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结形态演进与信息社会的弹性团结：历史、趋势与路径

戴 洁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与转型，均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发展紧密关联。第一次转型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借助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第二次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起源于20 世纪70 年代至今，由遥感技术、计算机与互联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以建立在知识与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基础上的信息化生产方式为主要生产方式[2]。

目前中国正处在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信息科学与技术自身的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二是信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升高。三是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农业、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使国民经济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四是社会生产生活日益信息化，网络在线工作与生活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新景观。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不仅变革着社会生产能力与生产方式，并且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了非线性且意义深远的影响，引致持续的社会变迁。

社会团结是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疾速发展与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团结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一些国家因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分化与撕裂而面临严重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困境。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4]信息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迁，可能引致社会团结形态发生怎样的转变？如何应对社会团结形态的变迁？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在社会团结形态的演变脉络上做深入分析。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交往与组织形态发生着深刻变迁，进而影响社会团结的基础与条件。有学者观察到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分化及其给社会团结带来的挑战[5]；
有学者考察互联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6]；
有学者分析了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原有的组织整合面临的挑战[7]。既有研究关注了信息与网络时代社会分化的不同维度，但尚未从社会变迁的历史经纬探讨社会团结的基础演化，亦未从社会分化与团结形态相关联的视角展开分析。鉴于此，本文探讨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今天，如何面对传统社会团结的式微及构建社会团结新形态的一种路径。

社会团结，是指人类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聚合与联结。在不同历史时期，将社会成员聚合的基础与联结的纽带存在着形式差异，使社会团结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聚合与联结发生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正是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在“为了生活”与“能够生活”的行动之中，社会成员需要在物质与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结成社会关系与社会团结；
换言之，特定的社会团结形态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联结方式。

1.封闭化的生产与生活

在前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方式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形式。农业生产方式是在自然环境中采撷与获取生存与生活所需的资源[2]，主要的产业是农林渔牧业，生产依靠的技术主要是手工技艺。在农业社会中，由于人类尚未掌握大规模制造物品的能力，原始的自然资源对于生存与生活而言颇为重要，尤其是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的土地资源，由土地把相邻的家庭、家族联结在一起，“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9]在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一户户家庭、家族通过繁衍生息在乡间世代生存。土地是静止的、固态的，依附在土地上的人们亦是相对封闭的，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满足生存与生活需求，“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10]。

农业生产依靠自然资源且自给自足的特质，影响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时间安排与交往方式。其一，在农业时代，社会时间与自然节气高度契合：由于农业生产依赖自然的气候周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依循季节与节气的规律而展开；
宗教祭祀和欢庆仪式等时间设置亦与自然节令密切关联，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伴随自然时节的韵律而劳作或休养生息。其二，农业社会是低度流动的社会，乡民们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除非出现威胁生存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社会成员不会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彼此熟悉的乡民形成了社会生活的部落与村落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成员之间展开长期的、频繁的交往，而对于生活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则是相对封闭的。

2.单一化的信息获取

在农业时代，社会成员的信息获取是简单同质而单一的。信息及其质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信息能反映自然与社会事物的内在属性、运动与变化，是有关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特质的有意义的数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获得与存储是缓慢而困难的，尽管文字符号与媒介技术的发明，让信息和知识能够被记载与存储，诸如通过泥板、甲骨、金石、简牍、纸张等载体记录历史事件及思想文献等，但是此种文字记录与储存的载体并不易得，且不便于阅读、收藏与携带。由于获取文字信息与知识的门槛限制，大多数社会成员仅能通过自身所处的有限时空维度，在感受自然与社会世界的过程中采集与存储信息，因而一生中所能收获的信息与知识十分有限。

在农业社会中，信息传递通常在乡民们共同生活的时空中展开。一是信息在不同世代之间的传递具有权威性与有效性。农业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而自然节气与周期的规律常是持久稳定而不易变化的，因而信息和知识能世代流传；
“上一代所试验出来的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的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9]。二是信息在同世代成员间的横向传递具有单一性与重复性。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加之传播信息的交通与通讯设施条件的限制，社会成员常只能在共同生活的部落、村落内部获得与分享信息；
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体内部缺乏丰富多样的信息来源。

