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NKI文献计量学的我国“教育焦虑”的分析研究

张渊君，李鹤飞

(1.华北理工大学 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2.华北理工大学 期刊社，河北 唐山 063210)

教育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伴随此种变化而产生的关于教育的焦虑现象也随之而来。国内学界关于“焦虑”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研究的方向与重点集中在焦虑性神经症的表征及治疗；
国内对“教育焦虑”现象的研究始于二十一世纪初，随后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教育焦虑”是指教育参与者在教育的教或受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达到教或受的目标或者未能克服教或受过程中的障碍所产生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
“教育焦虑”的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和家长等。近两年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新近举措对“教育焦虑”现象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学者们关于“教育焦虑”现象的讨论逐渐热烈且研究内容也逐渐深刻。为了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10月，全国人大表示：双减拟明确入法。至此国内教育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关于校内教学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校外培训得到了监管、规范和治理，纷纷整顿或者关闭。同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八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定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此法明确了家长关于家庭教育的责任并规定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呼应“双减”，推进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补与配合。毋庸置疑，国家为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为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做着持续的努力，同时对“教育焦虑”主体中的教师、家长甚至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学者关于“教育焦虑”最早的研究是辜伟节于2007年发表的《试论教师的教育焦虑》，随后“教育焦虑”这一领域开始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两年尤盛。

在我国教育制度愈加科学完善、教育举措愈加见成效的大背景下，了解和把握我国关于“教育焦虑”的研究现状，对剖析教育现实热点问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来源，从文献年代分布与年度发文数量、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理论基础六个角度，通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我国“教育焦虑”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以期呈现“教育焦虑”的研究现状及进展，剖析现有研究中所存在问题，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素材、借鉴与启发。

(一)文献数据来源

文章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样本文献的具体检索策略为高级检索中：“篇关摘=‘教育焦虑’(模糊)OR关键词=‘教育焦虑’(精确)OR篇名=‘教育焦虑’(精确)”，因现有文献总量较少，所以检索中第一个条件设为篇关摘=“教育焦虑”(模糊)；
文献类别为学术期刊，来源类别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CSSCI和CSCD，检索截止日期为2022年2月9日。经检索发现，我国第一篇“教育焦虑”的期刊论文发表于2007年，故将2007年起至今这一时间段作为文献数据分析的年限，共检索到164篇期刊文献。通过二次删选，剔除书讯、通知等非学术类文献后，确定最终样本数为158篇。

(二)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文献计量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以整理好的文献各种外部特征的定量作为研究对象，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进行描述、评价和预测相关领域现状与进展。[1]研究采用软件SATI3.2对样本文献的发文年份、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及发文第一作者、关键词频等进行字段抽取、频次统计及矩阵生成，使用Ucinet6.0和Netdraw进行中心度分析及可视化图谱制作，欲从文献年代分布与年度发文数量、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理论基础六个角度对教育焦虑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其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研究趋势。

(一)发文年份分布及发文数量分析

文献的发文量及其增减规律大致可以反映某个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状况。根据普赖斯提出的“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学科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学科产生初期，文献数量不稳定增长；
学科发展期，文献数量呈指数增长；
学科理论成熟期，其文献数量增长减缓，呈线性增长；
学科理论完善期，其文献数量增加日趋减少。[2]判断学科发展处于哪个阶段可以依据指标“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其中“文献累积数”是指当年及以前文献数量的累加，标志着当年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总数，可以反映研究规模的大小；
“文献累积率”是指每一年当年发文量与上一年文献累积总数之比，可以据此判断研究热点是否形成。[3]2007年至今“教育焦虑”领域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如表1所示。

