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周思瑶 蔡添婷 马锦航 郭奕彤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102206)

近年来，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方面的影响，人员流动、生产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出口等遭受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面对这样的世界经济形势，东盟国家的经济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

1991年起，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对话关系后，双方合作关系持续不断地推进。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带来挑战，而“一带一路”、RCEP等协定的推进为两者合作带来机遇，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双循环等新理念的不断提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关系将更加紧密。

东盟十国多为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既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新加坡，又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经济腾飞的“亚洲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及菲律宾，还有近年来迎来经济高速增长、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越南，更有不发达国家行列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

近年来，受低迷的全球经济影响，东盟国家经济显现疲态，但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韧性。2014—2019年，东盟国家大多保持了经济中速增长，十国GDP年平均经济增速为4.9%。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东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多个经济体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十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51%，其中菲律宾和泰国经济分别萎缩了9.6%和6.1%，仅有越南、缅甸和文莱三国勉强维持经济正增长。

2021年，东盟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艰难复苏，绝大多数国家回归经济正增长。得益于旺盛的外部需求，东盟各国出口量经历2020年的锐减后，于2021年迎来较大反弹，其中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实现了10%以上的出口增长。私人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上半年有所回升，但在下半年因疫情反复再显疲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和商品流通。

作为东盟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2021年全年GDP增速为3.4%。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缅甸经济在2021年出现-17.94%的急剧倒退。2021年末，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传入东南亚，在2022年第一季度爆发了新一轮疫情高峰。

东盟各国政府灵活调整了防疫政策，多国开放边境、迎回游客的进程一度被打断。但由于奥密克戎较温和的毒性及东盟地区较高的疫苗接种率，东盟的经济复苏进程未受到太大影响，东盟各国放宽或取消疫情管控措施的趋势显著。

截至2022年上半年，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已取消入境隔离政策，到访东南亚的游客数逐渐攀升，但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泰国为例，2022年1月1日—6月26日，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总计203万人次，而新冠疫情爆发前泰国全年接待的外国游客可达4000万人。

牛津大学Our World in Data网站收集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新加坡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达92%，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接种率超过80%，老挝、印尼、缅甸和菲律宾则有六七成水平。由此可见，东盟十国疫苗覆盖率虽参差不齐，但整体水平较高，新冠疫苗接种的持续推进将为东盟各国生产生活的恢复提供保障，助力经济复苏。

如今，新冠疫情对东盟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流行初期已大为减弱，但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为该地区全面经济复苏的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俄乌战争及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全球能源与食品价格因此飙升，叠加上经济复苏造成的需求扩大，东盟多国通货膨胀率上涨，创近年新高，且未出现放缓迹象。2022年5月，泰国和柬埔寨通货膨胀率在7%以上，新加坡与菲律宾通货膨胀率在5%以上。

东盟国家普遍采取多种财政政策应对通货膨胀，例如降低税率和延长缴税期限，设置生活必需品和能源的价格补贴及价格上限，部分经济体出台了出口禁令，以遏制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各国央行或将在下半年收紧货币政策，但可能挫伤初现曙光的东盟经济复苏。此外，俄乌战争及相关制裁持续拖累欧美国家经济，或将影响东盟国家的外部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2年4月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已将“东盟五国”在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预期增速分别下调至5.3%和5.9%，分别降低了0.3和0.1个百分点。

中国和东盟地域相邻，双方自1991年起建立对话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
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加强；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
2013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9年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协定书》全面生效。2020—2021年，中国和东盟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宣布中国-东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密切关系，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背景，未来双方的合作往来趋势将更加频繁。

在中国和东盟30年经贸合作历史上，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1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仅为79.6亿美元，2021年为8782亿美元，与30年前相差约110倍，双边贸易额的年均增速约为16.6%。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6.05万亿美元，其中双边贸易额约占中国对外总投资额的14.51%，而1995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7%左右。目前，我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等基础领域，未来将拓展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在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和东盟建成和推进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快速推进了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和东盟基础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良好的基础建设为东盟国家发展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创造了前提，也帮助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使双边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和东盟还加强了“一带一路”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战略对接，进一步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提出的五大战略目标相辅相成，使双方在进一步的合作之下获取更大收益。

越冬成虫于5月中下旬开始活动，开始聚集在杂草上，后来成虫则转移到麦田嫩叶上为害叶片，沿叶脉纵向取食叶肉。幼虫6月中旬开始为害，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为盛发期，7月上旬开始化蛹，7月中旬羽化为成虫，8月中旬转移到越冬场所越冬。

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中国和东盟之间存在许多次区域经贸合作，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5个东盟成员国共同建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推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机制升级成为中国-东盟一个新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在地缘区域内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及区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助力。

随着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诞生，中国和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经济升级，该协定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将带动其他双边和多边贸易更好地推行，也将进一步推进次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带动互联互通的建设，实现合作共赢的最终目标。