3.同质化的刚性团结

封闭化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单一化的信息获取，使前工业时代的社会团结具有刚性的特质。社会团结形态具有刚性，意味着团结是基于天然、自然的因素而形成，而并非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与主观意志的结果。高度依赖土地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让属于同一家庭、家族、村落、部落的社会成员长期生活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天然血缘与地缘联结的共同体。个体社会成员归属于先赋自然的群体与共同体，才能提升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增加持续的社会生活机会。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一个人自出生起就与共同体紧紧相连，与同伴共同分享幸福与悲伤”[11]。离群索居的个体和家庭难于生存与繁衍，因为农业生产中水利和交通等公共设施需要聚集大量社会成员的力量共同承担。同时，在面对自然灾害、暴力侵扰、生老病死等重大事件时，亦需要群体团结相互扶持。

在传统社会中，刚性特质的社会团结呈现出同质化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同质化的生产与生活。在家庭、家族、村落、部落中，人们从事的社会生产与劳动是相对同质的，在生产劳作中所需的知识和技术亦大致相似，互相之间并未有深度的分工，人们在耕种同样的土地、生产相同的作物，以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生存需求。二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同质的依赖。人们由于彼此之间具有天然的、自然的社会关系，拥有共同的血缘、地缘、种族身份，而在共同生活中互相帮助与扶持。三是同质化的意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共同体的成员所能获得的信息与知识颇为相同，因而能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12]。集体意识具有刚性的强约束，“我们与我们的群体完全是共同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而只是社会在我们之中生存和活动”[12]。

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具有了在大规模的地区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能力。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家族、村落、部落等群体和共同体，是人们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元；
但工业革命引致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能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聚合在同一工厂场域中进行分工式工作。与之相适应，社会生产、管理方式、社会生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组织的存在影响到——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是侵蚀了——几乎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组织可能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各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包。”[13]以至于有学者发出感慨：“没有人鼓动，也没有人抵抗，甚至连战旗都没有，一场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在几十年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却毫无察觉。”[14]

1.流动化的生产与生活

机器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迅速增加了社会生产的流动性。工业生产方式使以改造自然为主旨的工业制造业替代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与财富源泉。社会生产不再受限于土地等自然资源及自然的物候周期，而可以依据人类的意愿而展开。人类利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源源不断地生产与制造各种产品与商品。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是围绕特定的生产目的，把分布在各个地区的自然、物质、人力等资源组织起来的。出于获得生产资源及扩展产品销售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而与此伴随的是社会生产流动性急剧增加。

工业社会生产的流动性推动着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需要将劳动力资源从农业的土地上转移至工业的制造工厂中。技术与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在农业社会中高度依赖土地而“安土重迁”的社会成员，渐渐离开由自然、先赋性特质形成的部落和村落，进入城市的生产组织之中，其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性大大提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大大增强了传统农业时代居民的城市性和现代性[15]，在工业社会中建构的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与商品市场，使社会成员能够在不同的组织间流动。逐渐地，社会成员开始生活在由各式各样组织构成的社会中，而且通过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差异及其之间的连接而在组织之间具有了流动性。

2.异质化的信息获取

工业社会生产建立在深度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因而社会结构日益趋于专门化与专业化。社会成员在劳动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不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同，因而获取的信息呈现出差异，原有传统社会的同质化信息已不能适应工业生产的情境。机器化的大生产与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需要劳动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水平与能力，因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大规模地普及。工业生产与生活的新要求，使专业知识和技术被源源不断地创造与生产出来。专业知识是特别的知识，需要专门地学习与训练，“对我们社会的运作来说，专业已变得不可或缺。我们通过特殊培养的专业得以建构社会的主要事务，并使之运作”[16]。

