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语文课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可欣

语文是润物无声的。学者钱理群认为，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为他们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的确如此，语文课本、语文老师、语文课，跟“语文”有关的人和事总是能唤起我们灵魂深处的柔软记忆，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不完美时，多一份精神支撑。

语文是难以捉摸的。如果问哪门课不上也可以及格，好好学也难拿高分，那答案必定是语文课。语文就是这样，基础却不简单，熟悉却难说熟练。学生时代，我们或许未曾有重修它的焦虑，却在人生旅途中对它频频回首。从更宏阔的视野看，它在空间上连接着沟通着，也在时间上记录着传承着，它是基础的学科，更是广博的学问。

近年来，语言的贫瘠化、粗鄙化引发不少讨论，而“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文字讨好症纠正小组”“的地得警队”等语言文字社群的壮大，则显示出大众对语言危机的觉察，对准确表达、丰富表达的渴求，对重修语文课、反思语文教育的基本共识。

语文课的结课标准是什么？是有把事说清楚的基础表达能力，有写雪不言“雪”、写秋无一“秋”的文字驾驭能力，还是有复归自然境的语言运用功力？

学文近乎悟，常悟方有得。似乎没有谁能够真正从语文课堂上“毕业”。这门立足社会土壤、映照人文精神、滋养个人终生的重要课程，值得我们不断修行。（王可欣／文）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语文？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要说清楚却非常困难。

“语文”这个词，是叶圣陶先生在1949年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语文”被称为“国语”和“国文”。而叶圣陶先生把“国语”和“国文”两个词各抽一个字，拼起来，叫“语文”，我们可以理解为语言和文字。这个改动，很贴切，很了不起。

坦率地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作用最大的学科就是语文和数学，改革开放之后加上英语，即语、数、英。这三个科目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科？我认为是语文。因为语文学不好，你也学不好数学和英文。

学语文有多重要？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里，只有人会使用语文，就是会听，会读，会说，会写。人掌握语言用来交流，不仅是简单的交流，还会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一些动物也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但是不同种类的动物群落之间是很难进行交流的，它们一言不合，就要发生冲突。

动物之间也不会有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需要文字，即便是结绳记事，那也是语言的一种“先驱”形式。动物因为没有语言文字，所以它们只能是动物，而我们是人。

简单来说，语文使人成为人，成为文明的传承者。语文就是这么重要。

语言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变化。在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代表着古老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变化，代表着中国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进入了白话文时期之后，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只是我们平时很难感觉到罢了。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语言的变化，以及语言如何体现我们的思维变化。1979年，有个诗人写了几句诗：我离你很近，但是我离你很远；
我离你很远，但是我离你很近。当时，很多诗歌批评家都说看不懂这几句诗。我离你很近就是很近，离你很远就是很远，怎么能说成离你很近叫很远，离你很远叫很近？太朦胧了，朦胧到令人气愤。所以，这种诗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其实是一个带有否定色彩说法。

但过了40多年，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当男同学给女同学写信、递条子的时候，如果上面写着“我离你很近，其实离你很远；
我离你很远，其实离你很近”，估计没有一个人看不懂，那个女同学马上就会高兴，或者不高兴。40年前连诗歌批评家都不懂的话，现在我们的孩子都懂了。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仅仅经过40年，我们民族的语言已经丰富到可以去交流一些非常微妙、充满悖论、互相否定的含义了。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方式，去从事任何科学研究都可以做得很好。现在，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广告词，放在几十年前，就是最朦胧的诗句。也就是说，这种语言，已经日常化了。我们的语言，充满了想象力。当然，语言对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需要拉开一个时间段，你才能看清楚。

语言就是思维的体现。我们的语言文字，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当我们的思维变得如此精微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活力的民族。

去年10月，一群成年人在网络上因为中学课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争论不休，到底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还是“斯人”？即便告别语文教材多年，相关讨论仍让许多成年人忍不住参与其中。而比起回忆已学内容，还有更多人把目光放在了“被删减”的内容上。

一位UP主曾发布视频《语文课本里的“已删节”原文有多厉害》。视频中，该UP主对比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和原文，认为课文中的多处删改虽满足了基础教育需求，但有损原文的文学之美。大批“苦语文久矣”的网友仿佛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理由：不是我学不明白，是这课文删改得太不合理。

关于语文课文修改的争议由来已久，那些究竟是弄巧成拙的魔改，还是适合相应学龄段学生的妙笔？这或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终极阅读理解题。

