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敌人”及其边界——论《红日》对张灵甫的艺术重构经验

张 均

(1.广州新华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23133；
2.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1947年5月17日，在孟良崮附近的一个村庄，已被俘的原国民党整编74师9位将校军官围成半月形跪下，为他们的师长张灵甫送别。“将军百战身名裂”，张灵甫就此走完了他的戎马人生。不过，无论生前身后，张都以其个性与传奇经历而引起了文艺界的特别青睐，前有《德安大捷》(话剧，1939)，后有《南征北战》(电影，1952)和《红日》(长篇小说，1957；
电影，1963；
电视剧，2008)。其中，尤以《红日》影响为著。然而，“对于小说和生活的信任感在不同人那里和不同时代中是不同的”[1]，曾风靡一时的《红日》在近年遭遇某种阅读逆转，如有读者感言：“我第一次见到张灵甫的照片”，“当时有点惊愕。张灵甫，身高一米八六，可说是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小时候看《红日》，‘张军长’的形象实在不咋样。这种反差，即使你有再多的心理准备，也是难以接受的。”[2]如果说“后现代的认同性的中心”“是闲暇，注重的是外表、形象和消费等”[3]，那么死得“轻如鸿毛”的张灵甫却在新世纪以其“男神”级别的容貌及北大经历、抗日功绩赢得了消费主义的胜利，甚至在部分女性读者中出现粉丝效应。但学术研究大可不必俯首于今日中产女性的“颜值正义”。其实，小说《红日》对军事能力、个人品质皆存争议的张灵甫的艺术刻画，已达到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最大可能性。即便以今日眼光看，小说之于原型真实行状的叙事重构也并不失其合理性，电影《红日》《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饰演者舒适和项堃也皆为魁伟、方正之人，并无极端丑化，较之现实中张对人民解放军言必称“匪”要平和、客观得多。那么，《红日》对真实人物张灵甫(1903—1947)的本事重构，涉及怎样的叙述问题呢？其实，社会主义文学怎么界定“我们的敌人”？如何在叙事实践中寻找适宜的路径与方法？又怎样控制叙述边界？皆充满多重纠葛与内在冲突。而《红日》对张灵甫本事行状的改写与艺术虚构，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一窥其中秘密的窗口。

作为国民党军青年将领，张灵甫是在抗日战场上赢得声誉的。他勇于力战，如1937年12月8日率领305团在淳化与优势日寇作战，双方短兵相接时，“(张)左手臂中弹重伤。这是张灵甫第四度负伤。随行人员力劝张灵甫随伤兵后送，渡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咬著牙忍住剧痛说道：‘从前项羽四面楚歌，还不愿渡乌江，我怎能因这个伤渡长江。我要与敌人决一生死，完成誓言！”[4]112这种记述虽有粉丝心态，但类似力战、恶战，确实在张的战斗生涯(不仅抗战)中较为多见。不过，张灵甫却并非只是悍勇无智之辈，其实也还多谋善断。1938年张古山之战，时任153旅旅长的他援用三国邓艾偷渡阴平一事向上峰王耀武献策：“为避免重大伤亡，不宜对各山头直接正面仰攻硬冲。正面应仅取佯攻之态，同时选出精兵编成突击队，绕道后山，无人烟处料敌疏于防备，突击队攀岩附葛摸到山顶进行背后偷袭，成功后，地面部队即转入真正攻势，前后夹击，当收事半功倍之效。”[5]115王耀武依策而行，果然大收奇效。所以，无论论其勇智还是计其战功，张灵甫都是优秀抗日将领。亦因此故，抗战结束时，他从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原74军)师长。

以上记述完全出自民族主义视角。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话语资源，我们的社会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框架，这使得一些事物清晰可见，而另外一些事物却难以看到”[6]，倘若从革命视角观察，情况就迥然不同。套用传统说法，张灵甫可说是“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早在抗战之前，身为中央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第3营营长的张灵甫就参与围剿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初期更率74师，连下两淮、涟水等军事重镇，势如破竹造成华中野战军全军震动，“中共丢失两淮根据地，华中‘京都’沦陷敌手，原来在整个苏中、苏北军事上的主动局面，因此大翻盘，大片的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军事上的失利连带也造成经济上的困境，华中地区的工商业经济来源几乎就被全部切断，兵员补充、后勤补给都发生了严重困难”[5]255。其间，华野部队也因74师猛烈攻击而伤亡惨重，仅6师(后改为6纵)在第二次涟水之战中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6师的作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7]当然，部分研究者可能并不关注那些被74师重炮击杀的解放军战士，但作为6纵宣传部部长的吴强却视那些解放军战士如亲人。而且，不将敌人视为罪犯，也超出了一般的人性要求。故当吴强提笔撰写《红日》时，张灵甫注定了是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如果说“每一个群体都有它可以声称是‘真实的’世界观”，而且这些世界观还“必须被作为故事来被讲述、被书写”[8]，那么社会主义小说对如何讲述敌人的故事必然有章可循。不过，对于怎样讲述张灵甫其人其事，吴强倒有自己不拘一格的考虑：

