃、精神境界高远的文学作品”。[2]从不同时代的瘟疫书写，如《十日谈》《瘟疫年纪事》《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花冠病毒》《SRS危机》等，人们将这些创伤事件汇入人类数千年的脉络中，体认苦难的存在和来源，从而把当下的苦难正常化。

学者陶家俊曾论述到“只有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是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这些形式借助叙事的力量复活并清除创伤，建构起创造生命、延续生命、更新生命的文化转化空间”[15]。疫病文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通过艺术的手段，借助叙事的力量，把个体创伤体验汇集成群体创伤记忆，从而实现个体对集体创伤的认同，构建起集体文化记忆，最终实现人类的精神救赎。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场与疾病和灾难抗争的历史。疫病文学记录了人类与疫病抗争的创伤史，再现了个体在死亡和灾难面前的情感反应和精神创伤。创作者通过作品宣泄情感，形成自我疗救力量，也给读者带来了精神的陪伴和慰藉，使得读者能够汲取力量面对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创伤。从疫病文学中，了解了人类与疫病共存的过往，坚定了抗疫的信心，踏实了抗疫的步履。坚信疫病终将过去，曙光定会到来。这就是危难时刻文化给予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