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国际研究演进与趋势——基于Web,of,Science,2000—2021年文献分析

陈新忠，王欢慧

(1.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2；

2.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代际流动是指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子女成年后社会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1)J. Blanden,“Cross-country Ranking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from Economics and Soci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7(2013):38—73.，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收入代际流动聚焦于父母经济收入与其子女经济收入是否相关，即富人的子女收入是否能够持续富有，穷人的子女是否只能贫穷，更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子代收入相较于父代收入而言的变化状态，反映了社会的开放水平、公平程度和进步状况，是学者比较收入代际流动的常用指标。国内外学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研究收入代际流动现象，21世纪以来关于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的研究大幅增长。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教育是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2)J.Blanden,P.Gregg & L.Macmillan,“Accounting for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Noncognitive Skills,Ability and Educ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519(2007)：43—60.。近年来，学者对于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既有一致认同和明显成效，又有彼此差异和期待差距。

其一，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为国内外学界共同关注，但对于教育能否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学者们持不同观点。郭丛斌研究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关系时通过分析收入通径发现，父亲收入因素、子女教育因素对子女收入影响的通径系数分别为0.159和0.189，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随后他通过二元计量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教育作为一种重要代际流动机制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功能，有助于促进弱势群体子女实现经济社会地位跃升。(3)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托奇通过一组unidiff参数模拟不同教育水平之间关联强度的变化，发现了U型关联模式，认为大学学历为经济成功提供了平等机会，家庭收入代际流动可能是对大学学历价值最有力的检验。(4)F.Torche,“Is a College Degree Still the Great Equalizer?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Levels of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2011):763—807.国内外学者纷纷对本国代际流动数据加以分析，构建了预测模型、回归模型等多种验证模型，通过数据对比，印证了教育在促进收入代际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有学者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关系，如布兰登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比较了各国代际流动排名，发现当收入数据不可用或不可靠时，教育流动性提供了合理解释，尽管收入和教育持续性可能具有正相关性，但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这种相关性小于1。(5)J.Blanden,“Cross-country Ranking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from Economics and Soci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7(2013):38—73.

其二，国内外学者尽管都对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开展研究，但彼此关注的问题并不相同。里斯托奇亚关注教育质量，他认为早期教育质量差异是影响几代人收入持久性的最重要因素。(6)D.Restuccia & U.Carlos，“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arnings:The Role of Early and College Educ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2004):1354—1378.戴维斯比较了同等家庭经济收入不平等背景下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产生的代际流动性，认为公立教育的流动性高于私立教育。(7)J.B.Davies,J.Zhang & J.Zeng,“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under Private vs. Public Educ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07(2005):399—417.龚洪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父母收入影响子女收入的主要渠道是教育，当单独控制子女教育时，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0.63降至0.27，说明教育比职业更能预测收入。(8)H.Gong,A.Leigh & X.MENG,“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58(2012):481—503.哲伦侧重于教育成就的影响研究，认为教育成就是代际流动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驱动因素，获取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性在代际流动中起核心作用。(9)J.Jerrim & M.Lindsey,“Income Inequality,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Great Gatsby Curve:Is Education the Key?”，Social Forces,94(2015):505—533.布雷姆则验证了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完成大学学业的低收入儿童成为高收入成年人，能够减弱父母收入背景差异带来的影响，有效增强代际流动性。(10)D.Bloome,S.Dyer & X.Zhou,“Educational Inequality,Educational Expansion,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2018):1215—1253.学者们大多肯定了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存在重要联系，但关注的角度和方向不同，所做论证多是验证其观点，并未在学界达成全面具体且统一的研究标准。

其三，国内外学者虽然认识到有必要联合推动教育以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但并未提出建立联合推动的有效路径。杜比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教育成为新的研究主题，教育全球化是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11)N.Dolby & A.Rahma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3(2008):676—726.布兰登比较国际上几代人之间社会阶层或职业流动性，指出国际所用衡量标准必须具有可比性。(12)J. Blanden,“Cross-country Ranking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from Economics and Soci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7(2013):38—73.尼德霍夫基于拉丁美洲统一家庭调查数据，计算了洲域内18个国家50年来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认为低教育程度家庭的儿童向上流动促进了拉丁美洲的代际流动性上升，但如何建立一套通用标准，增强国际间数据、结论的可比性，是深化国际比较研究的重要突破口。(13)G.Neidhofer,J.Serrano & G.Leonardo,“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Latin America:A New Databas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34(2018):329—349.

