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迤萨山地聚落建构特征及历史变迁研究*

王 玲，杨大禹

迤萨一名为彝语，“迤”为水，“萨”为缺，意为缺水的地方；
“迤”—水，“萨”—沙，泥沙集积之地。古为红河古道流经的山岭，沙石积集遍布，缺水的干山梁。据《云南地方志.图经》标注，元时曾用过“雨洒”，明时曾用过“矣沙”、“曰沙”[1]。迤萨古镇位于红河县东北部红河南岸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缘和哀牢山余脉地区，坐落在勐龙河及红河凸起的山梁上，是红河县人民政府驻地与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图1）。整个古镇区域地形狭长，山大沟深，东西长23 km，南北约宽4～5 km，面积约60km2，海拔520～1035 m。迤萨地形复杂，干湿季节分明，立体气候明显，年降雨量700～900 mm 之间，属于少雨地区，气候炎热，干燥缺水，历史上饮水“贵如油”[2]。

图1 迤萨古镇区位示意图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西南部，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4%，而山地又是民族、资源、地域文化丰富而多样的典型区域[3]。自古以来，迤萨便是“盐茶骡马古道”红河沿线的重要驿站，明朝戍边镇疆的要隘，清末民初跨国马帮贸易下发展起来的山地集镇，成为红河州有名的陆疆侨乡，仅次于滇西腾冲和顺，被誉为云南省第二大侨乡。古镇依山而建，地形参差错落，街巷随山就势，呈现出层叠有序、变化丰富的山地景观风貌，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聚落之一，具有较为集中的清及民国时期古建筑群和文化遗迹（图2～4）。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聚落，迤萨古镇的起源、发展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格局变迁，同时受到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自然与历史的双重雕琢、社会与民族的双重选择和不断适应更新，积淀形成其独具特色的聚落生活环境。

图2 迤萨古镇东门街片区航拍图

图3 迤萨古镇东门楼建筑群

图4 迤萨古镇建筑群与山体

本文借助地方志、民族志等史料记载，结合现场调查中的实体空间样本研究，阐释其在红河南岸地区突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作用。同时结合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分析聚落建构特征，揭示其形成、发展的多重历史原因及影响因素，着重研究军事防御体系建立下的聚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空间形态特征的演变，并总结其营建思想与智慧。为深入了解特定时期土司制度、军事防御体系影响下聚落格局的层级关系、进一步探求边疆地区传统山地聚落更新发展和保护传承提供良好的空间样本。

1.1 迤萨聚落空间环境特征

红河县位于云贵高原南部，哀牢山余脉盘踞全境，整个区域96%以上的面积为山地[2]。史料载：“迤萨地形脊衍，长不足三里，广不到里许，左江右河穿绕，自西向东入于海。既无山谷之颠奇，足以钟毓之灵气”，又如古镇东门城楼的碑序曰：“我迤萨地居江外，路通临个，其龙脉自西蜿蜒而来，直驱东下”[1]。这里的“龙脉”便是耸立于县境北部位于罕龙河与勐甸河之间的陀山，其地势由南向北倾斜，迤萨梁子属陀山向东延伸的余脉，山岭地势起伏和缓。

从地貌类型看，地处崇山峻岭之间的迤萨古镇，属于高原丘陵山地聚落。从空间环境特征看，迤萨属于位于山体顶部及山脊上的山地聚落（图5、6）。从城镇建设上看，迤萨聚落选址于山梁之上，依靠大山，自成一体，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便于防御外敌侵扰，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因复杂的地理环境导致城镇的适宜发展用地相对缺乏，整体山水格局受到自然限制，而体现因地制宜、顺应环境的传统聚落营建模式，加之与不同民俗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结合，导致“城镇选址和建设在山地地域上的城镇，形成了与平原城镇所不同的空间形态和环境特征”[4]。

图5 迤萨山地聚落选址格局

图6 迤萨山地聚落空间环境特征

1.2 红河南岸聚落结构特征

红河南岸广大地区，历史上曾一度属于哈尼族土司统治。在云南存在了570 余年的土司制度1），既是元代统治者在总结前代“羁縻之治”经验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委任少数民族上层为土官,对当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也是元明清三代延及民国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5]。“土司制度”所表达的就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与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政治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贵族在归附中央政权后，由中央政府直接授予官衔，准其按旧俗治理其原有辖地；
二是土司长官必须服从中央的调度，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政府纳贡。土司制度包含有职官制度、等级制度、隶属关系、授职制度、承袭制度、升迁与惩处制度、贡赋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基本制度。土司府隶属于中央政府设置的地方政府，在同一府治下的各个土司之间，无论其职位大小，凡自领一定区域的，彼此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