有人说，写敌人应当写得狠一点，以显得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本领更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敌人本就是又狠又毒，并且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我们只须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也就够了。……多年的战争历史教育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敌人，应当蔑视却又必须重视。我想，在我们的作品里，一旦要他们出现，就要对他们着意地真实地描写，把他们当作活人，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将他们轻轻放过。[9]4

吴强此段自述包括两层意思：(1)“按照真实的面貌”；
(2)“把他们当作活人”。这意味着，在反面人物的诸种讲述类型(如喜剧化、他者化、正剧化与悲剧化等)之中，作家须挑选甚至改造有利于“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类型。

那么，《红日》择取的是何种反面人物叙述呢？对于持“颜值正义”的部分粉丝而言，无疑会倾向认为《红日》所循乃以“妖魔化-野兽化”为特征的他者化叙述。所谓“他者”，系指被叙述对象被“深深地打上了他性”，“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他)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10]他性叙述最易于辨识的外在特征是两层叙事处理：(1)形貌丑化甚至兽化；
(2)道德卑劣化甚至“禽兽化”。对此，论者多有批评：“(反面人物)往往被脸谱化了，多是鼠头獐目，躬背弯腰，抠眼睛、尖下腮、塌鼻梁。女角色还离不开妖里妖气、骚里骚气，手里总是夹着香烟，脖子总是歪着。”[11]然而小说《红日》其实与这两层“他性”处理皆无甚关系。的确，《红日》对张灵甫形貌的描绘偏于粗俗，与张氏实有的英俊潇洒有所差异，如“(他)缓缓地嚼着。饼干不脆了，粘牙，于是，又喝了一口牛奶，漱了漱，把粘在牙上的饼屑冲刷到喉咙里去”[12]421，但究其根本，这也不能说是作者有意粗俗处理。与粉丝以定妆照片为据不同，吴强见过张灵甫本人，那是孟良崮战役结束次日，“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9]1。显然，如此情形出现的张灵甫，很难给观者留下“英俊潇洒”之印象，但《红日》仍称他“身体魁大”，“是个有气概、有作为的人”。[12]417以此而论，《红日》对张的形貌刻画明显留有余地。至于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例常有之的将“政治的敌人”设置为“民间秩序的敌人”[13]的做法，《红日》令人意外地并未采取。小说既未将张灵甫个人虚构成淫邪卑劣之辈，亦未将整编74师官兵写成烧杀抢掠之徒。相反，小说中有些“解放战士”和被俘军官仍对74师充满自豪：“我们班一个刚补进来的解放战士说，‘你们能打败三十六，打不败七十四！’听了他的话，我是个不好生气的人，心里也生了气！我跟他谈过两次话，他还是不服。”[12]263可见，《红日》确实如作者所言“按照真实的面貌去再现他们”，比较尊重张灵甫个人自律和74师军纪严明的事实。

由这两层差异，可知《红日》明确拒绝“他性”处理。实际上，尽管张灵甫作战勇猛，抗日有功，但吴强若真想将之“妖魔化-野兽化”也并非没有根据。从现有材料看，张灵甫其实存在性格缺陷：刻薄。何为“刻薄”？《史记·商君列传》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贞索隐曰：“刻，谓用刑深刻。薄，谓弃仁义，不悃诚也。”[14]张灵甫平生行事，重个我功名，与人相交缺乏换位思考的意愿与能力，有时会流露出自私、薄情甚至残忍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两事之上。(1)轰动一时的“杀妻案”。关于此事，吴鸢(王耀武副官)回忆：“(1935 年)他在前线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消息，就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挈妻儿返回户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妻子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正当其妻弯腰割韭菜时，他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妻击毙(据说这次事件是张灵甫的同事杨团长开玩笑酿成的。这位团长到西安探亲，回到部队后与张灵甫闲话中谈到西安家属情况时，说是看到张灵甫妻与一男性逛马路，张灵甫本性多疑而残忍，于是信以为真致酿成人命)。”[15]当然，关于此事有多种说法，如有人认为是其妻吴海兰“通共”导致：“(张)发现她擅自拿走了军事文件，却交代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共产党利用而怒火中烧”，“因为事涉通共之嫌, 张灵甫怕传出去有口难辩, 便推说是感情纠葛”。[16]此说难以采信，因为事后吴家愤怒难平且上告至宋美龄、蒋介石，如真有“通共”内情岂敢上告？更重要的是，无论盗窃文件还是与人私情，张灵甫都并无证据。即便有证据，都可离婚处理，但悍然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只能表明张极度冷血、薄恩寡义，视他人生命为无物。当然，今日粉丝特别迷恋于他与旷世美女王玉龄的诀别之恋，殊不知这已是他第四任妻子，连同僚都认为他“是个登徒子”[15]。杀妻、抛妻，不断猎取更美貌女性，且置前妻们及她们所育子女于不顾的男人，其内心的自私、不善、刻薄显而易见。(2)特殊“治军方法”。74师军纪严明，与张灵甫的“特殊方法”其实也有关联。据知情人周更声回忆：