教育与社会流动性关系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全球社会的共同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教育如何一体化的影响、促进社会成员及其家庭收入代际向上流动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本研究以文献内容分析为基础，运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年以来近22年“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相关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发现国际研究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全球行动计划和协作机制。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 V5.8.R3c对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现有研究进行分析，以期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找出该领域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加深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认识和把握，为国内本土化研究做好借鉴基础。针对Citespace可视化分析仅能通过关键词呈现论文表征、缺乏论文内在意蕴深度揭示的不足，本研究对代表性论文进行内容分析，综合两种分析结论，形成互补性研究结果。

本研究选取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论文作为样本数据源，将检索条件设置为“标题”含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education，Income，来源类别为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设置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 416篇有效文献(检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最终导出纯文本格式。每篇文献均包含作者、机构、关键词、摘要、发表日期等信息，对其用CiteSpace软件计量统计。本研究着重进行了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和文献共被引网络分析，时间跨度为近22年，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阈值选择每一时间段中出现频次或被引频次最高50个节点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主要代表性论文进行内容分析，与可视化分析形成研究互补。

(一)合作网络分散，国际间研究力量不集中

从国家间合作网络看，学者们开展了国际合作研究。但从整体看，国际合作仍较为分散(图1)。具体而言，在图谱中71个节点间共计159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64，Q值为0.4416，表示其可信度较高，轮廓值S为0.6978，表明该合作网络联结合理(图1)。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均与5个以上的国家有合作关系。从向心性来看，按中心性排名最高的是美国，达到34，其次为英国(20)、德国(15)、澳大利亚(14)，中国排在第十，中心性为9。从跨国合作发文量来看，美国的研究时间较早且发文量最多(153篇)，英国发文量位居第二(44篇)，第三是德国(39篇)，中国发文量为36篇位居第四，随后依次为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意大利、西班牙。其中跨国合作研究效应最明显的是布朗尼等人，他们分别来自肯尼亚内罗毕阿加汗大学、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格里菲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上议院和巴基斯坦阿迦汗大学，他们的研究表明子女的学业资格会高出其父母教育程度两个级别，这些增加的教育成就可能会对后代的健康、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14)S.Brownie,A.H.Wahedna & N.Crisp,“Nursing as a Pathway to Women"s Empower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7(2018):4050—4057.

从机构合作网络看，图谱中281个节点之间共有315条连线，网络密度仅为0.008，但Q值、S值均较高，分别为0.4416及0.6978(图2)，说明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国际间机构合作网络整体分散，且该结论的信度较高。其中，研究最活跃的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发文量达22篇，其次是牛津大学11篇，哈佛大学10篇。芝加哥大学排在第四位(9篇)，随后是柏林莱布尼茨协会、赫尔辛基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我国北京大学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方面与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有合作。

图1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 流动性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图2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 流动性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从发文频次看，本研究领域内不乏高产作者。位列第一的是英国学者林赛·麦克米伦发文9篇，其次为瑞典学者安德斯·比约克伦发文5篇，英国学者亚历克西·古古什维利和芬兰学者蒂莫·考比宁发文皆为4篇，英国学者保罗·格雷戈、乔布兰登、美国学者弗洛伦西亚·托奇、英国学者德克·维特文、德国学者丹尼尔·施尼茨莱因、美国学者巴什卡·马祖姆德等6位发文均达3篇。但从合作网络看，作者彼此间合作较为分散。图谱中364个节点之间共有225条连线，网络密度仅为0.0034(图3)。按照引文计数排列，Lindsey Macmillan在2007年与其他作者合作发表的文章引用率最高，其次是Alexi Gugushvili(2017)和Anders Bjorklund(2006)，随后依次是Timo M Kauppinen(2016)、Paul Gregg(2007)、Dirk Witteveen(2017)、Daniel Schnitzlein(2014)、Jo Blanden(2007)等人。在合作者中，各国国内作者合作数量高于跨国作者合作数量。该图谱说明，现阶段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国际间比较研究不多，合作研究较少。

