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员工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隐藏的影响研究：社会地位的调节中介作用

康东伟，韩 英，于雪斗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知识分享是充分利用组织中团队成员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促进团队创新、提高组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许多组织采取措施促进内部知识共享，包括制定奖金制度、加强同事间人际关系互动、培育组织文化等，但仍有许多员工不愿意和同事们分享他们特有的知识和技能。组织整合知识型员工的专业性的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开发和制造新产品或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然而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知识型员工对知识分享有抵触心理，成员之间常常会彼此隐藏自己掌握的重要知识。知识隐藏是组织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姜荣平和何亦名认为探索知识隐藏发生的心理机制，阻止并减弱知识隐藏是当前知识管理的重要任务[1]。

Babcock研究指出《财富》500强企业由于未能进行有效地知识分享导致每年高达315美元的损失[2]，现在带来的损失有可能更多。Connelly等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6%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曾经向同事隐藏过知识[3]，即使在集体主义导向的中国，Peng调查显示有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工作环境中有过知识隐藏行为[4]。虽然知识隐藏行为几乎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组织中，很多人认为知识隐藏是知识共享的相反概念，所以对知识隐藏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知识隐藏行为对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新观点的产生等都有不利影响，尽管在特定情景下知识隐藏行为有一些积极作用。本文探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减弱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知识隐藏的动机，鼓励知识高效流动和共享，提升知识的价值。

（一）知识心理所有权和知识隐藏之间的关系

Van Dyne and Pierce认为心理所有权是指个体对目标物在所有权目标意识上的占有，及一个人为目标物发展出占有欲的心理拥有行为[5]。知识心理所有权是指组织中员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创造并占有或控制知识，因此组织中员工对自己创造的知识产生属于“我的”的心理感知。

依据心理所有权理论，潘伟和张庆普研究指出当个人对目标物产生所有权感知时，往往具有较强的排他心理，并且在看到目标物为他人所用时，会经历心理上的损失困惑[6]。心理所有感较强的个体对目标的保护动机非常强烈，当他们的控制感降低或者转移时，个体可能会经历损失和压力。因此，面对他人的知识请求，知识型员工通过隐藏知识来实现其对目标的控制，以避免个人对目标失去控制而产生不愉快的情绪。

因此，当组织成员具有个人知识所有权心理时，为了避免自己持有知识所带来的优势受到损失，在面对他人的知识请求时，很可能会选择隐藏知识。根据上述论述，得出以下假设：假设1：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隐藏有正（+）的影响。

（二）领地行为的中介作用

Malmberg最早专注于人类领地行为背后的动机。Brown等指出领地行为是个体对物理或社会目标的所有权感受的行为表达方式，个体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领地行为，如对观点、技能和知识等形成领地行为[7]。

根据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8]，信念和认知是预测行为的重要因素，领地认知可能在预测个人是否会进行知识隐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领地认知包括个人对谁可以进入或离开该领地的看法或信念，或者允许在该领地内进行的活动类型。尽管学者们对“领地”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多数认为领地有两个基本原则：对领地的依附以及对领地的占有和防御。

Brown等研究认为领地行为起源于心理所有权，个体对目标物心理所有权越强烈，越可能产生领地行为[9]。防御和占有属性指出目标的领地行为会导致个体主要通过标记和防御行为来实现对领地产生社会性构建。员工对目标物的知识心理所有权越强烈，领地行为就会越明显。因此，领地行为高的人更倾向于隐藏知识，因此，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2：知识心理所有权对领地行为有正（+）的影响。

假设3：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具有正（+）的影响。

假设4：领地行为在知识心理所有权和知识隐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三）社会地位的调节作用

Sorokin最早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地位：基于收入、商品和财富的经济地位；
基于胁迫、权力和权威的政治地位；
基于技能、学习和教育水平的信息地位；
基于声望、荣誉和尊重的社会地位[10]。Wegener认为社会地位归因于人们拥有相同社会群体中其他同事所期待的属性[11]。

知识与员工权力和地位密不可分，知识在组织内个体间的转移伴随着权力和地位的转移。如果员工拥有组织不可或缺的知识，能够使组织或其他员工对其形成知识依赖，从而提升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个体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如知名专家对组织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知识权力是以知识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力，这种基于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大部分是一种隐形权力。一方面，组织内员工因掌握专门知识，能够获得领域内的知识权力；
另一方面，知识权力导致获得的资源不平等，每个员工掌握的知识是其所拥有资源的一部分。当个体面对资源或知识损失时，会有规避损失的倾向。

社会地位是个人的动力和能力在组织中获得认可的体现。康东伟和韩英认为如果高地位的成员选择隐藏知识，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成员都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高地位成员是组织中高质量知识的重要来源，其他成员期待他们为实现集体目标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12]。如果这种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会对大家与高地位员工之间的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相比之下，其他人可能不太关注那些为组织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地位较低成员的知识隐藏，因此选择这种自利的知识处理策略可能不会产生对他人的惩罚性反应。