张灵甫残暴成性。他在当师长时[按：指张此前任58师师长]，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17]

另有材料记载：“(张)于1946年担任正职主官后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叫‘精神小组’。他说：‘凡排内的精神小组成员，见排长临阵畏缩不前或后退，可当场格杀。同连精神小组成员，见连长临阵后退，也可格杀，以上类推，如见我本人临阵不前，你们也可以打死我’”。“‘精神小组’成员的发展是秘密进行的。任务是监视官兵，防止思想‘赤化’、反战厌战、‘赤色’活动、逃亡现象，进行战场督战等等。有个连长对全连讲话时，说：‘现在连里有精神小组，是团长亲自选定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以后大家注意点！’这使士兵在精神上产生了神秘感和畏惧感。”[18]当然，列举这些材料并非否定张灵甫有知兵、爱兵的一面，而是说他在74师的声望还与恩威并济的驭兵之法有关。这与解放军的思想教育相去甚远，从历史上看则比较接近杀妻求将的吴起而非仁慈宽正的岳飞。喜驭人者少爱，性苛者自私，张灵甫或兼有之，可说兼具性格与道德的缺陷。

对此，吴强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红日》放弃了这些很可利用的“他性”本事资料。小说对张灵甫不足为人道的私生活有意“遗忘”，论其治兵倒有一句：“他把部下的每个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12]417如此处理，显然是在力求“真实地描写”，这与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颇有差异。由此而论，《红日》的敌人讲述与他者化叙述并无多少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他者化叙述中，反面人物是作为正面人物“倒置的自我表象”而存在的，没有自我独立的逻辑，以自身作为“他性”而确认正面人物自我主体的存在，即是“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19]但《红日》明确拒绝了此种“他性”处理。显然，如果小说将“国军”官兵设置为解放军的“倒置的自我表象”的话，那么他们必然毫无信仰，缺乏内在灵魂。但细究《红日》，张灵甫从不如此，他几乎有着与优秀共产党人不相上下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他的脸色从来就严峻得像一片青石一样。他的眼光总是仰视或者平视走路，哪怕是坐在吉普车里，也是挺直宽阔的胸脯”“显出威严的令人畏惧的神态。”[12]421可见，《红日》从一开始就多少有意于呈现反面人物自己内心的情理与逻辑，为此，甚至人为“删除”原型身上本有的负面事实。就此而论，1968年有人批判《红日》为“拼命地往张灵甫这具已经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上贴金”[20]，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其实，将“为贤者讳”的原则移用于敌人之上已属突破，但《红日》还不止于此。就大众文艺而言，讲述反面人物必然是一种树立“他性”的过程。依媒介研究之看法，此种“他性”形象即属“刻板形象”：“刻板形象并不表现一个群体或社区中成员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反而从它们本身简单的性质出发，将重点放在宽泛的相似性和相同特征上”，“刻板形象构建的过程让这些群体里每一个成员都成了‘一模一样的’”，[21]38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高度非真实的形象，是因为“那些群体并不是被自身定义的，而是被那些拥有更高或者主导形式的社会权力者定义的”[21]38。在同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中，敌人往往是被赢得战争胜利的革命者的表述规则所定义，从而丧失自己的声音、差异与多样性而沦为“看不见的敌人”。但雄心勃勃的吴强却有意突破，他将“活人”作为自己的表述定位。这就意味着，在拒绝“妖魔化-野兽化”的通行规则之外，《红日》还要进一步发掘并呈现敌人自身独立的生存逻辑，呈现他在自身环境与经历中所形成的观念与性格。当然，这种清醒、可贵的追求并非吴强所独有，在1950—1970年代，不甘于平庸、有志于艺术创造的文艺工作者往往会萌生此念。以饰演黄世仁、“南霸天”等反派角色而著称的演员陈强就曾感慨地表示：