(二)关键词共现集中，国际间研究内容各具特色

1.关键词聚类，研究主题相关但各具差异。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频次排序和聚类分析，能够清晰反映近22年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领域的研究主题。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研究的关键词聚类视角图谱中，369个节点之间共有248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 0365，Q值S值均较高，分别为0.9753及1，表明该聚类高度聚合且具有较高可信度(图4)。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看，不平等(Inequality)出现次数最多，共计140次，其次是美国(United States)共出现91次，随后为收入Income及Earning，分别出现90次、82次，其余出现在50频次以上的关键词有教育(Education)、流动性(Mobility)、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机会(Opportunity)，出现频次依次为81次、66次、54次、50次。其余前20位高频关键词依次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成就(Attainment)、传递(Transmission)、家庭(Family)、趋势(Trend)、子女(Children)、机构(Association)、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模型(Model)、教育成就(Education attainment)、成长(Growth)等。从关键词图谱可以发现，高频关键词均与其他多个关键词紧密连接，尤其是“教育”与其他主要关键词皆有关联，说明在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较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教育的影响作用，但也说明教育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图3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4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在关键词聚类中共包含11个大类，依次为代际相关(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持续不平等(Persistent inequality)、前瞻性研究 (Prospective study)、不平等加剧(Increasing inequality)、代际盈利(Intergenerational profit)、早期成长(Early adulthood)、种族分离(Racial desegregation)、儿童调查(Child research)、斯堪的纳维亚假说(Scandinavian fantasy，即福利社会或国家假说)、代际影响(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代际教育成就(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其中最大的聚类集群共有68个节点，涉及的关键词包含代际流动性、家庭背景、国际学习、最高职位等；
第二大聚类集群最突出的关键词包含公共教育支出、大学教育等；
第三大聚类集群最突出的关键词涉及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流动性等；
第四大聚类最突出的关键词包含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教育计划、三代纵向研究等。从关键词聚类可以发现，较多学者将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相结合，但关注的角度各有区别。

2.关键词时区，研究推进具有明显阶段性。依据关键词时区视角图谱中关键词演化，21世纪以来，国际学者关于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5)。第一个阶段是集中爆发期(2000—2004)，此阶段高频关键词类别丰富，主要包括收入(Income & Earning)、教育(Education)、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美国(United States)、不平等(Inequality)、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模型(Model)、子女(Children)等，该阶段的关键词高度聚集，学者广泛关注该领域研究，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产出了较多重要成果。凯文研究了美国父母与子女间财富、教育的相似性，发现终身收入和特定资产所有权都表现出强烈的代际相似性：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其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会增加32%，而子女受教育程度及收入增加也能间接影响父母财富的增加。(15)K.C.Kerwin & H.Erik,“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2002):1155—1182.不少学者认同教育是影响收入代际流动的关键因素，如鲁宾斯坦解释了受教育群体间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他在预测子女收入时发现，相较于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经济收入结果更相关，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收入增长率比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子女高出2.5%。(16)Y.Rubinstein & D.Tsiddon,“Coping with Technological Change:The Role of Ability in Making Inequality so Persistent”，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9(2004):305—346.在研究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特征、发生条件时，学者们构建了较多模型，如阿斯莫格鲁基于教育投资预测模型建立了线性方程，通过家庭收入分配的变化估计父母对大学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家庭收入增加10%将使大学入学率增加1～1.4个百分点。(17)D.Acemoglu & J.S.Pischke,“Changes in the Wage Structure,Family Income,and Children"s Educ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2001):890—904.该阶段是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热潮期，为之后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5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关键词时区视角图谱

