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精神

晋 文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一般来说，“文化”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是指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相互联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
后者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财富或成果，亦即风俗习惯与思想、价值观等。在概述秦汉时期江苏狭义文化的传承和演变的基础上，本文拟就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精神作一初步探讨。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制度，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从全国来看，秦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仍有着很大影响。当时的江苏文化便主要是楚文化。据司马迁记载，秦及汉初有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划分。《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3268页。尽管对于“西楚”的认识学界尚存在争议(2)王健：《先秦秦汉时期徐淮地域文化的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但那时的江苏地域分属“西楚”和“东楚”却毋庸置疑。

由于地处平原和滨海地带，加之水资源的丰富，在江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下，自战国以来江苏就是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秦汉之际，这里人文荟萃的楚文化也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秦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碰撞或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秦文化的主流实际是法家的功利思想，并以征服者的姿态俯视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等。这就越来越激起其他地域文化的抵制与反抗。特别是秦王朝的高压政策，更使大多数民众产生了推翻“暴秦”、重建六国的意愿。貌似强大的秦王朝随即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焰中覆亡。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和楚文化在反秦斗争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东南有天子气”(3)《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48页。，便充分体现出楚人的反秦意愿。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4)《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0页。，则反映了楚人终将战胜秦王朝的决心。楚地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更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发源地。尤其江苏，不论苏南还是苏北，都是反秦斗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区。项梁和项羽叔侄是下相(今江苏宿迁)人，他们在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起兵，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北上，先后建立了楚国政权、击败了秦军主力，为最终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而攻入咸阳、率先灭秦的沛公刘邦，则是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楚人，特别是江苏的楚人，才最终完成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历史重任。

在秦朝被推翻后，楚军统帅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同时，项羽还分封了汉王刘邦等十八个诸侯王。此后楚汉之争，前后接近五年，以项王失败、汉王建立汉朝而告终。但必须强调的是，楚汉之争并不是两种文化之争，而是楚文化乃至江苏楚文化的内部斗争。从地域文化来看，楚汉双方的统帅和主要将领实际都来自江苏，比如汉军大将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淮安)人；
项羽有“重瞳”异相，刘邦亦有“龙颜隆准”等(5)晋文、赵怡冰：《“重瞳”记载的起源、内涵与转变——从项羽“重瞳”说起》，《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楚汉政权的构成随处可见楚文化的存在，无非汉政权没有以“楚”的字眼命名而已。这对于秦及汉初江苏文化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和意义。

西汉建立后，以高祖刘邦为代表的君臣力反秦弊，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然后萧规曹随，一直到武帝即位，西汉王朝都始终把黄老学说奉为指导思想。所谓“黄老”，“老”为老子，“黄”指黄帝，乃是一种托名于黄帝和老子立言的政治学说。一般认为，这种黄老学说是战国秦汉时期道家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有学者把它称为秦汉时期的“新道家”(6)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根据传世及出土文献，黄老学说的核心可以用“刑德并用”来概括。如《尉缭子·天官》：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7)华陆综注译：《尉缭子注译》卷1《天官》，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可见，黄老学说实质还是刑名之学，只不过主张清静自然，不采取极端的暴力统治而已。这充分说明：西汉前期的主流思想是以楚文化的道家思想来改造秦文化的法家思想，并将二者相互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汉文化。由此即可推论，江苏徐州就是汉文化的一个主要发祥地，亦表明江苏等地的楚文化已经实现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定型。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8)《汉书》卷6《武帝纪·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也并不意味仅有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文化。这从西汉前期儒学的自我改造便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最重要的改造者，是陆贾、贾谊和董仲舒，他们都并非山东人。陆贾是汉初楚人(无论是定都下邳的楚王国，还是稍后定都于彭城的楚王国，其中心区域均在今苏北地区)，在理论上可谓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是采撷了道家的“无为”学说，主张治国贵在清净自然。

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9)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至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陆贾还最早论述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
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10)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明诫》，第155页。。文帝时的贾谊(洛阳人)，主要是将法家的法治思想揉进了儒学，强调仁义还必须辅以法治。他说：“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
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11)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2《制不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1页。又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12)《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52页。从而弥补了先秦儒学偏重仁义的缺陷，初步形成适合官方需要的“霸王道杂之”(13)《汉书》卷9《元帝纪》载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第277页)的经学。至于景帝和武帝时的董仲舒(广川人)，则可谓西汉前期儒学改造的集大成者。他以《公羊春秋》为核心，在陆、贾等人的基础上，对儒学曾进行全面改造。他的《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不仅汲取了黄老、法家、名实之学，还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都更多地纳入儒学。正如孟祥才和王克奇先生所说：