南诏时期，红河南岸的铁容甸部2）、官桂思陀部、伴溪落恐部、七溪溪处部崛起，属秀山郡。据史料载，明洪武年间，红河南岸广大地区继续推行元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在境内设亏容、瓦渣、思陀、左能、落恐、溪处长官司，分别封授正副长官，确立了土司世袭制，先后隶属于临安府、建水州和石屏州（县）领辖[2]。清袭明制，采取“江外宜土不宜流”的统治对策，大部分土司虽改土舍，但土司制度仍予承袭。据载当时的各土司先后建司署（图7），筑土城，各司署下辖20～180 余个村寨不等（表1），成为各土司司署所在聚落与其下辖村寨的核心与附属层次体系。清中期在广大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采取“土流兼治”政策[6]，但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滇南哈尼族土司制度实际上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才被废除[7]，新中国成立后，则代之以民族区域制度。

图7 清代红河南岸土司衙门示意图

表1 明清时期红河南岸土司辖地与今聚落对照表

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对滇南地区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加以羁縻，还实施军屯、民屯政策，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滇南地区的控制。迤萨正是在实施军屯和民屯政策后形成的聚落。

随着历史发展，红河县境内先后形成的聚落群，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典型的结构层次特征。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云南中部图（明）[8]显示，如将此时位于红河南岸的思陀甸司、落恐甸司、左能甸司、溪处甸司、亏容甸司等几个聚落连起来看，大致呈明显的弧线带状分布格局，具有典型的向心型特征（图8）。根据人文地理学“区位-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结构的基本组成要素是点、线、面，它是城市、居民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不同功能区。一般认为，“点”（城镇）的分布对空间起主导性作用，它往往决定了线和面的不同形态，因此，空间结构更多体现在区位的地域组合形态方面[9]。这一理论很好的解释了红河南岸聚落空间分布的格局特点，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经济水平及防御要求相适应。自然的地形地貌对资源、文化、信息的交流与制约是决定性的，这种制约造成了聚落的等级分化与聚落结构层次体系的形成。靠近红河河岸、交通便利的迤萨古镇形成了聚落群的核心圈层，同时也是整个聚落群的中心。各土司为了控制所统治的区域范围，以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如分水岭或山脉为界，将司署所在区域作为核心聚落，来控制本区域圈层内的其他附属聚落（村落）直接服务于核心聚落（图9），于是在空间分布上就形成圈层聚落与核心聚落的向心关系。而处于核心聚落的迤萨居于东西走向的哀劳山余脉山顶（海拔1100 m），其余各土司聚落则居于迤萨南部南北走向的山脉（海拔1400～1600 m），彼此之间在视线上无天然屏障相隔。

图8 明代红河南岸聚落群向心性特征示意图

图9 红河南岸清末民初聚落圈层概念示意

综上所述，与处于红河北岸的建水、石屏等地方政府相比，虽迤萨与红河南岸广大哈尼族土司地区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加之中央政府军屯民屯制度的实施，使迤萨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迅速。而广大哈尼族土司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局部地区解放后还未脱离原始社会形态，聚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清末民初，在跨国马帮贸易影响下，聚落格局发展到鼎盛时期，迤萨便奠定了其在红河南岸聚落群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红河建县后成为县治所在地与红河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解放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代了土司制度，聚落层级中的下一层级土司司衙所在地聚落，现均为红河县各乡镇政府所在地，各乡镇下辖村寨与土司制度时期土司司衙所辖各村寨基本相同，其格局基本延续明清至民国时期的聚落格局。

2.1 聚落早期的形成

散居型聚落，是人类最原始的聚落形态[10]。史料载：“迤萨历史，源远流长。据先人讲，宋元时期，苗瑶所居，来自两湖，狩猎为业，苗人住居，北作马岭（今文庙街）饮夕虾水，自称沙瑶。元朝年间，流入卜人，沙瑶远走，下小朝地（越南、老挝），卜拉建村，隶铁容甸”[1]。表明很早以前，因避战乱从两湖而来的苗瑶先民沿红河散居，以狩猎为生，住迤萨山头的居民属铁容甸部的一个小村落，自称沙瑶。元朝初期又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迁徙至此，与沙瑶共同居住在迤萨山头，这些人他称“卜拉”，自称“滇卜”3）。卜人的流入挤压了沙瑶原有的生存空间，使沙瑶往南迁徙至今越南、老挝一带，卜拉人慢慢在迤萨定居下来，并建立村落。