我觉得要演反面人物，首先把他演成一个人，他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各个反面人物的爱好可以迥异，修养尽可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一心一意的在生活，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而认真地思想，认真地行动，以至于不惜千方百计地进行斗争，他们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天公地道、无可非议的。[22]

《红日》要把敌人塑造成“活人”，与陈强所言可谓惺惺相惜。因此，小说对张灵甫艺术形象的塑造，诚然是放在“敌人”的范畴，但明显回避了施米特所不满意的某种“斗争”方式：“价值消灭非价值、高价值贬低低价值，都是合理的”，甚至“对负面价值的否定便是正面的价值。这在数学上一目了然，因为负乘负等于正”。[23]在小说中，张灵甫的确被消灭了，但并未沦为丝毫不值得顾惜的“非价值”对象。实际上，华野6纵在击毙张灵甫后，在危险、困难的条件下，仍以特殊礼遇厚葬了这位优秀的前抗日将领：“皮定均遵照上级指示，要政治部买一口好棺材，给张灵甫穿上新军装。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解放军的服装。要把他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元钱的大价，十分华贵”。[24]《红日》对于张灵甫的叙述态度，其实接近于6纵的“官方态度”。这种对对手与英雄的双重尊重，使小说中的张灵甫成了1950—1970年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看得见的敌人”。那么，《红日》从哪些方面让张灵甫被读者“看见”了呢？

(一)为人的忠报之道

与当年多数战争小说、电影不同，《红日》给人印象异常深刻之处，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宁死不降的“国军”将领形象。与此同时，小说尽管也称张为“匪徒”，但却如实叙写了两层事实。(1)张相信国民党乃正义之所属。在孟良崮眼看失掉的时刻，被解放军俘虏又放回的张小甫对他说：“我在那边七八个月，开始我恨他们，怕他们，后来我不恨、不怕他们了。事实叫我相信他们是实行王道、人道，主张和平的”，对此张灵甫反应强烈：“我们是王道！他们是霸道!”[12]522此间是非暂不必论，但张的反应及宁死不降表明，他的确有自己忠贞不移的信仰，且以“忠心保国”[12]420与部属共勉。(2)国民党军内部的忠报之心。小说中张灵甫“忠心保国”，而74师其他官兵都对他心怀敬重与感恩，如参谋长魏振钺对张言必称“甫公”，在最后危难时刻，“(他觉得)应当以德报德，于是，他想到他应该尽到最后的忠义之心，保全他的长官张灵甫的生命”[12]519。营长张小甫因崇拜张灵甫而改名。这类忠报思想，明显构成了张灵甫及整编74师的“魂”。一般而言，在“他性”建构中，叙述即使偶尔呈现反面人物的“内心”也往往并非其真实的感受或看法，而更可能是正面人物或隐含作者的欲望投射，“是他们自身的镜像，是他们自己的假设”[25]，但《红日》的确让读者“看见”了“七十四师的灵魂”[12]421，哪怕只是部分地“看见”。1950—1970年代文学描写了众多来源不一的军队，但敢于写有“魂”的“反动军队”，《红日》恐怕还是第一例。

那么，《红日》的这种叙写是否符合本事呢？一般而言，忠报思想在传统社会具有广泛的情境基础，如杨联陞认为“报”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26]。而黄仁宇则以其在“国军”的亲身经历认定，“中国军队的向心力，并不是现代权利义务的责任感，而是传统的社会价值，也包括忠义等观念”[27]。可见，《红日》所叙深具情境的可靠性。考之张灵甫及74师史实，则略见复杂。如张小甫其人其事实属艺术虚构，但这种虚构反映的却又是张灵甫及其部属的真实。实则无论是家国层面还是阶级层面，张都是蒋氏政权的忠实追随者。如果说国民革命亦能代表中国现代救国道路之一的话，那么现实中的张灵甫可谓有信仰之人。张出身黄埔四期，或因理论兴趣，或因利益、情感所系，他在读书时期便明确疏远有“均贫富”之嫌的共产主义而倾向三民主义。他的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同学师哲、刘志丹，以及众多共产党方面的黄埔同学，都不曾对他产生影响。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他少年时代的恩师韩兆鹗还曾对他进行游说，但以失败而告终：

张灵甫不同，他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鲁莽军人，他信奉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三民主义。他说：“余之信仰三民主义，绝非盲从，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也。”争取张灵甫更难的，还在于张灵甫的心性。在心性上，张灵甫是一个活在古代的人，他崇拜的人物是关羽，他喜欢收集关羽的图像、著述，他常常以关羽的忠义仁勇教育下属，也按照关羽的形象，默默地塑造自我。[28]

