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长与青年的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

张春泥，潘修明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工作和家庭是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人对成年角色的认同和生活福祉。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作时间会持续减少，人们将拥有更多时间投入到闲暇与家庭[1]。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阶层分化和劳动过程变迁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的劳动时间不降反增，超时劳动的现象日益普遍[2-3]，工作对生活的渗透增强。伴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工作—家庭冲突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共同面临的普遍境况[4]。

对工作的过度投入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通病。2019年，作家德里克·汤普森在《大西洋》(TheAtlantic)的文章中用“工作主义”(Workism)来形容美国社会对工作的病态追求，即工作不仅是生产活动和获取经济报酬的手段，而且成为了个人身份认同与生命意义的中心。工作主义就像一种新的宗教从精英向各个阶层和群体蔓延，越是高学历和高收入的群体，其工作时间越长，休闲时间被挤压得越少，工作成为了他们满足情感乃至精神需求的重要方式[5]。工作主义在青年一代中更是被奉为圭臬。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青年焦虑调查显示，95%的受访青年认为“找到一个自己享受的工作”“极其/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81%)和“结婚”(47%)[6]。汤普森认为，工作主义让大多数美国人变得更不快乐，因为它挤压了对人的幸福感至关重要的个人和家庭生活。

对工作主义的批判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近期，家庭研究会(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和社会趋势研究所(Social Trends Institute)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工作主义价值观是导致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7]。该报告在分析和比较多国数据后发现，在个体层面，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工作的重视度超过家庭的人生育数更少、生育意愿更低；
在宏观层面，对工作的重视度普遍超过家庭的国家生育率更低。该报告指出，这种工作主义的价值观会削弱国家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和刺激生育政策的效果。即便是在性别关系更平等、社会福利水平更高的北欧国家，近十余年来也面临生育率的持续下跌，而这一趋势与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转向工作主义文化不无关系：对工作重视度提升得越多的国家，生育率下跌得越快。对于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工作已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紧密相连，男女皆然，这导致促进性别分工平等的政策在促进生育上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对女性而言，工作优先意味着家庭对她们的吸引力下降，更多的工作投入意味着更大的生育代价；
对男性而言，更平等的家务分工让他们更能体会到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在工作优先的价值观下，他们也倾向于降低生育意愿、减少生育数量。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加班文化盛行的社会。中国人的平均劳动时长位居全球前列，牛津大学“数据看世界”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分别达到2174小时和2186小时，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8]。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8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高达48小时[9]。具体到各个行业，制造业中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现象由来已久，由于加班工资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许多农民工甚至主动要求加班以获得更高的收入[10]；
制造业的工厂也会通过宿舍劳动体制直接控制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延长劳动时间，实现劳动力价值利用的最大化[11]。如今，超时劳动在服务业和白领工作中也成为普遍现象。2016年左右，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对互联网络公司“996”工作制(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热议，亦有精英企业家公开表示“996是福报”。庄家炽的研究发现，以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复杂劳动群体相较于简单劳动群体来说更可能无酬加班，也更可能在自我实现动机的驱动下自发加班[12]。虽然互联网上不乏媒体渲染当代年轻人的“躺平”“拒绝内卷”和“整顿职场”，但最近国内知名招聘网站的调查显示，00后求职者中愿意加班的比例高达88.1%[13]。超时劳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和高收入精英阶层中被普遍认可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与工作主义文化的描述极为相似。

工作主义文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尤其是对当下中国青年生活状态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中国目前已进入超低生育率社会，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14]。生育率的下降不仅受到育龄妇女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与青年人的性、婚姻、生育的意愿与行为有关。既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生育主要发生在婚姻关系中，青年的婚姻推迟和不婚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15-17]。一些网络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青年的性生活频率也有所下降。2020年腾讯新闻谷雨数据发布的《年轻人的性与爱调查报告》称，三成以上的青年人实际性生活频率达不到期望的水平，其中80后和90后的性需求满足程度最低[18]。2020年“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发现，95后有固定性伴侣的青年人的性生活频率甚至不及80后[19]。

