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国内顶尖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变化——基于8所高校2019～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调查

冯君莲 李小艳 刘 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需求紧缩、预期转弱、供给冲击导致全世界社会经济下行趋势显著，我国也未能幸免，2020年GDP增长率仅为2.20%[1]。据官方数据统计，疫情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2022年预计达1 076万人，存量和增量均创新高[2]。在双重压力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求职渠道受阻，就业机会减少，求职进程延长，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压力加大。对此，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及措施。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研究疫情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趋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3]，顶尖高校毕业生因更优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在就业市场中更具有竞争优势。那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冲击下，他们的就业现状如何？又有怎样的变化和趋势，本文聚焦C9高校中的8所高校①因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开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年份缺失较多，且数据统一口径与其他8所高校差异较大，故未纳入本文分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本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对他们在2020～2021年疫情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进行分析，并辅以疫情暴发前2017～2019年数据的对比，以期通过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动态，为疫情常态化时期、后疫情时期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提供政策建议。

高校毕业生是庞大的就业群体。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历经“统包统配”到“市场化自主择业”的转变[4]。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就业难”的问题始终存在，我国学者大都基于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及社会资本等理论来研究毕业生就业，认为个体能力资源、家庭背景、学历及专业等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5-9]。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国内学者将高校毕业生按院校类型、学历层次、性别等不同标准细分为不同的群体来进行研究，聚焦于毕业地域流向、单位性质、结构及就业满意度、相关度等层面。有研究发现，“一流大学”博士就学地保留率的地理格局呈现Y型低值区和U型高值区的差异[10]；
C9高校毕业生偏好东部地区就业[11]，本科生深造率较高，倾向于选择一线城市和校属地就业[12]。李健和李亚员以就业薪酬、满意度与相关度三个指标来衡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他们基于对126所“双一流”高校的研究发现，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为信息、制造与教育[13]。有学者指出，不同水平的教育-工作匹配度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存在差异性影响，适度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就业满意度[14]。

自2020年始，受新冠疫情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愈加凸显。一些社会主流的招聘网汇总整理了相关就业质量报告，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公布的《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报告》指出，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在2022年第一季度降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点，为0.71[15]；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中提到，高校毕业生选择升学、灵活就业及自由职业的比率增加[16]。但是，关于新冠疫情影响下高校毕业就业情况的实证研究并不多，笔者在知网中以“疫情”“高校毕业生”和“就业”为主题检索出30余篇CSSCI文献。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疫情影响大学生就业的表现、毕业生就业心理及态度、就业选择调整等方面。就疫情影响大学生就业的表现方面，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关注宏观就业社会经济背景：新冠疫情蔓延全球致使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断崖式下滑，我国内外贸环境更加严峻，外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遭受重创，企业裁员，巨量高校毕业生叠加农村城镇化转移人口加剧就业压力[17]；
新冠疫情致使企业生产经营延迟、用工需求减少，继而缩减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规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减少[18]；
新冠疫情之下的企业现场校招暂停，需面试和实习出行不便，高校毕业生求职渠道受阻[19]。大环境下的经济波动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高等教育系统，大学的存续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20]。毕业生就业心理及态度变化方面，研究者关注毕业生的就业焦虑感与就业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基于新冠疫情暴发前后的“PSCUS”追踪调查发现，疫情致使毕业生对未来经济预期偏悲观，就业压力大，但他们能自主调整心态，提升心理抗逆能力[21]；
国外学者Belle等人指出，新冠疫情加剧的毕业生就业预期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严重的就业焦虑，并论证积极心理资本的缓解效用[22]；
Zilber等人关注疫情下护理专业毕业生的心理状态，经实证研究发现Covid-19的暴发导致护理毕业生在执照考试中表现出较高不确定性、焦虑及低自我效能感[23]。

