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苏维埃时期中共党内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

彭庆鸿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下级组织和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级党组织或对象进行请示和报告工作的一项组织制度。习近平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p.767)学界以往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正式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即以1948 年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推动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建设的关键人物，推动创建了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而早在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便已对请示报告制度进行了有效探索。①罗玉明、彭庆鸿分别对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进行了专题研究。具体参见彭庆鸿：《苏维埃时期工作报告制度研究》，《苏区研究》2021年第5期；
罗玉明、苏玲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基于此，1948年毛泽东创建请示报告制度的构想与内容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其历史渊源与实践经验。苏维埃时期是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建设、实施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就已积极践行请示报告，推动请示报告制度的实施，先后完成了《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等系列报告。这是党内早期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范，也为1948年毛泽东建立更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当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设上，而对其在苏维埃时期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伴随着党的产生而逐步形成。早在成立初期，我们党就特别重视报告制度的建设，在不少纲领性文件中便已有了相关工作报告的要求。如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提出：“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2](p.163)1923 年，为加强教育宣传工作，党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审查各部成绩并讨论进行方法。编辑部当报告出版成绩某种刊物已出几期，此月中所注重之问题何在，何故注重于此数问题。函授部当报告函授讲义内容之大概并所答复之问题之性质数目（造统计表）。通讯部报告一月中所编译之材料及文件—一此等材料之用处；
编译是否按期交到，如不能按期则何故（造统计表）？印行部报告分布刊物之成绩，出卖品刊物之销数及收入（造统计表）。图书馆报告新购书籍数目，所收到之赠送书报（本团本党尤为重要），借书人数，所借书之种类、册数，还书数目（是否不愆期）。（造统计表）。”[3](p.28)此后，在1923 年12 月、1924 与1926 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各区及各地方应每月向中央报告工作》《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和汇报工作》《各地必须按期向中央作报告》等专门性文件，要求“以后各区及未成立区之地方或组，务于每个月内将本地政治、劳动及党务状况，逐一详报，勿稍稽延，是为至要”。[3](p.32)

成立初期，我们党初步探索、建设了请示报告制度，但也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地方党组织执行差，导致下级对上级请示报告的频率不高。“中央向各地催索报告的通告信件，不知已发过若干封，统计报告表册格式亦已印发，但能依照遵行者还是寥寥！”[3](p.104)所带来的后果便是“中央对于各地方的情形既十分隔阂，当然无从指导”。第二，请示报告不系统，报告内容多集中在组织、宣传、财政等工作方面，对于许多一般性工作的报告很少，且每次报告都是向中央请求人力和财力上的帮助。中央明确提到：“考察过去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报告，以下之三事为最多。（1）请增加工作人；
（2）请增加经费，（3）问题发生后请求解决。下级机关平时既少对上级作系统的报告，供给上级以很丰富的统计材料，突然向上级要钱、要人、要办法，这是很幼稚的行为，上级机关对这种请求当然极难甚至无法应付。”[3](p.140)

1927—1928 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党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发展也随之受阻。如1927年8月，党中央曾指出：“自从三月三十日四川的屠杀，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屠杀以至长沙的马夜事变，汉口的七月三十日……以至于今在这白色恐怖的过程中同志被牺牲者约三四千人，被监禁者至少等于此数，因为这个原故，大部分组织被破坏”。“可是上述这些，党部对于中央不仅没有把这样的材料寄来，反而在当地事变以后，连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也没有，从五次大会后至今中央对于各地党员数目和组织状况一点也不知道。”[3](p.140)在“白色恐怖”下，中央常收不到省委相关报告，省委也常收不到地方各县党组织的报告。如1927年11月，江西省委给中央报告各地党组织情况时提及：南昌方面“省方消息，一周以来，杳无音讯”；
赣南方面“未与省委发生者数月矣，故其情形不得而知”；
“临川鄱阳等地工作近况，因未得到他们的报告，故不知道”。[4](pp.52-53)

