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川崎病儿童不同病程脂代谢水平及相关因素分析

刘兴祝，杨燕飞，张 兴，葛丽萍，王 峰，吴玉芹

（昆明市儿童医院特需病区，云南 昆明 650100）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种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好发于5 岁以下儿童，可引起全身小血管，尤其是冠状动脉发生炎性病变，已成为当前我国儿童较为常见的后天性心脏疾病[1]。近年研究报道，急性期KD 患儿具有系统性血管内皮障碍，会抑制肝脂酶、脂蛋白脂酶活性，促使肝脏分泌极低密度脂蛋白，推测KD 患儿可能存在血脂代谢紊乱[2−3]。血脂代谢紊乱会造成血液中脂蛋白、脂质含量异常，一项随访研究报道，成年后KD 患儿发生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冠状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的危险性显著增加[4]。因此，推测KD 对患儿血脂代谢水平影响的持续时间和影响程度可能在心血管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研究已证实人体血脂易受地区、民族、性别、膳食、代谢及年龄等因素影响[5−6]。云南省地处高海拔地区，民族成分多样，除汉族外，生活有白族、彝族、哈尼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因此，本研究对云南地区川崎病患儿急性期、亚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血清中的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载脂蛋白A1（ApoA1）、载脂蛋白B（ApoB100）、载脂蛋白E（ApoE）、脂蛋白小a（Lpa）水平进行检测并长期随访，旨在探究川崎病对不同民族患儿血脂代谢水平有无影响，同时分析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在病程不同阶段的动态性演变，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1 研究对象

经昆明市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选取2015 年01 月至2021 年12 月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就诊的KD 患儿4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均参照《川崎病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诊断治疗指南[6]，排除其他感染性疾病。根据不同病程将其分为4 期，每期拟纳入100 例KD 患儿，（1）急性期：病程12 周（发热 <10 d）；
（2）亚急性期：病程24 周（11～21 d）；
（3）恢复期：病程47 周（21～60 d）；
（4）后遗症期，病程7 周以后（60 d 以后）。纳入标准：近5 a 符合KD 诊断标准的住院初诊病例；
入院后均完善相关实验室检查；
病例资料和治疗经过完整；
在我院随访1 a；
经过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左室肥厚及肺动脉高压者；
存在其他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
合并白血病、伤寒、败血症、猩红热等发热性疾病；
治疗过程中药物过敏者。另外选取于昆明市儿童医院门诊体检的100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263 例，女137 例；
年龄0.5～11 岁，平均（5.32±2.10）岁。对照组男67 例，女33 例；
年龄0.6～12 岁，平均（5.48±2.21）岁。2 组性别、年龄相比，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1.2 资料收集

（1）收集KD 患儿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民族、居住地海拔、出生史（第几胎、胎龄、出生体重、出生史有无窒息）、喂养史（1岁以内）、既往史（手术外伤史、药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2）收集KD 患儿临床资料：KD 患儿均采取相同治疗方案，并采集空腹静脉血5 mL，3 000 r/min 离心分离后置70 ℃冰箱待检，采用生化仪分别检测血清TG、TC、HDL-C、LDL-C、ApoA1、ApoB100、ApoE、Lpa 水平，并于出院后半月、1 月、3 月、半年、1 a 复查上述生化血脂指标。（3）对照组健康儿童由体检时空腹测定TG、TC、HDL-C、LDL-C、ApoA1、ApoB100、ApoE、Lpa 水平，所有检测均由昆明市儿童医院检验科完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比的形式进行描述，χ2检验或或Fisher 精确检验；
计量资料以平均数（D）标准差进行描述，t检验；
多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 检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相关危险因素，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2 组儿童血脂代谢指标水平

观察组TC、HDL-C、ApoA1 水平低于对照组，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图1。

图1 2 组儿童血脂代谢水平变化趋势Fig.1 Trends in lipid metabolism levels in the 2 groups of children

表1 2 组儿童血脂代谢指标水平（）Tab.1 Level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dexes i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表1 2 组儿童血脂代谢指标水平（）Tab.1 Level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dexes in two groups of children（）

*P < 0.05。

2.2 不同病程KD 患儿血脂代谢指标水平

KD 患儿不同病程期间均存在血脂代谢异常问题，TC、HDL-C、ApoA1 水平急性期 <亚急性期 <恢复期 <后遗症期，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急性期 >亚急性期 >恢复期 >后遗症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血清HDL-C 在恢复期、后遗症期仍呈低水平，见表2、图2。

图2 不同病程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变化Fig.2 Changes in serum lipid metabolism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courses of KD

表2 不同病程KD 患儿血脂代谢指标水平（）Tab.2 Level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dexes in KD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courses of disease（）

表2 不同病程KD 患儿血脂代谢指标水平（）Tab.2 Level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dexes in KD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courses of disease（）

*P < 0.05。

2.3 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的动态性变化

出院后半月、1 月、3 月、半年、1 a KD 患儿血清TC、HDL-C、ApoA1、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均处于稳定状态，出院后不同时间点血脂代谢指标变化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3、图3。

图3 不同时间点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变化Fig.3 Changes in serum lipid metabolism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K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表3 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的动态性变化（）Tab.3 Dynamic change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 children with KD（）