语文教育首先要培养汉语言使用能力，但其意义又远超出了识文断字的范畴，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正因如此，针对孩子们编写的教材，其实是成年人观念的投射，“何为适合孩子学习的语文课文”，就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无论是之前的“一纲多本”，还是现在的“一纲一本”，语文教材都有着清晰的单元结构。明晰的单元划分便于教学与考核，但也致使文章中不符合单元主题的枝蔓受到一定程度的修剪。

例如鲁迅的名篇《社戏》，原文中还有前半部分“我”长大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历。原文利用北京戏园里的人和事，来反衬儿时的快乐，还通过理想中故乡的完美，来反衬现实中故乡的残破。但因《社戏》所在单元是“民风民俗”，为了紧扣主题，前半部分被删去，相当于给这篇文章换了个主题。

除了单元划分的限制，一些专有名词也会因为超出孩子的理解范围而隐去。例如老舍的《草原》中“就像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染，没有用笔勾勒……”被改成了“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

当然，无论是从规范化教学还是从减轻学习负担的角度，都不应过分苛责编撰者的良苦用心。考虑到学生的理解能力，选出数十篇不同主题、不同体裁，同时还能直接使用的文章并不现实。修改是必要的，但具体怎么改，还要细细考究。

重要的是，要在方便教学和保留文学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1999年启动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明确提出语文教育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教育更像是撒下一把种子，不必在意究竟哪几颗会生根发芽，长成坚韧野草也好，长成参天巨树也罢，只希望孩子们在未来不畏生活的乱流。

2021年6月，神舟十二号顺利发射升空，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的课文《太空一日》引发了很多人关注。文章的作者是杨利伟，而很多深受震撼的读者，恰恰都是见证过神舟五号升空的80后、90后。告别课本之后，还能保持阅读和书写习惯，通过文字感知时代变迁的伟力，感知世界的纷繁和内心的幽微，或许才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

那些年被认为是语文学习的最大负担的鲁迅，也在《觉醒年代》热播后刷屏。多年后，忆起那些少年时感到晦涩的文字，教科书上的标准解读大抵已然是忘却了，却又总会在一个个横竖睡不着的夜晚，看到万事万物的缝隙里，都写着他的名字。

心中所想难以转化为文字，离开梗就不会说话，除了“绝绝子”找不到其他赞美的词，“文字失语”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

说文字失语，好像挺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似乎都是话痨，在群里、朋友圈里、论坛上很活跃，抛梗、接梗行云流水，表情包比谁都多，段子一个接一个，没失语啊？其实，这正是“失语”的表现之一，离开这些表情包和网络流行语，便不会说话了。这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

久而久之，你的文字表达能力便被梗塞住了，失去自如地用文字表达想法的能力。其实，不管是“栓Q”还是“绝绝子”，这类语言都可被称为“辣条语文”：口感冲，易上瘾，广流传，没营养。它们充斥着大众的日常生活，而在一阵狂欢过后，就会被大多数人厌烦和鄙弃。

批评过后，倒是可以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语文教育和语言环境是不是太空泛，才让这么多年轻人变成“思维懒汉”，乐此不疲地用这些“新语言”创造一个只求氛围而不谈实质的赛博世界。

语言不只是工具，也不仅是说出来、写出来的话，它是一种受思维支配、有活性的、需要保持训练才能自如运用的东西。依赖梗、表情包、流行语的人之所以“失语”，是因为失去了思考和文字生成能力。把梗当成现成的外套，渐渐就失去了用自己的语言给想法“穿上衣裳”的文字功力。

怎么恢复文字运用能力？我有三个建议。

其一，多读整本纸质书、少看短视频，创造主动思考的空间。说到底，再精彩、再有知识含量的短视频，都替代不了纸质经典书籍。当你看短视频时，往往会处于一种跟着他人节奏走的放空状态，很少会自主思考，更不会有“把想法写出来”的欲望。而读书不一样，如一直倡导阅读的文学教授周宪所言：阅读与思考密不可分。理解文字的过程就是努力通过抽象的能指来理解其背后的所指，把握文字的复杂意义，眼睛在一行行文字间有序地扫视，不断地在头脑中生成特定的意义。默读和理性思考，有助于建构“理性自主的自我”，让思维保持活力。

其二，多创造机会自己去秀，少看在网络语言中“内卷”的脱口秀。看脱口秀多数时候只是娱乐，并不能提高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交流欲望，相反，它甚至可能压抑你的表达欲望。那种精彩文案营造出的现场感染力和语言天赋假象，让人更不敢开口说话，让你停留于“别人说得好好啊”的傻乐中，只能跟着重复那些所谓的爆梗、金句。

