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难题的破解路径

高 鹃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1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城市优先于农村、农村服从城市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导致农村养老服务建设滞后问题突出。农村养老服务供需严重失衡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解决农村养老难题、保障农村老年群体共享发展果实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再一次强调要优先发展好农村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由此可见，农村养老难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民生议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应着眼于满足全体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农村养老的有效模式，以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这一奋斗目标的推进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并非单一的着眼于物质满足的经济振兴，而是涉及生态、文化、人才等的全面振兴。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民生需求这一矛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农村养老问题属于重大民生问题，关系农村老人的晚年生存质量，是全体农民切实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保障与改善乡村民生的重要内容。

1.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乡村振兴内容全面、对象普遍。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补齐共同富裕短板的必然要求。首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乡村振兴覆盖内容要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必然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旨在通过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与整体提升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以实现“三农”现代化。解决农村养老难题、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涉及老年人的居住环境、生活质量，还要求保障其精神文化需求、医疗康复需求等得到高质量满足。当下农村养老资源缺乏、养老能力薄弱以及养老设施不健全等所体现的农村养老难系列问题，是农村民生领域发展的一大短板，因此，要想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性、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其次，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乡村振兴覆盖对象要广泛。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不是部分人的富裕，也不是要牺牲少部分人利益的富裕，而是涵盖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全体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更是成果享用主体。农村老年人参与了且仍在参与农村的发展与建设，其晚年生活能否得到保障是大多数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新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权利意识也有所增强，期望能够过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高质量晚年生活。因此，重视并致力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实现农村老年人的美好生活愿望的内在要求。

2.农村养老问题日趋严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相较之下农村发展速度偏缓慢，城乡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加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问题严重，致使农村养老难题日益凸显。首先，农村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目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远超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比重为23.81%，比城镇高7.99%。未来还将衍生累积效应。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将突破30%，相比城市高出11 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快速的老龄化趋势已造成农民养老、社会服务、农业生产等多重矛盾，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农村空心化趋势加大了农村养老难度。随着农村空心化趋势的加重，空巢老人数量迅速增加，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养儿防老”养老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养老主体的严重缺失，致使农村老人无论是在物质需求方面还是人文关怀需求方面都难以真正得到有效的满足，加剧了农村养老问题解决的难度。最后，农村养老服务建设滞后。我国长期以来养老服务体系中所呈现出的城市优先于农村、农村服从城市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导致农村养老服务整体建设相对滞后。有数据显示，“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平衡，城市社区养老设施比例占社区的72.5%，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仅仅只有6.5%，不到城市的十分之一”［3］。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十分严峻的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落后、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致使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也相对较弱，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仍任重而道远。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由其衍生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愈发突出，农村老人养老需求的解决是新发展阶段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这一本质要求的应有之意。基于农村老人的突出特点，从内容层面来看，其养老需求内容意愿相对强烈的方面主要体现为物质保障、医疗保健以及精神慰藉。

（一）劳动能力下降，经济保障为基础需求

与城市居民依靠退休金与养老金、子代的经济供养以及自身储蓄这三重养老经济保障相比，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积蓄与劳动所得，双方在养老经济层面悬殊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城乡开放程度的增大以及就业机会空间的增加，“出于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农民理性考量，家庭内部往往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4］。大量青壮年进城打工，但其对父母经济供养能力因受自身经济压力影响难以实现。而老年人作为农村留守群体，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土地资源。此外，受农村养老体系以及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居民缺少退休金方面的保障，其养老金水平也偏低，导致其总体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与婚姻市场的形成，农村家庭结构及其代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代际重心下移，表现为子代对父代的有限赡养以及父代对子代责任的无限延伸。这就导致农村老人不仅要努力实现“自养”，甚至还要透支自身劳动力去资助子代家庭，而这同时会消耗掉农村老人绝大部分的积蓄。因此，在面对随年龄增长而自身劳动能力逐渐下降甚至丧失等问题时，农村老年人极易陷入经济困境，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以保障自身物质生活层面的需要成为其基础需求。据相关调查：“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从高到低依次是收入、医疗消费、食品消费、住房和生活设施。”［5］由此可见，在新发展阶段，农村老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不再局限于温饱，而是存在多元化发展倾向。然而目前大多数农村老人的低收入仅能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物质生活需要的多样发展与农村老人经济供养水平低之间的矛盾显然已成为影响其养老需求满足的一大矛盾。

