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意义

冷琪雯

(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昆明 650223)

中国与东盟国家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地缘区域整体，更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存在。回顾历史演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自主选择的成果，更是客观现实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结合。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都致力于构建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传承和谐发展的胞波文化、共同创造发展可持续的增长点，为低迷的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贡献力量。然中国—东盟地区的形势也出现一些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如湄公河流域国家一度违法犯罪猖獗，枪支毒品泛滥，劫持商船案件频发，人口拐卖走私，恐怖主义，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等，影响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以构建东盟安全共同体为契机，注意各方的舒适度，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现实跨境犯罪，推动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走向深入，共同应对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改变，非接触性的犯罪增长迅速，跨境网络赌博就是一例，如以体育竞技类比赛作为赌注对象—足球、篮球、高尔夫球、百米赛、赛马、赛狗甚至西班牙斗牛等活动；
或者将重大体育赛事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公众开放，对输赢结果进行投注；
再有就是通过网络游戏将获得的游戏经验与物品变现为金钱……跨境网络赌博的利润对组织者有强烈的诱惑，对于参与者也有强烈的“成瘾性”，让人欲罢不能，对于社会安全来说，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行为。跨境网络赌博极易诱发其他犯罪行为。当线下赌博搭上网络的快车，其危害性更加突出，极易破坏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乃至于国家安全。

英国研究赌博的权威保罗、贝灵格认为赌博是一种活动，可以描述为“两个人以上协议赌博、赌注由输的人给付赢的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结果是由运气决定的、参与赌局”的一种活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赌博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消费性。“下注就有希望，不下注就没有希望。”“希望”是赌博的全部乐趣或“上瘾的源头”。从心理上说，赌客在赌博活动中将“希望”作为一种消费品，用购买来的下注权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不管这种欲望是出自于“希望”刺激，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磨时光”。二是投资性。从经济利益上看，赌客认为这是一种“投资”：自从有了赌博，就有了赌债，产生了利益的流动与资金的聚合，以图他利。随着跨境赌博的发展，其衍生的金融功能越来越明显，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大。

以东盟国家为例，据不完全估计，每年大概有6000亿的经济利润，也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管理者的重要收入来源。(1)《每年6000亿赌资外流 专家呼吁制定专门彩票法律》[N].中国新闻网，2006年，11月20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06/11-20/823699.shtml .因巨大经济利润的刺激，东南亚地区的 “博彩业”(2)在笔者的研究中，博彩与赌博虽然强调的内容不同，翻译不同，社会接受程度也不同，但本质属性“赌”是一致的，本文分析中两都也是相同的。关于细节部分，笔者及课题组另有论述，在此就不做分析了。发展“繁荣”。据《世界华人周刊》统计，截至2019年5月，在东南亚和东亚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有赌场300余个，遍布120余个城市，共有赌桌1.6万张，老虎机6万多台，(3)《东南亚：针对中国人的不仅有赌场还有网络赌博诈骗》[N].https://www.163.com/dy/article/ENRTD53U0525NLAD.html.还有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有大量的赌场，其也是缅甸掸邦等民族地方武装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因地理位置的因素，我国西南方向正在被东南亚国家的网络博彩业所包围。这些网络博彩公司将服务器设置于国外，利用网络平台，建立传销式的互联网赌博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如打扑克、发红包、猜字谜等)诱导中国公民赌博。近年来，中国公安部督办指挥各地公安机关破获跨境网络赌博刑事案件70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3100多个，查扣冻结涉赌资金110多亿元，打掉非法地下钱庄、网络支付等团伙270余个，强力挤压了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4)《公安部：2019年破获网络赌博刑事案件7200余起》[N].https://www.sohu.com/a/367234151_114988。

当前，东盟国家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活动借助新的网络通讯技术和支付结算方式呈现新的犯罪态势，犯罪手段更隐蔽，资金流动更快捷，更易催生腐败行为，诱发各类犯罪，如洗钱、电信诈骗、人身伤害等。于个人，无数家庭积累的财富正在通过网络赌博散尽家财，或者流向国外，其危害程度堪比鸦片；
于国家，严重危害各国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损坏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对国家网络安全构成威胁；
于地区，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因此，东盟各国如何共同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愿景与现实的和合共生之实质意义。

(一)“博彩业”的经济蛋糕

东盟是一个语言、文化、宗教、身份既多元又联系广泛的地区，人口众多，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5%。(5)《中金：东南亚数字经济初探，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东南亚蓄势待发》[N].新浪网，2022.5.11，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2-05-11/doc-imcwiwst6740872.shtml.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该地区互联网用户达4.27亿。(6)同上。东南亚六国1990年起的GDP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8%。(7)同上。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联合发布的《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预计：至2025年，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将从2019年的580亿美元增长至2940亿美元，对应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1%，规模和增速前景广阔。(8)同上。由于赌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刺激，东南亚国家线上线下博彩业的经济蛋糕也正在不断做大。