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调整方面，主要分为深造与就业两种类型。升学层面，备受瞩目的是出境留学，Ka Ho Mok和Catherine Montgomery指出，Covid-19对全球高等教育系统造成冲击，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受到严重不利影响，国际学生人数急剧下降[24]。国内学者也指出，新型疫情期间美国加强对我国留学生的签证进行限制，赴美留学生数量会有所下降[25]。研究证实，新冠疫情期间本科毕业生出境深造的规模、比例显著下降，不得不以国内顶尖高校深造作为替代补偿[26]。就业方面，研究者聚焦毕业生的就业地区、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满意度等的状况。招聘网数据显示，疫情较严重区域，一线、新一线及东部城市招聘需求明显下降，新一线、中西部城市的毕业生求职人数明显增加[27]；
东北师范大学课题组的两轮调研表明，相比于2020年，2021年“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待明显倾向于“体制内”，而对“民营企业”的选择倾向明显下降[28-29]，与此结果相近的研究也证实了毕业生选择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比例提高[30]；
刘保中等的调查得出结论：“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受疫情影响最小，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存在差异性且疫情后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明显下降[31]。

由上可知，目前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多方面展示了新冠疫情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影响，为本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其不足在于，大多数研究采取抽样调查或引用社会招聘网的资源获取当年或疫情前后某年的就业数据，某个静止、横截面的时间点自然无法全面展示疫情的影响，故本研究将时间跨度延长，囊括2017～2021年新冠疫情暴发前后五年的数据。此外，目前对新冠疫情下的顶尖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很少，在高校“金字塔”结构中，上述8所顶尖高校毕业生具有不可撼动的就业竞争优势，透视其在疫情冲击下的就业变化具有见微知著的价值和效果。

（一）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就业率情况

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也是不断扩大。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7～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795万、820万、834万人、874万人和909万人[32-36]，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比2017年增长了14.34%，且2019年之后的增速达2019年之前的近两倍。这些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涌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剧增，就业市场的供求体系发生重大改变，就业压力与难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

本研究调查的8所高校2021年的毕业生总数相较于2019年增长了20.91%，远高于2019年比2017年增加的3.44%（详见表1）。分析数据可知，与2017年相比，2019年8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均低于10%，且清华大学出现毕业生人数负增长的现象。而与2019年相比，202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总数增长6.83%，其他7所高校毕业生人数均增长10%以上，如：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增长了32.70%和30.13%。2017年1月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中要求加大研究生的培养规模[37]。经查阅资料发现，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所高校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层次，本科和博士层次的毕业生增长较为平稳：相较于2019年，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分别增加4.95%和4.81%，而硕士毕业生增长高达59.55%；
复旦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分别增加了17.98%和5.28%，硕士毕业生则增长了33.53%。可见，这两所高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与要求，扩大了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表1 8所高校2017～2021年毕业生人数（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指就业/深造毕业生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8所高校2020～2021年总体就业率平均值为97.80%，低于前三年的平均值98.37%（详见表2），说明新冠疫情冲击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略有降低。但这8所高校的就业率均高于94.00%，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除南京大学外，其他7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均呈下降态势。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各个高校在政策指引下积极引导和助力毕业生就业，故相较于2020年，2021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小幅回升，而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微降。

表2 2017～2021年8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可知，新冠疫情影响下8所顶尖高校毕业生就业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因其固有的优势，所受影响较小，且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各种就业政策的扶持下，多数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状况有所好转，但仍有部分并没有恢复至疫情前的就业率水平。

（二）就业结构

根据8所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主要包括深造、就业和未就业三类。深造包括国内升学和出国（境）留学，就业包含签约就业、劳动合同就业、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等，未就业包括暂不就业、拟继续深造、待就业和去向未定等。