（二）身体机能衰退，医疗护理为重点需求

农村老人因其年龄特点以及职业特性，在身体健康方面多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及问题。一方面，老年人患病风险大。据调查，我国80%～90%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以及进行性和消耗性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大，面临患病率高、多病共存、长期失能等多重风险”［6］。随着年龄的增长，患有单种甚至多种慢性病的概率就会增加，老年人因自身身体原因导致其日常生活能力受损，与青壮年相比，他们对医疗护理的需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过度劳动也会影响身体健康。据调查，“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现象，过度劳动人数占比达53.6%”［7］。对于大多数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而言，受传统观念和较高经济压力的影响，其晚年生活一般都在劳作中度过，这也是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普遍比城市老年人更差的一大原因，所以农村老人的医疗需求应当得到更高的重视。随着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潜在的患病风险使农村老人对自身身体状况十分关注，医疗保障无疑成为其重点需求。特别是对于受疾病困扰的老人，在目前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高额、长期的医疗负担常常将其置于“不敢看病”的窘境之中。此外，在当前农村空心化的趋势之下，子代作为传统养老主体多与老人两地分隔，这导致农村丧偶、失能半失能老人在医疗负担之外，还面临着严重的生活照料危机，身体护理更成难题。总之，农村老年人在职业特性与年龄的影响下，疾病问题不可避免，作为弱势群体，能否实现“老有所依”以及“老有所医”成为其重点关注问题。

（三）情感交流匮乏，渴望“精神养老”

一般而言，农村老人精神世界相对比较匮乏，渴望情感交流与精神抚慰。相关调查发现，农村留守老人中“明确表示有孤独感的老人占74.1%，其中19.8%的老人经常感到孤独”［8］。首先，社会角色转变形成了落差感。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农村老人因身体、生理原因被迫退出社会生产领域，随着劳动能力的衰退，其自我价值认同感也逐渐丧失。由中年、壮年期向老年、晚年期的转变，特别是由此而出现的身体老化、思维退化以及角色变化常常使其难以接受。其次，代际沟通匮乏易引发精神孤独。子代作为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重要支柱，多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工作与新组家庭上，忽视了父代的情感需求，加之农村老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与子代“走出农村”的追求相矛盾，其结果往往导致农村代与代之间存在长期空间区隔，难以实现切身陪伴。代际交流匮乏的现实与“子孙绕膝”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引发农村老人的精神孤独与情感空缺。最后，农村娱乐活动缺乏，老年人常被边缘化。农村留守老人大多空闲时间充裕但娱乐活动相对单一。与城市相比，农村精神文化娱乐的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日常休闲多依赖于通过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邻里交往，娱乐方式主要有聊天、打牌、下棋等，情感生活相对比较单调。随着年龄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他们渴望被尊重、被需要，渴望情感交流、与他人互动，诸如此类情感需求的满足是保障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增长，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会更加敏感脆弱。因此，能否实现“老有所乐”对农村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具有重要影响。

养老保障问题属于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持续加快，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规模庞大，不但使得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愈加严峻，还加大了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难度。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统家庭代际赡养功能日益衰退，农村机构养老服务基础薄弱、推广缓慢，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水平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

（一）传统家庭代际赡养功能日益衰退

长期以来，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家庭结构以及传统养老观念发生了转变，传统家庭代际赡养功能的发挥受到了挑战。首先，农村子代数量急剧减少。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我国农村家庭正面临着子代数量不断减少的境况。2018 年的相关调查显示：“75 岁及以上农村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为4.3 个，但是50～54 岁农村人口平均子女数降为2.1 个，大约减少了一半。”［9］子代作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主体，其数量的减少易使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应接不暇”，将老人置于“无人照料”的境地。其次，农村老人空巢化严重。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代与子代往往是同居或是比邻而居，在父代的养老问题上具有天然的空间优势。但是城镇化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代际分离致使农村养老陷于空间困境之中。子代对父代的往返照料需承担一定的金钱、时间与机会成本，因此大多数子女一般选择在节假日返乡探望，日常则对农村老人疏于照料。此外，受自身有限收入以及城市高消费水平的影响，大多数子代对农村老人养老方面的资金投入亦呈现边缘化态势，相关调查显示：“76%的受访家庭赡养父母的支出在家庭年度总支出中的占比不到10%。”［2］最后，传统孝道观念逐渐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我国传统的孝文化逐渐被侵蚀，基于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传统代际关系被打破，父代对子代的义务无限延伸，而个别子代却开始将对父母的赡养从“无条件”的责任视为了“有条件”的责任。总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衰退对乡村振兴视域下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难题提出了巨大挑战，亟须探寻新型农村养老服务形式，以填补传统家庭代际赡养功能缺位带来的影响。

