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协同机制研究

郭天一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韧性”(Resilient)概念起源于材料物理学，体现的是物体或系统自身具有的抵抗外力影响、维持基本功能的属性和能力。基于“韧性”概念在多学科领域的延展，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灾韧性”强调社会系统面对各类灾害的适应能力，即有效应对、适应各类灾害打击及干扰并迅速恢复的过程和状态。作为全体公民生存发展的核心要素，基本公共服务是覆盖全体公民、满足公民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的公共服务类别，涉及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救治、公共安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多个维度。作为巨大而庞杂的开放系统，我国城市地区在公共资源汇集、服务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统筹失调、信息阻滞、意识不足乃至利益博弈等因素皆会导致城市风险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缺失，而建立健全具备适灾韧性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是有效且合理的措施。当然，疫情灾害等风险冲击的非预期性决定了适灾韧性强化的持续性和渐进性。

国内外学者基于“城市韧性”的各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威金森(Wilkinson)等人认为综合智能化的城市韧度主要取决于对不可预见的破坏性事件恢复能力的判定。(1)Wilkinson S， Khatibi H， Eriwata G， et al.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of smart city resili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Vol.49:No.5,2022.派克(Pyrko)等人指出，城市韧性应基于风险成因、风险概率和风险影响等评估要素进行考量。(2)Pyrko I,Howick S,Eden C.Risk Systemicity and City Resilience. EURAM. 2017.肖文涛和王鹭从防范风险扩散、阻遏风险延递、化解风险叠加等层面探讨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韧性。(3)肖文涛,王鹭：《韧性视角下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问题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 2020年第2期。杨嵘均主张以挖掘城市治理的内部韧性发挥共治优势，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4)杨嵘均：《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载《探索》2022年第1期。容志以选择性冗余、功能性转换、多样性替代、分散化组织和敏捷性响应为出发点构建城市卫生安全韧性。(5)容志：《构建卫生安全韧性: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城市治理创新》，载《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6期。

从成果梳理上看，学者大多是对城市承受和抵御风险冲击的韧性生成逻辑和策略挖掘进行话语阐释，但以基本公共服务为视角的适灾韧性评价与协同机制优化研究相对匮乏，并且主要聚焦于从公共服务协同效应回答疫情防控背景下城市运作的应然性机理。其中，田玉麒认为，公共服务协同机制切实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市场组织利润、提高社会组织地位、增强制度化建设。(6)田玉麒：《公共服务协同机制:基本内涵、社会效用与影响因素》，载《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从疫情防控背景下基本医保与公共卫生政策协同机制的角度，刘欢和胡天天强调政策间的协同成为实现制度目标或对应政策目标下健康福利提升的关键，医疗卫生政策的协同是推动整体健康再生产良性循环的基础和保障。(7)刘欢，胡天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基本医保与公共卫生政策协同机制——基于健康福利视角的分析》， 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聂继凯和张宇就社区治理的结构性调整指出，合作结构类型多样性及其动态演化交互验证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合作结构是不断发展、动态调整的结构。(8)聂继凯，张宇：《整合与下沉:国内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合作研究的未来走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唐跟利、陈立泰以大数据技术应用为视角，指出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将有效解决疫情防控合作互通障碍、跨域联动高成本和资源统筹困难等诸多问题。(9)唐跟利, 陈立泰：《大数据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理论逻辑，实现机制与路径创新》，载《求实》2021年第5期。

作为复杂动态的系统化过程，疫情背景下的城市韧性将通过基本公共服务适应、调整或重组形成的稳定状态和恢复功能为确证，即强调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内部彼此依赖的多元要素之间实施有效联动，以提升灾害应对能力，表现为显著的协同取向。因此，破除服务供给要素界限，形成多元联动协同机制的增韧效应十分必要。从路径、主体、技术和秩序等协同维度强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优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仍值得深入研究。

从疫情背景下城市社区规模及功能的发展动向来看，居民对安全、稳定、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强烈诉求，以及各类生产生活保障的个性化需要，对城市服务供给的适灾韧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传统基本公共服务思维和模式出现供给乏力、处置失灵等困局的情况下，以主体结构调整为驱动，多元协同、机动灵活为原则的供给机制能够有效规避供需错位，将社会生活中分散的、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与不规则的供给相对接，维系疫情时期城市供给效率和公平等韧性状态。由此，以主体要素、制度要素、资源要素和目标要素的逻辑框架建构，将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适灾韧性协同机制提供系统诠释。