随着苏维埃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促进请示报告的恢复与发展。如针对“白色恐怖”时期各级党组织缺乏组织报告的现象，1927 年8 月19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党的组织问题》，要求“直接于中央的各党部，无论如何，每月月底须将该党部所属组织，做一详细报告寄来。”报告应各级党部机关之增减、党员的数量与成分的统计等十一项内容，“至迟于十月十五以前寄来中央”。[3](pp.140-141)1928 年，中央再次强调：“自‘八七’以来，过去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没有组织报告，因此上级党部对于组织工作亦缺乏经常的指导，以后省委应督促各级党部做组织报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单独组织报告一次。”[5](p.654)

针对当时“各省对中央的报告过于简单，零碎”的现象，党中央发布了《规定各种报告大纲》，对地方呈报中央的报告进行统一规范。如时间上，“上月报告于下月五号以前寄出”；
报告呈现方式上，“各种工作情况，须有切实数目字的统计，并尽可能制成表格”；
保密措施上，一方面“报告须避免不必要的人名及过于妨碍秘密的机关名字等”，另一方面“送来这些报告，应特别慎重及注意秘密的技术”。针对应不同报告，该文件对所应报告的内容也有具体规定。组织报告大纲和宣传工作报告大纲，应包括本月报告和下月计划。组织报告大纲本月报告应包括18项内容，宣传工作报告大纲应包括10 项内容。党内的经济报告包括6 项报告内容。[3](pp.237-239)

请示报告制度的传递有赖于交通关系的改善。为提高请示报告传递的效率及安全性，党中央也逐渐强化交通建设。早在“八七会议”时，党中央就为了保障文件传递而着手进行交通建设，其中“中央须建立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而交通网的责任，一是“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是“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6](p.481)请示报告的传递，正是这两项职任之所在。到了1931 年，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各苏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交通建设也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1931 年3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为建立交通关系及报告制度给各苏区及红军的信》，中央“希望与各苏区建立交通关系及交通站”，而各苏区“经过最近的交通站”“经常的在每月的初一及十五做报告送给中央，叙述各苏区情况”。[3](pp.394-395)

在中央政策推动下，各地方党组织逐渐践行请示报告制度，各种类型的请示报告通过交通系统送达到中央。有学者统计：“仅从1928年9月到1929年9月，全国19个地方党组织向中央呈递各种报告3600余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向地方下发文件3400 余份。请示报告制度在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党领导工人农民运动、开展群众工作、妇女工作、民族工作、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落实。”[7](p.114)而在这数以千计的请示报告中，质量千差万别。如1929 年2 月《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提出：“中央看了闽西斗争经过的总报告后，觉得这报告有四缺点：一是偏重于军事的记述（也许在斗争过程中有同样的偏向）。党的工作如何、作用如何，苏维埃的工作如何，群众的活动如何，群众与苏维埃的关系如何等等，很少述及。”“二是在太平里斗争失败中，对于智识分子同志的批评语气不妥，而且过于笼统。”“三是在每一次斗争中不论是胜利是失败，我们都可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教训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应该特别指出来。可是在这个报告中对于这一点只有轻描淡写没有明显的写出来。“四是在报告中说及杀反动派时，字里行间无意中表露我们杀人太少以为憾事，这使人看了以为我们真的是专门杀人的。事实上我们杀的只是反动派。”[8](p.27)同年底，《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军委的信》也指出：“广东省委军委过去仅曾有过一次简单的书面报告”，“中央对于广东全省的军事工作详细情形不甚明了，仅从省委转来的各地方报告中与最近毅宇同志的口头报告中，找得一些片段的材料”。[8](p.698)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与这些报告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比，毛泽东向中央作的报告，不仅积极主动，而且内容系统翔实，有理有据，既阐释具体形势变化，又总结了武装割据经验，成为该时期积极践行请示报告的典范。

1927 年“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9](p.207)便投身苏维埃革命事业，先后深入湘赣边界、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1930年底中央苏区初步形成。这期间，毛泽东向中央和省委作了许多次请示报告。

