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散文中的地方叙事与国家认同

霍超群

港澳因其特殊的历史经验而与中国版图内的其他“地方”有所区隔，是学界将其“问题化”的基本前提。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香港问题的显在性和代表性，人们对澳门经验的价值容易轻轻放过。因此，澳门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文化处境，如何定位它与祖国的关系以及如何清理它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遗产显得格外重要。其中，从地方叙事的路径切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地方”从来不仅只有“局部”意义，它还有助于揭示某些具有“全局”意味的文化命题，一套自成体系的地方话语必定是“本土”与“他者”互动的结果。对“本土”澳门来说，“他者”既包括具有原乡意义的祖国中国，又包括曾对澳门实施殖民统治的葡萄牙。本文通过探讨澳门散文中的地方叙事，揭示澳门与内地、葡萄牙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对现行香港文化论述中存在的某种激进本土主义倾向进行批判。

本文选取的分析样本是“澳门文学奖”①“澳门文学奖”是一个统称概念，包括澳门地区的三大文学奖：1993 年以来的“澳门文学奖”、2004 年以来的“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人散文大赛以及2008 年以来的“澳门中篇小说征稿”。2017 年主办方将三大奖项合并为“澳门文学奖”。中的获奖散文，原因有三：其一，“澳门文学奖”是当代澳门地区最重要、最具影响、认可度最高的文化活动，澳门文坛的迭代、澳门作家的培养以及澳门文学典律的构造都依赖这一奖项完成。其二，“澳门文学奖”是一个鼓励作家书写“本土”的奖项，因此它也是展现澳门华人之“情感结构”的文化载体。澳门新文学兴起于20 世纪30 年代，并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开始探寻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澳门性”是其中的主导观念。“澳门文学奖”即是这一观念下的产物。自筹备之日起，“澳门文学奖”已举办了13 届，时间跨度近30 年，涵盖回归前后两个时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得以了解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澳门声音”。其三，与诗歌、小说等“虚构性”文体相比，散文在“自抒胸臆”和“表现自我”等“真实性”的层面上对创作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它也常常被看作为一种纪实性的史学材料，用以展现时代之“剖面”。需要说明的是，将“澳门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作为抽样，看重的是这类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并不意味着本文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分析对象本身。

澳门回归是20 世纪末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中国土地的正式终结。回归以前，葡占澳门扮演着如王明珂所言的“华夏边缘”的角色。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主要聚焦于“中国少数民族”这类“边缘群体”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他用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来形容何为“边缘”：

当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时，最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画出一个圆的边缘线条。在这圆圈之内，无论如何涂鸦，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圆圈的事实。相同的，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45 页。

澳门并非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但由于被强租、窃居、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得它长时间处于“华夏边缘”的位置。作为“边缘”的一员，它往往需要不断“强调族群文化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在回归以前以及回归之初，澳门散文中出现的大量“显性”中国符码，便是澳门作家刻意强调民族身份的表征。

《啊！那海……》②林惠玲：《啊！那海……》，吴志良、李鹏翥主编：《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1993—2013）》，澳门：澳门基金会，2014 年，第50—53 页。中的作者具有归侨身份，她把自己的家看成一个“联合国”：“仅从祖父算起吧，我家就足足五代华侨”，“我的家族，大多是驿马星动，载驰载驱，就像随风飞扬的蓬花，一代复一代，把种子传播到世界各地区”。这些家族成员们尽管身处世界各地，依然浸润在“文化中国”的情境中：