(一)主体要素

由于疫情状况和城市样态差异，基本公共服务具体结构无法做到绝对统一，但服务供给主体协同联动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就国外文献翻译来看，“协同”一词表达的对应英文名词主要包括Coordination(协调)、Cooperation(合作)和Collaboration(协作)等，三者共有前缀“Co-”意为“共同”“一起”。其中，学界更倾向于将Collaboration与“协同”相对应，即体现为实现一致目标而共同行动的主体间关系范畴，也包括合作和协调在程度上的延伸，比合作和协调更高层次的集体行动，以及适用于大多数复杂因素下为实现共同利益和目的的决策情景。(10)李政蓉，郭喜：《公共服务协同机制动态化：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3期。由此，“协同”意指通过各方力量合作以达成公共目标，尤其强调以组织与部门等多重关系建构的工作机制。多元主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应灾互动既要考虑基于需求指向性的服务权责的适应性分配，也要致力于对分配过程中社会整体服务效应的提升和改善。寓于城市疫情防控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的适应策略在于如何将各类新兴服务供给主体的“协作”效用进一步放大。尽管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服务供给主体对民众的需求侧重有更好把握，且关键时刻能够实现较快的供给反应速度，但由于各主体自身的资源存量和组织特性限制，服务供给韧性唯有通过主体间协同机制的形成方能显现。

从该意义上讲，城市疫情防控服务供给主体及相应服务组织形式的内生优势应当被充分关注，并通过政府调配力量弥补服务供给缺位。现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与疫情防控需求间的非对称性矛盾，往往能够以各类服务供给主体单元的多样化、差异化服务策略加以弥合。当面临政府疫情防控财政紧张和公众生命卫生健康安全诉求的双重压力时，非政府主体可通过各种服务外包方式成为相关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以有效利用其既有资源并发挥能动作用，这些作用不仅体现在提高疫情防控资源配置效率，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更能够实现与民众间畅通的信息交流互动。当然，主体联动应当与相应责任要求对等，特别是要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效果偏差承担责任，这是有效回应核心目标与公共价值之间潜在冲突的必要问责形式。所以，基本公共服务主体能力培育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和监管，尤其是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韧性状态。

(二)制度要素

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注重制度化协调统筹。面对庞杂的服务对象群体，体制机制能够为各协同单位和主体提供资源整合依据及合法性，以保障主体利益和服务供给能力的可持续，这主要源于政府在协同机制实践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从城市疫情防控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关乎公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障大计，其公平性是首要价值导向，政府对于服务公平性的提供和维系具有无可取代的责任。由于协同机制涉及多方利益的协调和博弈，非政府供给主体分配方式通常会因来自复杂情境下多种道德价值观的制衡压力和干预，招致公众对医疗、生活等资源的服务供给分配方式和结果的质疑。而政府对各方利益群体价值理念的权重判别，能够在灾难面前以公正和透明的分配程序确保供给精准有效，维系公众信任。

此外，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注重基层社会秩序的柔性嵌入。既有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政治要求影响着公共服务范围与标准、服务供给的优先顺序以及供给方式的选择。如果说政府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等制度化规训是对社会公共服务结构的外部塑造，那么各类非政府主体基于需求侧重、价值关切、民俗公约为原则的约定俗成方式便是对社会公共服务样态的内源生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治理，城市疫情防控内在的柔性逻辑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在卫生安全保障、供需矛盾规避、防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制度导向。尽管政府的制度干预是规制和引导各类公共服务主体协同机制的主要途径，但其互动方式相对灵活机动，能够根据公众实际需要对服务供给的管理策略和力度进行动态调试，非政府主体也能根据策略导向形成供给弹性，以应对疫情动态变化的客观需求。

(三)资源要素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服务资源是对公众交往活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切实回应。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结构复杂，供给范围、要素和属性广泛多元，其资源构成至少包括“政策、资金、人员、设备、技术等有形资源”，以及“理解、认同、社会资本、公共精神等无形资源。”(11)马雪松：《结构、资源、主体: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治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资源要素具有明确指向，即以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为指针的法律政策、预案响应、医疗救治、物资调配、检验检疫、社区保障、信息互动和情感关照等具体形式的整合与协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应急响应还是常态化防控，各主体的服务资源供给次序优化有赖于公共服务弹性机制的科学化，其有效性必然应当是以“对各服务主体资源供给的功能侧重”(12)昌硕：《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系调适与功能优化》，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为基础，保证高效、精准的协同化水平。

