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视角下的农村电商产品质量研究——以海南省S镇与Y镇为例

林蓁汛，陈丽诗，黎祥均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山东，青岛 266590）

2022年1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农村电商（即涉农的电子商务[2]）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工具，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使用农村电商作为增加收入的方式。

然而，农村电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最受热议的问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关于质量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甚至是每个不同的个人都对其有自己独特的、不一样的理解。在本研究中运用的有关质量的定义是来自于国际标准组织（ISO）的定义，即质量指的是某一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能够满足既定需要的全部特征（ISO8402）[3]。而本研究中的产品质量，则指的是农村电子商务中所售卖的如蔬菜水果、手工艺品等农副产品中所具有的能够很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特征。

本文从政府职能的视角出发，研究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政府职能表现在很多方面，针对市场来说，其主要职能在于政府干预[4]。所谓政府干预，指的是调节市场失灵和政府的经济职能[5]。它主要依托于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市场失灵是无处不在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应该遍布各个经济部门和领域，而不仅是制定法规、再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6]。

S镇与Y镇分别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和秀英区，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相对于海南省其他乡镇，两镇农村电商发展较为发达。

电商经营形式以合作社为主体。其中，S镇农村电商从业者人数为10人甚至更多，合作社数量为5所；
Y镇农村电商从业者人数超过1000人，合作社数量有100多所。

两地的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为：政府授权当地几家实力较强的农村电商企业、合作社等运作由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颁发的 “海口火山荔枝” 农村电商品牌，带动果农，水果产业发展。S镇的农村合作社较多，其中包括海口W种养专业合作社、海南M农业有限公司等。海口W种养专业合作社的拼多多网店主营哈密瓜，海南M农业有限公司则主营菠萝蜜。S镇农村电商的经营虽然能够达到每天3万单的销售额，但面临的困难仍然突出：一是利润在下降，品质在下降。二是线上的产品一般很难达到质量的要求。三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售后问题。

Y镇运营的农村电商也有许多，本次调研的Y镇农村电商企业的经营状况与S镇持平，在荔枝旺季，能够实现每天1万单的销售额，但由于售后问题带来的亏损也存在。目前，两地的农村电商发展总体情况：一是人员分工合理。每个环节均配备不同的人员。二是不同季度运营目标明确。荔枝季节主销荔枝，菠萝蜜季节主销菠萝蜜。三是供应链体系发展完善。有采购，打包，发货，售后等环节，且连续性强。两地电商发展良好势头与当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采取有力措施助力电商发展息息相关。如两地都为当地农村电商龙头企业争取到海口市特色品牌 “海口火山荔枝” 的使用权，并邀请知名人物为其宣传。如S镇政府2022年邀请了电视台主持人为海口火山荔枝进行直播带货，秒光18万斤，日销300万斤。由此对当地农村电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让当地的农产品走出去，还实现了农民增收。

当前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挑战，若无法有效应对，将会对农村电商的产品质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作用。

3.1 产品质量不稳定性带来的挑战

首先，产品质量的地区差异性。农村电商产品较大比重来源于收购，而不同地域的农产品种植具有差异性。例如，S镇和Y镇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的差异，对于种植方面自然是不同的。而两地均使用 “海口火山荔枝” 品牌进行销售，由于电商产品产地不统一，而造成产品质量的差异性。S镇生产的荔枝品种为妃子笑、白糖罂等，而Y镇生产的荔枝品种为荔枝王。品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农村电商产品的差异性。

其次，农产品品质的脆弱性。S镇与Y镇都以荔枝闻名，而荔枝的保质期较短，当地在进行包装时，都会通过打冰仪器等设备对荔枝进行冷藏保鲜处理。然而，由于运输过程中难免会对水果造成一定的损坏，远距离运输对水果的新鲜程度有较大影响，因此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据S镇农村电商从业者反映，产品销售不成问题，但在竞争激烈、利润低的背景下，产品质量的脆弱性，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7]。

3.2 单环节过度宣传给供应链带来的挑战

S镇与Y镇都运用了一定的宣传手段如邀请网络流量明星、大咖等进行直播带货，给当地荔枝带来了巨大的需求量。然而这却导致了荔枝的供不应求，给当地的荔枝供应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为了满足需求，就要增加采摘人员、打包人员等成本费用，工人长时间的工作，会增加失误的可能性，出现以次充好的问题。由于直播带货带来了需求的冲击，其远远超出了农业合作社日常经营所超出的订单处理量，因此，工人在加班劳动的过程中，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加，农产品装配的失误也会增加，最终影响农业合作社的营业额甚至品牌效应。

3.3 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商品在运输过程中因为疫情原因无法送达而造成损失。然而，政府并未向当地的农村电商经营单位给予补助和帮助，例如，S镇农业合作社在疫情期间，由于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交通梗阻等问题，造成了农产品的损坏，每日损失额近10000元。