每逢新年来临，我都忙着把一个又一个圣诞包裹投寄：加拿大的叔叔是地地道道的“西湖龙井”，马来西亚的姑姑是沁人心脾的“洞庭碧螺春”和“茉莉”，日本大阪的姐姐则是“四川酱菜”，外加章回小说、话本传奇；
捎给晚辈的，是各种华文图书、普通话声带、少林武打录像带甚么的。对啦！年轻一代都在哪儿呢？侄儿、侄女在美国旧金山，走在祖辈父辈踏足的土地；
三个亲生儿女，长女在慕尼黑，与德国青年共谐连理；
二女在澳大利亚，学有所成，悬壶行医；
小儿子刚出校门，新到美国，少不更事。他们的后代，在侨居国土生土长，但一个个都爱听普通话声带里传出的孙悟空故事，都说长大了要做登上长城的好汉，都希望游遍辽阔富饶的中华大地。

这些中国式的“物件”无疑传达出华侨儿女的“中华情”，但作者所言之意不尽于此，她还试图在抽象的民族认同中加入具体的乡邦意识。正如标题所示，“啊！那海”所抒怀的，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澳门。作者将澳门看作一片海洋，于是，所有与“海”有关的景致，都让作者倍感亲切，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祖国”的借代。

类似地，《避雨半山亭》也经由对本土风物的叙写而达致对“文化中国”的认同。这是一篇在当时看来有些“刻意”追求古典雅趣的散文：“作品中的引文、引言太多，在四千字的文章中，引文引言意有四十三处之多，有些段落还全是引文”，致使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淹没在引文里”。①汤梅笑：《谈散文〈避雨半山亭〉的得与失》，吴志良、李鹏翥主编：《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1993—2013）》，澳门：澳门基金会，2014 年，第49 页。评委之言固然有理，不过，若我们仔细思考这些引文的作用，会对此文有另一番看法。《避雨半山亭》记录了“我”漫步松山时因忽遇大雨而跑到半山亭暂避的所见所思。作者站在“亭子”内部，依次提到松山、半山亭、松风、松子和雪松，这些景物的“出场”都有其对应的古典引文。可见，作者虽“流连”于本土山水，令其“忘返”的却是这些景物背后的中国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其中回避了书写对象的外国色彩。松山又名“东望洋山”，山上除了有作者写到的景物外，还有葡人于1626 年修建的圣母雪地殿、远东最古老的灯塔，以及荷兰俘虏修筑的基亚炮台，因此松山的葡文名称为“基亚山”。但是，这些带有殖民色彩的建筑均没有出现在文本中，可见作者隐含的民族立场。

经由具体的“地方”而想象抽象的“国家”，不仅体现在对“文化中国”的依恋中，历史的与现实的中国，同样是澳门作家叙写的对象。比如《澳门林则徐纪念馆游记》和《遥远巨响——写在林则徐雕像前》两文不约而同地聚焦澳门的林则徐纪念馆，以表达作者对祖国强大的盼望。在这里，“中国”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更是全体澳门中国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与抗争交替的历史，虎门销烟被认为是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林则徐被中国人尊为民族英雄。在这两篇散文中，均可看到这一价值判断被澳门社会所接纳。此外，选择林则徐纪念馆和雕像作为特定的表意符号，还意味着“边缘”未被“中心”遗忘——澳门和中国是同呼吸且共命运的。这种共情的机制与集体记忆的共享有关。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集体思想潮流的再现，是通过和现在一代的群体成员一起参加纪念性的集会、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而完成的”，澳门林则徐纪念馆承担了某种群体纪念的功能，当地人通过参观这一建筑，填补了“集体欢腾”与“日常生活”之间那绵长的“历史连续性”，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43—44 页。使得澳门与中国那共有的历史记忆清晰可辨。林则徐纪念馆和雕像是澳门华人用来思考本土历史为何的“物件”，也是他们表达对中国历史之关怀的“中介”。

澳门视角的中国想象难以绕开的话题是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态度、对中葡关系的思考。《为第三座大桥命名》③毛顺好：《为第三座大桥命名》，《澳门笔汇》2002 年第19 期。中的作者敏锐地发现为大桥“命名”这一行为其实包含着殖民色彩。1974 年，澳门半岛和离岛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它被命名为“嘉乐庇”。显然，这是一个洋人的名字，“洋人依然主宰着这片土地，尽管华人在这地方占有绝大多数”。作者还提到了桥头处的亚马留铜像：“一个强盗的名字。一八四五年，他抢劫了这片土地。”随后，作者对殖民者的权威进行了无情的戏弄：