第二个阶段是领域研究的稳定发展期(2005—2012)，该阶段的高频关键词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成就(Attainment & Achievement)、教育成就(Education attainment)、机构(Association)、影响(Empact)等，此阶段学者们广泛关注教育或教育成就如何影响收入代际性流动，如布兰登等讨论了英国代际流动中教育、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劳动经验所发挥的作用，发现影响代际流动性上升的因素中，教育占到29%，并对其他因素有间接影响；
(18)J.Blanden, P.Gregg & L.Macmillan,“Accounting for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Noncognitive Skills, Ability and Educ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519(2007):43—60.金光浩等使用毕业生职业流动数据分析了韩国父母的教育成就及收入水平对子女的影响，发现父母学历对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度分别为0.17和0.18，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度为0.15和0.1，在1%中有显著影响力，认为韩国代际间的教育成就和收入水平存在代际转移现象。(19)W. Kwangho, A. Junki & S. S. Hwang,“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Education and Income”,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Education,3(2010):121—150.此外，也有学者关注提供教育的载体——学校因素，如佩卡里宁对比了芬兰九年制综合学校制度和双轨学校制度学生的发展差异，发现综合学校将代际收入弹性降低了23%，原因是学校改革对困难家庭子女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富裕家庭子女产生了负面影响。(20)T.Pekkarinen, U.Roope & S.Kerr,“School Track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Evidence from the Finland 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3(2009):965—973.在该时期内，不同国家学者纷纷就本国社会情况进行了本土化分析，英国、瑞典等国学者发表了较多科研成果，中国自2006年开始广泛关注教育在收入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其后发表了较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为该领域国际研究提供了更加多样的数据和分析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研究领域的创新突破期(2013年至今)，高频关键词有机会(Opportunity)、趋势(Trend)、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分层(Stratification)、持续性(Persistence)、学校(School & College)等。该阶段学者愈发关注如何发挥教育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进一步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对领域内研究做了深化和拓展，预判了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曾震通过调查中国农村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对孙辈辍学率的影响发现，祖父母教育的影响(-0.749)与父亲(-0.92)、母亲(-0.897)的影响相当，这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1)Z.Zhen & X.Yu,“The Effects of Grandparents on Children"s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Demography, 2(2014):599—617.格雷使用相对较新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技术发现父母和子女之间收入分布的代际弹性存在较强J形关联，即父母收入在最初始10%(IGE值为0.41)和最末端10%(IGE值为0.65)的位置对子女最高教育水平产生的收入影响最大，早期技能、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皆对塑造此类模型产生了积极影响。(22)P.Gregg, L.Macmillan & C.Vittori,“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Access to Top Jobs, the Low-Pay no-Pay Cycle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a Common Framework”，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32(2019):501—528.此外，该阶段部分学者跳出经济学、社会学桎梏，从教育学视角研究收入代际流动性，如尼德霍夫通过计算拉丁美洲18个国家50年来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在促进代际流动性上发挥了明显作用(23)G.Neidhofer,J.Serrano & G.Leonardo,“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Latin America:A New Databas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34(2018):329—349.；
阿莱西纳使用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地理区域、历史因素、全国性教育政策对非洲代际教育流动性产生的影响(24)A.Alesina,S.Hohmann,S.Michalopoulos & E.Papaioannou,“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frica”，Econometrica,89(2021):1—35.。这一阶段，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代际教育流动性，思考新视角、新方法，为该研究领域未来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创新。

3.关键词突现，把握前瞻性研究热点趋势。从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度看，排在前10位的依次为收入分配 (Income distribution)、收入(Earning)、影响(Impact)、家庭(Family)、技术(Technology)、遗产(Inheritance)、邻居(Neighborhood)、机会(Opportun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分层(Stratification)(详见表1)。