由于农村电商产品大多为农产品，存在着容易损坏、变质的特性，因此极易产生产品质量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职能的失效对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政府的经济职能通常是一种引导性的作用，其出发点在于达成某种政策目的，例如，宏观经济稳定或调节收入分配等。然而，如果政府职能发生错位、失位等偏差，则会将经济领域的发展带向错误的方向。这也体现在农村电商的发展之中。

4.1 政府职能错位的表现

政府对政绩盲目的追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带动农村农民实现致富是基层政府的最主要目标。但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的过度渴望，进而盲目地采取行动[8]。例如直播带货，由于当地政府在邀请名流之前未对当地的生产能力、电商供应链能力进行调研，结果导致了电商产品以次充好，甚至去其他产地进行调货。也会因为需求量大引发物流量大，发货困难，收货延期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由此，对当地农村电商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资金与品牌上的不利影响。

政府工作人员的非专业化。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非农业、非农村电商专业的出身，在进行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做出非专业的决策，进而导致了决策与执行的失误，这是导致当地农村电商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9]。

综上，政府职能精准化、专业化的缺失，给农村电商的产品质量带来了显性或潜在的负担。

4.2 政府监管职能的缺位

首先，基层政府内部存在漏洞，在于相关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作为基层政府，镇政府是当地行政活动的最主要执行者，其对当地行政事务有着最重要的执行权。但由于基层政府内部的管理不当，监管缺失等问题，造成了行政活动目标的悖离[10]。例如，S镇出台了支持电商发展的相关文件，给予电商运输纸箱方面补贴。具体措施是将纸箱发放给当地指定的几个点为合作社等免费使用。然而这些指定的点并未将纸箱进行免费发放，而是通过变卖的方式进行盈利，导致农村电商企业、合作社等需要额外支付相应的包装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政府监管职能没有真正的落实到位，缺乏对指定点进行严格的监管，导致 “自利” 的指定点通过变卖纸箱谋取不正当利益，且因为各指定点位于偏远地带，被发现的可能性低，因此该现象比较猖獗而得不到遏制。

其次，政府与农村电商的无效交互。农业合作社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然而，政府在该过程中也仅起到主导作用，可知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困难。一个合理有效的交互机制能够促进政府与农村电商之间矛盾的的缓解，但目前仍缺少此类机制[11]。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何在政府职能的视域下采取有效的方式减少农村电商发展中不必要的干预，使农村电商产品质量获得进一步提升的相关建议。

5.1 政府职能回归本位

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生力量，过多的管控反而会制约它的成长和发展。农村电商从业者都表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因素往往来源于政府不恰当的和过多的管束。因此，政府的适当 “放手” ，简政放权，对农村电商的健康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12]。由此，探索出一条适用于各地农村电商发展的方向路径，即政府职能归位尤为重要。政府职能归位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即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如完善基础设施，为农村电商提供必要的物料上的帮助或由政府出面和物料商谈一个更加实惠的价格，承担起农村电商与社会联系的桥梁等等。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对农村电商的监管、检查上，这样只会对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束缚。

5.2 政府职能实现手段的革新

政府要将对农村电商的帮助落实到实处，对于农村电商的帮助不应该浮于表面，而是应该真正落实到实处。而对农村电商的有效帮扶的实现的方式就是政府职能手段的创新。

5.2.1 创新政府行政活动的监督形式 农村电商主体在现实中缺少发声途径，面对政府给予的负担也无能为力，既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约束，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这对于释放农村电商经营活力，提升农村电商产品质量不利[1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应通过创新各种形式的监督方式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14]。因此，通过采取例如建立监督举报平台的手段为农村电商提供发声机会等，达到减轻其负担以提高质量的目的。或者将为农村电商提供服务与公务人员的绩效联系起来，实行免费物料发放实行登记制度，以行政任务的方式制约免费物料的 “变质” 行为。

5.2.2 构建多元化社会管理模型 治理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体系[15]。在配备科学专业的公务员队伍的前提下，也应加入社会的力量。如加强与高校等智囊团的深度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等智囊团的人才与信息资源，不断完善政府职能导向；
此外，应加强对当地农村电商发展的实地调研，充分调动社区等单位参与到实地调研当中，不做虚假信息。

5.2.3 建立科学的交互机制降低交易成本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交易成本的存在带来了效率的低下[16]。因此，需要通过一个中心契约人，即一种交互机制作为政府与农村电商之间的媒介，它既可以反映农村电商提出的问题，同时又可以帮助农村电商获取各类配套项目支持，从而起到发挥政府的 “掌舵” 职能，缓解政府与农村电商的紧张关系的作用[17]。因此，应调动社会对于农村电商的关注，促成农村电商相关第三部门的建立，通过此纽带以建立政府与农村电商之间的健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