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教育教学思想探析

孙相如，熊 辉*，何清湖，谢雪姣，陈楚淘，余 炼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2.湖南医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是学界公认的临床大家，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水平[1]。

迄今为止，他从教40 余年，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其人才培养能力得到了学界认可[2]。

因此，研究与继承其教育教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能为中医人才培养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学曾因历史原因而受到冲击，长达一世纪之久的中医存废之争至今仍甚嚣尘上[3]。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但不容忽视的是，因近现代中医院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中医专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专业信念，由此，难以坚定地传承中医理论、实践中医技术，进而造成中医人才临床水平、学术水平堪忧[4]。

“信念”是坚定专业思想的核心要素，熊教授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并善于用深厚的学识激发专业信念。

一是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展现理论自信。

熊教授在讲课中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辨析医理和答疑解惑，从中医四大经典到历代各家学说，他引用起来如数家珍、纤毫不失，解读起来鞭辟入里、丝丝入扣，他大段成诵、信手拈来的理论功底让教学引人入胜，令听者沉浸其中而深受启发[2]。

无疑，熊教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自信。

二是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彰显技术自信。

熊教授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育教学，始终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性。

因此，其对理论的阐发均以临床实例作依据，其治学研究均以临床实际为依托，其教育教学均以临床实践相参证[5]。

他把60 余年临证生涯之中屡起沉疴的真实疑难案例编撰出版为系列临证实录；
在教学中开创“中医临床现场教学”，以现场诊病的模式进行讲学，用一个个鲜活的临床验案诠释中医如何攻克疑难，用实证彰显技术自信。

三是以高超的教学水平呈现文化自信。

熊教授在教学中一贯强调知识性、逻辑性和趣味性相结合[6]，不仅能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的传授知识，且善用比喻、善引案例、善合时事，使其教学趣味横生而效果突出，让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与不易掌握的临床技术均能得到较好传授，用高水平的教学反复呈现出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医文化自信。

总之，熊教授对中医事业有着信仰般的热爱与追求，他以广博的学识、突出的疗效、优秀的教学，激发学习者的中医信念。由此，不论是其带教学生、跟师学徒还是听课学员，均能在熊教授的感染下坚定专业思想[7]。

学习中医强调“悟性”，而所谓“悟性”就体现在思维上，因而学界历来重视研究“中医思维”[8]。

中医思维，既有取象比类、术数推演的古代哲学思维，又有中医临证所强调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之医学思维。

当然，细究其中，治法、方药、研经、治学也各有思维[9]。

而在熊教授看来，古代医家阐发理论虽借鉴自然、哲学、军事等思维，但究其本质，仍要落脚到临床，因此，中医要善于化繁为简的围绕临床来塑造中医思维[1]。

一是理验合参，解析医理。

熊教授教学善于引经据典，通过这种明辨学术、解析医理说明医学实际问题。如熊教授解析《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之论[10]，他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指出湿气通于脾而外受湿邪则伤脾，脾虚失运则生内湿，故认为湿与脾相关；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说明临床发现因湿而致水肿、胀满病症连属于脾，故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之论；
进一步结合临床所见，脾湿肿满的确为常见病，如脾阳虚衰，不能运化水湿导致肿胀而兼食少便溏、面色萎黄、舌淡脉沉缓等症，仲景以理中汤温运脾阳治太阴虚寒腹满；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载“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亦为温运脾阳治胀满之法，后世医家又用胃苓汤之类以除湿利水，治疗水湿浸渍发为肿胀之病，亦是治湿不离脾的贯彻。

综观，熊教授从湿与脾、脾湿致病、温脾治法方药层层递进论述医理，展现了一个理论解析的逻辑思维过程，引导学生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示范了综合分析古代医理的思维方法。

二是举一反三，示范活学活用。熊教授认为古人所传承的理论与方药，固然经典实用，但其行文往往取材于临床有限的观察与运用，不能囊括全部病情，故应将之视为范例，以之为基础而举一反三的创新运用。熊教授在教学中常引一案以示范活学活用，如以五苓散加丹参治疗“忍小便则手掌胀痛”一案，治疗该案，熊教授首先辨析病位，由《灵枢·经脉》“心手少阴之脉……是主心所生病者……掌中热痛” 锁定病位在于心经，而进一步分析小便为肾与膀胱所主，由肾主水联想到水气上泛可凌侮心火致“水气凌心”诸症， 再进一步排除患者阳虚水泛的真武汤证或苓桂术甘汤证之后，以五苓散通心阳、利小便，加丹参强化通脉止痛与引药入心之效，很快使患者获得治愈[11]。

可见，熊教授依据古人理论与方证而举一反三、活学活用，呈现了一个从理论到临床的逻辑思辨过程，以之示范了古为今用的思维方法。

概而言之，熊教授以中医思维为中医教育之本，通过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例的剖析中展示思维辨析过程，实现了思路与方法的传授，启迪学生掌握融贯理、法、方、药的中医思维模式。

熊教授认为不读经典、不用经典，就成不了真中医。

但如何读、读到什么程度，结合熊教授的教学认识则有了更为明晰的路径。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在大学主讲中医经典的熊教授便提出了一系列经典研究与教学的观点[12-14]，如提出读书要逐步达到“读懂、读熟、融会贯通”3 个层次；
学习研究有“辨释文理，明确医理”“审察异同、综合分析”“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参阅注本，融贯领会”4 个步骤；
教学上要做到“把握关键、突出重点”“推敲文理、澄清疑点”“分析原文、突破难点”“联系临床、加深理解”4 个方面。