从上述分析来看，市场组织的功能性优势应当被有效利用。其中，以社会需求性与利润稳定性权衡所形成的人才、设备和技术，是服务供给适灾韧性提升的外部支撑因素，其过程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除市场组织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还需积极引入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协同参与。要破除社会组织自身局限，加强对疫情突发状况的应急能力，就要切实增进社会组织独立性，在面对紧急状况时以主体能动性代替行政依附性，对服务资源供给进行协同调配，以增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

(四)目标要素

服务供给目标在于达成最广泛的公共利益，维护最大公约数为基准的主体权益。随着多元主体协同运作的持续深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韧性已形成由常态向应急、由均等向差异、由模糊向精准、由被动向主动的切实转变。在城市封禁或片区封禁的防控状态下，民众活动场域受限，对社区组织的生活保障依赖性增强，所以，实现防控隔离与民众基本生产生活矛盾的动态协调，是检验特殊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目标达成状况的重要标尺。以高质量服务保障降低封禁和隔离区域人员的流动诉求和频次，减轻防控压力，这既是促使公众有效接受隔离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后续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

居于需求多样性兼顾视角，基本公共服务目标将面临来自效率、公平和正义等价值原则挑战。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内在要求，城市社群整体服务需求与民众个体服务需求间的关系矛盾应得到妥善协调，尤其是对民众社会心理疏导与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形成正向调节机制，避免潜在社会关联问题产生。正因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多元角色协同完成，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照和让渡也是实现理解包容、弥合利益冲突的有效举措。

作为服务供给适应和恢复能力的判断标准，适灾韧性与脆弱性构成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状态的不同向度，并呈现此高彼低的反向变化关系。2022年2月初，随着“奥密克戎”在我国K地区的侵袭，大量在K人员向国内其他地方流散避险，H市承担了巨大人员流动体量，并因隔离场所通风设施和人员高频流动等因素导致病毒在全市范围内扩散。该轮疫情爆发以来，H市公共服务协同机制得以进一步完善，但也在主体协同、物资供应、信息沟通和目标策略调适等环节暴露出脆弱性问题。

(一)主体协同意识不足

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的协同机制既需要考虑服务权责的适应性分配，也要致力于对社会整体服务效能的提升和改善。就H市来看，除政府部门外，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乃至基层群体等服务供给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是社会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处于疫情危机状况的基层动员和参与也遇到超乎寻常的挑战，社区对社会组织及基层群体力量的整合难度较大。(13)田毅鹏：《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载《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1期。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供给的有生力量，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配置紧缺，特别是因中高风险地区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各区域志愿者调动受限，现有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人数有限，致使服务保障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开展。

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意识的欠缺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的韧性乏力。尽管层级式职责划分能够给予各主体参与过程的有效管理并形成统筹效应，但H市在应对疫情爆发之初的管理和保障机制，仅停留在对各服务主体职责的简单延伸，缺乏以灾情出现和变化为适应性导向的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设备配置和服务规范的适时跟进。各主体参与程度和实际成效偏差的成因在于没有实现职责划分与服务导向的有机统一，这不仅会在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权责模糊形成推诿扯皮现象，同时也会阻碍主体协同优势的发挥，削弱社会力量参与的主动性，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缺乏机动应变能力。

(二)物资保障能力较弱

人员配置缺位的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物资供应迟缓。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资源是公众利益协调与维护的重要方面。当前，资源要素供应局限于有限供给力量与庞杂供给需求之间的非对等性。就H市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受社区管控和公共交通制约，区域间流动局限性大，加之供保企业在岗人员和配送运力不足，分拣和送货阻滞压力大，致使社区供给服务在海量物资需求面前捉襟见肘。

资源配置和供给模式的短板也体现了H市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培育和健全的不足。尽管以往行政化动员在对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和调动过程中显现了优良的体制机制优势，但当面对诸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繁重的治理任务时，行政化与社会化的功能作用协调十分关键。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化动员的缺乏，H市专业性的对口服务工作得不到专业领域支持，资源链接无法通过必要的社会调度来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协同效能也就无法获得广度和深度上的提升。