其三，戒除对网络语言、缩略语、表情包的依赖，多用完整的文字表达，有意识地用“生活语言”替代那些“魔性语言”。不要把碎片化的朋友圈动态当成表达，养成把想法写成长篇文章的习惯。不要让网络社交替代现实社交，那些缩略语在网络小圈子里能制造出亲近感和提高交流效率，这种“亲近性、排他性”容易形成温暖的幻觉，而到了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就“无话可说”了。

总的来说，语文学习、语言锻炼是终身的事，只有对语言保持好奇和敬畏，思想才会逐渐立体，表达也会更加精准，而不是在一些网络用语里周而复始地打转。

北大教授陈平原在《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中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语文课堂不仅是说文解字的园地，更是育人育德育美的摇篮。

和学生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成长

郭初阳被同行称为“新生代语文教育领军人”。2005年，他以一堂公开课《项链》震惊教坛，并拿到了全国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的冠军。后来，他任教于一家名为“越读馆”的教育机构。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希望培养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敢于表达的公民。

某个周末，郭初阳带着学生一起写首诗。20多个学生，每人面前摆一张稿纸，诗歌的标题和开头第一句已经确定。接下来的20分钟，每个人离开座位走动起来，随机遇到哪首诗，就继续写下去，每次最多写两行；
之后再交换位置，其他学生接着完成这首诗。游戏结束，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就都拥有了一首由多人创作的小诗。

大多数人记忆中的语文课堂是这样的：朗读、分段、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郭初阳的语文课不一样，他会准备两个话筒，一个在他手中，一个在学生们手中传递，每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他看起来不像老师，而更像个提问者，课堂就是交流的场所。

郭初阳

经典阅读课上，他给学生讲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讲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的散文；
修辞课上，他聊文学作品中的“幻境”，比如杜甫《对雪》中那句“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
通识教育课上，他用《铅笔的故事》做铺垫，跟学生讨论经济学原理；
电影鉴赏课上，他跟学生一起看《灰熊人》《十诫》，谈人和动物的关系、谈生命的无常……

郭初阳认为，语文课堂的形式完全可以丰富些。“文学的形式可以用在课堂上，可以是诗歌朗诵、舞台剧表演，也可以是电影、采访，语文就是生活，文学即人学。”

郭初阳还希望通过语文课培养现代公民。比如语文课上培养的“听说读写”这四大能力，就是一个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郭初阳理解的语文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研习与讨论，让人获得教养，成为一个温和文雅的人。语文教会一个人说什么（关注世界也关注内心），也教会他怎么说（在不同场合使用得体的形式），自然也教会他尊重别人，安静地倾听”。这是他的语文课不变的追求。

课上，郭初阳教学生给《南方周末》投稿，希望他们能关注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公民素养和公民能力”。

一名小学生曾在作文中提出一个问题：用园丁形容老师，真的是对老师这个职业合适的比喻吗？文末，她得出结论：“我希望老师像导游，带领我们游览各种美好的风景；
而不像园丁，修剪掉我们不听话的枝丫。”

郭初阳也看过那篇作文，他觉得，教师是一个多重角色的复合体，有时像父母，有时像导游，有时和学生是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关系。而他希望和学生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正视彼此，共同讨论，一起进步。

见证心灵的成长是语文老师的荣光

从事一线教学工作近20年的王悦微，在宁波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2012年，她注册微博账号“我们1班王悦微”，记录教学点滴，如今有270多万名粉丝。以下是她的自述：

2003年夏天，我从师范专业毕业，成为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然而我想教语文，跟校长磨了两年，他终于同意让我教语文了。

为什么这么想教语文呢？这和我的成长有关。我在小镇度过童年和少年，当时镇上唯一的小书店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孩如何获得灵魂的厚度和精神的愉悦，以及自我认可呢？我觉得，阅读和写作是重要的渠道。我永远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并且，我深深地感到，上好语文课，是在带领孩子走向幸福，这也会给我带来幸福。

但现实很快就给我泼了冷水，我被投诉了，原因是我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家长觉得难度太大。

我真的从写作中得益太多，我也太想让学生获得这种收益。但当时的我不知道，教育要循序渐进。那天，校长把我叫去，笑呵呵地说：“学生不会写，那就少写些嘛。”我很委屈，天天改那么多的作业，还落得一身抱怨。

其实，自己会读会写，和把这些技能教给学生，是两码事。你能写出很好的作文，不代表你就一定能让学生也写出好作文。所以，教书是一门技术活儿。教语文，就是既要把学生当小孩子，又要不把他们当小孩子。