数据显示，就业是8所高校毕业生的首选，且在疫情的影响下毕业生选择就业的比例有所提高。2017～2019年，8所高校选择就业的学生占比均值中最低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46.11%；
最高的是复旦大学，为67.66%。在疫情之后的2020～2021年，8所高校选择就业的学生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且达至新的高度，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的学生占比均值升至50.46%，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选择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均值分别为69.98%和73.97%，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创业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有学者基于567所高校2018年度的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总体的创业率低于1.00%[38]。本研究中从可查阅到的高校相关数据来看，2017～2021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5所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率均不高于1.00%，2021年复旦大学自主创业的学生占比仅为0.07%，2017～2019年清华大学自主创业的学生比例由1.00%逐渐降低为0.80%，而2020和2021年跌至0.50%和0.40%，降幅加大。除毕业生自身及家庭因素外，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是创业率低的重要原因。

升学是高校毕业生的第二去向选择。国内升学方面，根据8所高校的毕业生调查数据可见，与疫情暴发前三年的升学率均值相比，2020～2021年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毕业生的国内升学比例均值略微降低，其他6所高校毕业生的国内升学比例均值均有小幅上涨，可能原因在于硕士研究生扩招政策为毕业生升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出国（境）留学方面，2017～2021五年内，这8所高校出国（境）留学的毕业生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与发展使得人才“留得下”，且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逆全球化”的国家出台限制留学生签证、居留政策，加上家长及学生个人对健康风险的顾虑，留学生比例会有所下降[39]。相比于2019年，2021年8所高校毕业生的出国（境）留学比例大幅下降，如清华大学出境留学比例由15.30%下降至6.90%，复旦大学由12.21%降至6.44%，浙江大学由12.60%降至6.7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10.75%下降至4.67%（详见表3）。也有计划留学的毕业生迫于疫情留在国内，而从表3可知选择国内升学的比例波动幅度较小，这部分“被留下”的毕业生显然流向了就业大军和“未就业”群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就业的压力。

表3 2017-2021年8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分布

受新冠疫情影响，8所高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包括想继续深造未成功复考、待就业、去向未定以及暂不就业等类型）比例也有所上升。2020年，除南京大学之外的7所高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占比相较于2019年均有所上升，浙江大学2020和2021年的未就业毕业生比例高达5.14%和5.75%。在未就业的毕业生中，待就业的占比较高且有上升的趋势，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未就业的毕业生超过半数为待就业且比例逐年上升；
南京大学未就业毕业生中五成以上为待就业。此外，2020～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将“暂不就业”单列出来，这两年暂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分别为0.97%和1.05%。这种顶尖高校中存在的就业困难和“慢就业”现象应当引起社会和高校的高度关注。

（三）就业地域分布①就业地域分布与下文就业单位性质部分数据中，8所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但各个高校2017～2021年各年间的统计口径较为统一，对本研究纵向分析影响较小，故在此不做处理；

人才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40]，高校毕业生群体是国家高端人才储备军，其就业地域流动有助于优化我国人力资源的地域分布，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本研究发现毕业生就业地域的选择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2017～2021年间8所高校毕业生偏好于高校属地就业，且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生的偏好程度在疫情期间更加强烈，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则与之相反。从就业地省份排行榜上来看，各个高校毕业生集聚的区域榜首是高校各自的所在省份，其中2018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就业的毕业生分别达73.86%和73.84%，这与上海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密切相关。从年份上来看，相较于新冠疫情前，疫情暴发后的2020～2021年间，处于中部地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生留皖就业的占比上升至27.30%和29.80%；
处于西部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生留陕就业的比例增幅明显，至2021年高达40.91%；
处于东部地区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留沪就业的毕业生比例逐年下降，由疫情前7成以上降低至66.12%和66.84%；
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疫情期间留校属地就业的比例也有小幅下降；
处于北京的北京大学在疫情初2020年留京就职的毕业生比例上升趋势显著，增长至47.23%（详见表4）。