对这些内情，吴强未必了解，然而《红日》对张灵甫忠义逻辑的再现，的确是张作为“活人”的内在情理的表现，堪称准确、有力。74师官兵更可谓“忠义之士”。实则在我军倾数倍兵力猛攻孟良崮的36小时内，74师竟无一旅一团一营投降，乃为整个解放战争所罕见。所谓“杀身成仁，临难不苟者”(《旧唐书·忠义传序》)大概亦如是矣。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这可说是一支有“武德”的军队：“一支军队，在最残忍最致命的炮火之下仍保持自身凝聚，不可能被想象的惊恐撼动，并且以其全力对抗大有根据的恐惧；
它自豪自己的胜利，却不会失去服从命令的毅力”，“它念念不忘所有这些责任和素质，靠的是单独一项强有力的信念，即其武力荣光：这样一支军队浸透了真正的军事精神”。[29]亦因此故，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华野做了特殊规定：“俘虏不能自由地放，轻伤兵在内，一个不放”，对于某纵队擅自释放1名团长和1名副团长，陈毅批评说：“团级正精强力壮，反动有劲，最嚣张。一日纵敌，累及子孙。你怕一时疲劳、麻烦，更大的疲劳、麻烦还在后面等着你。”[18]可见《红日》所叙74师官兵的忠报之道，确实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

(二)为将的指挥能力

在同期“国军”将领中，张灵甫军事能力比较突出。抗战前期及以前，张灵甫主要担任营团旅等中低级军官，出任58师代师长是在1941年10月。这一时期，他的战役指挥能力尚未充分展现，但在一线战斗中，素质过硬，敢于力战、巧战已经屡见。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张指挥74师屡次重创华野部队，致使不少解放军官兵甚至在与74师作战过程中留下心理阴影：

这是我在四年解放战争中所见到的最猛烈的一次炮击。现在，阵地上再也分辨不出一朵一朵的炮烟、一阵一阵的轰击声了，人们能够觉察出来的，只是一个持续不息的轰雷，一团浓黑色的腾腾翻滚的烟云。大地和天空，都被卷进了一个疯狂的大漩涡、大风暴中，恍惚火山爆发，大地眼看就要沉陷了。……渡口前面，是一片令人心碎的情势：河心里，密密麻麻，蜂蜂拥拥，尽是敌人的橡皮船，船上挤满了暗绿色的钢盔；
有几只划在最前面的小船，已经靠近岸边，敌人从船上跳到水里，扑上岸来。[30]

与对日作战一样，张面对解放军时再次展示了他的强悍以及谋略。他以“声东击西”之术偷渡运河，以乔装袭击之术夺取淮阴。这两种战术一直为解放军所娴熟使用，但张同样驾轻就熟：“(他)命令58旅派出一个突击营，换穿共军军衣”，“南门外有守军一个排，正全副武装席地而坐，在乘隙假寐休息，见到‘友军’前来接防，他们毫无戒备，猝不及防一下子全被缴了械。”[5]253最后，华野尽失两淮、涟水，成为华野战史上难以抹除的伤痛。此外，据学者披露，张还撰写过《山地作战之研究》《遭遇战研究》《伪装要领》等军事论文[4]223。