该时期有据可查的报告有16 次，分别是：（1）1927 年8 月20 日，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
[9](p.209)（2）1927 年12 月18 日，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9](p.225)（3）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县城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9](p.238)（4）1928年6月16日，在宁冈茅坪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由湘、赣两省委转达中央。这份报告汇报了取得粉碎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进剿”的军事胜利等情况，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还说明了贯彻执行湖南省委来信和成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况。[10](pp.243-244)（5）1928年7月4日，综合水新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决定，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9](p.246)（6）1928 年8 月，在湘南失败和湘赣边界丢失大片革命根据地时，致信中央，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9](p.251)（7）1928年11月2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六月四日的指示信，同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地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过、经验与现存在的问题。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15—543页。（8）1929年3月20日，代表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写了给福建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主要报告了击败郭凤鸣旅之后的革命形势及一般计划。[8](pp.88-92)（9）1929 年4 月3 日，收到中共中央的“二七来信”，同月5 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11](pp.54-63)（10）1929 年6 月1 日，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括。（11）1929 年11 月中央“九月来信”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同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9](p.288)（12）1930 年1 月6 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报告了1929 年11—12 月红四军的工作近况。[12](pp.11-13)（13）1930 年8月19日，在黄茅市以中央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致信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信，报告红一军团北上经过和军事计划。（14）1930 年8月24 日，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了红以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的会合。[9](p.304)（15）9月17日，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报告。报告着重谈二打长沙问题的状况，以及分析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9](p.314)（16）1930 年10 月14 日，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9](p.314)

就报告频率看，平均每年约5次，平均2.17月一次，其中1927年2次，1928年5次，1929年4次，1930年5次。虽然当时党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党部要作组织报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单独组织报告一次”，[3](pp.236-237)但对处于国民党四面围困的红四军前委而言，因交通阻隔，要建立与中央的紧密联系十分困难，这直接影响红四军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频率。这从红四军前委和中央的联系中可以反映出来。一方面，红四军前委无法跟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须通过湖南、江西、福建省委及相关县委的转达。如毛泽东1928年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报告，经过了吉安县委、江西省委的转达，才送达中央，而江西省委转达之时已是5月19日了，过去已有半个多月。[10](p.206)这其中的艰辛与漫长，时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曾有所提及：“今年（1929年）1月病才略好所以脱离边界。因为莲花不好走，再者边界特委托我和赣西特委办交通，并带报告给赣委，同时我因脱离湘委，七八月不知道湘委最近通讯处，又应前委之托，要我带报告给中央，所以径来此间。我是1月13号由井冈动身的，由井冈至永新北乡，由永新北乡秘密（晚出走）走吉安之梅花，由梅花到吉安县城，再由吉安到南昌，由南昌到此间，路上走了20多天。”[13](p.280)

另一方面，受交通影响，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传递时间很长。毛泽东向中央写报告，而中央收到报告普遍在1 个月之后。如1928年6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经江西省委转达之后，到8月才送达中央。相同的是，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的传递时间也一般要1—2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如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4 日收到毛泽东5 月2 日信后，于本日复信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然而这封信一直到同年11月才送达，相隔了5个月。1929年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也是在相隔2个月之后才到红四军前委。甚至一些报告，在文件传递过程中遗失。如1929 年4 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及，“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11](p.61)中央在1928 年时也曾表示：“以前中央曾派人来找你们，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5](p.239)然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积极向中央作报告，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11](p.62)这反映出毛泽军对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主动态度。

纵观这一时期毛泽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有四个时间段未有报告。第一个时段为1927年底至1928年5月，缘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湖南省委领导，因此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然而该时期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导致联系中断。第二个时段为1928年11月至1929年3月，该时期井冈山处于国民党第三次“会剿”，毛泽东在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刻”，[8](p.90)以至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系；
第三个时段为1929 年6—11 月，该时期红四军领导层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导致毛泽东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直到11月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才重新恢复职务，因此无报告；
第四个时段为1930 年1—8 月，该年4月3日中央的指示信要求毛泽东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而毛泽东因工作需要无法离开，委派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雄寿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因此没有再报。

因交通等因素影响，毛泽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虽无法达到一月一报，但在四个关键时刻，均会立即请示报告中央。分别是：

