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营商环境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吴建祥， 武文琴， 陈慧敏

(西安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 西安 710100)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营商环境的概念在国内正式被提出；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019年，国务院签发《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已在各地实施。近年来，陕西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重要位置，营商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市场监管秩序、政务服务水平、生产要素供给、人才市场发展等方面较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仍处于不完善水平，且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发展区域间和区域内存在较大差异，整体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对激发陕西省企业凝聚力，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营商环境的概念最早是在2001年由营商环境小组提出，2003年《营商环境报告》的发布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目前，学者对营商环境内涵的界定尚不统一。从不同视角可以将其分为宏观层面(外部环境)和微观层面(企业)两个层次。从微观主体的角度来看，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界定为：企业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的总和。从外部投资环境的角度来看，Butarbutar等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组织或公司内商业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环境(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等)是直接影响战略的环境，外部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是一般环境[1]。Fasesin等认为营商环境是围绕并影响整个组织或任何内部系统发展的所有条件、事件和影响的总和[2]。孙武军和徐乐认为营商环境是政府、企业或个人在进行经营行为或商事组织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的综合[3]。吕雁琴等认为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多元化的环境，包括金融环境、对外开放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人口与劳动环境、收入与消费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商业供给与服务环境、生活设施供给环境[4]。

根据营商环境的定义和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往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区域层面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国际上以世界银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纳税、跨境贸易、获得信贷、保护少数者投资、合同执行、破产办理和劳动力市场监管11项一级指标。在国内，对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企业、个体经营户等微观角度构建指标体系。杨娟以市场主体和公众满意度为目标导向，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经济层面构建江西省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5]；
宋钊基于公共服务理论以陕西小微经营者为例，从政商关系、基础设施、金融信贷、人力资源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6]。二是从区域层面的宏观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彭迪云等[7]、许晓冬等[8]、王智新[9]、谢守祥等[10]、张洽等[11]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支持环境、人力资本、法律法规等方面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在区域差异性的分析方面，学者们主要借助变异系数、Dagum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区域差异。胡税根等采用变异系数法衡量区域营商环境平衡性[12]。Rouven等使用泰尔指数和加权方差系数来衡量区域收入不平等[13]。邱康权等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14]。倪青山等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城市创新绩效的区位差异进行分析[15]。

综上所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人才环境、生态环境、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区域层面和经济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内涵和评价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构建陕西省特有的评价指标体系，没有充分考虑关中、陕北、陕南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本文基于营商环境的内涵，以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的现状为基础，构建陕西省营商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指数，运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营商环境发展的区域差异。

2.1 陕西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整体性、层次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原则，结合营商环境内涵与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的现实需求，从社会环境、人才环境、生态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5个方面构建陕西省营商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域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中国地级市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对缺失数据采用平均值法和线性回归插补法进行插补，对于异常数据当缺失数据进行处理。

根据空间分布和人文习俗，把陕西省划分为陕北(含榆林和延安)、关中(含铜川、渭南、咸阳、宝鸡和西安)、陕南(含商洛、安康、汉中)3个区域。

2.3 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指标权重的计算

由于不能取得专家对于所选指标权重的评定，主观赋权法无法实现，参考孙莹等建立的基于方差最大化的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组合赋权模型,将变异系数法和熵权法的优点结合，测算陕西省营商环境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16]。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信息计算指标权重的方法，能够清晰地反映指标间的差异大小，适用于独立性较强的指标。参考刘铠诚等计算客观权重的方法，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综合指标权重[17]。

熵权法是根据计算各指标观测值的信息熵,即各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赋权方法，可以较为直观、稳定地反映某一个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参考边伟军等对综合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采用熵权法计算综合指标权重[18]。

(1)

模型中α、β满足约束条件(α2+β2=1,α,β>0)。

为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构造了Lagrange函数，计算求得α和β的值为

(2)

(3)

参考安欣等[19]对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先根据方差最大化法计算2015—2020年每一年三级指标的权重，接着计算10个地级市整个研究期内综合三级指标权重，将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归属加总得到二级指标的权重，同理得到一级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1。