那么，中国青年在性、婚姻和生育行为方面的变化是否受到工作主义文化的影响呢？一方面，工作主义文化使个人重视工作甚于家庭，超时工作挤压了青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使他们为工作牺牲了个人的生育、婚姻乃至性生活。另一方面，工作主义文化也迫使青年通过工作来建立自我认同、进行社交和实现自我价值。按照雅霍达的就业功能论，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作还具有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形成社会地位认同等社会心理需求方面的功能[20]。倘若失去了工作，人的这些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剥夺感的上升和幸福感的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讲，失去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的人也更加难以找到自我，容易丧失成家的动力和期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已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8月中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18.7%[9]，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放弃寻找工作、退出职场的青年劳动力[21]。失业和就业不稳定对青年的私生活有何影响？这在中国是一个新问题，既有文献没有太多的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将通过2020年“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数据从两方面探讨工作时长对青年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超时工作是否降低了青年的性生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时间偏少是否也不利于青年的性生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

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既有研究普遍指出，劳动者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受到工作特征的影响。过长的工作时间会挤占人们的家庭投入时间，导致其难以满足家庭角色期待，形成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由于性别角色分工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感受有所不同。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要高于男性，而工作时间过长对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影响也更强一些[22]。过长的工作时间导致的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包括其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满意度。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超时工作者尤其是被迫加班的人，更可能经常感受到工作对家庭生活的干扰，更可能对料理个人与家庭事务和从事家务劳动感到力不从心[23]。超时工作对女性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大。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已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与配偶相处时间越少，越可能感受到角色冲突、工作负担过重和家务分工不平等，因而婚姻质量更差[24]。除了超时工作外，长期上夜班也会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25]。超时工作不仅对已婚者的婚姻关系有消极影响，也不利于未婚者建立亲密关系。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单身率快速上升，部分学者认为崇尚超时工作的企业文化难辞其咎。一方面，男性普遍忙于工作，无暇安排约会或对亲密关系投入不足，让单身女性失望；
已婚女性对丈夫只顾工作不顾家的普遍抱怨也让单身女性对婚姻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对单身女性而言，她们本人对工作和事业的专注会被男性视为缺乏女性气质，导致她们在婚恋市场上遇冷[26]。国内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超时工作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这些研究发现，超时工作尤其是无偿加班，会降低劳动者的生活幸福感，而加班报酬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其负面影响[27-28]。对于女性而言，未就业和在体制内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体制外就业者，而超长的工作时间是后者主观幸福感较低的主要原因。不过，超时工作是否会影响劳动者的婚姻家庭关系，仍缺乏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超时工作带来的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也会对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医学研究发现，工作带来的过劳和压力与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出血、心源性猝死等一系列疾病相关[29-31]，也可能会引起男性勃起障碍等性功能障碍[32]。具体来看，超时工作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因人而异。布茨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工作角色负荷较强时，影响性功能与性欲的个体睾酮素水平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
反之，在工作角色负担较轻时，个体睾酮素水平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33]。换言之，对于高性欲的人，加班更可能导致他们性生活和婚姻质量下降。

超时工作对生育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欧洲多国数据的研究表明，经常需要在夜间或周末工作的女性与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在夜间或周末工作的女性相比，生育意愿显著更低；
但排除夜班和周末工作，其他情况的超时工作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34]。在中国，张婷皮美和石智雷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加班与劳动者的初婚年龄和二孩及以上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35]。其研究发现，加班不会导致初婚年龄的推迟，反而越是加班的群体越倾向于早结婚，加班也未显著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不过，这项研究的分析对象过于宽泛，囊括了64岁以下的男性和52岁以下的女性，样本平均年龄达37岁，远超中国人的平均婚育年龄，难以反映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决策的实际影响。该研究的对象既包括农业和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而这两个群体超时劳动的性质不同，前者更多出于生存和经济目的，后者则更可能受到工作主义文化的影响。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工作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劳动者在私人领域的福祉，但这一影响在中国的证据仍不充分。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生活幸福感或者个人幸福感，对亲密关系的直接关注不足，更缺乏与性生活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所涉的人群范围较广，混合了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的群体，而没有意识到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群体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工作和婚育逻辑。不仅如此，过往对工作时长、工作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超时劳动，研究对象仅限于就业群体，而对失业者和非经济活动群体的亲密关系、性生活和生育的关注不足。前文提到，工作主义使个体将工作视为个人价值的来源，这会促使有工作的人更多投入工作，也会导致没有工作的人产生负面的自我认同。这种负面的认同也可能扩展到家庭和个人生活领域，因而也值得我们关注。