怎样是把学生当小孩子呢？要把自己放低到学生那样的高度去看世界，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进行课堂设计。“有趣”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让学生的语文学习充满乐趣，他们才会主动学。这些年里，我不仅带着孩子们写了很多有趣的作文，也尽力让孩子们在课堂上感受语文学科的博大。在学杜甫的诗时，我们一起听周云蓬唱《杜甫三章》，学习《祖先的摇篮》后，一起看了科普视频《进击的智人》。我还给学生办了班级作文报，印发了班级作文集，制作了作文公众号，所有的原创打赏以稿费的形式发给学生。

那什么是“不把小孩当小孩”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人格上尊重他们，在言谈时倾听他们，在交往时欣赏他们。

不要小看小孩，他们的灵魂有令大人为之惊叹的深度。我班上的男生小邵因为一篇《看沙漏》而走红网络，他通过观察，想到了生命和沙漏的相似之处：“对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也不能单单认为这是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确实从我手中流逝了；
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全部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

很多网友感叹一个孩子的思考竟然如此深邃，作为他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和他的日常阅读是密不可分的。他看《万历十五年》《乌合之众》，也看《三体》，还给偶像刘慈欣写过信。他并没有在信中热烈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而是讲述了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感悟和疑惑，想寻求解答。

我非常乐意看到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放在小学教育里也是很合适的。能见证少年心灵的成长，而且是最真诚、最勇敢、最渴望知识的心灵成长，并且你还能在其中推动他们，这是身为语文老师的莫大荣光。

2021年，豆瓣用户“努力的胡桃”创建了名为“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的小组，该小组迅速壮大，到2022年11月，已有超30万名成员。

与生理性疾病引起的失语症不同，文字失语者所经历的“失语”，更像是一种社会病。“文字失语症”通常是指人们无法进行顺畅、准确、灵活的文字表达，如提笔忘字、只用表情包表达想法、一写东西就忘词等，如同“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而一群发现自己患上“文字失语症”的年轻人，迫切想改变这种情况。

失去

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晓雯只会说“无语”“离谱”，再要不就是“离了个大谱”。脱口而出这些词汇时，她有些难受：“还有很多其他选项，不该是这样的。”

大学二年级时，她曾跟朋友一起做公众号。“那时候很高产，一周三篇都不成问题。”写书评、影评是她曾经在行的。

2019年，因为考研，她中断了公众号的更新；
2020年，她考研失利忙于找工作，也没怎么写作。这两年，她的文字组织能力极速退化，退化到了“在电脑前坐很久也憋不出几个字”的程度。

王怡受写作困扰更深，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王怡供职于一家公司的文案岗。入职不久，她需要为一位医生编辑微博文案。文案本该体现出该医生治疗患者时的从容、承担医者责任时的决心，但在她手里却变得词不达意。

最终，这份文案交由其他人来写。她觉得那则文案逻辑顺畅、措辞得当。相比之下，自己的文案累赘干瘪，还有助词放错位置的语法错误。相比大段文字，表情包、“梗”等表达更受王怡青睐。然而，这些简易的表达总会有失灵的时刻。

艺术系研一学生高莹也有相似的困扰。她羡慕那些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的人，她无法以文字形式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我难受的时候，我就只知道自己难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展开描述。”

表达欲有时会充斥她的大脑，但她往往讲一大通也说不到自己真正想表达的点上。最后她只能抛出几个梗，然后尴尬地笑笑：“就是……你懂我意思吧？”极少有人会说自己不懂，对话因此“糊里糊涂地结束”，高莹反而长舒一口气。

习惯于在生活中密集铺“梗”的，还有医学本科生杨逢意。她说自己和朋友的交流基本是“不断抛梗、接梗”。“梗”大多来自B站、微博、豆瓣等网络社交平台，她觉得说梗好像某种“知识点重现”，很有意思。

由于“梗”的传播和运用有一定的范围限制，杨逢意认为这也是一种圈层暗号：“假如你不了解类似的东西，你不会懂我们的‘点’在哪里。”然而一旦身在“圈层”之外，杨逢意就会变得局促。她去实习，与同事交流时，常常不确定该如何向对方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尽管已提前在脑袋里再三措辞，讲出的话还是“不对味”。

