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梦寻——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精神意蕴

张学昕， 赵海川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1]269

孤独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现代性视域下的一个重要母题。“江南三部曲”被誉为中国人的“百年孤独”。在三部曲中，“孤独”是一个核心的主题。作为故事中心的花家舍，不仅在地理环境上是一座孤岛，更象征着一座与世隔绝的孤独心灵之岛。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无一例外都无法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没有人能够在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保持平静。孤独就如同魔咒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人们的意志，让人们彼此疏离、怀疑，直至将他们推向死亡。在“江南三部曲”里，格非在近代百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书写了一段四代逐梦的家庭历史。陆侃为何从迷离到毅然离家出走，陆秀米缘何投身革命，梅城县长谭功达何故执着于改革，知识分子谭端午因何逃避命运；
他们的身世是怎样的，他们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小说里始终是一个谜，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一叶飘荡在历史长河中的“迷舟”。这种“空缺”式的叙事方式常见于格非的其他作品中，成为格非早期小说的标志性特点。由于存在这种谜一样的“空缺”，贺仲明认为文中“人物缺乏统一的性格为支撑，思想和行为缺乏内在的精神主导”[2]。其实并非如此，在血脉相连的四代人中，有一种精神气质是一以贯之传承的，那便是孤独。纵观文中所有人的生活悲剧，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拥有的情绪只局限于自己的猜测和想象，他们独自挣扎、徘徊在心灵的孤岛，越是妄图挣脱，越是无法逃离孤独的囚笼。

文本中人物那种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源于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的怅然若失。“江南三部曲”所描绘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追梦故事，这梦对于旧时代的儒生陆侃而言便是“桃源梦”；
对于身处动荡年代的先觉者陆秀米而言便是革新后的新世界；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拥有雄心壮志的谭功达而言便是跑步进入工业化的梅城。这些先觉者受制于时代的思想环境，提出的想法、做出的行为，没有一个能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甚至被身边的亲人所鄙视。他们被当成疯子，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挣扎，他们的理想被调侃为天方夜谭，他们是时代的孤勇者，或为当下生活和欲望所迷惑，或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却被命运所束缚。他们选择了一条艰辛之路，受尽了世俗的白眼，因此他们便也注定了孤独终老。

《人面桃花》中的王观澄本是朝廷的一名官员，他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后，想要寻求建设一个桃花源，让百姓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于是他追寻先贤的足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岛屿，那就是“花家舍”。王观澄和他的信徒们通过强取豪夺来建设自己的小岛，历经二十多年，使花家舍成了不折不扣的人间天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3]100但是，他在创建了这个桃花源后，却很快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厌恶。每日望着云雾出岫，鸟儿归去，他心中忽有一股悲凉之意，无法自拔，竟想要将这桃花源摧毁。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也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意志，于是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孤寂。当王观澄坐在“总把揽”的位子上一人登临巅峰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大家都看着他表象上的威风八面，但却很少人意识到他内心的虚无和梦想幻灭后的孤寂。

《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也是一个具有革命热情、深陷宦海浮沉，却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孤独之人。他继承了母亲秀米的革命理想，雄心勃勃地要为民众造福，但同时他也继承了那份不切实际的倔强与幼稚。新中国成立后，退伍转业的谭功达成了梅城的县长，却最终被自己修建的水库所累，成为众矢之的，被发配花家舍。结局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无论怎样努力，最后都要重蹈他母亲的覆辙。他所追求的，终究还是如秀米那样，在理想主义的幻梦中灰飞烟灭。在繁华消退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了低潮，在花家舍酒店里，他接到了一封曾是自己秘书，如今身陷囹圄、颠沛流离的姚佩佩写来的信。谭功达泪流满面，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了解自己，我们能看到他竭力想要将姚佩佩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时的无助；
能看见他的绝望和挣扎，以及他对她的思念。谭功达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终于知道在自己的心中谁才是永远无法遗忘的。显然，格非继续沿着《人面桃花》的路数，不断进入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内心，勘察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处境和艰难选择。