可见，迤萨早期是由彝族、苗族、瑶族等多个移民共同聚居的民族聚落，这些古老的民族至今还在红河沿岸繁衍生息。尽管迤萨聚落空间形态形成的早期实物已不复存在，但从有限的史料中可推测，最早的迁居地应是选择地势最高处，即在迤萨古镇今文庙街一带散居，没有明确的道路和组团区分，且住所多为人畜同居的茅屋，这种建筑就地取材，结构简单建造简易，竹笆围墙茅草做顶。

2.2 聚落中期的发展

明初，红河南岸土司众多，土司诸方势力分裂割据，且凭据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民族关系不断进行反叛，对明朝在西南的统一稳定产生一定的威胁。为维护明朝对西南的统治和确保边疆的稳定，沐英率军相继控制了云南北部大部分地区后才于红河驻军，并选择一块战略要地，南可镇守各方土司兵变，北易防止土司势力北上。这种具有防御性的军事营堡选址往往依山据水，遵循“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11]。从地理位置上看，隶属元江军民府4）的迤萨因地势险要，近江渡，处于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戎兵镇疆的关键隘口。是故明军以安抚江外众夷为名，率其中一支部队扎营迤萨，居高临下，以文攻武卫的策略通令江外十八土酋头领协商归顺投诚，并赐予官位,沿用元代“顺而抚之”、“以土官治土民的倾斜政策”[12]。很明显，明军选择迤萨驻军，就是利用其天然地形、交通优势对红河南岸的土司地区进行军事管控，形成“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采用军管或军事监护形式的特殊政区实行羁縻管理”，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确立西南边疆范围和疆域主权[13]。迤萨也因地处战略要地而成为历史上国家军防的一个重要地区，其战略性位置是迤萨山地聚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现迤萨古镇仍保留着当时的聚落结构和军事防御性特征，甚至仍沿用着原来的名称，如跑马场（今棕麻厂附近）、大明塘（今红河商场）、大观塘、安邦等地名，表明当时的迤萨空间形态，已从自然生长的状态逐渐转化为一个以军官驻地和指挥台为“中心”的军事聚落格局，本身已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且初具规模。处于军事目的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中国古代大部分建筑和城池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出发修建的”[14]。从聚落平面看，迤萨呈不规则布局形态，依山就势，利用地形以最高点大明塘子为中心，分别形成军队的练兵组团、生活服务组团和东西两端防御碉堡。指挥台和家眷区相邻布置于最高处安全地方，北面依靠冲沟形成天然地形屏障，聚落南面山体高差较大，可视为防御的第一屏障；
考虑到南面为土司势力区域，将练兵组团以及钱良库设置于南面，并修建防御墙，可视为第二屏障。在西面山梁筑碉堡，东面山梁设哨所，扩展防守视野和范围，起到哨兵的作用，属于在城堡周围设防的村堡、堡寨，是防御的外围和补充[15]。聚落的整体布局形成了易守难攻的防御空间格局，体现出明显的军事聚落功能和防御体系特征（图10、11a）。

图10 迤萨明代军事聚落防御空间格局推测示意图

在实行军屯的同时，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处犯罪徒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以卫所”。随着迤萨聚落军事地位的确立，民屯、商屯、军屯来的人户渐增。“在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以卫所建制组织屯田生产和生活，军事移民人口落籍卫所驻防屯田区繁衍生息”[16]，自此开启了迤萨的发展并逐渐演化成一个新的汉族移民区。

