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时间银行”生发原理、藩篱与纾困之道

赵爽爽，李 静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目前，中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超2.6 亿人，其中农村老年人1.3 亿人，农村老龄化水平达22.5%，预测到2028 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将突破30%，高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比重［1］。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中国人口老龄化伴随“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给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带来严峻挑战。然而农村家庭“多子多福”传统观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转变销声匿迹，2030 年中国家庭人口规模将降至 2.61［2］，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要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3］。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制度安排付诸实践。

“时间银行”最早由日本旭子水岛女士提出，并经由美国卡恩教授实践推广。卡恩教授倡导无差别的服务，彰显志愿、爱心与奉献。20 世纪末，“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传入中国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一种有别于传统志愿服务的养老模式在全国推广。实践证明，“时间银行”在农村具有极大发展潜力，其作为一种“抱团取暖”能够调动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积极性，排遣因年老带来的孤寂感和无用感，实现“老有所为”，增强老年生活安全感。同时，“时间银行”将服务人群扩展至年轻群体，鼓励青年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形成全社会、全生命周期、全领域的志愿共同体，在社会营造爱心奉献的良好氛围。为此，本研究基于哈贝马斯交往共同体理论，探究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生发原理、独特优势与藩篱，以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及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健康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共同体是指特定社会主体通过特定互动行为结成的稳定社会关系的总体［4］。在价值视域里，共同体是指“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群体”［5］。这与哈贝马斯的共同体观念不谋而合。本研究的交往共同体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和前提，交往共同体不能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存在。其中，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组成（图1）。文化、社会和个性为交往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首先，共有的文化传统既为交往共同体提供总体意义源泉，又为其单个成员提供行动背景和内涵。传统的儒家文化通过历史长焦镜的沉淀历久弥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价值意蕴深刻影响人们行为选择。其二，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为共同体提供必要的行动边界和意义边界。这种规范又分为道德和法律，它们为生活世界确定秩序。在生活世界中，这些道德和法律为交往主体确定共同的视野和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不用质疑和批判就可以理解对方。其三，生活世界的个体是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对其个性的承认与尊重构成交往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将老年人和志愿者组成养老共同体，在彰显传统互助文化和伦理文化的基础上，承认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充分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源，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可极大地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

图1 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体逻辑机理

2.1 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渐染

中国自古以来提倡“孝文化”，孝敬父母，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家庭养老是中国主要养老模式。由于儒家文化对孝的强调，赡养老人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约束人们的内在责任和自主意识，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同时，农村有优先城市发展“时间银行”的根基。一方面，在农村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彼此信任，农忙时节互帮互助，闲暇时间聊天解闷，人际关系非常紧密，积攒了大量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中国人普遍重“面子”，讲诚信，害怕因不好的名声遭遇邻里乡亲诘难，使得农村“时间银行”信度和效度大大提升。

2.2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土地规模的狭小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生产遵循自然规律，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农闲时间远多于农忙时间，农村劳动力闲暇时间较为充足，将这部分人的闲暇时间集中起来纳入农村“时间银行”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具有可行性。同时，家户土地经营规模较为狭小，种植结构单一［6］，在农业生产上所付出的劳动时间较少、劳动强度较低。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掀起土地承包浪潮，村民通过租赁土地收取相应租金，既解决农民“靠天吃饭”的风险又解放了劳动力。由之，很多村民由于上了年纪以及照顾孙辈留在农村，这一部分人有大量时间可以参与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既能够为自己积攒年老时所需服务时间、缓解孤独感，又能够为自己赢得“好名声”，得到社会承认和大家尊重。

3.1 信任问题侵蚀“生活世界”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是将亲属、邻里互助社会化，吸纳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养老服务［7］，并扩展至中青年群体，主要依托农村社区为实现场域。这种低偿甚至无偿的互助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养老压力，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这种劳动成果延期支付方式，带有明显的信用产品性质［8］，养老服务储存的时间往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支取，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加之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支取时间远多于存储时间。二是中国早期很多“时间银行”试点由于领导班子换届、账本丢失、资金链断裂等难以为继，使得社会对“时间银行”信任度堪忧。现在存储的时间，未来能否兑换服务还未可知。三是在服务过程中老人可能会遇到摔倒、突发疾病、服务纠纷等风险，作为风险规避者，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提供者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考虑，也会减少甚至不愿参与“时间银行”助老活动。基于以上问题，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难以扩大规模，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缺乏交往时间和空间，交往行动所必须的“生活世界”因信任问题而被侵蚀。

3.2 工具理性湮没价值理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互助伦理”和“孝文化”道德标准被经济理性侵蚀［9］。加之维系传统关系的公共力量被削弱，人们彼此疏离，传统“熟人社会”被解构，单纯依靠家庭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以时间为计量标准，对于服务类型、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并未进行有效区分，出于理性“经济人”考量，多数“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倾向于为老人提供助餐、打扫卫生、清洗衣物等简单劳动，而对于喂食、助浴、失禁护理、安宁疗护等专业性强、劳动强度大的服务项目避之不及。可见，由于“时间货币”缺乏统一规范的计量标准，使得工具理性湮没价值理性。加之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提供者多为当地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服务也仅停留在生活照料层面。究其根本是农村“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专业技能较低，老年人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再加之农村“时间银行”多由社区组织，其本身专业技能不足，对老年志愿者养老业务培训不够，使得“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难以定期接受专业化技能培训，对于难度大、专业性强、技巧高的服务内容难以胜任，而仅能提供生活照料层面的服务和简单的日常护理服务。因此，农村“时间银行”服务提供者均倾向轻松简单的服务项目，不利于“时间银行”持续稳定发展。