从突现性关键词出现的时间节点看，出现最早的关键词是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家庭(Family)。自2004年始，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分层(Stratification)、技术(Technology)、机会(Opportunity)等成为学者研究最热的主题。出现最晚的关键词是影响(Impact)、邻居(Neighborhood)、平等(Equality)等，说明此类研究是近年最为关注的热点。从关键词突现性影响的时间跨度看，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的时间跨度长达13年，其次依次为家庭(Family)11年、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9年、遗产(Inheritance)8年；
出现时间跨度最短的是技术(Technology)，仅出现了2年。该数据说明关于教育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已然持续了较长时间，呈现出较为丰富和完善的研究成果，近些年研究热点较多集中于新视角新方法，关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现实影响，并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细分，加入了历史、教育环境、社会环境(如邻居、朋辈)等多方面因素。阿莱西纳发现有能力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搬家至高教育流动性的区域，这正是基于对地理位置、教育环境等新因素的研究(25)A.Alesina,S.Hohmann,S.Michalopoulos & E.Papaioannou,“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frica”，Econometrica,89(2021):1—35.。

表1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突现性关键词

(三)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突出，呈现块状发展特征

为进一步探索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研究的前沿及其演变过程，本研究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形成77个聚类，聚类图谱包含708个节点、246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99，其中Q值为0.9066，S值为0.9261，该聚类具备较明显连结特征和较高信度。按照聚类规模，最主要的10个聚类依次为：伟大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财富累积(Wealth accumulation)、大学学位(College degree)、瑞典案例(Swedish sibling)、收入代际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瑞典数据(Swedish adoption data)、间接关系(Indirect relationship)、儿童研究(Child research)、经济解释(Economic interpret)、多代传递(Multigenerational mobility)。

文献共被引的时间线视角图谱中，前10个聚类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时间跨度如图6所示。其中，聚类1“伟大的盖茨比曲线”时间跨度为2007—2015年，用以说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它是规模最大的聚类，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与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及欧洲国家制度变革，如洛克菲勒对比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对英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下降的不同观念，认为由于教育政策的局限性，英国教育成就促成的收入代际流动性程度低。(26)J.Goldthorpe,“Understanding-and Misunderstanding-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The Entry of the Economists,the Confus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Limits of Educational Policy”，Journal of Social Policy,3(2013):431—450.聚类2“财富积累”和聚类3“大学学位”的时间跨度分别为2011—2021年和2012—2021年，二者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已形成较大规模，且近年仍是学者广泛关注的话题，是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热门话题。其中，“财富积累”研究主要关注代际教育途径和财富积累，尤其是教育扩张带来的盈利；
“大学学位”研究主要关注大学学位和教育程度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尤其注意到了阶级出身固化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迪克等发现大学学士学位具有一定的均衡效应，但无法完全平衡不同家庭背景间毕业生的薪酬差距，即使毕业于同等高等学府，家庭背景较好的毕业生收入也远超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
(27)W.Dirk & A.Paul,“Family Background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College Graduates”，Social Forces,4(2017):1539—1576.汉森等利用再生产策略的阶级理论探索了近25年挪威代际收入差距演变过程，同样发现教育程度对缓解社会收入不平等有重要影响，但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性扩大，经济上层阶级子女在财富积累中依然占据更有利条件。(28)M.N.Hansen & M.Toft,“Wealth Accumulation and Opportunity Hoarding:Class-Origin Wealth Gaps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n a Scandinavian Count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2021):603—638.

