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语境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探析

赵 丹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进程加速，语言被提升到了语言战略的高度。近十年里，有关国家语言战略研究在宏观方面主要集中在国家语言战略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变迁、国家语言教育、国家语言战略视角下的国家安全等；
在微观方面主要集中在国家语言战略具体问题分析和具体实施途径方面，国家的对外语言战略主要是本国语言及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推广及认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国家语言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摆在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挑战，已经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来付诸实施。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作为文化主要传播者的译者文化身份构建、翻译策略选择，能够影响中华文化的高质量翻译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全面展示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此促进文化自觉的发展，使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建立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语言发展以及国家话语。同时，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根据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政治需求等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解决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所带来的问题，不断通过文化传输树立国际民族形象。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翻译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战略在坚持‘译入’人类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的同时，目前正全面开展文化‘译出’规划，将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中国智慧’、中国发展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中国故事’和新时代利于解决全球化竞争中新问题的‘中国方案’及时翻译和传播出去”[1]。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文章近十五年来共计发表了五百多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横向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搭建基于中国语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黄利鸣(2017)的“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侯胜(2019)的“扎实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刘荣(2019)的“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张建英、李言实(2015)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现实意义”等。纵向研究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集中在文化如何走出去的策略分析和具体实施路径探究，以及何种中华文化能够“走出去”的内容分析，如刘洪瑞(2016)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与对策”；
王鸽(2016)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探析”；
王欣(2017)的“以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统战路径探析”等。此外，积极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等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文化产品、翻译作品等的文化外译等领域，如张文莉(2017)的“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以《道德经》英译史为例”；
刘映黎(2017)的“中华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翻译文学的改写与重构——以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为例”等。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研究愈多，就愈加需要译者发挥其主体地位，彰显翻译活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输出中华文化实践中争取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更多话语权。

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和活动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至少涉及两个语言文化系统的交流、交锋与交融”[1]。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译者的翻译行为和活动更要注重文化身份、翻译文本选择及翻译策略选取等问题。近十几年来关于译者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者主体性地位、译者规范以及具体文本翻译的译者策略等，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语境下的文化“走出去”进程中，译者的综合素养、译介模式及主体间性作用的发挥，成为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中，译者模式一直是热衷探讨的问题，胡安江最早提出了两种译者模式。其一是汉学家模式，主张“中国文学走出去应该依赖海外的汉学专家，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选择。因为西方汉学家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以及擅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2]。其二是中西合译模式，“以中国政府、学术机构或高等院校为平台和桥梁，保证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的优势互补与精诚合作；
以富有国家使命感、精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和传播中介，保证英译作品对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从而推进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实质性步伐”[3]。以上观点“趋于孤立和片面，是一种静态的、排他的译者模式观。该模式同时忽略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另外两大译者群体，即中国本土译者和海外华人译者”。并同时提出全新的作为飞散者的海外华人和译者模式，进而对该模式进行理论建构，以“启发更多更新的译者模式探察，促进更为完善的译者模式研究图景建构，并希望能在各个译者模式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动态互补的关系”[4]。但这一模式依然具有片面性，缺乏整体分析。颜源总结“目前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模式主要有四种:中国本土译者模式、西方汉学家模式、西方汉学家及中国本土译者合译模式、海外华人译者模式。[5]”宋庆伟认为“中国文学的外译之途应是以本土译者为主，国外汉学家或翻译家为辅的‘中外结合、以中为主’的模式。[6]”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走出去”语境下译者模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早期主要是海外汉学家模式，如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理雅各、德庇时、翟里斯、马礼逊、韩禄伯等，开启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海外传播，但是“指望西方汉学家去完成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使命，怕是不太现实”[7]。此后出现了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最为有名的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品，成为译者模式中的典范。海外华人译者群体从未中断过，如张爱玲、林语堂、聂华苓、白先勇等都是老一辈外译中华文化并进行传播的佼佼者，以至当代的译者如刘宇昆、童明、欧阳昱、陶乃侃、童明、黄运特等都是海外华人译者的新领军人物。中国本土的文化外译者更是数不胜数，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的主体。应该说无论哪一种译者模式，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语境下，都是一种积极尝试和探索，并贡献了诸多优秀译作。译者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不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作用，在翻译活动过程中重塑了中华文化的民族形象。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翻译文本的选取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必不可少的考虑要素。“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通常会排拒那些与本土特定利益不相符的文本和文学形式。接着，则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过程中”[8]。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语言发展战略，通过译者翻译活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会逐步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作为媒介和联结纽带，“翻译”要解决译者对文化翻译的内容选取，以及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选择，从而实现译者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的建立，因此，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显得极为重要。

纵观对翻译策略的选取，主要之争还在于“归化”和“异化”两种译法，部分学者提倡“归化”译法，“事实上，基于语言转换及传播流通等多重因素的考虑，汉学家译者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翻译群体；
而着眼于‘准确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的归化式译法也应成为翻译界的共识”[2]。但也不乏对“归化”译法的反对之声出现，如“我们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应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9]。此种“不宜归化”的思考更多是考虑当前在国际交流中面对的“文化异质”的存在，以及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任何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始终都要考虑读者群体接受程度及读者的文化立场等问题。因此，“在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有机互动中寻找最佳合作方式，在‘异’与‘译’的辩证关系中寻找语言转换的最佳结合点，这无疑是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3]。

中华文化的外译与传播无须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形成相对立，而更应将二者视为翻译实践中力求文化间平等对话所采用的一种思辨观，进而将二者“杂糅”在一起，因为“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互文性使得大量的异质文化特质的重现，必须寻求和依赖原质文化和语言的语理和语性的合作而翻译实践”[10]。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中，不仅考虑字词句的转换关系，而是“更要在读者的阅读需要方面体现人文关怀”。[11]在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的矛盾显得不那么重要，译者应当更多去关注翻译的语境文化差异性，以及文化交流语境中的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译者使用将“归化”和“异化”进行“杂糅”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译文的“可读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来实现翻译任务和翻译目标的殊途同归。

翻译现象反映的不只是语言转换那样简单的活动，而是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相关，与这一语境限定下译者的文化身份相关。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和翻译观，“译者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活动必定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反映一定的文化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往往是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态度、翻译动机甚至是对翻译内容的选择”[12]。纵观翻译发展历史，译者身份并非一成不变，从最初的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包容。译者的文化底蕴及文化意识在翻译活动中得以彰显，甚至其跨文化能力及语言能力因素也成为影响译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从而进一步构建其自身文化维度的翻译策略及审美风格，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身份内涵及对本民族文化形象的最终定位。因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译者的翻译活动包含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建设，促使其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乃至构建中国国家话语权中掌握主动权。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沟通和互动，其立足点就是基于翻译活动。在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译者的国家身份、民族身份影响和制约他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与翻译策略的运用。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他对所翻译文本的处理方式和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的主观文化态度决定其翻译的策略，某种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其文化身份的必然结果，也是译者主观文化态度在文本层面的体现。因此，译者文化身份以及采用的翻译策略必然是文化国际传播与民族形象建立的重要因素。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多元化的译者模式发挥了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译者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民族立场及政治立场，通过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为具体实施内容，在翻译过程中注重选取有益于建立中华文化地位的“杂糅”式翻译策略，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心，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维护国家国际形象以及树立民族形象，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