董仲舒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其杂糅性。他以儒学的原始教义为基础，兼收其它理论学说之长，建立了一个新儒学体系。他借用阴阳五行学说“天人”之学的框架，构筑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系统，将儒学阴阳五行化了。又以“阴阳”喻“刑德”，给刑法以一定地位；
加之宣扬“强干弱枝”、“责名考质”，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的特征。在“君道”上又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这一思想显然来自黄老学说。而其“天论”在理论形式上几乎是墨子“天志”思想的翻版。(14)孟祥才、王克奇：《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这就更加证明：汉武帝独尊的儒学既非原始鲁学，亦非原始齐学，而是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将法家学说、道家学说、名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揉入经学的体系。即便儒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和指导思想，江苏地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及儒学流派也仍然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汉文化基本定型后，在《春秋》“大一统”观念的整合下，从中原到边疆地区的人伦关系与风俗习惯等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诸如“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15)《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18页。；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16)《汉书》卷72《王吉传》，第3063页。；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17)《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5页。，便凸显出其强大的整合作用。这对于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并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晋文：《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江苏的地域文化也同样如此。和全国各地一样，江苏的主流文化始终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并以其地域特色而成为汉文化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分支。具体来说，在楚文化被汉文化取代后，江苏的地域文化就是狭义的汉文化，既有特指徐州地区的汉文化，又有苏中地区的广陵文化(扬泰文化)和苏南地区的吴文化等。其中汉文化是指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它既有涵盖全国的汉文化的共性，又有本地区的文化个性。更重要的是，其主要内容也并非文化的核心即思想与价值观问题，而是人们的风俗习惯，亦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19)《汉书》卷72《王吉传》，第3063页。的文化涵义及特点。比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的不同细节，无非徐州的汉文化名称与全国的汉文化名称相同而已。同样，吴文化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地域文化，也既有涵盖全国的汉文化的共性，又有本地区的文化个性。其主要内容也是人们的风俗习惯。其名称虽然和春秋时期的吴文化相同，但二者却基本是两回事，并不能相提并论。而广陵文化则指以今天扬州为中心的地域文化(今天的南通在那时大部分陆地还在海里)。与徐州狭义的汉文化、苏南的吴文化相同，它的主要内容也是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中后期，以南京为中心的地域文化——金陵文化(宁镇文化)也逐渐崛起。限于史料，以往都把秦汉时期的南京地区视为长江两岸经济文化发展的洼地，既不如徐州、淮安、扬州，也不如苏州和无锡。但近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西汉后期，南京的经济发展便已处在江淮地区的前列。根据《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可知，西汉元寿二年(前1年)的堂邑县(今南京市六合区)，无论是人口规模和户均人数，还是垦田面积及其土地资源的比重，抑或平均亩产量，都达到了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水平。以亩产量为例，堂邑县的平均亩产量竟达到现有史料记载最高的2.5石。相关记载如下：

凡豤(垦)田万一千七百九十九顷卅七亩半。

其七千一百九十一顷六十亩，租六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二升。菑害。

定当收田四千六百七顷七十亩，租三万六千七百廿三石七升。(M147：25-1)(20)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其中全县因灾害而减免垦田的田租平均每亩约8.61升(6195382÷719160≈8.61)，而“定收”即实际征收田租的垦田每亩平均约7.97升(3672307÷460770≈7.97)，合计田租平均每亩约8.36升(9867689÷1179900≈8.36)。按三十税一算(8.36×30≈250)，每亩平均产量约为2.5石(21)晋文：《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的年代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而公认经济发达的东海郡(今山东省临沂市南部，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州市东部一带)，其平均亩产量则仅有2石左右(22)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张梦晗：《从新出简牍看西汉后期南京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此外，堂邑县经济发达的事实，还提示其一江之隔的秣陵、江乘、湖熟和句容，经济也应当比较发达。西汉后期的六合和南京主城区在经济发展上已位于江淮地区的前列(23)张梦晗：《从新出简牍看西汉后期南京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无非在南京的主城区还没有设置郡国而已。因此，南京的精神文化在西汉后期亦应有长足发展，这为六朝时期南京文化的繁荣和高涨奠定了深厚基础。