因此，知识隐藏对于高地位成员的创造力的影响十分显著。根据以上结论，得出以下假设：假设5：社会地位在领地行为和知识隐藏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成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强化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的积极影响。

假设6：社会地位能通过领地行为的中介作用调节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隐藏的影响，当社会地位越高，中介效果越强。

基于上述所要验证的假设，本研究构建的研究模型如图 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一）样本的选定

为了验证研究模型和假设，本研究以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8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面对面发放问卷和互联网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数据收集工作。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为下一步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

本次调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小范围的收集问卷，收集一部分数据用于问卷的初步分析，来确定这些问项是否可行；
第二步是正式回收问卷，收集的数据用于信度和效度分析及验证假设是否成立。本次调查一共收集共收集了311份问卷，由于问卷回答不完整或有破损，删除了44个样本，最终收集到的有效问卷267份，这个样本数量可以用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

在现有受访者中，共有50.9%（n=136）为男性，49.1%（n=131）为女性；
56.3%（n=148）的受访者年龄介于26-31岁之间；
大学学历的受访者最多，占比高达61.0%（n=163）；
大部分受访者从事的是知识密集型的科研和高端制造岗位，因此包含很多核心知识，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样本基础。

表1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二）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定了几个已知的会对创业意图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本控制变量，分别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及工作年限。通过对这些控制变量效果的分析可以更精确地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三）变量的测定

知识心理所有权。心理所有权是一种心理占有行为，即一个人为目标发展出占有欲的心理拥有行为。Peng将心理所有权的概念引入到知识管理领域，并对Van Dyne and Pierce开发的量表进行修正，问项如：“与工作有关的知识、技能等是我个人的知识”、“我对这些知识拥有高度的所有权”和“我感觉这是我的知识”[13]。知识心理所有权的信度是0.829。

领地行为。Brown等将其定义为个人对物理的或社会的对象物的所有权的行为表达[14]。Peng开发了4项调查问项测量领地行为，例如：“我需要保护我的知识/想法，以防止被组织中其他人所用”，“我认为应该先得到我的允许才能使用我所提供的信息或想法”等[15]。领地行为的信度是0.794。

知识隐藏。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知识隐藏的测量主要存在三种结构：三维结构、二维结构和单维结构，由于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所以对于知识隐藏的认知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采用Connelly等编制的知识隐藏问卷共包含12个条目，分为推托隐藏、装傻和合理化隐藏3个维度，如：“当同事向我请求知识时我会装作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当同事向我询问知识时我会说我不知道，尽管我知道”等[16]。知识隐藏的信度是0.954。

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指的是个体在特定组织或环境中社会等级内的一个或多个社会维度的相对等级。在本研究中，采用Flynn开发的3个测定问项，旨在评估个人在一个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程度，问项包括：“我在组织中受重视的程度较高”，“ 我对所属组织做的贡献受到的关注和重视较高”，“ 我对工作上的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7]。社会地位的信度是0.859。

本研究模型中的测定问项都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1=十分不赞同,5=十分赞同)，由于各变数的信度均大于0.7，所以本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

（四）数据的分析方法

为了验证研究模型的适配度，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本研究采用了SPSS 24.0和 AMOS 22.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此外,在进行以上分析之前，所有的变数都进行了平均中心化（Mean-centering）处理。

（一）共同方法偏差监测

由于本研究中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由相同的调查对象来填写的，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问题，本研究通过AMOS24.0分析软件采用Harman’s one-factor test方法检测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验证四因子模型（四个变数）、三因子模型（知识心理所有权和领地行为合成为一个变数，社会地位和知识隐藏）、二因子模型（知识心理所有权和领地行为合成为一个变数，社会地位和知识隐藏合成为一个模型）和单因子模型（四个变数合为一个变数）。本研究根据Anderson and Gerbing（1988）研究中采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来验证模型的效度，并根据主要的适配度指数来进行分析比较[18]，比如卡方拟合指数（x²）、均方差残根（RMR）、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指数（TL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在表2中可以看到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模型拟合指数。在这些拟合指数中，RMR和 RMSEA取值一般小于0.08，CFI，GFI和TLI的取值范围是0到1。Harman’s one-factor test结果显示4因子模型拟合指数是：RMR=0.06，GFI=0.87，CFI=0.91，TLI=0.89，RMSEA=0.06，本研究中GFI，TLI近似于0.09，受样本特性的非一贯性影响，可以考虑样本特性自由度更高的RMR，CFI，RMSEA来判断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度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本研究中变数的描述性统计和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3。各变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系数都小于0.8，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知识隐藏和社会地位（r=0.36，p<.01）、知识心理所有权（r=0.56，p<.01）、领地行为（r=0.49，p<.01）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表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关系