为了有针对性地探讨工作时长与青年的亲密关系、性生活和生育意愿的关系，本文使用了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线上调查的模式，于2020年8月到11月通过社交媒体和“调研家”网络调查公司的样本库招募了6828名18岁及以上的受访者。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性经历、性生活、婚姻或同居关系、生育意愿以及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由于性经历和性生活数据的敏感性，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并减少他们在填答问卷时的顾虑，调查采用自填式问卷，受访者通过手机微信进入调查页面并自行完成问卷填写。问卷不采集任何可识别受访者身份的信息，问卷数据传输采用加密技术，调查开始前设置知情同意环节如实告知受访者参与调查的潜在风险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上述调查内容和执行流程均已提交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并通过[19]。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为18～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且与配偶或伴侣同住的青年。从年龄段和学历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是网络调查易于接触到的人群(18～35岁青年占调查样本的70%，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74%)，填答质量也更有保证；
从年龄段和居住状态来说，已婚且与配偶同住或处于同居状态的青年是性、婚姻和生育行为较为活跃的人群。鉴于网络调查的样本通常年龄偏低、学历偏高，我们在分析中采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8～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布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工作时长对青年私生活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排除了在校生群体。在排除分析变量上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样本量为1904人。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工作时长。我们先根据受访者填报的每日平均工作时间和每周工作天数计算出每周工作小时数；
对于没有工作的受访者，其每周工作小时数设为0。再按照每周工作小时数将样本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工作时长偏少者，包括没有工作者和兼职工作者，前者的每周工作小时数为0，后者的每周工作小时数在30小时以下；
二是正常工作时长者，其每周工作小时数为30～40小时；
三是超时工作者，其每周工作小时数在40小时以上。

研究关注的因变量包括四个方面：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意度、亲密关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性生活频率是根据受访者对访题“在过去12个月，与现在的配偶/同居伴侣平均多长时间过一次性生活？”的回答推算出的每月性生活次数，“没有性生活”计为0次，“每月一次或以下”计为1次，“每月2～3次”计为2.5次，“每周1～2次”估算为6次，“每周3～6次”估算为18次，“每天1次或更多”计为30次。性生活满意度来自受访者对过去12个月与配偶/同居伴侣性生活的评价，分六个方面，包括性生活的次数、每次性生活的持续时间、前戏(爱抚行为，包括拥抱、亲吻、抚摸)、性生活过程中的身体/生理舒适感、心理满足感和性高潮。对每一个方面，受访者若评价“不满意”(即“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计1分，反之计0分。我们将六个方面的评价得分进行加总，总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于配偶/同伴的性生活满意度越低。我们用受访者对访题“总的来说，您对目前的婚姻/同居关系满意吗？”的回答来测量他们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评价分五级，1表示“非常不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对于生育意愿，问卷对未生育的受访者提问“您是否有生育孩子的打算？”，对于已有过生育行为的受访者提问“您是否还有生育孩子的打算？”，我们将有生育打算的赋值为1，不打算生育/再生育的赋值为0。

本文主要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描述和检验不同工作时长个体在性生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上的差异。对于性生活频率、性生活不满意度、亲密关系满意度使用复杂调查加权线性回归模型，对于生育意愿则使用复杂调查加权二分Logit回归模型。作为统计控制的协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年限、户籍属性(农业/非农业)、流动状态(跨区县流动人口/本地人)、婚姻状态(已婚/同居)、是否育有子女(是/否)、家务分工(用女方家务小时数与男方家务小时数之差除以两者之和)等受访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考虑到超时工作可能通过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来影响受访者的私生活和生育意愿，而工作时长不足也可能与受访者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因此在进一步的回归模型分析中，本文还加入受访者的健康自评(1～5分，1表示“不健康”，5表示“非常健康”)和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K6)得分以对其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统计控制。若发现加入身心健康指标后，工作时长的影响减小或消失，则可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健康的中介效应进行探讨。由于两性对工作和家庭的定位不同，本文将分别分析男性和女性样本。