而对于研读经典与临床实践的关系，他又提出“必须以临床为依据‘理解经文’和‘阐发经义’”，并认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是钻研中医古典著作，学习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由此观之，熊教授对于经典学习的要求主要强调两个要点，一是必须融会贯通，二是必须依据实践。

熊教授诠解“痿证”可视为体现这两个要点的示范[15]。

“治痿独取阳明”是不少人临床治疗痿证的认识，因此误以为治疗痿证即单独治疗阳明，熊教授认为不妥。

他指出：有关痿证，通观《素问·痿论》可见不同因机，既有云“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的肺热致痿，也有“心气热……虚则生脉痿；
肝气热……发为筋痿；
脾气热……发为肉痿；
肾气热……发为骨痿”的五脏病热致痿以及“阳明虚则宗筋纵……故足痿不用”的阳明经气血亏虚致痿，还有《素问·生气通天论》“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的湿热致痿；
综观可知，五痿的发生多因气血津液乏源、筋脉失养，而气血津液生化于胃、布散周身赖肺，故《内经》提出治痿证突出肺与胃；
但实际临床中要辨证分析，有基于“肺热叶焦”而用喻昌之清燥救肺汤、《温病条辨》之沙参麦冬汤及近代医家的布津起痿汤；
有基于“肝气热、肾气热”辨为肝肾阴虚而用《丹溪心法》之虎潜丸或《张氏医通》之加味虎潜丸；
也有基于“湿热致痿”而用《医宗金鉴》之加味二妙散；
还有与“治痿独取阳明”相关的基于“脾气热”而用《医学心悟》之五痿汤来补脾胃、清湿热。

通过考据医理、诸经互参、理验合参，熊教授示范了如何融贯经典而由博返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剖清医理内涵并加以运用。

可见，熊教授对经典理论的诠解，既能从一篇之中审察异同、贯穿理解，又能在一著之中的不同篇章纵横对举、融贯领会，还能进一步结合临床实践，以历代医家治验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而真正实现理论与临床的结合。以经解证、用典诠方，熊教授在教学中，通过临床案例与古籍经文的互参互正，而系统诠释了深邃难懂的中医经典理论，可谓“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总的来看，熊教授所贯彻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他明确指出：中医药事业发展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而中医人才培养质量的重点又在于临床能力[16]。

为进一步提升中医人才的理论水平、临床水平，熊教授于2014 年开创“中医临床现场教学”这一融合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教学新模式，将中医传统临床诊治过程搬上讲台，以讲学形式进行授课[17]。

2014 年至今，该模式已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大学教师及社会一线临床医生开展79 期教学培训。教学中，熊教授现场诊治由听课学员中的临床医生选送久治不愈或病症复杂的疑难病患者10 余例，把医患沟通、四诊合参、辨析医理、辨证选方、药物加减等诊治过程进行了完整呈现。

并通过现代教育的形式、手段与渠道实现了带教人数规模的最大化和教学效果最优化[17]。在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中，为展现中医真本领，熊教授始终坚持几个原则：一是病例典型，选取病例必须源于学员选送的复杂疑难病患，由此能以学员为中心针对性教学而具有教学说服力；
二是案例真实，多数患者“上台即首诊”，禁止弄虚作假的病案演绎，通过即时性体现真实性，强化教学效果；
三是辨析医理，始终贯彻用经典理论与方证来指导临床实践的教学原则，诠解病理与答疑解惑体现理验互参、方证合拍，引导学员真正弄懂、悟透医理与病案；
四是疗效为证，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说服力，对来诊患者坚持随访与复诊，由此让学员有目共睹的看到很多疑难病在诊治过程中逐步康复。

如临床现场教学第15 期之“神经纤维瘤案”患者杨某，经前后4 次诊治而肿块减小、诸症平复；
第25 期之“肺癌案”患者龙某，经前后3 次诊治即将其咳嗽咯血治愈、胸腔积液减少；
第36 期之“小儿五迟案”患者何某，历经6 次诊治而语言复常、四肢有力、动作流利、发长齿生等[18]。

总之，理论与实践结合是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结合的核心要旨，临床现场教学正是这两种教学模式融合的完美呈现，是理论如何指导临床最好的展示。

综合观之，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临床的核心在于疗效，精确地辨证、准确地选方是疗效的保证。熊教授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活态传承”，他通过以效为准、以证为规、以方为法、方证对应、条理规范的教学特色与方式，不仅实现了中医实践本领的传授，亦为我们指明了中医教学与研习之道。

除此之外，熊教授在教育教学中还有很多观点具有启示意义，如他倡导学医不应囿于门派之见，而必须博采众长，才能执全纠偏；
如他指出中医在临床中不能仅凭检验结果而随意处方，但主张借鉴西医诊断作为参考，同时尊重西医治疗手段；
并且他倡导学医虽以历代医家典籍为基础，但同样要注重现代中医教材的学习而与时俱进等，这些认识同样给予我们正确的认识和积极地影响。

总之，熊教授在教育教学中所呈现出坚定的专业思想与信念、启发思维的方法、融贯经典的思路以及突出临证、强调临床的主张与做法，均体现出他教育教学的特色与优势，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