从研究时间跨度看，聚类4—9研究主题出现时间较早，2010年左右不同程度减少，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聚类4“瑞典案例”和聚类6“瑞典数据”的时间跨度分别为2004—2013年及2000—2006年，主要针对瑞典开展研究，以瑞典的收入、收养数据等为切入点判断代际关联性，探讨家庭永久性收入、兄弟姐妹收入关联、性别差异等对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通过判断血缘关系和教育环境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明确了教育和收入间的代际流动性关联，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思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安达斯等使用瑞典有关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信息数据，发现亲生父母所带来的基因等产前因素及养父母所带来的学习环境等产后因素都有助于代际收入和教育传承，二者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相互作用效应。(29)B.Anders,L.Mikael & P.Erik,“The Origi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Lessons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3(2006):999—1028.聚类5“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跨度为2001—2008年，主要关注了学术成就、教育优势、教育的均衡作用等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其中马丁研究了英国高等教育与家庭背景之间的联系，认为英国社会的收入代际流动性有下降趋势，子女教育成就、劳动力市场表现依然与父母收入或社会阶层呈现较强的相关性，虽然教育扩张增加了入学机会，但富裕家庭子女更受益。(30)S.Machin & A.Vignoles,“Educational Inequality:The Widening Socio-economic Gap”，Fiscal Studies,25(2004):107—128.聚类7“间接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3年，集中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国家个案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背景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间接影响，如海内克分析了近50年德国实施的“改善教育机会平等”大规模教育体系改革在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作用，发现公共政策干预和教育改革并没有显著减少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就的作用，德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依旧较低。(31)G.Heineck & R. T.Riphahn,“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Germany:The Last Five Decades”，Jahrbocher for Nationalakonomie and Statistik,1(2009):36—60.聚类8“儿童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7年，主要关注早期教育、教育不平等及社会经济差距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如里斯托奇亚制作了研究代际人力资本传递的定量模型，研究认为早期教育是造成教育质量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教育质量又会影响几代人的收入变化。(32)D.Restuccia & U.Carlos,“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arnings: The Role of Early and College Educ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2004):1354—1378.聚类9“经济解释”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3年，学者对代际相关性作出了经济学解释，如格拉维解释了较多经济模型概念，认为在本研究领域可以构建教育程度模型、学校教育的邻向效应模型开展实证研究(33)N.D.Grawe & B.M.Casey,“Economic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2002):45—58.。

在文献共被引聚类中，部分聚类出现时间较晚，当时影响范围较小，但在本研究调查年限范围内凸显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此类研究是该领域前沿热点话题，如聚类9多代传递、聚类11中国教育政策、聚类20自我健康报告等仍有较强的延伸趋势。中国的董永清以100个村庄>2000户家庭为样本，估算了中国农村教育的代际传导效应，研究发现1980年代是中国教育代际传导的分界线，1980年后的中国农村教育流动性远大于1980年之前；
(34)Y.Q.Dong,R.F.Luo,L.X. Zhang,C.F.Liu & Y.L.Bai,“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The Case of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53(2019):311—323.美国的乔纳森通过收入动态数据组研究了三代人的教育程度，认为祖父母教育优势传播在国际样本中同样适用；
(35)D.Jonathan,G.Michael & R.M.Anne,“3Ms of 3G:Testing Three Mechanisms of Three-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S”，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66(2020):1—22.马可使用28个欧盟国家的统一调查数据(包含父母、祖父母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地位等信息)验证了大多数欧盟国家具有鲜明的多代流动特征；
(36)C.Marco,H.S.Beatriced & V.S.Sylke,“Like (Grand)Parent, Like Child? Multi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the EU”，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30(2020):1—37.迈克尔比较了芬兰等6个国家的社会和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的相关性，发现兄弟姐妹间相较于认知能力基因，学校成绩和教育程度差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异更大；
(37)G.Michael,J. B.Kieron,N.W.Oyvind,H. L.Torkild,K. Aleksi, E.Jani,P. Patrick,L.Thomas & C.Dalton,“Sibling Similarity in Education Across and Within Societies”，Demography,3(2021):1011—1037.霍里德将父母健康和收入同时纳入代际流动性模型中，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群体的代际健康流动性也较低，父母教育水平中存在着惊人的健康流动性差距，并认为将健康衡量标准纳入收入代际流动研究可以提高子女发展结果的解释力。(38)T.Halliday,B.Mazumder & A.Wong,“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Self-Reported Health Status in the U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3(2021):1—20.从最新研究趋势可以看出，多代传递(Multigenerational mobility)、中国农村(Rural China)、个人健康报告(Self-reported health)等方向有很好的研究前景。