第一，重要会议召开之后，将会议情况请示报告中央。如1927 年8 月20 日给中央的报告，便是在8月18日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之后写的。该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8 月20 日，毛泽东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14](p.146)1929 年6 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也是在同年5月底召开中国红四军前委会议的背景下完成的。

第二，重大革命事件发生前后，将事件情况及后续发展请示报告中央。如1927 年11月，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覃到井冈山联系秋收起义部队，二者准备联合起义。为此在1928 年12 月18 日特向中央请示报告：“成立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9](p.225)1928 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便于1928 年5 月2 日给中央作了报告，重点报告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合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组织状况，以及打破赣军第二次“进剿”取得胜利的情形。[9](p.238)1929年3月20日给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正是在红四军攻克汀州之后完成的，“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盼望飞速指示”。[8](p.88)

第三，接到中央最新指示信后，第一时间给中央做请示报告。1928年11月25日的请示报告是在接到中央“六四来信”的背景下完成的；
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也是基于1929 年中央“二月来信”完成的；
1929 年中央来信到达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恢复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后，便立即给中央做了请示报告。

第四，在革命道路问题产生分歧后，将不同意见报给中央裁决。1928年1月，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指示信，要求湖南省委“必须利用军阀的新冲突于南京政府讨唐战争之际，以整顿我们的力量准备在两湖夺取政权”。[5](p.45)1928年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来信》，希望毛泽东和红四军“应向安仁、攸县、茶陵一带发展，向衡州趋围，与醴陵相联系”。[15](pp.103-104)同年6 月26 日，“湖南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方向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个营守山”。[15](p.142)同年8月，湘南暴动失败，湘赣边界也遭受重大损失。在湘南暴动前，毛泽东于1928 年6 月16 日、7 月4 日及8 月的三次请示报告，均是基于红四军前委与湖南省委关于湘南暴动问题的分歧下完成的，并一再陈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理由，认为“在新军阀战争还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15](p.150)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报告，便是对该年中央“二月来信”而提出的不同意见。中央“二月来信”对农村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16](p.35)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11](p.54)对于中央要求红四军前委将队伍分散、朱德与毛泽东离开红军的提议，毛泽东认为分开容易失败，“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11](p.56)

该时期内，毛泽东给中央作的请示报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第一，及时将地方各信息反馈给中央，利于中央决策部署。请示报告制度首要功能便是传递信息。由于深入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往往导致中央常无法有效获取到红四军的具体情况。正如1928 年9—10 月间《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信》所提：“中央仅仅在湘省委报告中得知你们的状况，此外，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供中央的讨论，因此，未能作更详细的指示，希望你们以便（后）与中央发生密切的关系为要！”[5](p.681)正由于得不到红四军前委的直接报告，一度导致中央、省委听信片面的报告制定决策。为此，1928年11月，《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以后兄处对此间的指示，务请参考我们的报告，切不宜单依据巡视员的片面报告。六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完全错误（如赤卫队加两百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等），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42—543页。1929年4月5日，针对中央“二月来信”的不同意见，毛泽东给中央回信也提到，中央收不到红四军前委的报告，以致“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11](p.61)为此，毛泽东将红四军斗争的经验、现状及时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内容都包含了丰富又翔实的信息，这有利于中央了解最新情况，利于中央决策部署。

第二，传播了工农武装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上，系统总结阐释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经验。中央收到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之后，再进行转载，从而传播了工农武装革命的经验。如“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1928 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关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14](p.190)

第三，有效抵制和纠正了某些“左”倾错误。如1928年对湖南省委向湘南发展战略的否定；
1929年“四五回信”就是对“二月来信”决策的纠正。1930年9月毛泽东的请示报告对分析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这从同月毛泽东劝说周以粟放弃攻打长沙就能体现。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到达红一方面军所在地袁州，传达了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其实早在同月24—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便已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周以粟还未知晓此文件，毛泽东也未知晓。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积极劝说使得周以粟放弃再打长沙意见，转而攻打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吉安，并于10月攻克之。