3.1 RCEP生效推动经贸合作高速发展

RCEP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其正式生效实质性地提高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自由化与便利化程度，主要体现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根据RCEP协定，未来90%以上的进出口商品将实现零关税，大幅降低了跨境贸易的关税成本，推动两者经贸合作高速、大范围发展。此外，RCEP内容高于现行WTO标准，其将过去相互隔离和分散的自贸区整合成一个整体，削减了区域内跨境服务贸易的限制性、歧视性因素，解决了过去各自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贸易规则不相同的问题，区域内商品流动、贸易往来等将更加便利。2020年，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但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的进出口达10.2万亿元，同比增长3.5%，比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1.6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31.7%；
同时，据海关统计，2022年前8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4.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东盟借势继续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因而，RCEP这一纽带能够打破经贸阻力，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机遇。

3.2 中国双循环战略为经贸合作提供发展空间

一方面，“内循环”体系充分夯实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基础，推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发展，同时有利于释放国内市场优势与内需潜力，从而刺激国内对东盟经贸的个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缓解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等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对东盟出口工业制成品如传统机电产品的优势稳固，同时风电设备、光伏设备等新兴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
东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原料产品，如矿产品、橡胶及其制品，植物产品出口也呈增长态势。

因此，“外循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贸合作互补性将扩大合作优势，形成可依存性关系与联动效应，相互促进的内生关系基本形成。借助双循环体系，挖掘双方经济潜力、实现各自优势共享，无疑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3.3 数字经济发展与跨境数据治理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规模从2012年的35825.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79637.9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0.5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6.65%提高到2020年的7.84%。5G通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及大部分企业对人工智能+模式的需求与实践对经贸合作的电子商务、数据金融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作为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构成的东盟，其跨境数据治理有着较为明确的经济导向，对数字经济的秩序与发展有重要影响。目前，东盟各国已对数字经济发展作出规划，标志着东盟将借助数字技术增加对外投资与贸易，构建一个基于现代网络技术的经济贸易平台。例如，老挝政府将“数字经济”纳入第九个国家发展计划。

2020年，我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旨在倡导各国携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全球数字治理，这一倡议也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2021年11月，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制定的态度与决心，夯实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中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与东盟双方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和跨境数据的流动与共享机遇，在各自进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动经贸信息共享数据库建设，促进两者经贸业务发展取得全球竞争优势。

4.1 后疫情时代下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仍面临新挑战

与疫情时期中国及东盟各国受到封锁管理为合作带来巨大冲击的情况相比，如今中国及东盟在后疫情时代下的合作或将呈现逐步恢复的趋势。《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称：“东南亚国家2022年已逐步走出疫情的阴影，人们对疫情的担忧也已明显消退”。

但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的恢复发展问题，走出疫情的东盟仍面临新的挑战。后疫情时代的东盟地区在全球经济体内快速回归经济的正增长并实现迅速复苏，而经济高速增长随之带来的高通胀和经济衰退风险成为当前需着力应对的迫切问题。由于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前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东盟的经济韧性表现或将影响后疫情时代下经贸合作的发展进程。

4.2 国际间摩擦的存在阻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美国策动的“大国战略竞争”为东盟带来选边站的压力，以此离间东盟和中国的关系。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渗透下，部分国家对中国仍怀有戒备心理，对东盟与我国经贸合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牵制作用和负面 影响。

除外部影响渗透外，东盟内部对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偏 见，合作信任程度不足，导致部分项目的合作对接进展缓慢。

4.3 东盟内部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为合作带来挑战

东盟内部涉及国别较多，其政体实施形式和政局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体制框架内结构分叉松散，较难形成统一有序的局面。部分东盟国家面临政局的动荡不安、政治危机频发、内部矛盾增多，东盟内部在某些层面较难达成意见的统一和利益的协调，种种不利因素使东盟一体化进程谈判和推进缓慢，复杂的政治体制使贸易投资面临多方的利益考虑。同时，不良的投资环境和繁琐多变的政策带来的贸易摩擦易打击国外投资者的信心，政局的稳定性不足成为中国和东盟推进经贸合作的绊脚石。

东盟十国受历史、经济基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贸合作中难以实现利益的平衡。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导致利益需求各异，且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差别较大，贸易投资带来的收益效应水平参差不齐，中国难以制定统一的贸易投资标准开展合作，需要依据各国不同的发展情况寻求适合的规则对接合作，由此使合作程序更加纷繁复杂，阻碍了经贸合作的高效推进。同时，东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导致各国经济结构不同，在经贸合作中的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差别。与中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合作优势，而外部环境差异较小的国家在经贸合作中则面临更大的不稳定性，中国与东盟间合作优势的不同使东盟在经贸合作中的整体利益难以平衡。

全球形势复杂变化，近年来东盟经济受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尤为显著，当前东盟宏观经济形势有待复苏。建立合作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即使在近年来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下，也未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出现大幅的下降趋势，反而保持了稳定且深入的发展。双方政策利好的支持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虽然目前东盟内部的政治偏见和经济发展差异为合作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总体上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保持着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程推进，双方的合作关系将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