工业社会中知识与信息的不断专业化使社会生活的信息丰富而多元。一是人类的文字信息与知识存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革新，极大地提升了文字信息与知识的存储能力。其具体表现为：每间隔一段时间，人类所存储的信息与知识总量就会翻一番。二是个体生产劳作与生活的场景有了更多样的形态。在工业社会中，人们需要面对与处置的情境更加多元，前辈留下的信息与知识不再足以帮助个体适应新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个体学习与掌握新的信息和知识成为必要。三是信息传递的效率与规模愈来愈大。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们建立起了依靠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邮政系统，遍布世界各地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渠道由此发端，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人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迅速增多。

3.分工化的组织团结

与传统社会的同质团结不同，工业社会是在深度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功能依赖的有机团结形态。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随着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的增加劳动逐渐产生了分化”[12]。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相异，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在高度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
劳动分工的结果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专门组织，它们具有相互各异的结构和功能及各自特定的目的和目标，“组织是意在寻求特定目标且具有高度正式化社会结构的集体”[13]。高度分化与分工的组织，不再是仅凭自身生产的产品而自给自足，而是通过分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生产数量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同时通过畅通、发达的自由市场交易，更好地满足各种社会生活需求。

工业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结是以组织为载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自然形成的血缘、地缘群体和共同体中生产和生活；
共同体成员的认知、思维、意识等大致是相似与趋同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结是人们的本质意志与本能的体现。而在工业社会中，传统生活共同体不断解体，人们开始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工作与生活；
既可以选择加入某种组织、亦可以选择退出，因而是社会成员的“抉择意志”的结果。抉择意志的形式，“应当被把握为思想体系，即由意图、目的与手段组成的体系”，“我们在普遍的意义上将这个体系称作努力追求”[11]。通过“抉择意志”而形成的各式各样组织，诸如法人职业团体、社区组织、社会组织、自致团体等都是人们进行社会团结的有机载体。

在信息社会中，得到信息技术赋权的个体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新单元。与之相比较，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群体和共同体，由于受到土地资源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限制，社会成员需要生活在由自然特质决定的共同体中，以“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一种集体存在”[11]的方式生存与生活。工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组织，伴随工业制造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成员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展开工作与生活的分工与协作。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为个体社会成员增能与赋权，从而极大拓展了个体工作与生活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1.个体化的生产与生活

信息化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在信息社会的生产要素中，知识及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知识经济是创造财富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在前信息时代，生产领域中一直是以体力性的劳动为主而创造价值，体力性的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出人们生存与生活所需的主要物品。但在信息时代，知识与技术在生产体系中占据了首要的价值，成为创造与创新的源泉；
国民经济的增长、劳动就业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理论知识研究与科学技术进步[2]。

在以体力性劳动为主展开生产与生活的社会中，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整合到群体和组织之中才能实现既定目标。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个体不需完全依赖特定的群体与组织、而自主地参与广泛的劳动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一是信息与知识的便捷可及，增强了个体社会成员在生产体系中的能力。信息与知识能帮助提升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即发挥“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的人类主体作用”[17]；
个体通过互联网络等信息媒介学习和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愈来愈强，从而具备了在劳动分工中从事专业性工作的能力。二是信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提升了个体选择社会生活的机会。社会成员有更多机会“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17]，意味着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体突破了前信息时代在信息和知识获取与传播中面临的种种技术性、结构性条件的限制，获得了更多的以个体为单元的工作与生活机会。

2.多元化的信息获取

信息时代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呈现爆炸式的指数增长。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共同体的稳固性与封闭性，信息的数量稀少、且大多是单调与重复的，个体依靠自身生产与生活的经验获得信息，“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9]。在工业社会中，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流动性增加，在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情境中产生的信息变得多样化，并通过印刷技术、广播与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使社会成员接触与获得的异质信息愈来愈多。而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发明了用传感技术、计算机语言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等采集与存储信息的新方法，信息生产变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社会成员无需担忧信息存储载体的有限性而享有持续飞速增长的丰富信息。