(三)数据信息对接不畅

疫情为城市现代化治理格局构建提出了更高要求，基本公共服务的适灾韧性有赖于对数字技术的充分融合。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统筹性的治理任务，各城市疫情防控迫切需要打破制度性信息壁垒，走出“信息孤岛”，增强风险研判能力，形成对疫情态势的系统把控。为此对确诊人数、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人数、扩散趋势及医疗和生活物资情况等数据信息的掌握，不仅是民众知情诉求和权益的体现，也为基本公共服务活动提供遵循指针。在疫情爆发后，H市也面临来自片区数据信息汇总效率、时效性、公开渠道等方面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需要更高层次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为支撑。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覆盖面限制，个别区域的公共服务神经末梢对需求敏锐性和感知能力较低，无法形成宏观把控、微观操作的服务管理工作格局。特别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资源共享的时效性欠缺，导致城市片区对疫情态势及服务供给目标的综合研判、现场响应及调度联动、快速反应及精准发力等协同机制的制度安排不到位。

(四)目标策略调适滞后

基本公共服务旨在对多样化需求的有效兼顾。由于城市居民对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响应会受个体困境(家庭、工作与情绪)和外部困境(制度、物资与舆论)(14)汪伟全，赖天：《公共危机情境下城市居民响应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上海市民参与新冠疫情防控为例》，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等因素影响，城市居民群体存在显著的目标需求差异，特别是以感染群体和非感染群体间的“群体向度”差异，以及疫情爆发时期与后疫情时期的“阶段向度”目标差异等，“群体向度”针对的是不同群体类别的医疗救援物资供给和预警防控资源供给，而“阶段向度”则偏向于应急和常态化服务策略的区分。

H市的策略调试问题主要集中于从“常态化”向“应急化”的目标策略转换不到位。面对突发疫情状况，虽然该市有效删减了部分需求弹性较大的供给项目，但项目设置、服务范围和供给策略等要素之间的应急衔接和调配机制并未形成，特别是未根据流动人员状况、社区薄弱环节、资源储备存量、工作队伍建设等基础信息参照，主动完善疫情防控应急协同服务体系，导致“鸳鸯锅”式封城和方舱医院建设迟缓等应急凌乱与滞后现象。从相关情况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有效性无法在关键时刻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社区党员、社区居民等主体韧性力量进行及时发挥，缺乏以应急意识为前提的行动策略安排。当然，该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服务供给主体及各要素互为依赖的共生关系，暴露出针对突发状况的适时反应和动态应对能力的短板。

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机制不仅要明晰主体间权责分配，致力于提高主体应变能力和响应能力，同时也要注重主体间基于沟通有效性的协同渠道的功能完善，以及针对不同情境的服务供给策略调适的能力和适灾韧性提升。故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更具精准性、时效性与稳定性的优化机制。

(一)以应灾意识提升组织韧性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度应当以现实发展需要为根本，尤其要随时保持针对突发状况的各服务供给主体的观念共契，形成机动应变的路径转化。公共服务协同机制的有效性是供给主体密切配合、供给环节有序衔接的必然结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常态向应急态的转换路径是主体合作和环节对接的协作机制建构的前提(15)高小平，张强：《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载《行政论坛》2021年第1期。。随着公共服务应灾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共担的变革，政府部门、市场组织和社会团体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和复杂灾情时，工作调配从快从严从细成为协作部署的关键。由于缺乏有效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疫情防控服务工作的主体意识普遍较弱，甚至个别居民不愿主动配合核酸检测等必要防控服务环节，为社区服务管理效能带来不同程度的阻滞影响。

医疗物资保障供应以及民众正常生活秩序的维护应当以最强力量、最优资源为支撑，调动各领域团体调配统筹。寓于应急态势下的服务供给困境主要显现出服务路径存在的综合协调层次不高、效力不足、服务供给碎片化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各服务供给主体面对突发事件时统筹意识薄弱。在政策和路径转换层面，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民众个体的相互协调与活动衔接应该以权威性导向和公共价值导向为基础，即以政府为主导的主体作用发挥、责任意识维系等实施路径，积极推动以权威部门为主导的宣传动员力度，从社会整体层面提升疫情防控关注热度和防控意识。