铜像下行人如鲫，当中虽有不少是来凭吊历史遗迹的游客，但也不乏从后面赌场里铩羽败北，跑出来一舒闷气的赌客，因此，铜像的座礅上经常涂上了喊爹骂娘、愤世嫉俗的字句，不得不劳动当局勤快地洗刷。

殖民统治时期，赌博业、色情业和人口贸易被葡萄牙统治者合法化，使澳门成为罪恶的渊薮。但在作品中，作者利用这些“不文明”赌客的行为，嘲讽了自诩带给当地“文明”和“财富”的统治者。第二座大桥建成于回归过渡时期，它被葡人命名为“友谊”，但作者揭露了当中的名不符实：

可是，华人并不习惯称她为友谊大桥，可能人们对这段“友谊”并没有真正的认同；
华人也不习惯把另一座桥称为嘉乐庇大桥，因为，叫这样一个名字，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自从第二座大桥落成后，人们就称她为新大桥，原来的，就顺理成章地称作旧大桥。

艾勒克·博埃默指出，“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问题；
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①[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6 页。为建筑、街道命名，进行人口调查和建立博物馆等行为就是意图从象征的层面控制当地人民的思想，但从《为第三座大桥命名》中，我们看到了殖民意识形态在澳门的失效。文章的最后，作者畅想回归后第三座大桥的名字。它还未被官方命名，隐喻了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但作者将其取名为“希望”，因为这座大桥承载着“小城居民的期待和渴望”。这篇散文没有高亢空洞的政治口号，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转折时代的澳门人对待殖民、对待回归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对回归祖国的期待，是作者表达中国认同的一体两面。《为第三座大桥命名》写于回归之初，不难发现，在面对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时，其书写重点已有转向“本土”史地的迹象，这似乎印证了澳门社会的转型。

回归以后的澳门社会，尽管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有着高度的自治权，但无疑它已由原来的“华夏边缘”变为“华夏内部”的一份子：“在这圆圈之内，无论如何涂鸦，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圆圈的事实。”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45 页。没有了认同的危机，自然就不需要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此时期的澳门散文，如何表达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呢？

对何为“澳门文化”的探讨，是回归以来澳门散文在描述“地方色彩”时的重点。澳门向来被看作“文化沙漠”，这套说辞之所以流行，既与观点的提出者对“文化”的认识装置有关，也与澳门长期以来疏于文化耕耘有关。作家鲁茂对20 世纪50 年代的澳门社会的描绘，便从侧面证明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澳门没有大学，文化氛围弱，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非常稀少，人才根本留不住。”③宋蕙芸采录：《从成功的教师到著名的作家——邱子维访谈录》，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档案馆，2018 年，第105 页。而澳门地区开始有意识地重视本土文化的教育，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事，但那时澳门的主流叙事是解殖与回归，本土文化教育只作为某种“潜流”滞留民间。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唤醒了澳门人“沉睡”已久的本土意识，很多人在一夜之间发现澳门竟然也有“文化”。正如李展鹏所说：“以往，很少人关心澳门的文化历史，直到有了世遗的加冕，再经几次文化遗产的保卫战，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关心本土文化历史，甚至是相关的文物保护法例。”①李展鹏：《隐形澳门：被忽视的城市与文化》，新北：远足文化，2018 年，第30 页。这股本土思潮形诸文学，便是不少以澳门的建筑、街道、店铺为题材的作品面世。