表4 2017-2021年8所高校毕业生校属地就业占比（%）

第二，新冠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选择东部就业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选择中西部地区的比例增加。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善性，本研究中仅展示5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详见表5）②上海交通大学2021年东部地区数据中包括东北三省地区。数据显示，疫情前各个高校毕业生选择东部地区就业的人数最多，如上海两所高校的比例超过90%，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外，其他高校毕业生选择在中部地区就业的人数最少。疫情暴发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生选择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上升，去东部地区的比例下降，其中西安交通大学2020年在东部就业的学生比例反低于西部。由于社会经济发达，我国东部地区的“虹吸效应”显著，历来吸引人才集聚，而在疫情后有更多的毕业生去往祖国更需要的中西部地区就业，这种变化彰显出国家就业政策与高校引导工作的优越性。

表5 2017-2021年5所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四）就业单位性质

本研究采用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中对就业单位性质的界定方法，将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划分为党政机关、部队、企业单位（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其他企业等）、事业单位（高等教育单位、中初教育单位、科研设计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其他事业单位等）及其他（自主创业、国家基层项目、自由职业等）。

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北京大学2020年和2021年的报告中未提及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故在此未纳入考察范围。由表6数据可知，从总体上而言，7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单位以企业为主，2017～2019这三年在企业单位就职的毕业生比例波动不大。而相较于2019年，2020～2021年毕业生在企业单位就职的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清华大学毕业生去企业单位就职率从69.90%降至53.5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生去企业单位就职率由74.96%降至63.00%。同时，除上海交通大学外，其他6所高校，2020～2021年毕业生就职于党政机关、部队和事业单位的比例相较于疫情前2017～2019年均显著上升。如相较于2019年，2020年复旦大学此项占比增加6.33%，清华大学增加了5.90%。

表6 2017～2021年7所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而上海交通大学与其他6所高校不同，相较于2019年，2020和2021年在企业单位就职的毕业生比例显著增加，2021年高达73.58%。同时，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就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和其他高校相反。经深入调查后发现，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在企业单位类型中，选择国企就业的比例在逐年攀升，2019、2020、2021年的国企就职比例分别为18.82%、19.07%和23.61%，与疫情前2017～2019年逐年下降的趋势正好相反。

综上可知，在疫情的影响下，大部分高校毕业生选择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和部队就职的比例攀升，而选择企业单位就业的比例下降，但其中选择国企单位的毕业生比例则在提高。这说明，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受疫情影响，他们求稳心态明显，疫情背景下整体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所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规避风险”的理性务实择业观念致使大学生就业偏好于“体制内”[41]。2020年3月2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扩大国企和事业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规模来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42]，此项政策为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本研究基于国内8所顶尖高校2017～2021年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对疫情背景下国内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就业率来看，新冠疫情影响下顶尖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但部分高校的就业率水平仍未恢复至疫情前。2020～2021年的毕业生人数暴增，而就业率下降，这意味着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群体规模扩大。同时，数据显示，未就业的学生中存在攀升的“待就业”现象，即计划就业而未成功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在增加。Dale Mortensen与Peter Diamod指出，工作搜寻是个体在供需信息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追寻最优工作自愿的一种自发性理性行为，因而会存在宁可待业也不将就低薪工作的工作搜寻者[43]。顶尖高校“待就业”群体更可能具备最优决策倾向。但是，“暂不就业”的985毕业生群体也应引起高度重视，“时滞”的顶尖高校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蓄水池”，一方面暴露了人力资本的闲置与低效配置，人才不能尽其用的现实，另一方面可能引发社会对高校学习附着的经济价值的质疑，进而催生新的“读书无用论”。

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受全世界新冠疫情影响，变化最明显的是升学层面选择出国（境）留学的毕业生比例大幅降低，而国内升学的毕业生比例波动较小，大部分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去向为就业，更多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就业竞争压力的加大，对于我国社会劳动岗位存量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毕业生就业的途径中签约占主流，而选择自主创业的学生比例较少，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高校毕业生创新与创业的活力更加疲软。