（二）验证假设

为了验证研究的假设，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式模型分析法，参数的估计方程式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MLE)。本研究通过AMOS22.0得到的径路系数如表4所示。

表4 径路系数和假设检验

通过表4得知：

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隐藏具有正（+）的影响，b=0.51，p<0.001，所以假设1得到支持。

知识心理所有权对领地行为具有正（+）的影响，b=0.67，p<0.001，所以假设2得到支持。

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具有正（+）的影响，b=0.31，p<0.001，所以假设3得到支持。

（三）领地行为的中介效果检验

一般中介效果验证都会采用Baron and Kenny开发的3步骤或者用Sobel test的验证方法[19]。为了更精确的验证中介效果，本研究采用了Bootstrapping 方法，是通过5 000次抽取样本得到多组随机性和可靠性更强的数据，弥补了数据不足的缺陷，且处于95%的置信区间。用这种方法验证标准是所估算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如表5所示。

表5 通过 Bootstrapping检验领地行为的中介效果

在Bootstrapping方法中，领地行为中介效果的置信区间为[0.04，0.36]，区间内不包含“0”，且p=0.01<0.05。所以假设4得到支持。

（四）社会地位的调节效果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中的线性混合模型来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首先对变量进行平均化处理来得出共线性问题，然后计算其交互项并带入回归方程中。社会地位的调节效果的验证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社会地位的调节效果检验

如表6所示，两次回归中R2的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0.53变为0.59，社会地位B=-0.72，领地行为B=-0.35，显著性概率p<.05，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对领地行为与知识隐藏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效果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当社会地位较高时，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正向作用较强；
当社会地位较低 时，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正向作用较弱，假设5得到支持。

图2 社会地位的调节效果

（五）社会地位的调节中介效果检验

温忠麟和叶宝娟认为自变量X通过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而中介过程（X →M →Y）受到调节变量Z的调节称之为调节中介效果[20]。调节的中介模型是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因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间接影响取决于调节变量的大小。

本研究参照Preacher等检验条件间接效应的步骤和SPSS PROCESS，来检验社会地位的调节中介效果[21]。Hayes开发的PROCESS是SPSS和SAS的一个程序，它实现了调节或中介分析，它们是在一个集成的条件过程模型（调节的中介）中的组合。

如表7所示，社会地位对知识心理所有权通过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产生作用的置信区间是[0.02，0.17]，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社会地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因此假设6得到支持。

表7 社会地位的调节中介效果

（一）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问卷来进行实证分析进而验证假设，并通过数据分析软件AMOS 22.0、SPSS22.0以及Bootstrapping，Process的多次抽取样本的方式来验证领地行为的中介效果、社会地位的调节效果和有调节的中介效果。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年龄在26-37岁之间所占比重高达74.1%，教育水平在大学本科以上占比高达88.7%，从事研发和高端生产制造的比重达64%，工作经验在1-6年间的比重超过52%，这样的比例保证了数据的质量，为数据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通过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隐藏有正（+）的影响。这两种组织中常见的行为都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作为个人“私有财产”，无论是出于维持自己在组织中的社会地位还是竞争优势的动机，都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个体创造、掌握和运用的知识，较易形成知识心理所有权，心理所有权倾向是形成知识隐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降低个人拥有知识的自我认知的管理实践可以减少知识隐藏的倾向。

第二，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有正（+）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得知，榜样员工在组织中表现出较高的领地行为很容易激发团队形成领地氛围，组织可以通过开放式办公环境、团队奖励制度等，减少个体的领地意识。

第三，社会地位在领地行为对知识隐藏的影响关系中有调节作用。权力距离较高的组织中领导对领地行为往往持默许态度，进而组织成员的领地行为意识更强。在强领地氛围中，组织内部成员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彼此间合作意图较低，最终会减少彼此间的知识分享活动。因此，降低成员的社会地位意识，创造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有效减弱社会地位的影响。

（二）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在知识隐藏行为方面，目前对知识隐藏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多，但是对知识隐藏与结果变量的作用过程中调节作用研究较少，所以对于产生调节作用的变数应该进一步进行关注和研究。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如下：

第一，样本的局限性。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只是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因此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比如创意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将此模型应用于其他地区和行业，是本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

第二，时间的局限性。本研究只采用了横向研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收集到问卷，而没有间隔一段时间再次回收问卷进行纵向对比研究。通过纵向研究可以更好地描述工作行为、态度和想法的变化过程，便于探寻不同现象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由于本研究是依据自我报告（Self-report）方式收集的问卷，虽然通过Harman’s one-factor test检验了共同方法偏（CMV）的影响不大，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减少这一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员工与团队负责人互相填写评价对方的问卷的团队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