信息技术的发展亦疾速地拓展着信息获取的渠道。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主要是通过亲身体验及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口口相传与面对面互动而获得有价值的生产与生活信息。在工业社会中，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出现，使社会成员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多样化。在信息时代，新的媒介即互联网络的诞生与发展，根本性地变革了信息的获取、传播、交流、使用的方式和途径，如麦克卢汉指出：“从社会意义上看，媒介即讯息”，媒介“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了影响”[18]。虽然互联网络问世距今不过53年，中国加入与连通世界互联网络仅28 年的时间①196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第一个阿帕网节点；
1994年，中国与世界互联网全功能连接。，然而，新媒介的诞生，不仅使人们工作、了解新闻事件、阅读、休闲、娱乐、购物等生产与生活中的信息得到了极大扩充，更是改变和重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

3.主体化的自主团结

信息时代，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与自主性大大提升。主体性，是指人具有主体意识与主观能动性，人的独特性在于他是有主体意识的生物有机体。“人并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具有理智的自然存在物，人不像动物那样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界，而是在适应自然界的同时使自然界适应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19]；
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20]。尽管人天赋性地具有主体意识，但在不同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生产、获取、传播的途径多元，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多样，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络等技术能更自由地获得信息、更自主的表达信息，信息技术为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不断地赋能，使个体的主体性迅速增强。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在农业社会中被先赋性群体、工业社会中被制度化组织而有所限制的主体性被极大地激发，个体的自主性得到极大的释放。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在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日益增长的过程中，依然具有强烈的寻求归属于群体、共同体、组织的内在需要。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社会成员依靠血缘与地缘的先赋因素而团结；
在工业社会中，个体社会成员依据相似的居住场域、职业、学历、收入、社会地位而团结；
而在信息社会中，愈来愈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因主观认同而建构社会联结与团结，正在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
……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0]信息时代属于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个体不再主要因外在的身份而团结，而是因内在的认同而团结，这是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团结构成的新要素。

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团结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亦是国家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变迁中保持社会团结与良好秩序是国家的重要使命。面对信息时代社会变迁的挑战，我们需以新的理念、新的战略、新的机制进一步维护好社会团结。在当前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迁的情形下，社会团结的形态正在由刚性团结、组织团结转变成一种新的团结形态——弹性团结，即团结的刚性、固定性、稳定性在持续减弱，而呈现出弹性、高自由度、弱联结性的形态。弹性团结不同于以血缘、地缘等天然和自然因素为纽带的刚性团结，是社会成员自主选择的团结；
弹性团结亦不完全依赖正式的组织形式与结构，而是主体之间相对自由的联结。

1.弹性团结的新媒介：互联网络的空间

互联网络是弹性团结的媒介场域。伴随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我国的互联网络用户呈加速增长趋势。一是互联网络使用用户的规模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6 月，全国互联网络用户达到10.51 亿，比2021 年底增长1919 万；
其中，移动互联网络使用用户达到10.47 亿，比2021 年底增长1785 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74.4%，较2021 年底提升1.4 个百分点。二是互联网络用户使用网络时间延长，同期全国互联网络用户的每周上网时间为29.5 个小时，较2021 年底增加1 个小时。三是互联网络用户上网的内容多样化，涵括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在线办公、网络支付、网络购物、在线旅游预定、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约车、在线医疗等。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在加速网络化，增长最为显著的是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网络新闻和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21]。

互联网络正在成为社会成员工作与生活的核心媒介。在前信息时代，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在实体性的“地方空间”中展开，“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到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邻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22]。在通信与互联网络等技术的支撑下，信息社会创造出一个突破地方空间的限制、使社会成员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交流、传递信息的网络空间，并成为社会成员展开团结的重要空间场域。即使是在信息时代的乡村社会，“现代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有助于汇聚在村村民和在外村民的整体合力，让村民在推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感受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在场性特征，有效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共同体意识”[23]。