3.3 “时间银行”供需双方交往缺乏有效性

社会认知度不高是桎梏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作为志愿服务范畴［10］，需要社会组织多措并举提高社会知晓度。然而在很多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推行地区，大部分人对此并不了解。目前参与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的志愿者多为低龄、健康老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相较大城市而言，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发展相对缓慢，社会认知度更低。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时间银行”知晓度知之甚少。同时，作为新生事物，在社会层面“时间银行”尚处于认知阶段［11］，由于缺乏交往有效性，人们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存在认知偏差，很多人将“时间银行”理解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是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服务交换，而这些认知偏差直接降低“时间银行”对公众的吸引力。同时，在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实践中，志愿服务时长的换算标准、兑换机制等缺乏规范文件指导，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强，严重影响“时间银行”参与者的热情和服务质量［10］。多数人对“时间银行”概念、性质、作用、意义并不了解，“时间银行”作为互助养老模式效果甚微。尽管民政部门出台相应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项目工作指引以及具体实施细则，但这些文件对管理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依旧缺乏明确界定，影响规范执行效果［12］。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实现“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有序发展的根本［13］，“时间银行”缺乏规范、统一的法律政策文本，信任问题成为阻碍“时间银行”发展的关键，基于通存通兑、持续性、意外事故等的处理，成为阻碍“时间银行”供需双方交往有效性的藩篱。

4.1 使“时间银行”主体实现平等对话和互动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4］。老年人是弱势群体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然而“时间银行”打破这一固有观念，凸显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人通过参与“时间银行”积攒将来被服务时间，是一种自我主动养老的积极举措。老年人将互助服务量化存储，在彰显志愿爱心奉献的同时也是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因此，一是“时间银行”要彰显老年人主体意识，鼓励老年人积极老化，转变“老而无用”传统观念，在增权理论及延续理论视域下，激发老年人自身潜能，使其利用自身资源参与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提升自养能力以满足自身养老需求。二是明确“时间银行”志愿者“身份福利”。要充分肯定老年人自养能力，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老年志愿者。可以每年定期评选优秀“时间银行”老年志愿者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如积分兑换商品、积分兑换景区门票等，以此提升农村“时间银行”志愿者参与热情，保障“时间银行”持续运营。

4.2 创设“生活世界”以促进农村时间银行主体间交往行动

哈贝马斯所论及的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组成。传统互助文化是农村发展时间银行的根基，因此，“时间银行”要结合传统互助思想和“孝文化”，利用社区地缘平台，强化邻里互惠，鼓励老年人自发参与互助养老服务，提升“时间银行”各主体间的有效交往。

社会由道德和法律组成，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只有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才能够得到应用和实现，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补充，从而使道德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制度［15］。农村“时间银行”在实质上属于志愿范畴，然而单纯依靠民间组织自发力量显然不足以弥补养老需求，“时间银行”健康发展需要政府政策引领。首先，加大顶层设计，出台正式文件推动农村“时间银行”发展，逐步建立区—市—省—国家层面梯级“时间银行”管理系统，解决“时间银行”志愿者的后顾之忧。其次，在老龄工作委员会下设农村“时间银行”独立部门，专门负责全国农村“时间银行”政策实施、资金扶持、监督管理等，保障“时间银行”持续运营。最后，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对“时间银行”志愿者的保障。“时间银行”是具有公益志愿性质的养老服务，为其提供相应法律保护符合志愿服务相关要求。如南京市“时间银行”为志愿者购买“上门责任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志愿者的风险，从而提高志愿服务积极性。

对农村老年人个性的承认与尊重一方面体现在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首先，“老有所为”是农村发展“时间银行”的精神内核，农村低龄健康老人是“时间银行”的供给主体。其次，伴随医疗技术进步以及身体素质增强，大量低龄老人在退休年纪身体健康并有强烈的继续服务社会的意愿，老年人在长期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技能，而“时间银行”为老人提供了“积极老化”的平台。同时，老年人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彼此之间感情较为深厚，出于信任、互惠、亲近促使低龄老人能够并且愿意为社区内失能、失智、高龄老人等提供生活帮助。最后，对老年人个性的尊重需要承认其社会价值，老年人辛苦了大半辈子，在年老后有获得国家、社会、家庭养老的权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养老需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老年人作为社会特殊群体，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16］，由于身体机能渐衰，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凸显。因此，“时间银行”要在满足老年人日常休闲娱乐的同时帮助其实现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4.3 推进“时间银行”重塑价值理性

在广大农村地区，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邻里关系是现代农村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邻里关系能够链接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补充农村社会资本，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打工潮”的快速推进，人们彼此间联系逐渐松散、邻里关系日渐淡漠。因此，要充分发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作用，通过老年人社会交换积累社区资本，加强老年人及家庭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社区互助网络，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17］。

家庭结构核心化，促使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18］。而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作为代内互助与代际互助相结合的互助模式，易于获得农村老年人及家庭的信任。因此，一方面“时间银行”必须大力弘扬传统尊老敬老孝老文化、强化互帮互助美德、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在倡导价值理性的基础上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实现互助养老。另一方面要充分肯定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鼓励老年人“自我养老”“积极养老”“在地养老”，鼓励时间充裕、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积攒养老时间的同时帮助他人，体现社会价值。

养老企业具有逐利性，大多数养老企业主要在城镇开展养老服务，容易造成养老市场城乡区域供给失衡。因此，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要立足公益价值目标，摆脱养老市场“利益本位”的束缚［19］，以志愿互助为原则开展各项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