表1 陕西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2015—2020年各指标权重

由表1可以看出，总的来看，三级指标中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外商投资额所占权重分别为0.120、0.118，所占比重较大。一级指标中市场环境所占权重高达0.475，远远高出了其他指标。分年份来看，2015—2020年各三级指标值没有明显变化，三级指标中所占权重较大的也是实际外商投资额和货物进出口总额。因此，应加大政府对市场环境的“放管服”改革力度，扩大市场对外开放广度、提高市场主体的活力，对提高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4 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结果分析

目前对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但这些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TOPSIS法适用于小样本数据，可以消除数据的主观性的影响，能同时反映出多个指标的综合影响力度。参考朱金鹤等的研究方法，基于组合赋权的权重，采用TOPSIS法对陕西省各地级市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20]，结果见表2。

表2 2015—2020年陕西省各地级市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指数及排名

由表2可得，2015—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营商环境平均发展水平的排名由高到低依次是西安、榆林、咸阳、宝鸡、延安、渭南、汉中、安康、铜川、商洛。西安和榆林的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比较高，铜川和商洛的发展水平偏低，即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发展趋势。从关中、陕南、陕北来看，关中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高(西安、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的平均分为0.235)，其次是陕北(榆林和延安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是0.097)，发展水平最低的是陕南(汉中、安康和商洛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平均得分是0.081)。从时间来看，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提高，各地级市的均值由2015年的0.136上升到2020年的0.188，年均增长为0.055。从地级市来看，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最低值从2015年的铜川0.056上升到2020年的商洛0.068，最高值从2015年西安的0.607上升到2020年西安的0.900。从提升的速度来看，西安的增加值最大，6年增长了0.293，汉中的增加值最小，6年仅增加了0.012，是西安增长速度的1/24。从全省来看，西安的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最高，商洛的发展水平最低。就商洛而言，近几年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商洛撤地设市晚、立地条件差、脱贫任务重、经济欠发达，营商环境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就西安而言综合经济实力较强，市场主体获得感强、部分产业和对外贸易发达、人力资源集中、政府服务效率高，在促进全国范围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3.1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由于资源禀赋、区位差异、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陕西省营商环境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都有所不同。参考何刚等的做法，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对2015—2020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分解[21]。

根据Dagum基尼系数分解原理：G=Gnb+Gω+Gt，即将总体基尼系数G分解为区域间差异Gnb、区域内差异Gω和超变密度Gt。其各自的计算公式为

(4)

(5)

(6)

(7)

(8)

3.2 陕西省各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差异性分析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15—2020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总体、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基尼系数，以及区域间、区域内和超变密度的差异贡献率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2015—2020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由表3可得，从总体来看，陕西省总体基尼系数为[0.4,0.5]，表明陕西省总体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且2015—2020年差异在逐渐增大。分区域来看，地区内关中地区基尼系数最大，为[0.4, 0.5]，表明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呈现出严重不平衡的特征，自2015年以来，差异在逐渐增大，陕北地区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0.2],表明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为平均，陕南地区基尼系数为[0,0.1]，表明营商环境发展水平非常平均，且陕北、陕南地区内的差异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地区间关中-陕南的基尼系数最大，为[0.4,0.6],表明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极度不平衡，其次是关中-陕北，基尼系数为[0.4,0.5]，表明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差异很大，陕北-陕南相对来说基尼系数较小，为[0,0.2]，表明区域间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为平衡，2015—2020年地区间差异在逐渐增大。由此可以看出，地区内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关中引起的，地区间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关中-陕北、关中-陕南间的区域差异引起的。因此，应该促进关中地区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同时加大关中-陕南、关中-陕北、陕北-陕南的市场开放程度、招商引资、促进相邻地级市间的交流、互助，发挥西安对周边地级市的辐射作用，深化其他地级市的“放管服”改革、提升基础设施水平、释放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营造便利的营商环境。