不过，对于张的这些精彩华章，《红日》也不宜多讲，尤其不宜以具体精彩的文学细节使之形象化。在1950—1970年代，作者吴强“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氛围”并不鼓励作者就反面人物“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回忆”[31]，但小说通过“解放战士”之口仍传达了当时官兵对于74师相对客观的印象：“全师两万多人，戴的一律钢盔，穿的一律力士鞋，眉毛不动，眼皮不眨，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的行列像刀削似的，没有一个人磋前一分，磋后一厘。美国顾问检阅以后，不住地翘着大拇指说中国话，连口称赞：‘好！好！’。”[12]323更多时候，则是通过战况惨烈来侧面反映74师的强悍，如：“战斗在山洞口激烈展开，刺刀和刺刀交刺对杀，发出‘吭吭嚓嚓’的响声”[12]484；
“眼前的战斗情况，艰巨、紧张、激烈而又复杂，呈现着敌我死纠活缠，相互扭打厮杀的白热状态，这样的山地夜战，在打了十五年仗的刘胜的经验中不曾有过”[12]488。如此描写，完全是战斗现场的实录：“每争夺一个山头一个高地，都要经过几次到十几次的冲锋，直到刺刀见红，战争的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32]的确，当年能和解放军这样激烈搏杀、决不投降的敌军部队，亦仅整74师、整11师、第7军等寥寥数支而已。其官兵也常以74师为自豪，许多人被俘后仍不服气，认为“解放军打仗不按规矩，晚上偷偷摸摸地来(我军于黄昏发起战斗)，打得自己昏头转向，而如果在白天拉开阵势，对方肯定输；
我们抗战时打过日本人，多次较量过，把日本军队都打败了，也曾和美军、英军一起作战过，他们的战斗力并不如第74师”，为此，“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领导和俘管处负责人决定开展一场‘战斗力谁是最强者’的大辩论”[18]。可见，74师不但有其“军魂”，且“魂”之所在恰是师长张灵甫。小说对张作为军事长官的气度、谋略多有涉及，如写他的大将之风：“深夜的枪声没有能够侵入张灵甫的梦境，他睡得很酣沉。”[12]415如写他的用兵之法：“战争，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实力！我们跟共产党打了二十年，不明智之处，就是得城得地的观念太重，不注意扑灭敌人的力量。共产党的战法是实力战，我们也要以实力对付实力，以强大的实力扑灭他们弱小的实力。”[12]419较之小说，电影《红日》还增添了张在孟良崮未能成功的声东击西的突围战术。虽然现实中并无此事，但善于计谋确实是张作战的突出特点。

当然，把张灵甫写成客观的“看得见的敌人”，并不等于要去正面肯定反面人物。实际上，《红日》对于张灵甫作为军事将领的定位，主要还是在于“当代马谡”。这是指张和马谡一样，将部队拉到无水的孟良崮上致使水尽、粮绝、兵败。考之史实，这一定位并不完全合于事实。其实张当年将部队拉上山，也难说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孟良崮附近山头制高点正纷纷被解放军抢占，如果坚持要大部队从无法展开的山间隘道强行攻击前进，势必遭遇来自前后或山上居高临下的攻击”，“除了孟良崮，当时也没有其他更适当的防御阵地可供张灵甫选择了。”[5]346当然，这是军史专家争议很大的话题。就吴强而言，他之所叙实是华野6纵将领对张灵甫的评价的忠实记录。

以上对“看得见的敌人”的叙述，可归入正剧化的反面人物叙述类型，它以限制性的道德修辞和比较深入地发掘被表述对象的自我逻辑为特征。在1950—1970年代多数关于反面人物的讲述中，“沉默或某些沉默区域，或沉默功能的某些模式实际上是被要求的”[33]，能如《红日》这样拒绝“沉默”，尝试敞亮敌人内心，呈现其灵魂的小说，数量其实相当有限，值得予以充分、持久的肯定。遗憾的是，在粉丝看来，张灵甫哪里是“敌人”呢，他分明就是一位“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的旷世男子，一位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英雄！粉丝视野虽是当下消费文化的折射，但它的确牵连出一个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外在的制度环境的限制，《红日》是否有可能将张灵甫讲述成一个深具普遍意味的悲剧英雄呢？正如电影《太平轮》(吴宇森导演，2014—2015)企图做到的那样。

仅就理论而论，似乎是可行的。当然，在遥远的古代则无可能，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认为“那些罪恶的卑劣的灵魂不能成为悲剧人物”，“在西方悲剧美学理论中已成定论”。[34]但到近代，这类看法逐渐松动，如别林斯基就曾提出“否定的美质”的概念，并明确指出：“悲剧不仅表现生活的肯定，并且也表现生活的否定，——但必须是悲剧性质的否定。我们指的是那些可怕的脱离常轨的偏离，那是只有强大而深刻的灵魂才能够有的。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是一个坏蛋，但他却是一个拥有强大而深刻灵魂的坏蛋，因此，他不使人憎恶，却使人同情。”[35]D.H.帕克也认为“恶”可能包含悲剧的力量：“在所描绘的毁灭和堕落的图景下面和周围，当初很可爱或者本来会变得很可爱的事物就变为更加感人可爱的映像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一种可能的善的影子在实际的恶下面升起”。[36]可见，即便反面人物，如果具有内在的“否定的美质”，且还能为着自己内心的热情(即便是他人眼中的邪恶)而展开与制度、命运尤其人性自身的现实的“肉搏”，那他们完全可能上升为“悲剧人物”。“文学的非凡之处”在于“它能进入个体生命的经验深处，引发人们对大量未曾关注或未曾表达的生命的理解、认知和批判”。[37]正因此，乱伦的繁漪(《雷雨》)、谋杀无辜者的仇虎(《原野》)，包括扛着“黄金的枷锁”的曹七巧(《金锁记》)都构成了悲剧形象，甚至因其撼动人心的毁灭而引起读者的同情。