新加坡是亚洲增速最快的经济体，(9)《新加坡赌场开禁周年·经济增速成亚洲最快》[N].https://news.qq.com/a/20110216/000209.htm。其国内不禁止博彩业的发展。在线上线下博彩业的吸引和刺激下，前往新加坡的游客数量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1160万人次，游客大多数来自亚太地区。(10)《新加坡赌场开禁周年·经济增速成亚洲最快》[N].https://news.qq.com/a/20110216/000209.htm。其中，中国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和印度的游客占了53%。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热门的博彩中心之一，甚至已经于2011 年即超过韩国、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第二大博彩市场。(11)同上。

另，柬埔寨财经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柬政府批准的赌场牌照总量达到163个，其中91个在西哈努克港，在与泰国边境的波贝和临近越南的巴域也各有10到20多家持牌赌场。(12)《博彩法》新规出炉，对赌场总收入征收7%税率！[N].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4a038tn00.为了为吸引外资，推动旅游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缓解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预算赤字，提高人民收入，柬埔寨财经部和内政部联合拟定《博彩法》案，规定将向境内赌场贵宾赌厅收入征收7%税率，其他赌博收入征收4%税率。(13)《博彩法》新规出炉，对赌场总收入征收7%税率！[N].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4a038tn00.特别要说明的是，把税收水平设定在与新加坡相当的国际水平。

还有菲律宾，其是率先将面向外国人的赌博业尤其是线上博彩合法化的国家之一。《日经亚洲评论》发表文章称，离岸博彩现在是菲律宾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形成“赌博经济”。公开数据显示，该国2018年博彩业净收入36亿美元，2019年达到41亿美元，而该国2017年的旅游业收入仅为60多亿美元。据估计，菲律宾有超过50个网络赌博公司，每年的收入几乎达2亿美元。(14)《又一个邻国赌场合法化：赌场环伺中国》[N].https://www.sohu.com/a/314406215_485393。

博彩的开放，博彩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人口就业，溢出到关联行业，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一是促进了旅游业、会展业的发展。随着博彩业和旅游业发展，零售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会展成为一个新型服务产业。二是推动了当地房地产业。人员资金的聚集带动着城市的区位、产业、交通、规划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以一个线上博彩楼为例，其周边演化形成社会生态链—娱乐的KTV，饮食的火锅店、夜宵摊、奶茶店、烧烤店等鳞次栉比。博彩增加了当地的收入，促进了“经济繁荣和增长”。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政府也能够给居民提供更加良好的公共服务。

(二)东盟国家网络博彩业的法律规制

东盟国家间关于博彩的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除中国以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都因信奉伊斯兰教而禁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而东南亚著名云顶娱乐城位于马来西亚，本质上是一个大赌场。当地政府对云顶赌场提出了诸多限制：只许接待外国游客，禁止本国居民参赌。菲律宾、新加坡以赌博业发展经济，而越南、缅甸、老挝则是有条件的开放，即对外国人员实行完全开放，而对本国人而言则是有限制的。在国际金融竞争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赌场开在邻国的边境上，以吸引他国的赌客，如缅甸。

柬埔寨制定有《博彩法》和《打击赌博法》。其中《博彩法》是专门针对管理和监控赌场的法律，明文规定在柬埔寨境内设立赌场的条件、赌场设施和流程标准、从业人员和赌客的责任和义务。而《打击赌博法》主要是针对本国人参与赌博活动的，明文规定禁止本国人参与任何赌博活动，包括踏足合法赌场。(15)《博彩法》新规出炉，对赌场总收入征收7%税率！[N].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4a038tn00.