另一方面，承继秦代和西汉前期，江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军事、科技、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方言和习俗等，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成为江苏乃至全国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因下文还将多次论及，此不赘述。

总之，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传承首先是秦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然后是广义汉文化的形成，而广义汉文化又有一个兴起于江苏的发祥地问题，以及江苏文化在广义汉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和地位，还有一个狭义汉文化问题。在西汉建立后，江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是具有江苏地域特征的汉文化，而没有什么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齐鲁文化或其他文化之说。唯一例外的是，江苏的汉文化既泛指两汉时期的江苏文化，亦特指两汉及两汉以后江苏徐州的地域文化。当然，若特指江苏的不同地域，在汉文化的大前提下，吴文化或金陵文化、扬州文化的提法也都是可以成立的，这些地域文化实际表达的是苏锡常地区的汉文化和宁镇地区的汉文化、扬泰地区的汉文化，等等。因此，除了秦代的文化交融问题，汉代江苏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广义汉文化的共性与狭义汉文化的个性问题。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首先，从总的文化成就和发展水平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呈现北高南低的样貌。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和文化曾长期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秦汉时期也是如此，黄淮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要高于江东地区。在地理上广义的苏北属于淮河流域，其淮北地区与黄河流域交汇，其淮南地区与长江流域交汇。因而苏北的经济文化既可以和黄河流域一比高低，又可以成为引领江苏乃至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这当然是就特定的秦汉时期而言的。尽管从前引《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来看，南京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汉后期已经与狭义的苏北不相上下，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也有一些经济文化的亮点，但总体来说，苏北的经济文化发展要高于苏南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苏南的文化成就都无法和苏北相比。根据不完全统计，秦汉时期江苏的本土名人共计46人(24)宋林飞主编：《江苏历代名人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29页。。即便放宽标准，把汉末三国分别算，苏南地区也仅有6人。比如军事，以项梁、项羽为首的江东军事集团虽然有许多苏南人，但统帅和主要将领都是苏北人；
而以刘邦为首的丰沛军事集团则大多是苏北人，其大将韩信更是苏北淮阴人。再如经学，苏北有经学世家——楚元王家族，有世习《鲁诗》的韦孟家族以及褚少孙、龚胜、龚舍、陈宣等，有《齐诗》大师翼奉、研习《韩诗》的发福，还有研习《古文尚书》的刘向父子(刘向亦研习《谷梁春秋》)、《礼》学大师庆普、《易》学大师施雠、研习《公羊春秋》的严彭祖等，其名家甚至不比毗邻的鲁西南少；
而苏南则仅有严助、朱买臣、包咸、皋弘和陆绩等。至于文学，据《汉书·艺文志》载，其作品数量位居前四的西汉辞赋家分别有枚皋(120篇)、刘安(82篇)、严助(35篇)和刘向(33篇)。除淮南王刘安(祖籍丰县)算苏北人的后裔外，枚皋是苏北淮阴人，刘向是苏北彭城人，只有严助是苏南吴人，而且名列第三。更不用说，枚皋之父枚乘所作的《七发》，在辞赋发展史上有更高地位，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亦引领了一代风气，彭城人韦孟的《讽谏诗》则开了两汉四言诗之先河，遑论陆贾的《新语》和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了。还有在苏北推广佛教的楚王刘英和创立天师道的苏北人张道陵，等等。

其次，从相互交往和人群流动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具有更为突出的交融性和多元性。江苏地处长江两岸的东部，而长江正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点。这就决定了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具有东部沿海地区南北荟萃的特点。无论是北部，还是中部，抑或南部，其南北交融的文化特点都得到了体现。比如苏北，南与江淮地域接壤，北与黄淮地域接壤，因而其文化之中既有黄河以南的文化要素，又有淮河以南的文化要素，还有一些长江以南的文化要素。以徐州为例，《汉书·地理志下》便明确记载：

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25)《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64页。

可见，徐州与鲁西南、豫东和皖北接壤，是战国秦汉时期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的中心城市，其风俗习惯有很多的共同性(山东、河南和安徽也都可以把徐州视为本省文化的相互影响地区)。徐州还与连云港、宿迁接壤，而连云港又与盐城接壤，宿迁与淮安接壤，徐州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也都是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因黄河水灾，朝廷为救济灾民曾将大批流民迁徙到江淮地区。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26)《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7页。