《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是1928 年11月25 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的一份专题报告。1928 年6 月4 日，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5](pp.246-247)该指示信还对红四军接下来的任务和工作提出了若干指示。“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号才到井冈山。”11 月6 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参加的人员有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讨论中央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外（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和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15页。会议结束之后，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这个报告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51 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为《井冈山的斗争》。该报告较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践行请示报告的特点。

第一，亲自动手作请示报告。《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全文共计23000余字，全部由毛泽东亲自完成。这是毛泽东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特点。不仅如此，自1927 年8 月至1930 年10 月间，毛泽东给中央及湖南省委作的16 次报告，也无一例外都是由他亲自完成的。毛泽东非常看重自己完成请示报告，《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完成20 年之后，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将亲自作报告作为一条硬性要求：“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7](p.1264)

第二，报告内容丰富，各部分详略得当。《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包含“关于中央来信”“边界割据及八月失败”“九月至今的边界割据”“现在的问题”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篇幅最少，仅4百余字，简略报告井冈山前委对中央来信产生的作用：“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报告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对来信内容的传达、讨论与贯彻情况。此部分是针对中央来信的反馈。第二部分为3400 余字，第三部分为1580余字，共计约5000字。通过时间线，系统汇报了湘赣边界1 年多以来的割据情况，第二部分着重报告1928年前边界割据形势及“八月失败”的原因，第三部分着重报告1928 年9 月之后的边界割据形势。第四部分是整篇报告的核心内容，内容篇幅也最长，达17000 余字，系统报告了现在边界割据存在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边界党的现状、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交通及其他问题。整个报告内容丰富、详略得当，既对中央的来信给予反馈，又有对过去割据斗争的回顾与经验教训的总结，并特别注重当下形势，着重报告湘赣边界割据现在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第三，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坚持两分法，一方面报告取得的成绩与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敢于直接报告存在的问题、不足。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报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以来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如“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若在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定要是逐渐推进的。”毛泽东还报告了在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如提到1928年“四月以后，相关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理论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便都在八九团以上，多的时候到过十八团。然而我们四团不足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苏维埃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同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敢于直接提出当前武装割据中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困境。如在第四部分军事问题上就提到面临的问题“非常之繁复而且严重”，红军来源上“边界农民意愿当兵的少，分田实行，大家便耕田去了，现在第四军的边界工农分子数量是占的极少数，便问题仍然很大”；
军队政治训练、军事训练方面，普遍面临相关人员不足的问题，因此政治训练上“除自办训练班外，望中央及两省委委派可充党代表者至少三十人来”，军事训练上，“望中央及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军官来，至少三十名以上赶来边界”；
给养方面，“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时常难乎为继”；
伤病兵问题上，“由于给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而“要顾惜得好，设备和给养实在困难万状”，因此“仍祈中央及两省委帮助送几个西药及一些碘片来”；
在党员思想教育上，“一部份（分）革命观点很坚决，大多数仍缺乏好的教育”；
地方武装方面，“现在各县赤卫队枪支还很不够，豪绅的武装多过赤卫队”；
对敌宣传上，“缺乏绘画的技术人员”。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11 月25 日），《毛泽东选集：第4 卷》，东北书店1948 年版，第516-517、518、522-528 页。可见，对于湘赣边界割据状况，毛泽东既不是一味对上报喜，也不是全面报忧，而是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报告。

第四，坚持独立思考作报告，不盲目遵从、执行上级的指示。毛泽东强调：“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18](p.111)1927 年10月，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改编中确定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然而，1928年中央“六四来信”要求红四军“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5](pp.253-254)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党代表制度依经验所得，认为还不能废除。军师两级（此间无师一级，团直属军）党代表可以废除。团、营、连三级，特别是连一级，此时不可废，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连党代表对全连督促士兵委员会执行政治训练，指挥民众运动，在党内即是支书。事实表明，那一连党代表较好，那一连就较健全些。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若以现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朱部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感觉不好，不能维持，到边界才又恢复过来。”“故此间决定不改”。②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24页。此外，毛泽东还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湘东发展的策略提出了不同建议，并阐释了充分的理由。毛泽东在给中央的其他报告中也常有不同意见，并提供大量充分的理由，很多意见最后都被中央所采纳。