以越南为例，其面积仅有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已经达到了9千万。(16)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A%E5%8D%97/155278?fr=aladdin。越南对外放开博彩业，一定程度上希望借此发展旅游，吸引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搞活当地经济，从而增加政府税收。

(一)经济方面

人们为了获得利益而参加赌博活动。而事实上，在赌博中，经济只是从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进行了转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增加。当人们沉湎于赌博时，不仅消耗了社会劳动时间和资源，还减少了社会面的经济收入。特别还要指出的是，当经济利益在赌博中发生流动时，必然导致一方利益的增加和另一方利益的减少，这可能是同一张赌桌上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小范围，甚至是一个大的范畴。所以当人们暴富的愿望落空，手中的货币量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心理也会随之增加，遇到外在刺激时，这种不稳定因素容易转化为人身伤害甚至暴力犯罪，等等。

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来看，赌博是非理性的。对同一个人来说，增加 1000元的收入所增加的效用与失去1000元所损失的效用相比，失去的效用大于增加的效用。具体表现为赢钱时大手大脚地花钱，输钱时省吃俭用，说明赢来的一定数量的钱所增加的效用比输掉的同等数量的钱所减少的效用低。在赌博输赢机会上看，无论输或者是赢，其概率是相等的，然其效用是不同的——你可能会赢回你输了的钱，但其中，对于可能会输掉的满足，或者说是效用，大于可能赢回来的满足，或者说是效用。古语说“十赌十输”，大概就是这个理——赌博并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

(二)社会效益方面

博彩业是高消费性行业，其发展态势受游客收入水平、消费意向的约束，极大地受控于而且滞后于外部经济的发展。一些产业经济依赖于博彩业，这样会“凸显”博彩业的作用，造成现实中“一业独大”态势。但从社会经济结构上看，其阻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从资源利用上来说，博彩业占据了过多社会资源，引发了社会经济波动，甚至波动较为频繁。

(三)社会心理方面

犯罪学社会情境理论视角下，赌博行为与个体的人格、投机倾向、风险偏好、诱惑正相关，与社会中抵抗诱惑的因素负相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赌博行为人希望以此实现不劳而获。然而，如果因此形成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化”心理就会出现 “风险越高，收益越高”的错误观念，导致现实中出现一些非理性的选择，无视安全和诚信的预期，降低社会公众间的信用与信任，增加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和社会管理成本，最终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状态。

(四)社会安全方面

在“博彩向全球发展”的外部压力下，加上疫情的影响，东盟国家选择开放博彩业(发展网络博彩)引进外资，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然而会造成资金外流，带来金融安全风险。跨境赌博滋生其他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影响国家及地区间的经济安全、国家形象甚至区域稳定。

随着我国对此类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将服务器设置到境外。在打击跨境赌博犯罪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不同，加上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司法协助规定不明确或者落实不到位等原因，还导致了成本高、效率低、协作不顺畅的问题。数字化时代，合作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存在更多困难，多方合作中也会面临搭便车和低风险的诱惑，影响区域安全与发展。

东盟国家间有历史渊源、胞波情谊，也存在着利益的相互制约。博弈论中，依靠各自的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中的一部分，那只能是局部和短时的成功，如果合作则可以实现解决问题的全部，还创造更好的生活。面对跨境赌博犯罪治理的博弈，各国最佳的治理策略不是冲突，而是合作；
不是竞争，而是互助。要运用博弈论的合作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建立起能够自我规范、自动运作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共赢。

东盟各国治理赌博问题都有不同的出发点、方法、策略及法律关系。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非接触性的增加，网络空间的变化，各国如何调整跨境赌博犯罪治理策略，减少零和博弈，实现和合共生，从而达到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目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笔者认为，东南亚各国应进一步充分利用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的合作框架，扩大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提高跨境警务合作水平，通过跨境侦查协作平台，构建犯罪资讯情报交流机制，并坚持以下合作原则，才能不断提高协作效率，形成治理共同体。

一是国家安全至上。东盟在1976年2月24日达成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明确了处理成员国相互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如相互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反对外来干涉、促进有效合作等。这些都是基于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东盟国家对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底线，各国在推进犯罪治理中必须坚持这些原则。

二是经济繁荣为要。对东盟国家来说，国际和地区发展态势表明，国家安全面临的军事威胁已经显著减弱。各国必须将国家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才能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中获得更多切实利益。

三是人民利益为先。中国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政策制定和执行，也是围绕保护和促进人民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东盟各国应坚持人民利益为先，积极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满足各国人民利益需求。

四是开放合作导向。尽管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管理制度不一，且部分成员国处于欠发达状态，但东盟国家均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政策，意味着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任何域外国家开展广泛合作，结成对话伙伴。只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开放与更多伙伴开展合作，才能促进各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从东盟整体局势发展来看，建设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地区国家的共识，需要区域各国在巩固共识的基础上，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其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变为现实。就打击跨境赌博犯罪，特别是网络博彩业而言，东盟各国应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机制性战略沟通，不断提升打击犯罪以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任何一个国家仅凭自己的力量想要实现犯罪治理目标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合作与智慧。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在打击跨境赌博犯罪方面进行充分而且有效的合作，减少零和博弈。这是一种有益于彼此资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模式。这不仅有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东盟各国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