可见，苏北地区的文化还受到更多北方文化的影响，而且时间很长，小规模迁移江苏的流民现象贯穿于西汉后期。据连云港东海县出土的尹湾汉简《集簿》：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一正)(27)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在成帝后期的东海郡，某年曾接收外地流民11662户42752口，相当于西汉一个大县的人口。另据《史记·东越列传》，建元三年(前138年)至四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元封元年(前110年)冬，东越杀其王余善降，武帝以“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28)《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0、2984页。。苏北地区的文化在武帝前期亦受到了闽浙地区越文化的影响。再如苏南，北与江淮地域接壤，南与浙江地区接壤，因而其文化之中既有长江、淮河乃至黄河以北的文化要素，又有浙北的文化要素，还有一些浙江以南的文化要素。以苏州为例，《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2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可见，苏州的文化也是南北交融，在风俗习惯上与无锡、常州、上海、嘉兴、湖州有很多的共同性(上海、浙江也可以把苏州视为本地文化的相互影响地区)。其中有一个细节更值得注意。在武帝发兵击灭闽越后，“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30)《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3页。，此后即定居无锡。另据《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31)《汉书》卷6《武帝纪》，第176页。苏南地区还多次大量接纳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当然，鉴于徐州和苏州在地理位置上一个更加偏北、一个更加偏南，这也决定了北方文化在徐州文化的南北融汇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南方文化在苏州文化的南北融汇中则居于主导地位。其典型例子，就是徐州等地的方言——“楚语”和苏州等地的方言——“吴语”。至于广陵文化(扬泰文化)和金陵文化(宁镇文化)，因地处长江下游两岸的中间地带，所以二者的文化交融在秦汉时期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其南北文化的影响大体上旗鼓相当。相较于徐州文化和苏州文化而言，不南不北或亦南亦北，却恰恰是广陵文化和金陵文化的特点，从而凸显了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多元性。

第三，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呈现出特别浓厚的水文化特征。孔子曾就山水文化的区别精辟地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32)(曹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6《雍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他的论述实际反映了对家乡的钟爱与自豪。无论鲁国、齐国，其境内也都有名山大川，泰山、黄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因此，孔子对山水文化的评价才各有千秋。而老子则明显不同，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和后发制人，故提出“上善若水”的主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33)(曹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78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7页。他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大。从实际情况来看，水文化和山文化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缺陷来看，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谓“水潦”和“以邻为壑”，以及“水利”和水资源的利益之争，便突出反映了水文化的局限。水文化也并不足以涵盖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但只要不是过分夸大，从风俗习惯甚或价值观来说，把水文化作为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还是符合实际的。秦汉时期的江苏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江河湖海资源。以苏南为例，前引《货殖列传》描述苏南平原有“三江、五湖之利”，还说楚越之地“饭稻羹鱼”(3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是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其中“五湖”，即指太湖。如《国语·越语下》载：“(越王)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韦昭注：“五湖，今太湖。”(35)《国语》卷21《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3页。再以苏北为例，这里是辽阔的黄淮平原，由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和洪泽湖盆地组成。其水源充足，既有旱作农业，又有稻作农业，还有渔业，是秦汉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位于长江两岸的宁镇地区和扬泰地区，则直接受到丰沛而甘甜的长江水的滋养。前者属于苏南平原，并流淌着被称为金陵文化摇篮的秦淮河，成为南京的地标和名片之一；
后者属于江淮平原，在古运河开凿后，即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使扬州和淮安成为著名的水城。据相关统计，今江苏地区“有大小江河2900多条，湖荡200多处”(36)陈书禄主编：《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这在东南沿海地区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以水为主要内容的江苏文化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运河文化、船文化、桥文化、盐文化、米文化、鱼文化等。仅就饮食文化而言，江苏各地对水产品的嗜好在秦汉时期都基本相同。所谓“太湖三白”，所谓“长江三鲜”，所谓“软兜长鱼”，所谓“霸王别姬”，以及清蒸大闸蟹、清水煮河虾、清蒸桂鱼、清蒸鲈鱼、烤鱼、老鸭煲、甲鱼汤、莲藕汤和菱角等，便深受古今江苏人的喜爱。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被人们公认的精粹思想和传统。作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江苏文化的基本精神既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江苏和相关地域的独特展现，亦即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秦汉时期也不例外，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刚健自强。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传统。这既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是一种处理各种事务最基本的原则。《周易·乾卦·象传》最早对刚健自强的思想作了经典性表述，其文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7)(曹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1《乾卦·象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从而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坚强意志和拼搏精神。这种优秀传统在秦汉时期的江苏也有很多典型事例。比如巨鹿之战，楚军“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气魄，让世人和司马迁便大为赞叹：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38)《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7页。