由图1可以看出，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呈上升型的演变趋势。2015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为0.415，到2020年波动上升至0.439，说明整个研究期内，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在不断扩大，以2015年为基期，2020年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年均上升0.009。从关中、陕北、陕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来看，关中地区的差异最大，其演变趋势基本与陕西省总体的演变趋势相同，陕北和和陕南地区的差异基本一致，且都呈现出“V”型的演变趋势。关中地区的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76上升至2019年的0.491，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20年值为0.487。陕北、陕南地区2015—2020年的基尼系数整体也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趋势，陕北由2015年的0.104下降到2017年的0.50，随后呈现出上升趋势，到2020年达到0.090，陕南由2015年的0.098下降到2017年的0.048，随后出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达到0.076。以2015年为基期，2020年关中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地区内差异年均上升0.004，陕北、陕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地区内差异年均分别下降0.024、0.042。

图1 2015—2020年陕西省总体、关中、陕南、陕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基尼系数

由图2可以看出，2015—2020年基尼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是关中-陕南、关中-陕北、陕北-陕南。说明在整个考察期内，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差异最大的是关中-陕南，其次是关中-陕北。具体来看，关中-陕南、关中-陕北和陕北-陕南2015—2020年基尼系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关中-陕南由2015年的0.478上升到2020年的0.522，关中-陕北由2015年的0.426上升到2019年的0.442，达到最大值，随后呈现出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到2020年值为0.438。陕北-陕南由2015年的0.170上升到2019年的0.219达到最大值，随后呈现出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到2020年为0.217。以2015年为基期，到2020年关中-陕北、关中-陕南、陕北-陕南的年均增长率为0.005、0.015、0.042。

图2 2015—2020年关中-陕北、关中-陕南、陕北-陕南基尼系数

由图3可以看出，对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且超变密度的贡献率与区域间、区域内的贡献率差异较为悬殊。具体来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在整个研究期内呈现出上升趋势，由2015年的50.489%上升到2020年的53.547%，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在整个研究期内呈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41.943%下降至2020年的41.212%，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整个观察期内呈现出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7.568%下降至2020年的5.241%。若以2015年为周期，整个研究期内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平均每年上升0.010，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贡献率平均每年分别下降0.003、0.018。表明区域间的差异在逐渐增大，区域内和超变密度的差异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因此，应该加强关中、陕北、陕南间市场主体的合作互助，推动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协作，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要加大对陕南、陕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关中区域对陕南、陕北的带动帮扶作用，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提升陕西省整体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

图3 2015—2020年地区内、地区间和超变密度差异贡献率

通过研究陕西省2015—2020年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1)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整体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优化市场环境是改善营商环境的主要因素。由陕西省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权重来看，市场环境所占的权重最大，其次是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政务环境所占的比重较低。

2)陕西省总体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发展格局，即从关中地区往两边逐渐递减，2015年开始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分地区来看，关中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最好，其次是陕北地区，陕南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最差。西安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高，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与其他地级市的差异较大。

3)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区域内和区域间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异在逐渐增大。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贡献较小。从区域内来看，关中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性，陕北、陕南地区的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为平衡。从区域间来看，关中-陕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其次是关中-陕北，陕北-陕南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以市场环境为主要抓手，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规范市场环境监管体制，形成公平竞争、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硬环境的建设。同时，提升社会服务和政务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便利，落实人才引进政策。注重营商环境建设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不断探索适宜陕西省的营商模式，最终实现营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统筹各地级市间发展规划，促进陕西省营商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处于领跑地位的西安，要充分利用资源条件及经济发展等优势，引领其对领先性、颠覆性的重要企业进行培育，为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提供重要科技保障，率先向全国领先水平升级。同时，对于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渭南、汉中、安康、铜川、商洛应给予适量的政策倾斜，根据自身营商环境发展的现状，调节政策，制定相关条例，加快形成陕西省营商环境协同发展格局。

3)因地制宜探索各地级市特色化发展道路，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均衡发展。要充分考虑陕西省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对于关中地区，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继续推动营商环境各项指标的高水平发展，此外，发挥西安的带动作用，激发其他地级市的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对于陕北、陕南地区，应充分利用资源，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招商引资战略，逐步提高自身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关中地区可通过人才、项目、技术、资金等帮扶计划，助力优化陕南、陕北地区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