（二）农村机构养老服务推广进程缓慢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资源普遍供应不足，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农村机构养老服务起步晚、推广进程缓慢致使其社会化程度偏低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的一大突出问题。一方面，农村养老机构构建不完善。我国农村机构养老主要有公立与私营两种类型，目前这两种类型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与城市相比都偏低。其中公立养老机构主要以“五保”老人为服务对象，尚未向所有农村老人开放，在对象选择上具有一定局限性。而私营养老机构的收费性与营利性特征与农村老人经济条件有限性相矛盾，因此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一直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同时，“农村养老机构供给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即市场上装饰豪华的高端养老机构和设施简陋的低端养老机构较多，而需求最大的中档养老机构却较少”［10］。这就导致消费水平高的高端养老机构与服务水平差的低端养老机构无人入住，中档养老机构需求量大但供应不足的结果，致使农村机构养老服务陷入了现有资源利用率低但需求量大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农村老人机构养老选择意愿低。目前大多数农村老人对养老院等养老机构了解不够，对其养老功能多持怀疑态度，加之受自身经济条件以及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村老人多选择回归家庭，拒绝进入养老机构养老。农村老人子女大多也不愿将父母送去养老机构养老，相关数据显示：“有79%的受访子女明确表示‘不愿意将父母送往养老机构养老’。”［2］究其原因，一是不愿承担“不孝”的骂名，二是经济能力有限。农村老人机构养老选择意愿低相对增加了养老机构的经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在传统家庭代际赡养功能日益衰退的背景下，机构养老服务推广程度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但就当下的现实情形看，农村机构养老服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落后

在农村传统养老观念仍占主导地位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日益衰退相矛盾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发展起步较晚，导致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严重失衡。其中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对留守老人养老需求的满足至关重要。一方面，农村公共医疗卫生水平普遍落后。目前我国农村医疗服务供给主体主要是村、镇卫生室，与城市正规医院相比，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设备简陋。以农村现有医疗服务条件，“难以为老人提供慢性病治疗、长期康复护理等服务”［11］。二是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缺乏。受农村地区发展落后、薪资水平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医疗机构吸引人才的能力极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城市为10.79人，而农村只有4.04人。”［12］而且农村卫生室的医疗人员医疗水平相对有限，难以应对老年人高发的“疑难杂症”。受此影响，老年人看病多需要“跋涉”去往市医院，针对慢性病的常态化治疗，不仅就医难度大，而且增大了农村老人的精神压力与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发展进程缓慢，严重落后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首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陈旧且单一，如露天电影仍是大多数农村的集体娱乐形式之一，但放映频率相对较低。其次，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与场所也相对缺乏。相关调查显示：“51.8%的调查对象所在村建有文娱场所，48.2%的所在村没有。只有21.1%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在村庄能够经常安排和组织村民参加各类文娱活动，59.7%的人认为很少，19.2%的人认为从不安排和组织文娱活动。”［13］由此可见，农村现有文娱设施、文娱组织情况以及农民群众对其满意程度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是造成农村留守老人精神养老需求难以满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养老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民生议题，同时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薄弱环节和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14］满足农村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农村老人需求的满足、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可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探索互助养老与机构养老有效融合的新模式

中国农村实为富有人情气息的熟人社会，互助养老模式十分契合我国农村的这一特点，但是其容易因过于依赖主观自觉与主体素养而陷入集中养老而非互助养老的困境中。因此，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衰退的背景下，若能以机构养老模式为基础，以互助养老模式为主要形式，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融合，就能解决养老机构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同时又能使建立在利益联结机制基础上的互助养老模式更加稳固。

