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视域下看齐美尔个体自由思想

●张永霞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与马克斯·韦伯、斐迪南·滕尼斯一起奠定了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坚实基础，并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并称为“古典社会学四大导师。”而在他身上所覆盖的头衔是“新康德主义者”“形式社会学家”，从而模糊了他的多维文化思想。他与韦伯等人不同的是，他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则更加关注的是微观和碎片化的现代人的心灵和精神品质，注重的是都市中的个人的主观感受，个体的心性结构。

最早阐述齐美尔的货币文化思想是在他的《货币心理学》，一方面从货币所引起的心理效应来说，在前现代时期，人们依靠狩猎得到自己所需的物资，并大量囤积起来。随着分工的出现，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所需物品，但是人们那时候所形成的“囤积欲”却保留了下来，而金钱也就转换为人们囤积的物品，甚至不太了解金钱含义的几岁孩童也明白，只要存钱，就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来说是金钱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效果来说，1896年发表《现代文化中的金钱》，齐美尔详细阐述了货币经济所产生的两个文化发展方向：要么越来越趋于平均化、量化，从而产生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阶层；
要么则使个体越来越独立和自主。

（一）金钱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一

货币的产生对于社会关系的形成可谓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齐美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产生在相互的关系之中，也就是交换的过程，由此来改变对于价值的看法。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凭借对对方的信任，通过双方交换彼此的东西来满足双方的需求。通过交换所得到的只是单纯的公正，是相对形式的东西，因为交换时每个人拿出来用于交换的东西是对于自己来说相对无用的东西，而得到的是相对需求的东西。但是物的价值依旧依附在实物上，人们的价值观并没有发生转换。在齐美尔看来，只要那满足主体欲望，就可以创造出价值，而人们通过交换所得到的需求的满足不仅仅包括一个人，而是对于主体双方都得到的，那么使得价值的主观性因此超越个体而客观化。而在现代，人们利用货币的可分性和无限的可利用性，获取所需商品，使得役务与相反役务之间可能存在着客观上的等价。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分工的复杂化和社会关系互动的密集与扩大，使得货币的实物功能只有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换的时候作为其载体才会出现。在商品交换的时候，通过货币，把性质不同，形态各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把不可计算的商品价值转换为可计算的量，使得商品的质的区别不复存在，于是社会的存在越来越趋于平均化和量化。从经济领域来说，人们并不需要通过实物的方式就可以进行交换，从而使得货币因其功能也具有了一定的价值。而从文化方面来说，货币为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便的表现形式，货币的功能化越来越明显，货币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

在货币经济的日渐发展中，由于我们自身所需物品的复杂性和分工引起的专业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少地依赖某一个确定的成员，个人的价值也被客观化和价值化，人与金钱物质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在维度和内心的情感。这一切加深了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倾向，货币已不再是经济学概念，在社会的影响已然超出经济的宏观效应，从而引发社会文化主流精神的转变和个体心理气质的影响。人类追求的已然不是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而是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一去不返。就如齐美尔著名话语“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金钱使得现代人的生命感觉枯萎凋零，人越来越感到空虚。

用中世纪对于宗教的追求来说，货币就好比中世纪的宗教，货币由其手段转变成目的，人们只知道对于金钱进行狂热的追求，忘记金钱只是作为实现其终身价值的手段。相对于宗教来说，人们缺乏虔诚的情感。对于金钱的追求，使每个人越来越精于计算，理性逐渐取代了感性，理性力量也由此产生。理性也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手段，需要与目的进行联系，但是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已然超过了手段和方式的设置成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理念了，社会行为和个体的行为准则也就变成了理性主义，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内部结构也逐渐加深。

（二）金钱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二

金钱文化主义、个体自由是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金钱作为中性词，不偏不倚地支撑着两个文化的发展，既然作为中介的货币表现出的是一种客观化，那么文化发展倾向中，必然也会有强调个人主义、个体自由的话语，否则人的内心生活就会导致失衡。货币虽使个人价值被量化，但金钱也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扩展了交往和生存的空间。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不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在狭窄的空间中生活，而不去依赖确定的成员，与其他人的联系仅仅通过金钱就可以进行。或者说在货币经济条件下，不依赖任何一个单独确定的人，这也就很容易产生个人主义。现代自由的发展就是从特定的，一成不变的关系转变成不依赖他人的意志，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形式。而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就是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形成，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越多，圈子也就会越来越大。但是这种自由是依附在货币上，通过相互关系的交换进行，一旦货币经济随着某个确定的“主体”离去，个体自由也就成为了形式，人们最终得到的也只是空虚的感觉而已。

货币经济不断进行发展，除了影响社会的各种内在方面，也使个体自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齐美尔对于个体自由并没有确定的含义，在《货币哲学》中，他认为个体自由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个体自由，它不应该仅仅只关乎一个人，而是与社会中的其他人进行交往联系，彼此相互制约，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就无法谈起其自由的涵义；
其二，个体自由就是不再受他人的领导，尽量客观化，不掺入各种主观的要素。自由，是相对于主体来说，按照通常的意思来说，就是意味着不做某事的自由，无拘无束，但是对于自由来说，它并不是只有负面的涵义，并非只是相对于束缚，自由才会具有意义，那样的自由只是残缺的，是所谓的消极的自由。