表1 2007-2022年“教育焦虑”领域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

依据“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如表1，“教育焦虑”领域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07至2016是“教育焦虑”的研究初期，每年刊文量在6篇以下，文献累计率在25.00%-100.00%之间，文献数量增长量较小且不稳定；
2016至今，“教育焦虑”领域每年度发文量增加迅速，据此判断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
因统计截止日期为2022年2月初，2022年数据不够完全，暂不做分析。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公布，法律明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同年7月，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至此“双减”工作正式开始推行。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公布与实施，“双减”工作的进行，家长、教师群体无疑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责任。家长教育子女的任务中的质和量的增加、教师需要在更短的课业时间达到更高效率的教学成效，多方面压力使得教育的两个重要的参与者，家长和教师关于教育的焦虑情绪逐渐累加。据此推断“教育焦虑”领域的研究应会持续升温，发文量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高速增加。

(二)发文期刊分析

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福德提出，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对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某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区期刊，为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依据。[4]根据统计结果，文章涉及的158篇样本文献分布在118种不同期刊中，平均载文量为1.34篇。根据比利时情报学家埃格黑提出的布拉福德核心期刊区数量计算公式，即r0=2Ln(eE× Y)，r0为核心区期刊文献数，E为欧拉系数0.5772，Y为发文量最大的期刊在所要研究的领域的刊文量，本次分析Y为4，代入公式r0≈4，得到核心区期刊数量为4，即刊文量前4位的期刊属于“教育焦虑”领域核心区期刊。[5]表2列举了“教育焦虑”领域刊文量3篇及以上的前13位期刊。

如表2所示，《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经济周刊》《人民教育》和《人民论坛》排名前四位的期刊属于“教育焦虑”领域核心区期刊，约占期刊总数的3.39%；
载文总量16篇，约占文献总数的10.13%。刊文量前13位的期刊中除了《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民族教育》和《群言》，其他10本均为核心期刊，且9本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均在1以上，说明相关研究的发文质量较高。但“教育焦虑”领域发文总量不多，发文机构也较为分散，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并不集中。

表2 “教育焦虑”领域刊文量前13位期刊

(三)发文机构分析

仅对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分析，且统计过程中仅统计第一作者的一级单位，合并二级单位。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剔除二级单位政治学研究院和教育学部，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经统计，一级发文机构共95个，其中高等院校有65所，占总发文机构的68.42%，可知高等院校是“教育焦虑”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图1所示为发文量2篇及以上的前18位机构，其中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目前“教育焦虑”领域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高效。刊文量前18位的机构中，师范类院校占比50%，双一流大学占比50%，综合来看，“教育焦虑”的主要研究阵地集中在师范类高校，研究机构的实力较强。

图1 “教育焦虑”领域年度发文量

(四)发文作者分析

(五)研究热点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表3 “教育焦虑”领域文献关键词分布表(≥3)

2.社会网络分析

(1)共现矩阵及可视化知识图谱

通过软件SATI3.2提取频次为2及以上的52个关键词生成52×52共现矩阵，为了更直观地呈现高频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将数据导入软件Ucinet6.0进行数据转换后，利用Nedraw形成高频关键词可视化知识图谱，见图2。

图2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图

如图2所示，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表示与其相联系的关键词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存在共现关系。通过观察可得，“校外培训机构”与“‘双减’政策”联系紧密；
“家庭教育”与“中产阶级”、“‘双减’政策”、亲子关系联系较多；
“教育评价”与“基础教育”“教育功利化”共现。

(2)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重要方式。[11]点度中心度可体现节点在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中间中心度是对节点资源控制能力的体现，本篇文章共测量了52个关键词节点的点度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校外培训机构”“幼小衔接”“中产阶级”和“双减政策”等关键词节点点度中心度较高，说明与其共现、存在联系的节点较多，并且大多点度中心度较多关键词出现频次同样较高，处于研究领域的中心。如表5所示，“‘双减’政策”、“家庭教育”“阶层固化”和“农村家长”等节点中间中心度较高，说明其在其他联系节点中充当中介点的次数较多，该类节点占据了“教育焦虑”研究网络的核心路径。[12]

表4 节点点度中心度(部分)

表5 节点中间中心度(部分)