《圣保禄和小哪咤》和《大三巴牌坊》都选择了葡萄牙建筑圣保禄教堂（澳门坊间称“大三巴”）作为书写对象，不难想见，这一建筑在澳门人心中的分量：《圣保禄和小哪咤》的作者发现葡国教堂和中国庙宇近在咫尺，由此省思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大三巴牌坊》的作者既写了大三巴牌坊的修建史，也写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史，肯定了澳门在其中的贡献，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意识。不过，作者并没有因此就表现出多少对葡国宗教文化的认同，他们关注的是澳门文化“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何种精神。两篇散文都对澳门文化多元共存这一现象大加赞赏，并将之称为澳门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眼中，中葡两套文化系统能够在澳门“河水不犯井水”五百年，应归功于澳门社会的包容与忍耐，而这种“包容性”与中国儒家传统那种强调“共同体多元化”②详见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101 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离娄上》说“人各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便可引申阐释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传统中国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并不把自己的信仰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而常采取调和或者折中的态度：“在中国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合一自明朝（1368—1644 年）早期就已经培育了统一的宗教传统。三教合一的根据是世上只有一种真理，而在人类历史上演变成多种表现形式，这三种思想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教授同一真理或相同的训诲。三教合一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而这种独特的包容性在不同信仰体系间产生了宗教容忍和妥协。”③郑妙冰：《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20 页。显然，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传统为澳门社会所继承，也成为了澳门作家阐述“澳门文化特色”时的“固定叙述”。可见，尽管讨论的话题是“澳门的”文化，他们实际上想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澳门的体现。这是澳门散文在回归之后表达民族认同的一种常见模式。

此外，也有不少作品从细节关注澳门的街道、店铺和民间习俗等。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透过书写对象抒发作者对澳门旧时生活方式、观念、习惯的认同。如《闲话爱恨义字街》写澳门的“义字街”，作者直言爱它“充满人世间的热闹和温馨”④陈逸梅：《闲话爱恨义字街》，吴志良、李鹏翥主编：《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1993—2013）》，澳门：澳门基金会，2014 年，第123 页。；
《巷陌的模糊》没有实写具体的街道，但将“巷陌”看作澳门人的基本活动单位，它的变迁隐喻了时代与人的变化；
《澳门的锣鼓声》则以“锣鼓声”串联起澳门的节庆文化，赞扬澳门民间社会那种守望相助的精神；
还有《档口》《荔枝碗之恋》《文新商店，老店的澳门人情》等从不同角度勾画出澳门传统社会的风情。文字是承载记忆的容器，对旧物、旧地的书写，是怀旧的表现。可是，澳门作者为何会对那些即将消失的物事情有独钟呢？以“旧”著称的建筑、街道和店铺，其意义体现在何处？

作者在写老建筑、老街和老店时，对这些空间所承载的“人情味”特别在意。所谓“人情味”即是坊众之间因熟悉而生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比如《闲话爱恨义字街》的人情味体现在街坊邻里的“情”与“义”：在那个出门要查证的年代，街坊向警察力证“我”不是偷渡客；
下雨天有街坊给“我”送雨伞；
买了二十斤米也会有人帮忙拿回家……诸如此类的小事构成了老街记忆的全部。实际上，这种精神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才有可能保存和维系。澳门地小，人际亲密，俨然一个微型的乡土社会。在费孝通的研究框架中，乡土社会可能隐藏着中国最基本的伦理、情感和精神：“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年，第62—63 页。澳门曾经就是这样一个以亲密关系著称的“乡土社会”，这种文化属性影响了澳门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大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小到一条街道、一爿老店，都能成为澳门人怀旧的对象，而他们所聚焦的那些在本土快要“消失”的东西，恰恰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日渐失落的伦理精神。