莫言曾将格非的作品与《红楼梦》进行过关联性探讨。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的性格就如同贾宝玉一样，颇具理想主义的“痴傻气”。他痴迷于自己的理想蓝图，但却忽视了对人际关系等俗世的经营和维护，这使他在官场上形单影只，孤独地徘徊在理想的孤岛。王观澄与谭功达虽有着自己崇尚的志向，却因不为世人所理解，只得在寂寞中垂死挣扎。应该说，他们的孤独是一种对当下历史具有远见卓识的反思的孤独，一种对未来美好蓝图向往的行旅的孤独。他们胸怀天下，将大众的幸福生活当作奋斗目标，他们的理想虽未实现，却可能为后世所传承。书中的人物，无论是秀米，还是王观澄，或者是谭功达，他们都将自己的心灵置于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岛，在孤独中寻找真实的自己，努力构建心灵的栖息地，最终将自己围困在这座亲手构筑的要塞中。书中人物最终的结局都是孤身一人地脱离了这个世界，“死亡”是他们摧毁这座坚固的要塞的唯一手段，孤独及由此相伴而来的痛苦随之消逝，死亡成为他们解脱的唯一路径。

或许，大多数人都难以直面悲剧，他们习惯于从“外部”，诸如历史、文化、社会因素等，去探寻悲剧的发生原点。然而，格非却把我们从惯性思维中拖拽出来，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和承受者，将自己围困在一座心灵孤岛之上。而这部“三部曲”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一个充斥着孤独和彷徨的社会中，这些被孤独感困扰的人想要逃离，却难逃命运的纠缠，最终无路可走：怎样地生活于他们而言才是最好的？是改变自己的现状，还是转而寻找更好的人生？无论怎样选择都无法摆脱宿命的缠绕，最后只落得无路可走的凄凉境地。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处境中感到孤独、迷茫且无所适从。他们没有勇气去直面自己所处的社会或者那个孤独的年代，只能将自己的理想愿景寄托于建设乌托邦园地的梦境中。梦断“乌托邦”之于受困的孤岛，成为他们的命运之殇，这似乎又是宿命般的选择。

无疑,在营造“梦境”方面，格非一直都是一位高手。但此刻文中的“梦”却早已超越了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范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比喻，是一个人在孤独、寂寞环境中的生存期盼。当文本中的人物遭遇现实中苦难的打击而万念俱灰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恍惚中幻想起了自己或是祖辈曾经的桃源梦，我想，格非在此所作的“梦境”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手法，还有更深层的思考。因为梦境是个体主观构建的，受到个体意志的支配，也就是说，与其说这些梦境是由作者格非有意刻画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书中人物于无意识中为自己构建的一座“精神孤岛”，也唯有在这座“孤岛”上，他们的心灵才能得到片刻休憩。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许多美好梦境的形成，大多源于理想主义者之于现实生活的困境？书中各位主人公心中的苦闷无法在现实中得到释放，于是便沉醉于心造之境，并执着于将之付诸实践，而其梦想照进现实的实验结果便是花家舍的建立。然而花家舍的宿命却无情地表明，乌托邦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梦。

在格非计划撰写三部曲的初期阶段，“人面桃花”曾是三部长篇小说的总题。在这个意义上，三部作品实际上都统一在“人面”与“桃花”的隐喻格局之内，“用‘人面’‘桃花’这两个大的意象来控制千丝万缕的叙事线索”[4]。在三部曲的总题命名中，格非借用了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意象。其中“人面桃花”的意象，通过三代主人公的经历，以及三代“花家舍”的境况，以明暗两条线索构建出整部小说的叙事逻辑以及情节主线，二者相互交织构成整部小说的核心结构。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人面不知何处去”中的“人面”理解为“现实乌托邦”，也即书中暗线所描绘的三个时代的“花家舍”，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祈愿却因与现实脱节而终究无法实现的造梦运动。而“桃花”和“乌托邦”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由晋代文人陶渊明塑造的“桃源”意象。“桃源”是中国文人寄托隐逸情怀的乌托邦，是自春秋时代起中国古代文人志士心中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精神寄托。书中的“桃花”则是“理想、精神的乌托邦”的代名词，是人们心中始终如一、亘古不变的对纯洁美好的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这正是一个虚幻、浮华之梦的符码性呈现的开始。