她感觉挫败，疑心自己玩梗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浅薄”。

寻回

对王怡来讲，工作性质不允许她再待在原地。文案写作要求有丰富的词汇、顺畅的逻辑、良好的语感。在文案几次被说“无法触动人心”之后，她开始试图改变。

首先是有意识地避免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是削弱对梗、表情包的依赖，还有是保持阅读。此外，她也试图培养记录的习惯。“我现在说服自己多写、多练、多表达，脑袋里有灵感了就及时抓住，及时写出来。”

坚持半年多，王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比之前好很多，她最新撰写的一篇宣讲稿，也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

张晓雯同样以“即时记录”的方式逼迫自己练习文字表达。经历了“想写但写不出”的困窘之后，她翻看了自己从前写的一些读书笔记，并重新开始读书、练习写作，努力让支离破碎的文字变得连贯起来。

她的“写作练习”分为书写与纠错两部分。张晓雯几乎每天都记录当天的心情和思考，写完后再读时，她会修改其中的逻辑错误，替换掉一些重复率较高的词语。张晓雯觉得这种练习很有效，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提笔无字”，口头语言的匮乏也得到了改善。

阅读和思考是石静楠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复健”措施。她组建了一个用来读书打卡的微信群。群里氛围很好，群成员每天汇报阅读进度，有时也交流读书感想和书单。

石静楠觉得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既能和他人交流观点，又能倒逼自己读书、思考。她尤其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读书之后写下感想，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练习。但我觉得‘输入’的帮助绝不仅仅在于‘文字复健’，它带给人的是长期积累。”

既然前人已提供许多文字素材，既然有现成模板可取用，既然表情包、“梗”等便捷的“语言替代品”层出不穷，那“文字复健”还有必要吗？

谈及此，杨逢意觉得，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文字复健”的必要性首先来源于一些“很实际”的考虑：“没有对语言文字的掌控力，在生活中寸步难行。”

王怡也给出了类似答案。她承认模式化、极简化的文字有其意义：“倒金字塔式”新闻写作就曾因适应战时需要而受到褒扬；
表情包有时也比文字更为亲昵、简便。然而生活中毕竟存在很多需要“说自己的话”的时刻。王怡觉得，那些需要“自己表达”的时刻就是“文字复健”的意义所在。

高考作文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写作实践。它是巧妙卡在成长分水岭上的测验，往后看，是对12年语文学习积累的检验，往前看，是敲开步入社会大门的一块“文字砖”。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喻旭初曾担任高考语文阅卷作文总复查组副组长长达16年，作为这场重要测验的“审判者”之一，他对高考作文和语文教育有什么看法？

记者：你认为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是好的高考作文题？

喻旭初：好的高考作文题要让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比如，江苏高考作文题就独具特色：提供一段带有议论色彩的文字，要你理解其含义后写篇文章。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猜题，但确实有时候提供的文字比较绕。

记者：你是否总结过恢复高考40多年来的作文题变化趋势？近年来高考作文题的主旋律色彩越来越明显，你是否赞成作文题紧扣时政？

喻旭初：高考作文题一直在探索中变化，由比较虚空到比较求实，由道德高标逐渐回归现实生活，由限制较多到日益开放，基本反映了40多年来的社会变化。

近年来，有些高考作文题紧扣时政，贴近主旋律，不少一线老师私下都有议论。我认为高考作文不应该如此，否则就不是考语文而是考政治了。而且，过于紧扣时政，学生很容易在文章中说大话、套话，这就很难看出学生真实的理解能力和表达水平。近几年出现的任务驱动型作文题，提供具体情境，规定具体要求，就比较好。

记者：得益于互联网，90后、00后一代在获取知识方面拥有了更多选择，就你批改的作文来看，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人文素养是否有所提升？

喻旭初：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不同人的表现也各不相同。90后、00后大都个性鲜明、思想活跃、表达灵活，这些都很令人欣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写作角度看，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往往跟不上思想开放的程度，或者说，他们活跃的思想还没找到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文章里往往新词较多，加上不大讲究逻辑，让人读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别扭。

记者：除了应试，你觉得当下中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喻旭初：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学教育的性质。中学提供的是基础教育，即着力于传授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与做人的基本道理。基础教育首先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而不是少数“尖子”。它希望培养的是正常的普通人，而不是“天才”。这就决定了不能对它要求太高。执教经历告诉我：要求太高，往往落空；
实事求是，常常成功。

就作文教学而言，还是要坚持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我手写我心”，培养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的好习惯。做到以下三条就很好了：把事情说清楚；
把道理讲明白；
把语句写通顺。要让学生懂得，普通人就说普通人的话，说人人都看得懂的话，不居高临下教训人，不豪言壮语忽悠人，以至真之情，写至真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