表面上看，澳门的散文是越写越“小”了。回归以前，作家为了强调群体文化特征，特别关注显性的中国符码，因此作品的主题和风格较为宏大、沉郁。回归以后，澳门文化身份明确，取而代之的是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探讨。那么，可以说澳门散文的主题经历了从书写国家到书写地方的转变吗？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地作线性的归纳。澳门散文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时，是藉由本地化的中国符码来完成的，而探讨地方性知识的终极关怀，在于追寻文化中国在澳门留下的遗迹。因此，正如中国版图中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能割裂看待，本土性与中国性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表达对本土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产生了国家认同的危机。同样，心怀天下也不意味着对本土的遗忘。当澳门文学在表述自己时，它也在表述自己与母体的关系，彰显自己的中国认同。②程美宝在论述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文部分观点受其启发，详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

表述中国认同的话语不仅只有一种模式，而中国认同之所以是“多样化”的关键恰恰在于地方文化的魅力。在澳门，这种对“国家”和“地方”双重认同的文化传统，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广泛的“有意识的认同”。上文已分析了这两套并存的话语如何共同作用于以散文为代表的澳门文学当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书写者的这一文化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呢？

澳门原是香山县下的一个小渔村。1557 年，澳门开埠，葡人获准在澳居住。彼时葡人社群在中国的准许下拥有部分自治权，于是便出现了数百年华洋共处分治的局面。中国对澳门拥有绝对主权，葡人以每年500 两白银的数额租住澳门。由于澳门的发展基本上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华人与葡人虽时有摩擦，但总体上能够忍让谅解、和平共处。③吴志良：《明代澳门政治社会》，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一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年，第116 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英鸦片战争，英国以强权占领香港后才打破。1846 年亚马留抵达澳门，开始对澳门实施殖民统治。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澳门逐渐为葡萄牙侵占，于1887 年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则葡国在澳门类推办理”。④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6 页。

人们在讨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一般喜欢拿英国作为“样本”。实际上，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就凭借其先进的航海技术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帝国，在它之后，还有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国家，它们也都有各自的殖民地以及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殖民政策，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殖民模式”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本文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比较各殖民帝国在各个时代不同的殖民思想。而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统治，从16 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也经历了很大的演变。但大体确定的是，葡萄牙在16 世纪建立的海上帝国，是“航海型”/“线型”而非“领土占领型”的，所谓“航海型”/“线型”，指葡萄牙只占领了海岸线上的要塞或是由要塞包围的小块地区，用以维系本国的贸易垄断。这些城市/据点零星分布于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①对葡萄牙殖民模式的分析，参见：[美]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第二版），巫怀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顾卫民：《葡萄牙海洋帝国史：1415—182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年。葡萄牙人最初登陆澳门，是把澳门作为其中一个贸易中转站来使用的。不能说葡萄牙完全没有占领海外殖民地的野心，通商的背后也有武力与征服，但在当时，葡萄牙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只要葡萄牙人欲深入中国内陆，就会遭到地方政府的抵抗，所以，葡萄牙的殖民力量影响所及十分有限。而当以军事、科技力量作为后备支援的“领土占领型”殖民思想逐渐形成气候（典型代表如大英帝国）时，葡萄牙早已丧失它的海上霸权。因此，即便同样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创伤，澳门的情形和葡属印度、葡属巴西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并不能完全等同。