清至民国初期，迤萨古镇的发展与滇南铜矿经济的两次发展兴衰和跨国马帮贸易密切相关。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和道光十六年（1836 年），迤萨北郊江坡炉坊地段的铜矿开采及冶炼，吸引大量内地汉人纷至沓来，古镇迎来了繁荣期。光绪七年（1881 年），迤萨马帮首开跨国际经商先河，后经几代人的打拼，至民国年间打通了到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共11 条出国的商路[17]。经济的繁荣，加之红河水运的发达与跨国马帮贸易的兴盛，使处于红河水路交通和古驿道陆路交通交汇点的迤萨成为江内外5）的物资集散地、东南亚各国与国内商贸流通的主要汇聚点，为聚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整个聚落的结构形态在明代军事聚落功能的基础上发生扩张和新的变化，以大明塘子为中心，分别向四面拓展构成路网格局，并形成东门街、南门街、西门街、北门街、文庙街、三棵树街、大寨街、小寨街和张家城等9 个相对独立的片区（图11b、c）。同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打破原有聚落的军事防御格局，聚落内部功能开始分化，出现手工业专业作坊区、宗教礼仪活动中心和相应的建筑等，路网体系延续明代军事聚落格局旧制，仍以大明塘子为中心，形成东西南北4 条主街的前店后居格局，并于街道尽端设置4 道城门和城楼。若以城门和城楼为界，这时的聚落已分化为核心区和外围附属部分2 个层级。核心区由东门街、南门街、西门街、北门街等4 个片区组成；
而外围的文庙街、三棵树街、大寨街和小寨街和张家城5个片区，距核心区较近，平均距离不超过1km。其余安邦村和莲花塘村，是在明代军事聚落西碉堡和东哨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核心区稍远，平均距离2.5km 左右。显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建立在军事聚落基础上的古镇迤萨，已成为红河南岸今红河县境内整个聚落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奠定了现代聚落分布格局的雏形（图12）。

图11 明清-民国时期迤萨聚落总平面推测图

图12 迤萨古镇清末民初核心区域与附属区域格局推测图

民国中后期，马帮经济的兴盛不仅巩固了红河南岸连接江外土司的经济中心地位，也使迤萨成为西南连接东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原有街道进一步扩张，古镇核心区在原有格局基础上，以商业集镇特点为主的聚落空间形态得到进一步突显。位于海拔约1100 m 山梁上呈东西向布局的东门街和西门街，从东门城楼起至大明塘子再从大明塘子至西门城楼，2 街长均扩张为660 m；
与东门街、西门街垂直相交的南门街北起大明塘子，南至街尾（今中医院）；
北门街南起大明塘子，北至武庙，约300 m[18]。4 条主街道两侧商铺林立，成前店后宅的格局模式（图13）。外围附属区域的文庙街、三棵树街、大寨街、小寨街和张家城主要以居住为主。各片区依地形地势，以山梁高处为中心向山坡两侧蔓延，片区内的建筑布置沿山形呈“自然生长”态势。整体布局层叠错落，既尊重自然环境顺应山地等高线的内在秩序，又自由灵活的进行有机生长，形成随山地变化自由的聚落空间布局及主次分明的街巷肌理结构。

图13 迤萨古镇核心区民国时期街巷格局推测图

在500 余年的发展演进中，因特殊的地理区位和政治、军事功能需要，迤萨古镇在原址基础上不断有序扩大，经历了从军事防御聚落到商业城镇聚落的转型，并且在鼎盛时期的构成形态不仅商业集镇特点鲜明，军事防御特征也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防御体系。聚落街巷布局严谨，除主街宽2 m 多外，其余次巷均不足1.5 m。以南门街片区为例，街巷整体布局曲折绕弯，四通八达犹如迷宫，每条街巷既能单独防御又可整体防御，并在街巷路口交接处采用“丁”字型处理方式，使外敌入侵时其容易混淆方向，误入尽端巷道（图13）。

二是城门和城楼的立体防御体系。在迤萨古镇的街巷空间尽端或转折处，设置有城门和城楼双重防御体系，平时除交通功能外兼有防御功能。如东门楼为楼堡结合的三层楼房，底层是东南面驿马古道的终点，也是东面进入迤萨古镇内的唯一通道。二、三层楼供人守备，前后四壁设有瞭望孔和枪眼，屋顶层可环顾四周，周边情况尽收眼底，使其形成一个高度严密的防御体系。

三是住居与军事功能相结合的建筑防御体系。从聚落整体布局看，迤萨古镇的马锅头（马帮头目或组织者）和乡绅们常把自己的宅院修建在城边，承担起防御的责任，守护城中的百姓。如东门街36 号的钱宅和47 号的姚宅，为东门楼片区的主体建筑，47 号姚宅与东门楼相连，其宅院依山就势，形成一层层堡垒式的建筑群，建筑群内布满明暗两种射击孔，外墙结实，立面开窗较小，防御性强（图14、15）。