(二)以公众参与夯实社会韧性

社会基层是城市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第一线，也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前沿。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强调“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16)[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基层服务效能的发挥不单依赖于社会组织和社区管理服务人员，普通民众作为服务供给的弹性力量也应被合理纳入到基层活动全过程。社会责任意识和认同意识的形成来源于公众对社会活动的切实践行，并能够对政府良治、社会良性运行提供帮助(17)李维安：《抗疫情亟需提升应急治理的有效性》，载《经济管理》2020年第3期。。同样，城市疫情防控的数据信息支持也可以通过对社会公众的信息交互能力的合理利用来实现。随着各类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平台的广泛普及，社会公众已形成以“个体—群体—区域”为规模延展的网络信息集群，并将热点侧重和需求建议作为服务精准向度的着力点。

总之，就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对而言，以社会统筹整合为基础的服务供给回应机制应当根植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保障体系中。尽管受限于资源规模和政治属性，社会公众参与无法直接在生产与决策等服务环节中体现绝对的独立性，但其优势在于切实表达公众意志、践行公益精神、整合社会人才技术，能够充分捕捉和关照各类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协同政府和市场力量实现灵活高效的服务韧性。从这一点上看，适度延展社会公众力量投入城市疫情防控工作，应强化专业救治、情感关怀、志愿服务和政策宣传等资源纽带，调动各领域专业优势和社区防治力量，整合群防群控治理存量。由此，有机调动公众力量是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防控治理空间的有效填补，在与各方力量的实时对接进程中，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

(三)以功能延展强化市场韧性

政府功能转变与多元主体功能发挥都是对传统服务供给模式的修正和补充。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相比，市场组织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及社会需求信息处理方面体现了功能优势。出于对社会需求性与利润稳定性的考量和权衡，市场组织更倾向来自公共服务的经济收益，且市场功能的人才、设备和技术支撑，是服务供给产出的重要条件，其过程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而政府对市场组织的功能补充则是以制度化的社会公平和基本权利保障为基点，对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卫生资源进行资源主导配置。

以社区网格化为基础，市场组织可以结合多元化末端配送方案应对供给需要。其一，以餐饮零售行业为主的运输体系、仓储体系和配送体系在疫情防控监督下能保障一部分饮食供应。其二，规模化的批发、零售和超市始终作为线下物资供应和保障的重要载体，依旧发挥主要供应机能。其三，作为对线上消费需求的有效回应，各类电商平台的配送服务为居民的物资配送起着关键性作用，尤其随着农贸市场转型升级，疫情期间销售渠道的变化也显而易见。因此，对原有市场供应机能和流通结构的多元化保障功能的发挥，形成了有效的韧性增补作用，这是疫情防控过程中激发市场组织服务供给潜力的具体表现。当然，疫情防控既要发挥政府的兜底保障作用以及对市场必要的适度干预，又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成本竞争优势，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

(四)以数字化运用拓展技术韧性

在大数据时代，多渠道的数据来源、全方位的数据挖掘以及定性式的信息推送，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更加精准。(18)周芳检：《大数据时代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创新》，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不同于其他重大公共危机和灾害，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很难通过遥感观测技术和卫星影像进行信息捕捉，而更多依赖于网络信息技术支撑采集报送不同时段关键信息，掌握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诉求。因紧急事态下信息源头纷繁、信息采集工作量大、识别信息效率低等形成的数据信息藩篱和迟滞不仅阻碍了防控工作开展，更不利于及时掌控传染人群扩散情况，并由此引发医疗生活物资供给需求信息时效性不足等负向效应。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多方位聚合型信息整合机制，能够突破以往单向、杂乱的信息供给样态，形成以采集、分析和反馈为一体的信息智能化体系，助力各项服务资源精准统计和供给。例如“网络爬虫”(19)“网络爬虫”是一种按照一定规则自动抓取互联网海量信息的程序或脚本。其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搜索引擎、数据采集、广告过滤、大数据分析等。该技术可以针对疫情变化趋势作出数据可视化处理，并全面分析全国疫情数据和趋势占比，以直观展现疫情多维度的信息和走势，为疫情防控提供高效的信息视图。等数据操控模式可以按照区位、点位和种别自动筛选和抓取关联信息并搭建平台，特别是有效捕捉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城市公共服务所涉及的物资种类、具体名称、供需数量、物流对接方式等详细信息。这种区域内外协同整合机制对特殊时期物资的需求分散、流通低效、捐赠重复等问题有极大改善，显著提高城市区域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效率。