葡萄牙的海外扩张配合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即传播基督教义，然而在澳门，西方宗教思想却很难独霸一方。当葡萄牙人企图通过修建教堂“教化”中国人时，中国的统治者同样在澳门修建了许多道教、佛教建筑，以保持不同宗教势力的平衡，②这一观点主要参考了郑妙冰：《澳门：殖民沧桑中的文化双面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80—124 页。这有效地阻止了殖民意识形态的入侵。葡萄牙管治澳门期间，鲜少从事文化建设，殖民精英教育无从谈起。1762 年，亚洲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被迫关闭；
直到1981 年，澳门才拥有了第一所私立大学，而那时澳门回归中国已提上日程。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里，教会和学校是传播意识形态的重镇，但由于种种原因，澳门成为了“漏网之鱼”。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方面是语言。葡语是殖民时期的官方语言，但能熟练掌握这门语言的澳门华人少之又少，根据澳门地区2001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约43 万居住人口中，以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只占总人口的0.7%，③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四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年，第1224 页。如果我们对比邻埠香港的英语使用情况，便会发现葡语在澳门的“失落”。语言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身份认同之所以在后殖民时代成为一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源自受殖民统治的精英分子的双语教育经验，他们通过习得外语，间接地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所携带的语汇、思想和行动模式，尽管他们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统治地区的民族主义者，④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安德森（Anderson，B.）：《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2 页。但他们有可能也是殖民精英文化的传播者。值得注意的是，“分裂”的身份似乎并未出现在澳门的华人知识分子群体中。作家陶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葡萄牙统治澳门四百多年，但葡萄牙文学与澳门华文文学沾不了边儿，这是每一个澳门作家都最清楚不过的事，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澳门作家懂葡文（在澳门华人作家群体中，姚风和冯倾城是少有的熟谙中葡双语的诗人——引者注），一本葡文名著《葡国魂》的汉文译本，澳门作家而曾将之过目者，为数不多；
本人千辛万苦读了一回，只懂个内容大概，更不知诗之语言从何说起！至于葡萄牙在澳门的诗人，他们能知道自己族人统治了四百年的马交半岛上住着马交本土中国血统诗人还是近年的事。”①陶里：《澳门文学概貌》，《香港文学》1994 年第111 期。一个在逻辑上成立的推论是，澳门华人作家没有或极少接触葡萄牙人的语言和文化，便谈不上对葡萄牙及其价值观的效忠与认同。②本文讨论的是澳门中国人的情况。澳门还有被称为“土生葡人”的葡裔海外移民群体，他们的文化身份及文化认同需另外讨论。

澳门的地缘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值得注意。晚清以降，澳门尽管被异族所统治，它和祖国的交流却从未中断。从《盛世危言》到《知新报》，从林则徐到孙中山，澳门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飞地”，向内地输入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先进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澳葡当局宣布“中立”，澳门虽免受战火摧残，但公开的抗敌行动和武装斗争受到压制，当地华人于是以慈善赈灾为名宣传救国思想和救济同胞。如果说抗战胜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澳门的中国认同仍有党派之分，那么，1966 年爆发的“12·3”事件则结束了国共两党长期的政治斗争。此后，澳门成为“半个解放区”。③澳门“12·3”事件始末，参见娄胜华：《消逝与新生：澳门民间结社的变迁及其线索》，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三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 年，第897—900 页。这一事件在澳门社会引起的“政治动荡”，参见贾渊、陆凌棱：《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陈洁莹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5 年，第55—81 页。20 世纪80 年代，相较于中英谈判的胶着，“澳门问题”的解决显然顺利得多，因为澳门早已心属祖国。

此外，澳门当地的文学生产模式值得注意。李鹏翥曾指出：“从一九五〇年算起，直至刚过去的一九八五年止，三十六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也很少出版文学创作单行本或丛书”，④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芦荻等著《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8 年，第168 页。但这不代表文学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是“空白”的状态。实际上，“澳门文学”出现在每日的报纸当中，而且，这种“寄生”的传统至今未辍。因此澳门报人廖子馨说：“澳门新文学是在报纸副刊的摇篮里成长的。”⑤廖子馨：《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 年第1 期。黄文辉的看法则更直接：“澳门文学就是副刊文学……目前被称为文学作品的澳门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实是报纸副刊作品结集而成，特别是散文，恕我孤陋寡闻，还数不出有哪一本澳门作家的散文集不属此类。”⑥黄文辉：《字里行间——澳门文学阅读记》，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5 年，第51 页。澳门开埠以来发行过50 多种中文报纸，辟有文艺副刊发表文学作品的有《大众报》（1933—）、《华侨报》（1937—）、《市民日报》（1944—）、《澳门日报》（1958—）和《星报》（1963—）等，但坚持至今的只有《华侨报》和《澳门日报》两家。相较而言，《澳门日报》对澳门文学的扶植力度更大、影响也更为广泛。报纸为文学提供发表园地，与此同时，被接纳的文学作品必须符合报纸的生产机制。那么，这份在当地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报纸的办报宗旨和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可从《澳门日报》创办者李成俊的话中知道答案：