2.弹性团结的载体：自发形成的团体

在网络与信息社会中，由社会成员自发组织与联结而形成的社会团体，正在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载体。相对于工业社会，伴随着劳动分工速度的加快，形态各异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形式，“组织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经过协商和有目的的协作”[24]，社会团结围绕组织架构而形成。组织具有颇为固定与稳定的结构，拥有相对正式和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面对工业社会的分工、异质化与分化时，组织是首要的团结社会的力量。但是，伴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生产与生活要素的流动、信息与知识的传播持续加速，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愈来愈频繁地跨越形形色色的由组织确定的边界，而迅捷地、快速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自发的社会群体和团体。

由于社会团结愈来愈通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而形成与发展，因而需高度重视自组织的社会团体及其对于社会团结的功能。一是重视现实“在地”空间中的自组织团体。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全国共有正式登记或备案的社会组织90.2万个，比上年增长0.9%；
其中，社会团体37.1万个①根据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可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合法”的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登记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或备案的社会组织；
其他未正式登记或备案的通常称为“草根组织”。，基本与上年持平[25]。根据学者推算，登记与非登记的社会组织比例大约为1∶10，因而可知，尚有比上述数据规模更庞大的自组织的社会团体存在[26]。二是重视互联网络空间中的自组织团体。在信息社会，由于信息的生产、交流、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迁，社会成员基于自身意愿与选择在互联网络空间展开互动与联结已变得触手可及，互联网络空间中各类“群落”以虚拟团体方式的出现是一种新趋势。

3.弹性团结的引导：主观认同的力量

在信息社会中，社会成员获取、传播、使用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使个体化与个性化的表达具有了实现的机会与可能。进言之，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地释放。“我称为的主体是指作为一个个体，其创造个人历史、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赋予意义的欲望”[27]，主体即是具有主观感受力、意义感与能动性的个体。在前信息时代，社会团结的力量主要源自天然的血缘与地缘的联结、抑或是依靠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
但信息社会中的个体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天然性与客观性，而展开主体性的自我塑造，主观认同正在成为社会团结的重要维度，社会成员愈来愈依凭主观意志而形成社会团结。

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增加，需高度重视人们主观认同力量的增长。一方面，需培育社会成员对于国家与民族团结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社会成员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认同，是信息社会中社会团结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招待会上指出的：“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28]另一方面，需培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与集体意识。当社会成员拥有的主体性与自由度持续增多时，需以新机制、新形式塑造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与集体意识，关注和引导现实与互联网络空间中自组织的社会群体和团体的态度观念、行为倾向等，增进社会团结的广度与深度。

社会团结既具有历史维度，亦具有现实维度。考察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知现在与未来。伴随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团结形式具有显著差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成的是以天然血缘与地缘联结为纽带的刚性团结，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是以分工与功能依赖为特征的组织性团结，而在信息社会则是建立在个性化与多元化基础上的自主性团结。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的三种团结形式并非呈现逐次取代的关系，天然的血缘与地缘团结，以及以组织为纽带的正式组织团结，在当前与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和功能，需从中挖掘其在社会和谐与稳定中的积极效能。

在信息时代，由于社会生产、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的变迁，需要发展新的弹性团结的模式。社会团结的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时间的弹性。血缘关系能伴随人的一生，具有先天性，因而呈现刚性特质；
基于职业关系的组织性团结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而信息社会赋予人们能在现实和网络空间中即时灵活地建构团结，具有时间上的弹性。二是空间的弹性。地缘关系形成的团结颇为稳定，正式组织的团结形式亦是相对固定的，而信息时代的弹性团结则并非局限于地缘及正式的组织架构。三是自主意志的弹性。信息时代的团结更多的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呈现，而非客观、天然因素的决定。

信息时代是自主性彰显、多元化纷呈的时代，但自主与多元在促进个性解放的同时，不应成为社会分化与割裂的来源。在自主与多元的背景下更需促进弹性团结的实现，既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与主观意志，使其在互联网络与现实场域中能自主地展开社会交往、联结与团结；
与此同时，亦需配置相应的资源，在个体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日益增长的趋势之下培育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集体意识与公共理性。通过社会团结机制的综合运用，使个体在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中的权益得到保障、社群交往稳定有序，更好地促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好地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