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稳增长为何摆在“三稳”首位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国有企业改革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张文魁认为：稳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在变局中寻找政策智慧。

《检察风云》：作为经济学家，对于中央提出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文魁：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指标体系太复杂就难有较强的指向性和引导性。以我的理解，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体现为生产的效率更高、增长的普惠性更强这两方面，当然也可以包括物耗能耗更少、生态环境更好等方面。这两个方面，既覆盖了生产环节，也覆盖了分配、消费环节，而且便于衡量。

《检察风云》：眼下，稳增长成为全国上下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今年各地“两会”都把“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为重要议题。那么，稳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张文魁：2022年以来，重要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实际上，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就经历了季度增速的巨大波动，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要知道，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在多年一直主张的“稳中求进”之前，便加上了“稳字当头”；
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中央把稳增长放在“三稳”首位，可以预料，在接下来的全国“两会”中，稳增长应该会成为搞好全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之一。

中央把稳增长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作为一个学者理解，很可能不仅仅因为过去两三年我国经济增速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不稳，更可能是对高质量发展的质与量之间关系有了最新认识、最新判断、最新部署，这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论述可以领会到。质与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稳增长，如果目前阶段不把经济增速稳在5%以上，那么高质量发展就会大打折扣，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从根本上来讲，稳增长还是为了实现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稳增长也势必会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检察风云》：国家和地方的稳增长政策包括哪些？取决于哪些因素？

张文魁：稳增长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头戏，国家去年就出台了稳住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政策，以及接续措施，包括减税降费、增加信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等。几乎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和正在见效。特别是自去年12月优化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我国经济重拾增长势头，春节期间的消费端就有不错的表现。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即使一些短期性抑制因素得到消除，但中长期结构性、体制性抑制因素仍然有待解决，譬如民间投资比较低迷，民营部门信心不足，小微企业营商环境有待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支出构成严重制约，等等。这些因素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存在诸多严重失衡，需要以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逐渐克服。所以，2023年的稳增长政策，可能并不需要在财政、货币等方面继续大力加码，而更需要在治失衡、促改革方面大力加码。

《检察风云》：为什么说2023年和整个“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远而言，稳住经济增速，仍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张文魁：尽管从宏观政策来讲，刺激经济增速、促进经济发展离不开扩张性的政策工具，但一套政策组合拳毕竟不可能长期释放效力，因为这些政策举措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同时政策空间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显著收缩。此外，处于一个基本的全球化环境中，我们还不得不从各国经济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如何相互影响的角度，考虑我国的经济政策选项。从财政层面来看，对企业减税降费会造成财政减收，从而导致政府收支压力不断加大。从投资层面看，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但也要防止经济结构过于失衡，要防止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而促进消费，对于我国稳增长、惠民生来说非常重要，其基础还是收入而不是短期刺激措施。总之，一些扩张性的政策措施都会遇到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应付这些挑战。应付挑战的最大法宝就是加快释放民间潜力。从治理的视角来看，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善治的产物，稳增长势必呼唤善治。

《检察风云》：中医有句老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经济要发展，打通“任督二脉”是不是很关键？

张文魁：是的，就经济角度而言，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包括生产、分配、交易、消费或投资等各个环节的循环过程，并且各式各样的创新隐含于内。好比是人体的任督二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堵塞，或者环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受到阻碍，循环就不能畅通，增长就不能持续。我国要稳住增长，当然需要适当的刺激性政策，但首先还是应该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循环是否畅通。如何疏通并扩展我国经济的供需循环，如何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如何维持和扩大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循环，这是下一步我们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检察风云》：关于我国经济供需循环的畅通，扩大居民消费是必由之路，但似乎又有一些重要掣肘，症结何在？

张文魁：我认为居民收入问题是症结所在。进一步畅通供需之间的循环，必须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22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严重拖累。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消费增速的明显下滑，自然与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相对应。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问题，其基础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检察风云》：“创新”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词，它在经济循环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我国的创新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文魁：经济循环的螺旋式上升，需要创新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但得益于对创新成果的吸收，而且现在越来越依赖创新的推动。我国已把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这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过去十多年，我国在创新成果和创新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方面的差距仍然不小，例如我国基础研究存在短板，产业技术还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生产领域也缺乏原创的全球性产品……

《检察风云》：除了规划和政策，哪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助于激发创新？

张文魁：其实有不少，诸如宽容的试错氛围、浓厚的探索文化、强烈的求知兴趣，这些都属于比较软性的东西，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从而不断丰富。创新非常依赖一个开放性的环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这样的。自主创新不是自闭创新，也不是内卷创新。如果我国和外部世界的友好交流与合作被弱化，甚至被切断，这绝对不利于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也不利于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