在报告工作时长与青年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关系的分析结果之前，我们先对样本的工作时长分布以及不同工作时长个体的特征进行说明。调查显示，超时工作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比较普遍，样本中超时工作者占47.1%，工作时长正常者占43.3%，工作时长偏少者占9.6%。图1分性别展示了三类工作时长者的分布。较之女性，青年男性的工作时间更长，男性中超时工作者占55.7%，女性中仅为38.4%。在工作时长较少的一端则是女性更多，女性工作时长较少者为14.7%，而男性中仅为4.6%。

图1 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长偏少、工作时长正常和超时工作的百分比(%)注：数据已加权。

表1分性别详细展示了不同工作时长者在私生活、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婚育状况和身心健康上的平均水平。在私生活方面，与工作时长不足或超时者相比，工作时长正常者的性生活频率最高，他们中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亲密关系满意度最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最高。超时工作者在这四个方面与工作时长正常者的情况不相伯仲，仅性生活频率略低，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和亲密关系满意度略低。工作时长偏少者在三类人群中性生活频率最低、性生活满意度最低、生育意愿最低，其中女性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也最低。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超时工作和工作时长正常者的受教育水平相近，但超时工作的青年为农业户口、外来人口、同居、无子女的比例高于工作时长正常的青年。工作时长偏少的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其受教育年限低于其他两类青年，为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比例也比其他两类青年高。在婚育状况方面，女性工作时长偏少者中已婚和有子女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劳动也更多，她们很可能是因生育和家务而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兼职就业的家庭主妇，而男性工作时长偏少者则在已婚和已育的比例上最低。在身心健康方面，对于女性来说，健康自评和心理状况最好的是工作时长正常者，最差的是工作时长偏少者；
而对于男性来说，精神健康最好的是工作时长正常者，自评健康最好的是工作时长偏少者，精神健康和自评健康最差的均是超时工作者。

表1 分性别和工作时长的样本统计特征描述(均值)

由于工作时长不同的人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上存在差异，因此探讨他们在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上的差异时应该对其相关特征进行统计控制。表2展示了在多元统计控制下工作时长偏少者、超时工作者相较于工作时长正常者在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意度和亲密关系满意度上的差异。在性生活频率方面，在控制了人口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工作时长偏少女性的性生活频率显著低于工作时长正常女性；
在进一步控制了健康变量后，工作时长偏少对女性性生活频率的负面影响依然显著；
超时工作女性与工作时长正常女性在性生活频率上则无显著差异。对男性而言，虽然工作时长偏少者和超时工作者的性生活频率也低于工作时长正常者，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在性生活满意度方面，同样条件下仅工作时长偏少女性的性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工作时长正常的女性；
在进一步控制健康变量后，工作时长偏少对女性性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换言之，工作时长偏少的女性对性生活的满意度较低与这一群体的身心健康较差有关。对男性而言，工作时长偏少和超时工作者的性生活满意度均比工作时长正常的男性差。在进一步控制健康变量后发现，超时工作男性对性生活的不满主要与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
而对工作时长偏少的男性，即便考虑到了健康因素，他们对性生活的不满程度仍显著高于工作时长正常者。

表2 工作时长对性生活、亲密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系数

在图2a和2b中，我们进一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工作时长、身心健康与两性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出于展示的简洁性，我们将性生活频率和性生活满意度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在该因子上，性生活频率的因子负载为0.37，性生活不满意度的因子负载为-0.37；
换言之，性生活频率越高、对性生活越满意，因子得分越高。我们以该因子得分作为综合反映性生活质量的因变量，以工作时长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自变量，以心理困扰得分和自评健康为中介变量，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的分析更清晰地表明，工作时长偏少对女性和男性的性生活质量均有直接的不利影响，且该影响不能被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所解释。超时工作对女性性生活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但对男性显著，且超时工作对男性性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其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造成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5%)。

图2a 工作时长、健康状况影响女性性生活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图2b 工作时长、健康状况影响男性性生活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