“三部曲”的书名，正如它们取材的诗中所隐喻的，经历了从“桃花依旧笑春风”到“江南春尽离肠断”的演变，格非曾说过要“让写作时的感觉与所描述的事物彼此寻找，召唤和通联”[5]。可见，“桃花依旧”“江南春尽”预设、奠定了后来整个“江南三部曲”的叙事基调：沧桑、荒寒、怅然若失，历史、人性、记忆和轮回。“这既是情感、精神和灵魂的蕴藉，也深藏着无法预知、荣辱尽失的命运玄机。”[6]102同时，格非在本部小说创作中时常引用地方志，描写普济、花家舍等地方的风物，结合内容的推进赋予了作品一种逼真的历史感。“现在，回想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我们就会慢慢地清楚格非、余华等人的写作初衷。他们出于对‘启蒙’使命的警觉和反思而回到文学本体，祛除非文学和审美之魅，以纯粹的、富于技术品质的美学立场，专注于对存在世界和历史的重新勘察。”[6]97无疑，花家舍就是作家“对存在世界和历史的重新勘察”而构筑的一个文学空间。花家舍是“江南三部曲”这部时光长河里唯一不变的梦想之地，它伴随着书中人物一次又一次地梦起梦落，整整贯穿一百年，三代人，三个时代。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远离社会、不存在或不易被发现的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形象不同，格非笔下所构建的三个时代不尽相同的“花家舍乌托邦”与外界社会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与时俱进、随着外界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时空伴随”乌托邦。所谓“时空伴随”即与现实中社会产生联系，但其发展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一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乌托邦形态。这种“伴随性”，让我们联想到1967年福柯在《关于异类空间》的演讲中提出的“异质空间”一词，他将融合真实存在和主体想象的“差异空间”称之为“异质空间”：“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场所和现实的场所，它们被设计成为社会的体制以及实际上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其中，某些真实的位所，在文化中可以发现所有其他真实位所，它们同时呈现出来，引起争议，甚至被颠倒过来，进而形成一些外在于所有场所的场所类型，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它们全然不同于它们所意指或反映的几种位所，所以我将把这些位所称之为‘异位’(heterotopias)，与乌托邦相对立。”[7]这种“异质性”在于这一空间是现实社会存在中的物质、权力等外界因素与个体自身的心理、精神、潜意识等内在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

可以说，格非对“花家舍”的塑造，兼具乌托邦的虚幻与想象，拥有既能够在社会现实中找到具体的空间建构，又具有与个体经历不同而带来的强烈主观意识的双重特性。或者说，文本中的花家舍，此时便是寄托了主人公内心乌托邦幻想的异质空间，并且随着不同人物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承载着乌托邦理想的花家舍也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最后之于欲望的转变。

首先，我们来看《人面桃花》中处于清末民初战乱时由土匪王观澄建立的“桃源花家舍”。显然，“桃源花家舍”的诞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时值清末乱世，民主革命的呼声轰轰烈烈地席卷华夏大地。在时代浪潮下“总把揽”王观澄，原本入朝为官，然而“中岁好道，顿生隐逸之念”，机缘巧合之下，寻访先人遗迹来到花家舍，继而将其心中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创建了一个陆侃梦中所向往的，由一条风雨长廊将家家户户相连，村庄整齐划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甚至“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3]100的世外桃源乌托邦。

到了第二部《山河入梦》，出现了由理想主义者郭从年建立的“理想主义花家舍”。时值20世纪60年代，盛况空前的改造运动席卷华夏大地，其中寄予了无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全国上下充斥着乐观主义氛围以及对实现理想的憧憬。在郭从年领导的花家舍公社里，人们采桑种田，按时劳作，按劳取酬，夜不闭户。来此调研的谭功达不禁感慨：“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1]277但到第三部《春尽江南》的花家舍，已经变成了欲望宣泄的集中地。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压抑之后，人们的精神状态得到了一丝缓和，欲望开始泛滥，并且由于缺乏节制一步一步走向癫狂。此时的花家舍俨然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桃花源”，一个奢靡而浮华的著名度假村。至此，这个曾经一家三代人都想将之变为自己理想世界的空间，亦曾经被当作“桃花源”的美好处所，逐渐在夜夜笙歌中销声匿迹，淹没于尘世喧嚣之中。花家舍作为一个空间符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叙述里经历了建立、坍塌、重生、幻灭的变迁历程。作为人物内在心理空间的表征实践，“异质花家舍”给社会现实空间增添了个体的情感色彩，成为探知个体精神空间的重要存在。格非通过异质空间的建构，审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为他们心中的理想超越现实困境提供了实践和反思的空间。