(六)引文揭示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指在该研究领域内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理论原理。[13]表6体现的是“教育焦虑”领域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包括小到从不同群体的“教育焦虑”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讨论、大到从宏观政策对“教育焦虑”现象进行分析和建议等，这些研究结果构成了“教育焦虑”领域的理论基础。

陈华仔、肖维从家长“教育焦虑症”内涵及其表征、后果、原因分析和缓解途径四个方面对家长的“教育焦虑”现状进行较充分的解读。两位学者认为家长的“教育焦虑”会对其教育行为产生影响；
教育的不公平现状是家长产生“教育焦虑”的原因；
最后从家长自身、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分别给予了建议和缓解途径。

张济州认为“高考工厂”现象反映了社会底层的教育焦虑，高考改革应多汲取利益相关者的建议。

王洪才在《教育失败、教育焦虑与教育治理》中谈到，社会满意度是衡量教育成败的一个根本性指标，关于教育的满意度的失衡引发了人们的焦虑；
实现教育治理最终要达到实现教育公平。

刁生富、李香玲以基础教育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为研究对象，从其表现类型、产生原因及如何应对三个维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家长们对于生活中的风险的想象力与风险的不可控性是其产生的重要因素。转变教育理念，确立合理期望；
加大教育投入，平衡优质教育资源；
降低风险的想象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应对基础教育焦虑的有效方法。

表6 “教育焦虑”研究中的高频引文及作者

学者们对“教育焦虑”的表征、结果、原因和解决途径分别进行了分析、阐述、归纳和总结，为学界科学界定“教育焦虑”提供了材料和思路，对了解“教育焦虑”现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调整教育过度焦虑的问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凭证和现实经验。

(一)结论

文章以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学术期刊为样本来源，利用软件SATI、Ucinet和Netdraw，从文献年代分布与年度发文数量、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研究热点和理论基础六个角度，运用文献计量法，对2007-2022年间我国“教育焦虑”领域的158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进展。研究结果如下：

1.我国“教育焦虑”领域的研究起步于2007年，2007-2016年是学科产生的初期，目前该领域正处在学科的发展阶段。我国“教育焦虑”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国家关于教育的各项法规和举措都对此领域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目前该领域研究发展迅速，研究空间也较大。

2.目前我国“教育焦虑”领域已初步形成核心发文期刊，但研究成果并不集中；
发文机构水平较高，多为综合能力较强的高校，但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现有研究多数从定性角度分析，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量化研究的尝试，领域缺乏长期的研究，深度的挖掘。

需指出的不足之处是，本篇论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尚未对相关的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外文文献等进行分析，因此只可窥见我国“教育焦虑”的部分现状。

(二)展望

1.研究内容更加全面。现有研究详尽地描述和讨论了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与成因，但对于其形成机制或其反作用的影响还未有更加精准的界定和描述，且多指向了解和讨论“教育焦虑”消极的一面，其积极方面鲜有人提；
对积极“教育焦虑”的确定、积极“教育焦虑”和消极“教育焦虑”的划分、以及如何将消极“教育焦虑”转化为积极“教育焦虑”相关方法的研究领域仍为空白，这提示后续研究者对此可有更深层次的挖掘与拓展。

2.研究主体更加多样。教育关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更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
教育涉及学校、政府、企业与机构等多方面的参与单位与人员，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免会受“教育焦虑”的影响。但目前的已有研究大多来自高校，比如师范类院校，这可能会导致社会责任角度等方面研究的缺失，教育不该只有教师、家长和学生参与，调整“教育焦虑”现象应该是全社会参与，期待更多的社会专家对此进行关注和研究，校内校外联手行动，不断发现、研究并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家庭层面到社会层面，从学校到国家，通过努力能够使得教育有着更良性的环境和更适宜的举措，去缓解“教育焦虑”过剩带来的负担。

3.研究方法更加完善。虽然现有研究中已有关于质性和量性两方面的探讨，但质性研究较充分，量性研究所占比重较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教育焦虑”进行了量化研究的尝试，如何用好量性研究的工具属性，做好混合研究的设计，推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产生，还需不断拓宽思路并进行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