（一）自由的三种程度

自由跟所承担的义务并存时，其义务的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换。而不同的义务形式，通常代表了不同的自由度。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义务都因承担的主体的个人行为所完成，但是自由的阶段性会因义务是个人义务还是劳动产品所分级。

如果说是把义务直接扩展到承担义务的人身上的话，这种义务形式就会彻底地束缚负担义务者的自由，在最早的奴隶制下，奴隶主掌握着奴隶的人身，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的劳动无法进行度量，奴隶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说。

一旦劳动可以进行度量的话，就转换到第二种形式，也就是承担义务落实到个人的劳动产品上面。这时候就类似于庄园经济，承担义务的人在交付一定量的产品，他就可以从原来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了，仅仅与拥有权利的人保持着客观的联系就可以了。但是并不说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出现的晚，反而是一旦农民的自由退化，还会回到第一种自由的形式上。

第三种的话就是落实到产品自身上面，也就是可以使用货币进行抵消义务，不用交付特定的产品，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赚钱方式，到交付时间时，义务人能够拿出承诺的货币即可，不必把自己拘泥于特定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作为享受义务的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购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货币的可分性和无限性也允许人们对于需求进行不断地更换，也避免了物品的毁损所带来的不便，让权利双方都从责任中解脱出来。

我们从第二阶段其实就可以看出个人的解放已经和金钱密不可分，虽然还不是单单只跟金钱有关，当其他因素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只有货币租税产生决定性影响时，义务的关系才会彻底去个人化。

（二）个体自由的两个方面

从上面论述我们知道自由是与义务并存，当我们感觉我们已然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我们所感觉到的自由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罢了；
当一种新的义务取代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感到的是刹那间的放松感，我们放下了旧的担子，而新的负担只是还没完全形成罢了。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只要非货币的商品以义务的形式进行交换的时候，就会掺杂主观的要素，那么这样的话，权利双方依旧从个人性中摆脱不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分工的碎片化，每个人身上的特质被同化，被功能化所取代，人在社会中生存，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依赖特定的人，社会交往也浮于表面，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越冷漠。但是个体自由不是离开群体独自生活，而是说这种关系已经很少地掺杂到主观要素了，关系主体的变化已然影响不了关系本身，而是变得越来越客观化。人际关系的客观性让个体自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客观世界与人越是保持距离，人们就会越来越积极地反问自己的内心，也会越来越想要回到自由本身。

从整体来看，他所论述的个体自由其实是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于外部他关注的则是上述论述的不再由某个确定的人的拘束，而是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我；
而对于内在他认为自由就是各种心理力量，并且能够依照各自的法则，之后任意地发展。当感性不再受理性束缚的时候、人的思想也不再受情绪化变化影响的时候，那思维和感性就都是自由的。但是思想和经济兴趣又是处于不可分割的状态，只有当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关乎某个具体对象的时候，思想才会是自由的。

既然货币经济下已经给个人带来了很大的自由，但是为什么人们处于当下的社会仍旧感觉到一种窒息感，而且又会比之前感到更加焦灼不安，更加感觉自己缺少幸福感呢？

在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日常生活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依赖于特定的人群，仅仅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物资，货币满足了社会对于平等价值的诉求，个人特质被代替，人的价值也被物质化，客观化，甚至于生活在以金钱为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忘记自己当初想要的最终目的到底是拥有金钱之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人生，还是不断地追求金钱以满足外界所带来的荣誉感。看似人们不再受奴隶和庄园主的压制，不再有吃穿住行的压力，但是当人获得金钱之后，人真的“自由”之后，他们往往只会感到典型的厌倦不安，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目的。而这种自由的状态是变化无常的，本来人获得金钱之后会感到满足，但是在齐美尔看来，金钱只会带来“自我的萎缩”，在金钱的追求中，自由主义才会产生很多的不稳定、秩序混乱和令人不满。

作为现代性困境中的一员，齐美尔也和现代许多人一样在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对于现代性有自己的见解，为了不让抗拒外在的不自由侵蚀自己内心的完整性，所以对于外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去面对世界成了齐美尔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主要态度。把世界看作具有一定距离的物品，才能避免世界对于个人的压抑。

但是无论向内心的靠近，还是如齐美尔所说的个体法则，都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大多数人处于货币经济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的是货币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与困境之间的矛盾，虽然说齐美尔所属的个体自由有助于保护个人的完整性，但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的内心也会因为缺乏外部的具体内容而感到犹豫不决，不仅如此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会越发迷离，不知道是与事物进行联系，还是与他们疏远。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会感到两者相互拉扯的煎熬。这在齐美尔看来是一种悲观，自由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是幸福，反而可能是自由的代价。

由于货币经济下的日益扩展，作为现代性的独特特征的理性主义也会应运而生，理性主义是与货币经济是分不开的。在现代社会中，理智行事逐渐代替了感情用事的状况，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大致不会想的是事情所带来的内心的满足感，而是考虑这件事所带来的利益。在现代交往中，理性主义最典型的就是个体的精于算计上，现代人似乎把社会看成一个可以计算的数学题，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数字来进行衡量，甚至连情感性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计算。虽然理性主义也带来了客观性和公平性，但是精于计算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成了金钱关系，人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特定的人，在社会交往中，也没有了特定的功能，自己也可以随时被另外一个人所取代，这也是现代人常说的，站在人群里依旧感到的也是一种孤独。我们身处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我们不仅要享受理性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也要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而追寻最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