反映了江苏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刚健自强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富有“日新”“革新”的观念，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礼记·大学》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9)(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0《大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页。即是赞扬每日每时的创新。《周易·革卦·彖传》更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40)(曹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5《革卦·彖传》，第60页。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后来便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的共识，成为各种改良、维新、变法乃至革命的依据。以秦汉时期的江苏为例，在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下，包括江苏民众在内的楚人率先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并通过艰难拼搏最终使“革命”取得了成功。

与“日新”“革新”的观念相适应，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勇于创新、不断创造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的一个突出表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又一座的高峰，举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科技、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与创造，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高峰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汉文化的崛起，比如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军事文化，比如发达的科学技术，还有经学、教育、文学、艺术上的诸多成就和道教的创立等。

(二)宽厚包容。即厚德宽容、兼收并蓄的传统。这是一种有容乃大的精粹思想，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广和博大胸怀。《周易·坤卦·象传》对这种精粹思想亦作了经典性表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41)(曹魏)王弼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1《坤卦·象传》，第18页。这在秦汉时期的江苏也同样有许多事例。比如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便记录了其年轻时甘受胯下之辱的故事：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
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42)《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10页。

在“国士无双”的韩信看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真正的强者应有超乎常人的理想和度量，是不会因为一个轻薄的羞辱或挑衅即以命相搏的。更难得的是，韩信后来被封为楚王，还非常大度地将当年侮辱他的少年任为楚国的中尉，并公开说明甘受其辱的原因：“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43)《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26页。再如张良，下邳(今江苏睢宁)老人黄石曾特别以度量大小来考验他。《史记·留侯世家》：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44)《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4-2035页。

还有朱买臣，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在逆境中忍受妻子的嘲笑、离婚和同乡小吏的白眼，也充分体现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胸襟。

宽厚包容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强调“和而不同”的观念。所谓“和而不同”，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5)《国语》卷16《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第515页。。大意是说，在一个整体中，不同功能的局部应为实现整体的和谐即最大效力而各司其职。这意味着每一个局部都是相对独立的，即使作用再小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即所谓“螺丝钉精神”。因而把每一个局部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其整体利益的最大体现。若引申到具体事务之中，则要求同僚之间应做到相互尊重和包容。特别是身居高位者，更要有这种宽容厚道的美德。丰沛人萧何与曹参，就是两位做出表率的重臣。如《汉书·循吏传》云：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46)《汉书》卷89《循吏传·序》，第3623页。

另一方面，要各司其职也意味着每一个局部的作用是有大小的，每一个局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定位，既要看到自己(别人)的长处(短处)，又要看到自己(别人)的短处(长处)，还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能够让局部利益都服从整体利益，此乃“和而不同”的另外一层含义。后来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7)(曹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3《子路》，第2508页。又引申为君子之间有不同意见皆出于公心，小人之间无原则地迎合则出于私利。这对于文化的包容和兼收并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也不例外。以西汉时期的移民为例，江苏文化的开放性便凸显出对外来文化的宽厚与包容。无论是前揭武帝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还是此后零星记录的个别郡县的移民，江苏人民都曾敞开胸怀地拥抱他们。这一方面体现了江苏文化的大局意识，为解决全国性的难题做出了重大奉献；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江苏文化的求同存异和开放意识，更加形成了江苏文化有容乃大的优秀传统。

(三)爱国如家。关心国家安危，维护民族尊严，为了救国、卫国和报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孔子赞扬管仲，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8)(曹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4《宪问》，第2512页。，便表现出维护民族尊严、保家卫国的信念。这种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与结晶。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保家卫国和反抗暴政，二是反抗民族压迫，三是反抗外来侵略。当然，为祖国繁荣而奋斗，为民族团结而努力，为社会进步而献身，也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必须注意的是，至少在隋唐以前，中国还没有外来侵略问题。因而秦汉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要小于后世，主要是保家卫国以及为民族团结而斗争。江苏文化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是否对匈奴战争的问题上，大将沛人樊哙和中郎将楚人季布都各抒己见，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如《汉书·季布传》载：

单于尝为书嫚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以哙言为然。布曰：“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49)《汉书》卷37《季布传》，第1976-1977页。