在亲密关系方面，本文未发现工作时长对青年的亲密关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见表2)。此外，在表2回归模型的协变量中，家务分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表中未展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在家务分工中承担得越多，她们的性生活不满意度越高(模型2系数=0.852，标准误=0.209，P<0.001)、亲密关系满意度越低(模型2系数=-0.402，标准误= 0.087，P<0.001)，而家务分工对男性的性生活和亲密关系满意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表3展示了在多元统计控制下工作时长偏少者、超时工作者相较于工作时长正常者在生育意愿对数发生比上的差异。在控制协变量的条件下，无论男女，工作时长偏少均会显著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而超时工作者的生意意愿与正常工作者相比则并没有显著更低。分未生育和已生育的青年来看，超时工作和工作不足均会显著降低未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
而对未生育男性而言，仅工作不足会显著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超时工作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已生育过的青年，工作不足而非超时工作会显著降低已育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工作时长偏少或过长对男性的再生育意愿则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我们也尝试在模型2和模型4的基础上再加入性生活频率和性生活不满意度，发现性生活质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也不影响工作时长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统计结果略)。

表3 工作时长对生育意愿的多元二分Logit回归模型系数

将工作视为一切的工作主义文化正在影响中国青年的私人生活领域。一方面，工作主义将工作领域的成就置于家庭等私生活领域之上，鼓励人们超时工作，进而通过激化工作—家庭矛盾等机制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亲密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成为身份认同和生命价值的重要来源，失业或不稳定就业也可能降低青年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影响其成家立业的信心和意愿。基于“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本文从超时工作和工作时长偏少两方面探讨了中国青年的工作时长与其性生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的关系。

本文发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尤其在男性中，超时工作非常普遍。超时工作不利于男性的身心健康，继而通过影响男性的健康状况影响他们的性生活质量，尤其是其与配偶/同居伴侣的性生活满意度。除此之外，尚未发现超时工作会影响男性的亲密关系满意度或生育意愿，也未发现超时工作对女性的性生活、亲密关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与张婷皮美、石智雷的研究结论[35]略有不同，本文发现，超时工作显著降低了未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且该影响并非通过影响女性的性生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或身心健康造成。换言之，并不是超时工作导致“低欲望”从而使女性不想生育，而是存在其他原因。比如说，可能是这些女性对工作和家庭的既有态度同时决定了她们对工作的高投入和对成为母亲的犹豫。囿于数据和篇幅，本文无法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张、石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超时工作与生育意愿的关联，可能是由于他们把中年和青年、低学历和高学历劳动者混合在一起分析。中年和低学历劳动者的生育观念更传统，其超时劳动的主要动机本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相较之下，青年和高学历劳动者更能体现出工作主义对私人领域的侵蚀。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18～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则能够排除这种异质性的干扰。

与超时劳动者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工作时长偏少青年的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既不在学也不在业或兼职工作的青年在本文样本中约占10%，这些青年与工作时长正常者相比，性生活频率更低，性生活满意度更低，生育意愿也更低。青年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长偏少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工作时长偏少的女性更可能是退出全职劳动力市场的家庭主妇。与吴愈晓等的研究发现不同[36]，我们并未发现年轻一代不就业的女性因受到家庭庇护而更加幸福。她们退出了工作领域，却并没有在亲密关系、与配偶的性生活或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归宿。失去工作的男性在性和生育上的处境则更多体现了工作对于维持男性气质的重要性。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与配偶或伴侣共同居住的青年，这些青年至少还有稳定的性伴侣。如果不限定样本的婚姻和居住条件，则更能从数据中看到工作时长偏少的青年在性和亲密关系方面的缺乏：他们的单身比例更高、对婚姻的期待更低、性伴侣人数更少、性生活频率更低、通过自慰进行性释放的频率更高，在这些方面，男青年比女青年更为突出(统计结果略)。

上述关于工作时长偏少青年的研究发现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社会分层与家庭行为的关系向“弱势模式”的转变，即经济条件越来越决定人们在性、婚姻和生育上的机会[19,37-38]；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解读为工作主义对家庭的影响——无论男女，工作都成为个人认同和自我价值的重要基石，失去工作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难以实现幸福。在疫情和经济下行、就业寒冬的夹击下，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工作稳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除了关注他们在生计上的困难外，还应该关注就业对他们私人领域的持续影响，这对理解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社会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