第五，报告有理有据，数据详细，建立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农村社会调查。他在完成《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前，已然对湘赣边界的阶级状况、土地状况等进行过充分调查。如1927年11月，“为适应湘赣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创办了军官教导队，毛泽东便“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同月又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了宁冈调查”；
1928年1月10日，毛泽东打开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后，便在城东于田、城西草林、城西北大坑开展社会调查；
同年2 月，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
同年6月又在永新县塘边作调查研究，“就土地革命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征求农民的意见”。[9](pp.225、229、233、245)正由于对遂川、宁冈、永新有过系列社会调查，毛泽东报告数据翔实。如他在报告“土地问题”之“土地边界状况”上指出：“大体说来，土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来说，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是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29—530页。此外，毛泽东还对边界革命中所存在的“中间阶级问题”“日常生活压迫”“地方主义”“土客问题”“向自耕农让步问题”进行了详细报告，能够熟悉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前期的社会调查。

第六，报告具有系统性，既阐述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形势变化，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经验方法。《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的报告内容有三个维度。一是对革命发展形势的报告。信息传递是请示报告的第一个功能。毛泽东在报告中的第二、第三部分中系统阐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发展的具体形势变化，在第四部分中阐述了当前根据地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报告这些内容，是向中央直接传递井冈山根据地的信息。

二是对形势变化背后的原因分析。如在第二部分“边界割据及八月失败”中，在对湘赣边界割据能够存在报告之前，毛泽东便系统分析了苏维埃割据之存在及其发展的五个原因和条件，即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再如，在报告1928 年攻取郴州的“八月失败”时，认真总结了失败的六个原因。在第四部分“现在问题”中，毛泽东在报告具体问题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报告红军来源问题时，毛泽东便分析该问题产生的缘由是红军的补充中，主要“以各军俘虏为最大数量”，加之“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从而出现“现在第四军的边界工农分子数量是占的极少数”的现象。再如，针对红军官兵分配土地一事，出现了“除边界各县在红军当兵的，其家属照例分得外，原籍官兵分配土地颇难”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割据地小，又因多山地，各乡农村分配其本乡还嫌不够，没有余出”，二是“因战斗值胜负不时，割据地区不固定”，导致“红军中官兵不起自己分得一份的观念”。②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24页。分析问题原因，可使中央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深入了解毛泽东所报告的内容。

三是报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对问题的报告，在于请示中央进行解决。然而，中央远在千里，因此，收到下级报告后，中央欲解决该问题，往往比较依赖地方建议。1928 年，中央就曾要求“如有建议时”，“政治报告可以附一段省委对中央的各种建议。”[3](p.237)对于“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之反水”问题，毛泽东报告了一些他们处理该问题的有效经验，如开展“‘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
在根据地各级指导机关的“党内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以往“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农民的党”，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有效方法便是“积极注意各县县城及乡间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使在苏维埃增加工人代表，党内工人、贫农及士兵份子多量的实际参加地方党、军中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此外，《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有很多武装斗争经验的报告。如在军队政治训练上，毛泽东提倡党代表制，提到“四军之所以艰难百战而不溃散者，‘支部建在连上’，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军事斗争上，强调当“资产阶级政权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兵是最大不利的，以集中最为有利”；
在对敌军的宣传方面，毛泽东报告了“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病两事”。①参见《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31、526、528页。从形势变化—原因分析—方法与经验总结三个维度出发，毛泽东建构起了完整且富有层次的内容体系。

苏维埃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建立发展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积极践行请示报告制度，由他完成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是当时成千上万份报告中的典范样本。

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提出党的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6](p.393)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要求“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10](p.637)1929 年12 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红四军党的组织松懈问题，再次提到“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11](p.89)可见毛泽东始终重视请示报告制度。为强化党组织关系，毛泽东要求“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11](pp.90-9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通令指出：“为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9](p.360)从此，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传导到苏维埃政权内。此后，随着中央苏区的转移，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和建设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断裂，在一段时间内党内缺乏系统的报告制度。直至1948年，为纠正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毛泽东基于苏维埃时期的实践经验，建立起了更为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