图6 21世纪以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文献共被引时间线视角图谱

本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2000—2021年关于“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416篇期刊文献，运用CiteSpace分析得到了研究国家间、研究机构间、跨国作者的合作网络，对关键词进行了频次聚类分析、时区分析、突现分析和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并对主要代表性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至今研究成果呈现出鲜明的集中爆发期、稳定发展期和创新突破期三个阶段，研究热点沿着收入、不平等、家庭、教育等主题向经济增长、技术、分层、机会等主题，进而向平等、质量、健康、多代传递等主题转变；
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突出，研究成果呈现伟大的盖茨比曲线、财富累积、大学学位、瑞典案例、收入代际流动性、间接关系、儿童研究、经济解释、多代传递等块状发展特征；
关键词共现集中，研究内容围绕代际相关、持续不平等、前瞻性研究、不平等加剧、代际盈利、早期成长、种族分离、儿童调查、斯堪的纳维亚假说、代际影响、代际教育成就等体现各国特色，但还存在国际间研究力量分散、跨国合作机制薄弱等问题。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世界各国及其学者仍需要加强合作，在计量方法规范、国别案例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发展趋向研究和通用政策研究方面形成合力。

(一)统一考量指标，规范科学计量方法

当前各国学者多以定量方法开展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但缺乏国际统一指标和标准。如凯文将教育分为低于高中、高中和高于高中三类(39)K.C.Kerwin & H.Erik,“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2002)：1155—1182.，而托奇则将教育分为高中以下、高中、职业大学(含第二学位)、大学毕业和更高学位五类(40)F.Torche,“Is a College Degree Still the Great Equalizer?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Levels of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2011):763—807.；
教育的国际流动性已成为衡量社会个体地位和成功的标志(41)F.Rizvi,“Theorizing Student Mobil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Teachers and Teaching:Theory and Practice,17(2011):693—701.，但鲜有理论或实证研究将国际教育背景纳入社会个体的教育层次、教育成就评价中，仅有赫特在综合衡量39个国家教育、工资、家庭收入的阶级不平等时提到跨国教育影响流动机会，且入学要求日益严格。(42)F.R.Hertel & S.O.Groh,“The Relation Between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39 Countr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2019):1099—1133.当前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定量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可选择的计算公式或模型差异较大，计算程序繁杂。为便于全球学者进行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业内专家要联合确定相关研究指标和比较标准，统一数理模型，规范计量方法，不断挖掘影响因素，增强研究发现和结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二)坚持求同存异，注重国别案例研究

为在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关系研究中揭示更多内在联系，学者们需要加强对各国具体案例进行剖析和挖掘。关于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目前学界成果可分为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两类。横向研究主要关注国家社会间、城乡地区间、同龄同阶级间的水平差异，通过对比两代人间的收入水平、教育层次或教育成就，判断社会整体性、大众化、通用型代际流动水平，如阿拉图帕选择同一年龄段的受试者，基线年龄在3—9岁之间，此后数据追踪到其30—36岁，以此探究早期教育与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及代际流动性的关系。(43)S.Alatupa,R.L.Pulkki & M.Hintsanen,“Disruptive Behavior in Childhood and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Adulthood:A Prospective Study Over 27 Years”，Int J Public Health,2(2013):247—256.纵向研究主要聚焦于祖父母、父母、子女、亲属、兄弟姐妹等具有亲属关系人群间收入和教育水平传递情况，注重发现多代传递规律，往往需要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集，如阿德里亚使用瑞典终生收入和教育程度数据集，估计了多达四代人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发现亲子相关性为0.3～0.4，祖父母—孙子孙女相关性为0.1～0.2，其中财富赠予至少占亲代财富相关性的50%，教育及收入作用仅占25%。(44)A.Adrian, L.Mikael & W.Daniel，“Intergeneration Rational Wealth Mobility and the Role of Inheritance:Evidence from Multiple Genera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128(2018):482—513.这两类案例研究是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国学者要在求同存异中挖掘案例中阻碍或促进教育发挥收入代际流动性正向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揭示既有国家民族特色又具普遍意义的本质关系。