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为疫情背景下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韧性提供了广阔拓展空间，对于人口基数巨大、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地区而言，公共服务资源的适灾化布局是有效抵御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实现科学化应急处置的重要方面。以数据信息技术为指引，资源服务供给站点位置的选择可通过对时间、成本和人力支持等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进行科学规划，并通过精准识别、智能定位、实时跟踪和全程监控方式，有效掌握城市各区域和社区民众的资源需求侧重和数量，形成动态供给、按需调配、物尽其用的理想资源配置状态。

(五)以监督问责保障秩序韧性

基本公共服务韧性事关疫情防控下城市社会的有机协调、良性运转和快速恢复，建立健全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服务供给质量监督与问责体系至关重要。随着服务供给权限向市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部分转移，要着力杜绝个别团体乃至个人以追逐私利为动机的权力行使偏斜。在H市疫情防控过程中，以私人利益为驱策的资源处置“乱象”时有发生，由于疫情的蔓延使该市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上涨，导致个别商家借机囤积物资、哄抬物价，谋取不当利益。(20)芦欣怡，王亚东：《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体系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载《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0年第12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如果缺乏针对医疗生活物资生产、销售的有效监督和管控引导，市场供需平衡保障将难以实现，因此，要对各主体服务供给活动实施有效监督和管控，防止多元主体参与下因利益锁定导致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秩序崩坏。

由此看来，确立以指标预设、队伍建构和资源供应为条件的监督体系，需要以监督实时结果为导向的反馈、奖励、问责及容错一体化实施机制保障(21)王立峰，李洪川：《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种非常态国家治理模式——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运作机制及其完善路径》，载《学术交流》2020年第12期。。通过明确的责任机制，各服务供给主体能够认识自身在服务供给链条整体中的承担节点，以监督和问责机制倒逼服务供给责任落实。当然，除疫情防控常态化服务供给监督外，针对突发问题的专项监测与责任追究也十分必要，尤其是政府要根据危急情况下服务供给协同链条碎片化、风险联动控制缺位、预警信息迟滞、应急决策迟缓、应急联动乏力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给予严厉问责，并根据疫情问题扩展态势及损失情况，依据法律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我国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从法律制度建设层面对突发疫情协同治理监督机制的完善和补充，为特殊时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监督与责任追究提供了必要的顶层依据。

居于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深刻背景，持续深化对国家制度韧性潜力的发掘，有助于实现制度理性和制度自觉的有机融合，并能切实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国家制度适应性和协调性的充分反映，基本公共服务韧性是基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趋势下对现实治理要求的有效回应。由于疫情影响下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会因多种不确定性的产生和影响在不同环节上暴露适灾脆弱性和易损性，因此，构建基于协同机制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安全框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协力互补十分必要。在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协同机制的逻辑延展，是结合案例事实对理论脉络及实践路径的必要梳理。这一分析思路将不同时段和层次的服务供给状况置于统一结构性框架内加以系统分析，并针对具体困境进行持续改善和调试。基本公共服务的韧性维持和增补是随着主体能动性、制度完善性、资源侧重性和目标指向性等结构要素及功能进行动态转化。所以，对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适灾韧性优化，需要充分考虑结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与效应，以有效提升服务供给适应性和恢复能力。

客观而论，研究仅基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对核心问题进行粗放把握，对结构要素变化的多样性及其关系的复杂性的系统探究并非完整，只能对时段内典型案例的客观样态进行研判，其理论结果的适用性仍需根据疫情防控不同阶段、各城市和区域以及服务供给领域的综合考察加以检验。目前，尽管全国范围内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疫情的冲击效应仍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依旧要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韧性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生产生活根本利益。当然，基于城市地区的风险特点和治理侧重，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的维系与增补需要与具体情境充分结合，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改良。以该原则为基础，其后相关研究依旧需要多角度视野加以巩固和扩充，例如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团体或民众个人参与服务供给的门类和侧重点、失独老年人或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服务供给精准化策略、资源供应与公众满意度关系考察、供给主体监督问责机制的容错限度等，只有着力根据不同情境、受众群体的供给环节脆弱性进行有效识别和消解，才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持续丰富并深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适灾韧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