时维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三大战役前夕，澳门爱国人士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集资筹办《澳门商报》。其时葡国还处于萨拉查独裁统治，夜气如磐，虽然很多工作都准备就绪，仍胎死腹中，无法出版。

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进步人士本着播种的精神，一份小型的轻骑队式的《新园地》面世，由半月刊、旬刊、周刊，历时八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我们以《新园地》作“班底”，得到香港同业先进的援助，冲破当时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不避任何横逆，不畏道路坎坷，毅然创办《澳门日报》，而《新园地》则作为《澳门日报》的副刊。小小的种子萌发了新芽，使当时身处严冬黑夜中的人们感到一点春意。①李成俊：《待旦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 年，第73 页。

可见，《澳门日报》是一份反抗殖民统治、宣扬爱国精神的报纸。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澳门日报》三十多年来发展势头为何如此兴旺时，李成俊的回答是四个字：“爱国、姓‘澳’”。②窦寰宇：《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李成俊编：《待旦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 年，第230 页。这不仅是《澳门日报》的坚持，也是李成俊本人的信仰：“爱国爱澳，人生大义，爱国是第一人格，其内涵主要是对‘中国人’这一伟大称号的珍视，并由此产生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③李成俊：《待旦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 年，第43 页。如果我们将《澳门日报》看作布迪厄所说的“场域”，那么，寄生于报纸副刊的澳门散文，必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文化产品。正如张堂锜所指出的那样，它“对澳门历史、现状的观察……更多的是兴奋、赞扬与鼓舞”，作者多带着“骄傲、自豪、庆幸的兴奋口吻，抒发他们对澳门回归的感受”。④张堂锜：《浮城/我城：从澳门小说看回归后澳门形象的变与不变》，《政大中文学报》2016 年第6 期。

综上所述，澳门散文之所以呈现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并行不悖的特征，既与澳门特殊的历史——具体而言包括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模式、对澳门的殖民政策、澳门的地缘政治——有关，也与澳门文学的生产机制有关。当然，文学并不只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刻板反映，它也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在说出澳门华人社会的集体心声时，以报纸为代表的文本生产同时也起着使这些想法成形、对这些想法本身加以强化和进一步阐发的作用。

考察澳门文学中的地方叙事，实际上是在探讨“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表达对地方的认同，其实已“同步”表达了对国家的认同，展开中国想象，其实是对自己“身在何处”的确认。因此，“国家”与“地方”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观来视之，它们是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然而，在与澳门有着相似历史经验的中国香港地区，小部分学者错误地理解或有意地曲解香港文化，认为香港的“本土文化”是独一无二的，非“中国文化”所能涵盖，因此他们只谈“本土”认同，不谈“国家”认同。⑤详见祝捷、章小杉：《“香港本土意识”的历史性梳理与还原——兼论“港独”思潮的形成与演化》，《港澳研究》2016 年第1 期。这些令人不安的激进言论和与之配套的政治运动，已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从政治上看，港澳地区的非殖民化并非走向独立，而是与祖国迟来的团聚，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标准的”后殖民理论框架①所谓的“标准的”后殖民理论，参见[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嘉雷斯·格里菲斯、凯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来分析港澳地区浮现的文化问题；
从文化上看，“中国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种“地方文化”构成的，那些颇具本土色彩的地域文化恰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千姿百态。上述两点是我们在探讨港澳问题时的“常识”，却被人有意地“忽略”，这一“暗涌”亟需引起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文学的案例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它不仅证明了香港文学/文化论述中存在的激进本土主义观念的“虚妄”，而且为我们重审港澳关系和身份认同等文化课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