(三)突出合作效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

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国际比较研究中，现有学者倾向与自己熟悉的跨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且已出现跨国对比研究。如布兰登比较不同地区间收入和教育代际流动性发现，南美洲和南欧的流动性较低，北欧国家的流动性较高；
(45)J.Blanden,“Cross-country Ranking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from Economics and Soci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7(2013):38—73.雪尼兹林比较了德国、丹麦和美国的收入代际流动状况，认为三个国家社会公民的家庭背景对子女永久收入及教育存在影响差异。(46)D.D.Schnitzlein,“How Important is the Family? Evidence from Sibling Correlations in Permanent Earnings in the USA，Germany,and Denmark”，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7(2014):69—89.但从整体看，跨国合作网络密度仍较小，表明该研究领域内国际间的合作整体分散，合作数量少，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遍性和广泛适用性。单一国家的研究结果不能完全证实教育对收入代际流动性有确切作用，若多国实证研究皆表明同一结论，则该研究结果更具真实性和信服力。缺少适用于描述各国收入代际流动情况的总体数据(47)C.Marco,H.S.Beatriced & V.S.Sylke,“Like (Grand)Parent, Like Child?Multi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the EU”，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30(2020):1—37.，是目前开展跨国合作研究的重要掣肘。为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各国学者亟须在研究中建立国家间合作研究机制，带动更多不同国家学者通力合作，不断拓宽合作范围，增强跨领域、跨学科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

(四)聚焦前沿热点，强化发展趋向研究

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既需要针对现实问题开展调查，也需要面向未来进行理性建构和引导。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探讨了教育在收入代际流动性中的影响作用，构建了以收入、代际流动、教育、不平等、代际相关等关键词为主线的研究网络，形成了多个研究集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注重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关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具体影响，出现了邻居、机会、平等、质量、技术等新兴高频关键词，与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人口增速、收入分配、城乡差异进行了广泛结合。基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将更加关注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健康因素，研究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良性互动关系。

(五)立足推广应用，重视通用政策研究

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旨在提高社会流动性，将研究结论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方能显示研究实用价值。乔治亚研究发现子女成就高度依赖于父母经济社会地位，认为政府虽然致力于推行平等主义教育体系，但仍需采取配套措施进一步推动代际流动；
(48)D.P.Giorgio & U.Peter,“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in Italy”，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12(2003):793—797.汉斯勒研究认为教育公共支出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增加贫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动机会，但该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49)J.Hassler, M.Rodriguez,V.Jose & J.Zeira,“Inequality and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2(2007):235—259.克莱尔针对贫困家庭子女大学入学可能性、学习效果、教育成就、学位差异等低于富裕家庭子女的现象，建议政府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教育帮扶；
(50)C.Claire,P.Gregg,M.Lindsey,V.Anna & W.Gill,“Higher Education,Career Opportunities,and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4(2016):553—575.周翔针对政府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效率问题，建议政府的学生援助计划应对接低收入青年。(51)X.Zhou, “Equalization or Selection? Reassessing the‘Meritocratic Power" of a College Degree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2019):459—485.鉴于教育体系的共性和差异，各国学者首先要从本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出发，针对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本国问题提出教育改革政策和分配改革政策；
其次要从全球一体化发展视角审视本国问题，参照发达国家标准，基于未来发展本质，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构建适用于各国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通用政策，在全球推广应用和实施。

总之，教育是促进社会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学者们应不断拓宽该领域研究范围，加强国际间比较研究，深化理论建构和引导，注重研究成果实际应用，为政府提高社会流动性提出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促使教育作用从基础性、形塑性向激励性和创造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