那么，在现实的叙事操作上，《红日》可否如读者粉丝所希望的那样将张灵甫写成悲剧人物呢？应该说，也有一定操作性，这缘于两层。(1)就爱国而言，张灵甫身上确实存在“否定的美质”。对日作战，他身先士卒，在74军中被人称为“猛张飞”，且恪守军纪，以身作则。1940年，张因右膝遭日军机枪子弹击中转至香港医院疗伤，但尚未痊愈之时他就因香港报纸刊出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决意归队，“(院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5]130。张也由此落下残疾。(2)就忠于蒋氏政权而言，张氏人生亦有悲剧性质。实际上，对于蒋氏个人及其政权的前途，张并不总像他在战斗中那样自信、骄悍。早在涟水战役击败华野时，他即有忧虑。据说，他曾对整编11师师长胡琏、第7军军长钟纪等感慨说：“共军无论在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共军向东则东，向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将死无葬身之地。”[38]而随着战事深入，他对整个国民党政权更持悲观看法。1947年5月6日，张在抵近孟良崮时曾给蒋介石上书一封：

职师进克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占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5]315

可见，张灵甫对国民党军事系统的弊端实有清晰洞察。据说，蒋介石后来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公开说：“读罢此信，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亦为他特别感动。”[5]315但遗憾的是，仅在写完此函的10天后，张即因“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而丧身异乡。可以说，无论是对蒋政权的忠还是对国家的忠，都可构成张灵甫的“否定的美质”。甚至，他对美貌少女王玉龄的追求，他写给王的令人肠断的绝笔信，都可令粉丝发现另一种美。其信据载如下：“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5]370-371然而，《红日》终究没有以悲剧方式讲述张之故事。其间原因，不仅因此绝笔信可能系伪造而成(1)吴鸢回忆，此绝笔信系74师老长官王耀武指示伪造，“对蒋介石查询整七十四师有无人员逃到济南一节，(王)决定伪造张灵甫的遗书两封，一封是由张灵甫写给王耀武的，表明一死以报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
一封是写给他妻子王玉玲的，要求她好好抚养刚出世的孩子。信是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与张灵甫同乡)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而成，信的内容和词句，是经过再三斟酌决定的。这两封信写好后，派人乘飞机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在战局危急时亲笔写好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的。蒋介石见信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令军务局拟了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要向张灵甫学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精神。”吴鸢.我所知道的张灵甫[J].武汉文史资料,2010(8):22.，对杀妻、弃妻之人不宜再宣扬其“爱”，更因张缺乏更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39]此论可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然而，要论及张氏与“人民”(尤其底层)的关系，着实有些尴尬。虽然今天“旧有体制往往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美化，或者由于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恢复声誉”[40]，但评价历史人物却不可脱离当时语境。从现存材料看，张灵甫虽出身陕西农家，并且在他同学中已出现为底层生存与命运而奔走的刘志丹这样的杰出人物，但张始终未对革命产生任何兴趣。今日研究者当然可以将此冷淡理解为面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清醒，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又何尝不是面对贫穷的冷漠、面对不义的无感呢？切·格瓦拉曾说：“永远对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非正义事情产生强烈的反感”“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41]张灵甫最欠缺的即是此种品质，其根源则是不以“人民”为念，表现于内战中就是奋勇当先，而从不思考成千上万农民子弟在74师重炮轰击下冒死冲锋背后的经济政治之正义因缘。其实，即便在74师内部也有将领怀疑内战：“师运输团上校团长黄政激愤地说:‘抗日时期，不抗日要当亡国奴，所以人人奋勇。可是打内战，这句话就说不出口了。’”[18]但张灵甫看不见也不承认“人民”的力量与正义。终其一生，张与其说是位爱国将领，不如说是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职业军人。当然，他所认定的“帝王家”便是蒋介石政权。无论追剿红军还是抗击日军，他都搏命拼杀。他的人生信仰，虽可名为“忠义”，但似乎也可以具化为荣誉、美女、名宅、名画，而这些，实际上他也都一一实现了。据董其武回忆：“(张)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42]这则材料今日粉丝可能不愿相信，学者霍安治也认为张不可能有这么多钱且瘸腿难以跳舞，故特别请教了其遗孀王玉龄，但王说：“他那有钱。而且他的脚那能跳舞。”[4]230“国军”高级将领怎么弄钱，有《沈醉回忆录》可为参考，此不赘论。在如此人生的背后，是张灵甫对普通民众几无兴趣。其实，张长期在外作战，对中国底层社会所见必多，然而遍观所有史料，从不见他“哀民生之多艰”。相反，很不幸地，他、74师和整个国民党军在当时还成为底层民众痛恨的对象。据王树增《解放战争》一书记载，孟良崮战役期间曾有这样的细节：

