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古今之争”

程志敏

时间本无限，既无始，也无终，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就算在古代，也同样有“古今之争”，因为总还有比那时更古的往昔。柏拉图身处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在他之前还有数个世纪的“古风时期”。所谓“古风”，意为“开端”（arche），但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还远不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且不说古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即便在古希腊内部，也还有青铜文明以及杳不可考的远古时期。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其实都在围绕一条道路展开，道路上总会留下许多痕迹，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遗存，分别之心由是而生，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古”“今”当然不同，累世皆有辩说。不过，“古今之争”作为一种前沿性和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却是西方近代早期才有的（尽管在中世纪已露出端倪），最初指十七世纪法国文学艺术界爆发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崇古”与“崇今”的论战，后者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标志着古典主义的衰落。实际上，西方整体的分野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此前称“古”，此后为“今”，这道分水岭两边的本体论、宇宙论、方法论、目的论已截然不同，宗教、伦理、政治观念迥异。尽管“古”“今”两边的人可能还在使用同样的词汇，但其含义往往有风马牛之别。

但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古今之争”可谓古已有之。柏拉图是一位古人，却也艳羡比他更为古老的“亚特兰蒂斯”时代，对荷马史诗及其笔下的英雄时代也是爱恨交加。赫西俄德比柏拉图古老得多，但也有明确的古今之别的意识，在他以及绝大多数古人看来，历史在不断退化，人类从黄金时代下降到白银时代，再从青铜时代堕落到今天，也就是邪恶可怕的黑铁时代。现代人培根和卢梭也有保守的一面，认为人类文明总体呈下降趋势。当然，古人也有颇为“摩登”者，柏拉图所批评的智术师当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也多少有厚今薄古的嫌疑。

“古今之争”从未停歇，既没有在伏尔泰那个时代终结，也没有在尼采手中完成，“古”“今”的冲突在今天似乎愈发尖锐，变本加厉地撕裂着人类的基本共识。伏尔泰《哲学辞典》“古人与今人”一节引述丰特奈尔的话，认为现代人无法与荷马和柏拉图比肩，因为古人“脑髓”长得更好，当然就比今人更有才气，就像古代的树木和今天的树木不一样高，乃是因为“自然”在古代还很年轻，充满活力。不过，伏尔泰不认可古人就是青春飞扬的天之骄子。同样，培根虽然也说Antiquitas sæculi juventus mundi（古老的时代就是世界的青年时代），其含义却与丰特奈尔的意思正好相反，认为古人如青年般“少不更事”。培根甚至在《新工具》中借用柏拉图《蒂迈欧》中埃及祭司对梭伦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希腊人永远是孩童，既不知何为“古”，也不懂何为“今”。

一般来说，“古”“今”既然存在，必有其当然之理，但如果过分偏执一边，则为病态和错谬矣。“崇古者”以古人为绝对权威，拒绝新事物，甚至扼杀任何不合于圣人经典的新思想。而“崇今者”以时过境迁为由，认为旧时代的东西即便不是断烂朝报，也已不敷今日之用。“崇今者”会像克洛诺斯（本意为“时间”）一样，吞噬自己的新生儿。结果，“古”“今”势同水火，扞格不通，相互杀戮，实则两败俱伤。培根在《学问的进展》中还指出：古代的东西的确值得尊敬，人们应该崇古，并以此寻找最佳的道路；
但如果有新的发现，则应该勇往直前（progression）。培根在《新工具》中怜惜双方无谓的消耗，痛心于“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把握住分寸（temperamenti），允执厥中（modum）：既不拆毁古人正确制定者，也不鄙薄今人正确增添者”。这种纷争对人类实在太有害了，党同伐异，并非为真理而真理，不过是为门户之见而伤天害理。

于是，历代不乏高人试图消弭“古今之争”，以求得“不古不今”和“亦古亦今”之学，但效果似乎都不大好，反倒会加深“古”“今”之间的纷争和隔膜。陈寅恪1934年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时，自诩“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也坦承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陈寅恪这种说法或为托词，或为谦语，更可能是在批评冯友兰取西方哲学的观念来阐述中国哲学家（尤其朱熹）的思想。但陈寅恪的学问很难说真正超越了“古”“今”，其内容尚在“古”的范围内，其方法虽努力摆脱冯友兰和胡适等人的“西化”或“现代化”即“今化”，但时代流风所及，殊难独善其身。

陈寅恪所谓“不古不今”，典出《庄子·大宗师》：“见独，而后能无古今；
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成玄英疏曰：“夫至道凝然，妙绝言象，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如果能够真正超越时间（即古今）和空间（即中西）的限制，当然就能和光同尘，臻大化之境，入众妙之门，即证道矣。所以，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旧亦新，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差不多是每一个学者的理想。不过，“不古不今”者固然可以自成一格、别为一家，却十分不易。既然“不古不今”、无所依凭，也就会进退两难，最终不过旧瓶新酒，不伦不类。古有扬雄《太玄经》所谓“童牛角马”这种“变天常”之怪，今有“洋泾浜”之讥。钱谦益《与卓去病论经学书》中透彻地指出：“不古不今”这种想法十分危险，即便欧阳修之贬黜《周易·系辞》，朱子和王阳明之补改《大学》，都饱受诟病，一般人就更不能以“不古不今”为借口来裁断学问，因为这种无所顾忌的上下挥斥只能是肤浅沿袭，谬种流传！

“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看似高妙绝伦，深究其背后的动因，便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它不是充分消化了古今中西文明的大量材料之后融会贯通铸炼出来的那种既超越“中”和“古”又超越“西”和“今”的新学问，只不过是一种愿望，甚至是在“中”“西”“古”“今”皆失败和破灭后的一种“遗愿”，因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说反映的不是自信而完整的时代精神，而是“学问饥荒”的结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这种“学问饥荒”的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为它不合时宜：旧思想根深蒂固，不易破除，新思想根底尚浅，不能担纲，所以这种“不中不西”的新学问很容易支绌灭裂。

在当前这个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的初级阶段，与其奢谈“不古不今”，不如保留“古”和“今”各自的原貌或本色，使之在相互竞争中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古”“今”只有在针锋相对乃至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充分显示各自的优劣，便于有识之士准确取舍，才有可能熔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