尽管他们的主张看起来截然对立，但言辞之中都饱含家国情怀却毋庸置疑(50)晋文：《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也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再如吴人严助，为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在闽越进攻东瓯时，坚决主张救援东瓯，反对太尉田蚡将东瓯视为汉朝之外的谬论，并受命亲自率军救援。《汉书·严助传》中有详细记载：

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51)《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6页。

由此还可以看出，严助所率领的会稽兵正是主要由苏南健儿组成的水军。后来闽越反叛，吴人朱买臣以会稽太守的身份率会稽兵平叛，“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52)《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第2794页。，军中也有许多苏南人。另据《汉书·南粤传》，南越相吕嘉反叛，武帝“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53)《汉书》卷95《南粤传》，第3857页。，其中“楼船十万师”亦主要是苏南地区的水军。类似记载还有一些，可见在江苏文化中的浓厚爱国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在爱国精神的强烈鼓舞下，秦汉时期江苏地区也英雄辈出，使江苏文化富有英雄主义气魄。以苏北为例，项梁、项羽、刘邦、韩信、曹参、周勃、王陵、樊哙、陈婴、钟离昧和季布等，就是秦汉之际的英雄群体。项羽《垓下歌》中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大风歌》中的“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更唱出了楚汉雄风的最强音。再如东汉时期淮安的陈球家族、连云港的徐璆家族和扬州的臧旻家族等，均可列入被世人称道的英雄谱。苏南地区的英雄也不遑多让，《汉书·地理志下》：“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5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67页。。上引严助和朱买臣就是两个突出的事例。他们虽然都是文臣，但却作为武将冲在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大局的第一线，成为彪炳史册的英雄。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他们都用自己的家国情怀谱写了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英雄篇章。

(四)崇文重教。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也是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一个优秀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以兴学为乐，以知识为荣，便成为社会上的一种风气。《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55)《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938页。既说明了其弟子之多，也说明了人们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望。秦汉时期亦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传授《诗》《书》的私学极力摧残，但传授其他文化知识的私学却仍然允许存在，遑论汉代的诸多私学了(56)晋文：《汉代私学浅说》，《秦汉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271页。。

就江苏地区而言，秦汉时期崇文重教的观念已相当普遍。无论是苏北的私学传授，还是苏南的私学传授，秦汉时期都有比较强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57)《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第2637页。由此可知在战国末年的丰沛地区，就有一些学习语文、算术、常识等启蒙教育存在。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58)《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22页。经济文化发达的彭城地区则应当更多。根据《史记·项羽本纪》：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59)《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5-296页。

亦证明除了家学，在宿迁地区应有不少小学。在《项羽本纪》中还有陈婴和召平的记录，如“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60)《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298页。。前者曾为秦东阳(今江苏盱眙)令史，后者能成为陈胜张楚国的重要将领，都说明他们至少曾接受过家乡的小学教育。史载“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的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61)《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09、2611页。，最后竟成为功勋卓著的军事家，也肯定不会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此即证明在淮安地区和扬州地区也都有较多小学存在。另据《史记·外戚世家》，吴人薄氏为汉文帝之母，其弟薄昭少时同母亲和姐姐曾生活在秦吴中地区。文帝即位后，薄昭被任为车骑将军。因淮南厉王骄横，“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重自切责之。时帝舅薄昭为将军，尊重，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62)《汉书》卷44《淮南王传》，第2136-2137页。。如果薄昭的文化基础很差，即便为了心诚，文帝也不可能让他写信去规劝厉王。可见薄昭当年亦确曾在家乡启蒙。考虑到薄氏的家境属于中等略低水平，此即证明在吴中应有不少小学。

至于更高层次的私学，在秦至西汉前期也都有一些记录。如《汉书·楚元王传》：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63)《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21页。

从刘交和申公都年龄较小来看，以及穆生、白生和申公都是鲁西南人，浮丘伯的教学地点很可能就在苏鲁交界地区。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64)《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这亦表明在苏北和苏南地区都有比小学更高层次的私学。也正是在这些私学的研读，才使得枚乘和庒忌(即严忌)成为被梁孝王看重的辞赋大家。尽管总体来说，苏南地区的私学要少于苏北地区，并且大多集中在苏州地区，但和江苏以外的多数地区相比却显然并不逊色，无非苏北地区更加发达而已。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苏南地区的私学便逐渐增多，加之在太学或外地学成归来的名师，至东汉时期已基本达到苏北地区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而崇文重教的传统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