可见，“三部曲”几位主人公，无一不是为了理想事业而奋斗的骁勇志士。然而，他们仍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与荒寒，终其一生都不被理解和认同。无论是《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山河入梦》的谭功达，还是《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虽然历经时代的沧海桑田，但心中那份对理想的纯真追求与偏执，却得到了一以贯之的继承。格非在塑造这三位主人公与乌托邦的关系时，分别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身份和使命。首先是见证了“桃源花家舍”从建立到覆灭的陆秀米，她是乌托邦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出嫁途中被劫掠到花家舍后，她起初觉得花家舍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但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她意识到花家舍其实不过是个“假装”成桃花源的土匪窝，一帮土匪在那里酝酿建造原始的“大同社会”，其短暂的繁荣景象，完全是建立在对花家舍以外的社会勒索抢劫的基础上。在经历了土匪火并之后，她见证了花家舍从原来的世外桃源沦为了残酷的地狱，她的一些想法在时光中经过慢慢发酵而不断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这花家舍要是落在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3]133

再后来，秀米在时代浪潮和革命热潮的推动下，参与了革命事业。此时参加了革命的秀米的身份便由之前乌托邦的“经历者”变成了“实践者”，回到家乡，这个曾经养育她的地方，自然也顺理成章成为她改革的试验场所。在这个地方，她办医院、兴学校、购置武器，甚至还准备武装起义。结果家财散尽、家破人亡也没有成功地实现她的理想。秀米的悲剧实质上是无法避免的，她所追求的目标同许多先觉者一样，是终其一生都无法突破的时代困局，在那个纷争混乱的时代，出于对现世的失望，普通民众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自身当下的生存，没有人会去关注遥远的未来，以及远处同他们一样挣扎着盼望得到救赎的其他人。秀米终其一生才发现花家舍不过是一个令她梦始梦终的孤岛。

作为郭从年“理想主义花家舍”的“见证者”谭功达，他“继承”第一部小说中的桃源梦想，在梅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构想与实践，因为脱离了客观实际的物质生产需要条件，造成无法挽回的失败遂被下放到“花家舍公社”考察。在这里，郭从年为谭功达建设了一个已经实现理想的范本。这里的人们采桑种田、按时劳动、按劳取酬，这里通了电，建设了避雨的长廊，形式上完成了书中几代人的理想。但这种表象上的完美，却在谭功达日复一日地观察中，逐渐露出了狰狞的本色。这里的人们，神情寂寞、内心冷漠，每个人都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个人都在揭发，同时每个人都在被揭发。公社社员之间相互揭发的书信将人类最狡黠、最自私的一面全部暴露在阳光下。花家舍所展现的理想的美丽景象，居然是建立在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基础之上，这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作为见证者的谭功达，此时才意识到理想主义花家舍亦不过是他憧憬与幻灭的一座孤岛。而到了孤独的“坚守者”谭端午那里，寄托着前人崇高桃源理想的花家舍，已经被世俗的欲望异化为权力与金钱角逐、道德与理想沦丧的销金窟与“伊甸园”。在灯红酒绿夜夜笙歌之中，谭端午只能感叹此时的花家舍是一座共存着希望与失望的孤岛。他始终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社会的剧变和世界的纷争，让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谭端午很不习惯，他不想走出自己的熟知领域来迎合时代，在地方志办公室里，他总是消极怠工，偶尔读点书、时而写点诗词、听听音乐，并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人。谭端午的自我疏离，是一种对时代自觉地抵抗：“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来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8]

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故事发生的百年间，花家舍历尽沧桑。这里经历了梦想家的辛苦经营，一度成了人们期盼的理想所在，拥有人间所期望的一切幻想。然而，仅在数十年间，王观澄与郭从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亲眼目睹了花家舍的衰落。王观澄预想到的“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履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3]100。王观澄预言成真，数十年后郭从年所建立的“理想主义花家舍”，同样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中，重建与毁灭继续成为新的轮回，明天或许也将再一次上演昨天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故事的舞台来到现代，此时的花家舍已经变成了一个腐朽到了极点的销金窟，容纳着世俗的贪婪欲望。那个曾经被寄托了崇高理想的花家舍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纸醉金迷的欲望乐园。为什么花家舍会落得如此惨状？格非塑造花家舍这样一个梦幻与现实不断建立与毁灭的轮回故事，究竟想表达一种怎样的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或许，人类的理想的达成与幻灭就是这样一个一代又一代西西弗斯式的神话故事。“格非似乎要表达、重现或是记载、保存世间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4]，书中几代花家舍的命运：伴随着希望诞生，伴随着欲望消亡，周而复始。深刻地反映出寄托着人类美好愿望的乌托邦，终究是一个短暂且周而复始的梦。