图14 迤萨古镇东门街47号姚氏住宅与东门楼

综上所述，马帮的跨国贸易及对外文化交流，带来当地经济的复兴，将迤萨的发展推向了鼎盛时期。而聚落功能的增加和人口的扩张，又使之在原有格局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建筑面积出现大规模增加，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运输业也相应发展起来，最终使民国时期的迤萨古镇一度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

图15 迤萨古镇东门街36号钱氏住宅

2.3 聚落的衰落与复兴

迤萨在明代戍边镇疆政策下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因铜矿的开采经历两次繁荣和衰败，后续又在跨国马帮商业的推动下，至民国年间达到鼎盛，被誉为“马背驮来的山城”。可以说迤萨的聚落形态构成演化，是特殊地理区位、山地地形环境和跨国马帮贸易共同造就的独特形态。一方面，畸形发展的商业—烟土贸易犹如昙花一现，民国后期，随着政府禁烟的开始，迤萨的经济体系面临瓦解，地方经济再一次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承载着红河南岸贸易往来的红河水道及其南岸横断山谷间崎岖的马帮古道，因“滇越铁路”的通车而逐渐衰落下去。直到1950 年红河建立县城，迤萨作为县政府驻地镇，城镇建设不断加快，并以古镇为中心不断向外自然延伸发展，至2020 年，迤萨城镇建设又进一步的扩张（图16、17）。

图16 迤萨1990 年代聚落格局

而在此间，迤萨古镇的聚落景观和历史建筑都曾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究其原因，首先是文革期间荒诞的“破四旧”运动，彻底拆毁了文庙、关帝庙，还有一些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明清合院民居及其建筑木雕彩绘，也被不同程度的毁坏和覆盖；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因城镇发展建设的需要，陆续改扩建、新建了许多街道，特别是对城镇化和旧区改造的快速进程却又进退失据，致使迤萨古镇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与艺术价值的传统建筑，因开发不当再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被拆毁。据统计，迤萨古镇现存保留下来的特色传统建筑已不足百幢，传统聚落承载的历史信息呈现碎片化、断裂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图18、19）。

图17 迤萨2020 年聚落格局

图18 2010 年安邦村传统风貌区总平面图

图19 2013 年迤萨镇传统风貌区总平面图

2013 年，迤萨古镇东门楼及传统民居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于山地环境的迤萨古镇在消寂百年后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了解。纵观历史，迤萨的起源发展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形成、发展、演变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不断改变以适应新的内外部条件及发展需求。

迤萨山地聚落的选址和营建，与明代云南南部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同时受红河南岸土司制度和西南边疆军管羁縻政区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天然的交通区位优势，是马帮经济和跨国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跨国马帮经济的兴盛又促进了聚落空间格局的发展演变，军事和商业二者共同作用，体现了迤萨聚落独特的营建思想与智慧。作为红河州有名的陆疆侨乡，迤萨古镇建筑风貌独具特色，文化底蕴深厚，既是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军政文化与马帮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融合体，也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本土建筑文化交融，形成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主要原因。

图、表来源

图1、4、5、10～13、16～19：作者绘制、拍摄；

图2、14、15：昆明理工大学陈俊副教授提供；

图3：作者根据“理想之地‘诺玛阿美’——美名：红河.红河县”视频截取（视频来源：微信公众号“云南地方志”）；

图6：引自参考文献[4]；

图7：引自参考文献[1]；

图8：作者基于对参考文献[9]的信息进行整理绘制；

图9：作者根据红河县天地图（https://yunnan.tianditu.gov.cn/MapResource）改绘；

表1：作者基于对参考文献[2]、[19]相关资料整理。

注释

1）土司制度在云南存在五百七十余年，即自公元1382 年（明洪武十五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土官起，至1956 年进行民主改革宣布废除土司制度止。

2）铁容甸部，唐南诏时期部落，隶属于南诏通海都督府。

3）据《云南图经志》载：“居云南境内者，有山后人虽俗其性强悍......谓之卜人”。

4）《元江县志》记载：“征南将军傅友德派兵平定元江，土官那直率众投诚。次年，改元江路为元江府，并授那氏为知府世职。”

5）历史上，红河北岸地区称为“江内”，红河南岸广大地区称为“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