第三，从就业地区选择上来看，除西安交通大学外，其他高校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仍是主流，中部在东部地区的“集聚阴影”下吸纳的高层次毕业生比例最小。此外，在疫情期间，“孔雀东南飞”和“人才空心化”的现象有所减弱，顶尖高校毕业生流向东部的比例有所下降，选择中西部的比例有所上升。同时，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几所高校毕业生在校属地就业的比例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劳动力总在给定价格及自身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商品组合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44]，顶尖高校毕业生会在衡量个体资本与地域收益中做出科学的就业地抉择。这也表明在疫情影响经济下行与就业“内卷化”超标的情形下，中西部城市成为了毕业生的“容纳所”，这种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国家就业地域引导政策的优越性与实效性，也有助于高层次人才在区域间的良性流动，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第四，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吸纳毕业生的主体仍是企业。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顶尖高校毕业生选择企业就职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其中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的比例明显增加。此外，更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稳定的机关等体制内职业。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多元分割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和体制外”职业类型中，掌握更多分配权与社会资源的“体制内”单位更受青睐[45]。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都更偏好于党政机关、国企与事业单位等工作与工资稳定、福利待遇较好的单位，“铁饭碗”的吸引力更强。此结果与政府“扩大国企和事业单位招聘规模”以应对疫情的就业政策导向相匹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稳定增加就业岗位，关注“未就业”毕业生群体。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景气指数CIER降低，同时顶尖高校大多数计划出境留学的毕业生滞留国内转化为就业群体，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国内顶尖高校毕业生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具有相对优势，然而部分高校就业率仍低于疫情前水平。除毕业生个人主观因素外，日益增长的毕业生就业需求与相对饱和的岗位数量之间的矛盾也是导致此情形出现的重要原因。伴随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精尖”人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顶尖高校与重点领域、行业实现精准对接，增加名校毕业生“教育匹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顶尖高校在进行就业指导服务过程中要贯彻全面质量管理持续改进、全员受益的理念[46]，关注“未就业”学生，通过“一对一”就业指导以减少“暂不就业”和“慢就业”等现象的出现，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待就业”群体，分析其想就业而未就业的原因并做针对性指导，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就业市场。

第二，完善并落实扶创政策，提升大学生创业技能，提高顶尖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率。自主创业对于拉动就业具有增倍价值[47]，处于“象牙塔尖”的名校毕业生创业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与引领性。但受疫情影响，选择创业的顶尖高校毕业生比例很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措施。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减税、减租、增补、培训服务等政策加大对创业毕业生的扶持力度，从就业质量报告中也可看出顶尖高校更加重视创业课程开设和各类创新创业竞赛的开展，但都收效甚微，毕业生创业率仍呈现下降趋势。对此，政府应继续坚持和优化扶持顶尖高校毕业生创业的相关政策，并督促落地实施。同时，还应将政策内容融入顶尖高校开设的就业创业课程中，加大宣传力度。而且，校社企三方资源需要整合，可通过讲座、产教融合、见习等形式培训和提升毕业生的创业技能。通过以上的途径和方式，激发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活力，提升自主创业率。

第三，中部地区省份应优化“人才强省”战略的实施，增强高层次人才黏性。人才流动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溢出效应对流入地的经济与技术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8]。数据显示，东部地区是顶尖高校毕业生集聚的“高地”，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处于“边缘”。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达，“虹吸效应”显著吸引人才集聚，而西部地区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吸引人才流入，在此情形下，中部地区最为尴尬，引才政策效用表现最弱。数据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除北上广、江浙等热门省市外，就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是西部的四川省，成都则是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一个城市。可见，中部地区需要实施“千人计划”等系列引才战略以吸引“高精尖缺”的高层次人才，通过多元的引才方案，加大对顶尖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度，为名校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资源和空间，激发人才文化资本在区域内的转化，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总而言之，疫情常态化背景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而言是巨大挑战。唯有政府、社会、高校与毕业生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发挥积极能动性，才能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