在小说中，我们追随着三代人的视角，见证着花家舍波澜起伏的变迁史，也感受着主人公们的梦起梦落，文本中关于花家舍的乌托邦式的实践，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人们看着代表梦想的花家舍建起，也见证着这座理想的神庙跟随历史和命运的洪流一次次轰然倒塌。这让我们不禁质疑坚守乌托邦梦想的合理性、可能性。格非表面上通过主人公们一次次的梦碎和花家舍的几度兴衰来表现梦想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告诫人们警惕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实践的同时，更多地开掘出乌托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花家舍”如同人类的希望之光。乌托邦梦想使得人们在孤寂彷徨的人生旅途中更有生命力地存活下去，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寻求自我。一代人的梦想破灭了，但是在下一代人，下一个时空中，梦想的接力棒还会传接下去，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乌托邦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却是恒久的追求，人类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会永不停歇。正是因为有乌托邦梦想之光的存在，人类才能在无数个暗夜中照亮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即使人们明白梦想有时带着些许荒唐，却还是有许许多多受梦想鼓舞、想通过造梦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勇士在孤独中抗争。更深层地说，乌托邦不仅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诗意构想，其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奋斗和实践，更是对当下所面临社会状况的某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乌托邦就像一座灯塔，引导人们从现在走向未来。现实世界充满着恐怖和残忍，人们有太多难以承受的生活重担和精神压力，人性的冷漠、精神的困顿、理想的迷失，使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种乌托邦式的心灵救赎。格非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大潮中，并没有迷失，而是返璞归真到“乌托邦”这一纯真古朴的情结之中，将中国江南百年的历史与这种情结结合起来，意在点燃人们心中梦想的星星之火，试图把人们从迷茫、困苦、绝望的心灵泥沼中解救出来。而作品中纯净、祥和、富有活力的花家舍，则可以视为作者的一种呼吁，鼓励人们走出沉沦的囚室，去追寻心中理想的世外桃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文学逐渐被消费主义文化所浸染，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定位，也渐渐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他们在金钱、权力、欲望的裹挟下，常常显得无所适从，一时难以找到自我的归属和定位，往往陷入迷茫和疑虑的精神困惑之中。面对人文学科影响力的式微、消费主义的浪潮、权力的诱惑，格非显然无法避开这些问题的纠缠。“江南三部曲”可以说是体现了格非精神抉择的作品，喻示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经历了众多精神困惑之后做出的价值选择。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和物质富足带来的幸福，但是却又陷入了更大更深的孤独和迷茫之中。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人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金钱正在冲击着良知，权力在裹挟着道德，欲望在吞噬着理想。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容易迷失信念，陷入严重的精神不振之中，孤独几乎成了每个人无法避免的情绪和宿命。毋庸置疑，孤独是人类的宿命，但是梦想成了我们抑制孤独的一剂良药，通过奋斗去达成自己的理想，如同人类在孤独的洋流里找到诺亚方舟。对理想的坚守是人类对抗精神迷失的一种手段，它让人们在无数孤寂的长夜里有了心灵慰藉，让无数有着伟大梦想的人在心灵上有了类似的归属感，在与梦同行的路上，或许我们不会那么孤单。《春尽江南》文末出现的《睡莲》一诗，是全书的点睛之笔，也是对“江南三部曲”的总结，在伤感、寂寥的气氛里，也能感受到一份坚守和信念。就像诗中的那句“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9]。

花家舍虽然在“三部曲”的结尾处成为歌舞升平的度假村，但是，这片度假村所依附的“花家舍”的天地依旧存在着，这个带有过去三代人奋斗印记的花家舍，在未来的时空中，会否有新的孤独梦想者出现，会否焕发出新的面貌？花家舍的新历史，等着人们继续去书写。虽然，乌托邦式的实验失败了，但梦想的火焰会一直延绵不绝地传承下去。造梦者会逝去，但是永远会有新的造梦者出现，也永远会有人为了心中的梦而依旧孤独地奋斗。我们看到，在“三部曲”中，格非“如此漫长有长度”的写作，已经将自己的思想、信念、价值判断都熔铸在文本里，而且，让文本立足于“百年中国”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并竭力超越现实，对现时代做出历史的回响，为人类未来理想的探索提供新的精神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