表3 KD 患儿血脂代谢水平的动态性变化（）Tab.3 Dynamic changes of serum lipid metabolism in children with KD（）

注：不同病程分期脂质代谢指标数据与出院后的随访数据无重叠。

2.4 不同人口资料的KD 患儿HDL-C 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民族、胎龄的KD 患儿血清HDL-C 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不同人口资料的KD 患儿HDL-C 比较（）Tab.4 Comparison of HDL-C in KD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 data（）

表4 不同人口资料的KD 患儿HDL-C 比较（）Tab.4 Comparison of HDL-C in KD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 data（）

*P < 0.05。

2.5 KD 患儿HDL-C 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KD 患儿HDL-C 水平作为因变量，上述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得知，男性、年龄 >5 岁、体重指数 >24.0 kg/m2、少数民族、过期产儿是KD患儿HDL-C 水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5。

表5 KD 患儿HDL-C 水平的多因素分析Tab.5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HDL-C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KD

急性期KD 患儿常伴发系统性血管内皮障碍，体内会产生大量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IL-6）、C 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a（TNF-a）等，而这些细胞因子会抑制肝脂酶和脂蛋白脂酶活性，致使肝脏分泌极低密度脂蛋白，造成血脂代谢紊乱[7−8]。此外，血脂由载脂蛋白与脂蛋白由脂类结合形成，目前已发现多种载脂蛋白，而功能和结构研究较为清晰的有ApoB100、ApoA1、Lpa、ApoE[9]。通常情况下，ApoA1 能代表HDL，与HDL-C 呈正相关，且冠心病患者水平偏低，ApoB100 与LDL-C 相同，均为冠心病危险因素[10]。本研究发现，观察组TC、HDL-C、ApoA1 水平低于对照组，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这与以往研究结果较为相近，可见KD 患儿存在明显的血脂代谢紊乱问题。

近年来，关于KD 患儿血脂代谢的相关研究较少，得出的结论和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钱炜等[11]发现KD 患儿急性期的LDL-C、TG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儿童（P<0.05），而HDL-C、TC 水平较正常儿童降低（P<0.05），而当观察组患儿经相应治疗后，恢复期的LDL-C、TG 水平较急性期大幅降低，提示病情趋于稳定。付永萍[12]研究显示KD 患儿恢复期的LDL-C、TC 逐渐恢复正常水平，但血清HDL-C 仍呈较低水平，提示在恢复期KD 患儿仍存在血脂紊乱。本研究经数据分析发现，KD 患儿不同病程期间均存在血脂代谢异常问题，TC、HDL-C、ApoA1 水平急性期 <亚急性期 <恢复期 <后遗症期，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急性期 >亚急性期 >恢复期 >后遗症期（P<0.05），其中血清HDL-C在恢复期、后遗症期仍呈低水平，提示KD 在恢复期、后遗症期仍伴有血脂紊乱。有研究发现，HDL-C 可通过抗炎、抗氧化而产生保护血-管内皮及损伤内皮修复等作用[13]。KD 患儿在恢复期及恢复后长期内均存在血管内皮功能紊乱[14]。因此，可推测KD 患儿在恢复期、后遗症期血清HDL-C 仍呈低水平可能与患儿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相关。目前，有研究对KD 患儿长期随访研究得知，KD 患儿成年后AS、CHD 危险性均显著增加[15−16]。由此本研究推测KD 对患儿血脂代谢水平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本研究对患儿出院后一年内的血脂代谢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出院后半月、1 月、3 月、半年、1 a KD 患儿血清TC、HDL-C、ApoA1、TG、LDL-C、ApoB100、ApoE、Lpa 水平均处于稳定且正常状态，出院后不同时间点血脂代谢指标变化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这一结果可能与患儿定期复查和出院后仍保持科学有效的药物治疗有关。

儿童血脂代谢紊乱可造成脂质及脂蛋白含量异常，其中HDL-C 可从周围组织将TG 运送至肝脏进行降解和排泄，阻滞TG 沉积于血管壁，甚至已沉积的TG 也可被HDL-C 转移，起到心血管保护作用，故体内HDL-C 水平越高，提示机体胆固醇清除能力越强，心血管疾病危险性则越小[17−18]。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探究影响KD 患儿血脂代谢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体重指数 >24.0 kg/m2、过期产儿是KD 患儿HDL-C 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这与以往报道[19−20]的血脂异常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日常工作中，需加强对此类儿童，尤其是KD 患儿血脂的长期随访和监控，以降低血脂异常所致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及心血管疾病风险。此外，云南省地处高海拔地区，境内民族成分多样，除汉族人群外，生活有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等几十种少数民族。而本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是KD 患儿HDL-C 水平的独立危险因素，易发生脂代谢紊乱，可能与其独特的遗传背景有关，具体情况还需今后进一步加强基因多态性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应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健康监护，强化健康宣教，使广大少数民族居民重视对KD 患儿的病情随访，做好早发现、早治疗，以降低川崎病的长期危害，提升民族身体素质。

综上所述，不同病程期间KD 患儿均存在血脂代谢异常问题，对其可能有长远的影响，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民族及过期产儿是KD 患儿HDL-C 水平的影响因素，根据相关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以降低血脂异常风险，有益于KD 患儿提早预防心血管意外事件发生，提高儿童成年后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