中央军捉来个小伙子，先是打，叫他说出民兵活动的地方，小伙子始终不说，他们就从村里找出旧棉花套裹在他身上，点着火又不叫起火苗，用阴火烧着。小伙子惨叫了半个多钟头，就再也叫不出来了，三四个钟头后活活地疼死了……大娘正说着，一支担架队抬着伤员下来了，民工们冲吴相林喊：“前边围了老蒋好几万，你们还在这儿歇着？”[43]

此处“围了老蒋好几万”指的正是被困在孟良崮的74师，而此前在此村折磨青年惨死的是否是74师，王树增书未曾点明。不过，小说也写到马家桥据点的敌人把“周围五里方圆的地带，变成了无人区”，“一个上午就在马家桥附近杀戮了四十三个老弱和妇女、儿童，把他们埋葬在一个大土坑里”，“群众对这个据点的敌人真是恨入了骨髓”。[12]363如此罪恶是否74师所为，小说并未点明，但74师在两淮、山东作战期间民怨颇大，倒是事实。这未必是因他们军纪弛坏，而是究根本而言，74师不但不为民众争取权利，反而成为这生存斗争的破坏者与镇压者。这与解放军有霄壤之别。心怀民众，是朱德、刘伯承等旧军队将领转投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不少“国军”将领起义投诚的原因。但张灵甫与他们不同，他不但积极投身“剿匪”，且对人民求生存的战斗充满敌视。在此意义上，张可谓选择了与民众利益完全对立的非正义道路。这样“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战斗、去死，当然轻如鸿毛。亦因此，陈毅在接见被俘74师将领时，既肯定74师的抗日功绩，也明确指出“贵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之牺牲毫无意义”[5]374。

“毫无意义”意味着要在张身上发掘悲剧性反面人物所必须有的“否定的美质”相当困难。当然，吴宇森在《太平轮》中似乎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战争与爱情、战争与个人的故事”，“试图用个人、人性来反思战争，淡化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强调战争对人的伤害”。[44]但亲身经历了孟良崮之山崩地裂、尸骸相枕的战斗的吴强不是吴宇森，哪怕他再活一次，恐怕也难以“忘却”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把军人都写成“去政治化的职业军人”，进而以“对战争的批判本身取消了战争的性质”。[44]后者其实是以侵略为国策的美国的反战书写模式，中国作家如也这样“反战”，其实是对参加反压迫斗争的解放军战士的感情伤害。而且，在残酷战斗的36个小时里，华野还付出了惨烈代价。在孟良崮漫山遍野间，永远长眠于此的，是2000余名年轻的农家子弟(负伤9300余人)。在此情形下，《红日》虽可如实再现张灵甫的“忠义”之道，但完全排除叙述干预，进而以诗意笔法揄扬张灵甫“强大而深刻的灵魂”则绝非作家之所愿为。相反，为避免出现悲剧性重构的失误，《红日》还特意对张灵甫本事做了“去历史化”处理。如果说“社会中的每一群体都应该有其历史，借之作为建构自己认同的一种手段”[45]，那么《红日》则有意识地削弱了张及“国军”的认同基础。表现在叙述中，就是剔除张与74师的抗日历史(乃至张之求学史等)，使之空缺。借此，就去除了张灵甫个人逻辑更为充分的情理依据，其忠即成“愚忠”，其死即成“毫无意义”的死。对此，粉丝当然可以示以不满，但若按粉丝心愿将张写成一位悲剧性的旷世英雄，恐怕不妥之处会更多，因为那样就必须对张氏杀妻、弃妻等行为强制“遗忘”，对他敌视、镇压人民生存斗争之行为巧加解释。而“人民”，乃社会主义文学的叙事边界。作为小说家，吴强的确可以突破“他性”建构的成规，尽可能如实呈现反面人物自己的行为逻辑，使之被“看见”。然而作为革命者，他在感情上很难将屠杀自己无数战友的人写成可悲悯的英雄，哪怕他貌若潘安，哪怕其帅、其酷、其多金全部符合部分中产女性的心理期待。《马太福音》第5章第43节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种恕道，对于那些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来说，对于那些不愿从苦难前面别过脸去的思想者而言，无疑都存在极大的心理障碍。故这“看得见的敌人”及其所牵连的多重纠葛，需要研究者慎重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