1.盘活养老机构现有养老资源，发展质优价廉的农村养老机构。一方面，努力改善低端养老机构的设施条件，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以高质量养老服务条件提高农村老人机构养老的意愿，实现养老机构现有养老资源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实现养老机构价格水平的合理化发展。影响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的首要因素是入住价格，为此，应加大政府对农村机构养老资金投入，鼓励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入驻农村举办互助式养老机构，加大对农村私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此外，要“充分利用闲置的农家大院、废弃的行政村办公用房和学校用房等”［15］农村闲置资源来建设与扩建互助式养老机构，以有效降低机构运营的成本与投入。

2.基于“劳有所得”，实现“以老养老”。可根据入住老人的身体情况，将其分为可生活自理者、生活半自理者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者三类，以前者为服务提供者，后两者为接受服务者，着重在可生活自理者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者两类老人之间组建互助对子，并给予互助对子中提供服务护理的一方一定的劳动报酬，以实现互助式养老的有效性。这样既能实现双方老人相互间的精神慰藉，又能节省部分护理费用。一方面，在费用收取方面，可依据老人自理能力收取不同层次的入住费用。针对自愿结成互助对子的双方老人，可因护工雇佣费用的节省适当返还或降低入住费用。其中，双方老人中提供服务护理一方费用的削减应从享受服务一方的入住费用中扣除，而享受服务的一方也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费用适当返还。另一方面，在互助对子组建方面，必须基于自愿原则，适当引导老年群体中具备相互信任关系的熟人进行互助。

3.加强对互助式机构养老的宣传，转变农村老人的传统观念。农村留守老人的传统“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这是其死守居家养老模式、对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低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为提高互助式机构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的接受度，就必须加强对该模式及相关政策的宣传，使留守老人在真正了解后放下偏见，以激励其积极参与互助养老。此外，也要了解与尊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以需求侧带动供给侧的完善，努力优化互助养老服务的供给结构，以提升农村老人对互助式机构养老模式的选择意愿。

（二）构建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

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普遍较高，“看病贵”“看病难”已成为困扰农村老人的一大难题，增加了其晚年生活负担，影响了晚年生活质量。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就是旨在通过整合医疗护理资源与养老服务资源来解决农村老人养老与医疗双难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机遇与动力。

1.建立多渠道资金保障体系。发展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为此，一是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纳入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财政事权清单，充分发挥自身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兜底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老年医疗保险的资金支持作用，放宽医疗保险服务的准入门槛，引导农民特别是农村老年群体参加医疗保障，扩展其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完善全民医保体系。三是建立面向社会的资金募集平台，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同时加大对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相关社会力量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积极引导其开设农村医养结合型机构、参与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以促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16］。

2.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专业人才支撑体系。一是鼓励优秀医学毕业生在农村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进行实习，可参照选调生录用政策，若其能在医养结合服务机构从事一定年限的服务工作，政府应考虑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同时与医院加强合作，根据表现对其进行破格任用。二是加强对农村养老照护服务人员的培训，建立城乡扶助培训体系，使其通过正规医疗的培训与学习实现专业化发展，以补齐农村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实施的人才短板。三是加大对养老照护服务人员奖补激励力度。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建立系统的激励制度，为相关服务人员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其薪酬待遇水平并完善相关晋升机制，实现医学人才向农村地区的下沉。

3.构建“互联网+”智慧养老新模式。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为“智慧养老”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因此应深化对农村大数据的创新应用，建立智能化的农村老年群体信息统计系统，实现智慧养老服务新发展。一是完善农村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对其进行“医疗建档”。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对农村老年群体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测追踪，实现健康信息的滚动式更新，既能提高医疗养护服务的效率，又能实现对农村老人潜在病症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二是实现医养机构与个体的线上对接，向老年群体提供线上诊疗服务，使居家养老群体与机构养老群体都能享受便捷的指导服务。同时，要尽可能降低智能设备的使用难度，如可采取智能呼叫、智能语音指导等，以适应农村老人对新鲜事物学习能力普遍较差的特点。

（三）发展灵活多样的农村“精神”养老模式

精神孤独与情感空缺是农村留守老人所面临的深层困境，精神需求能否满足是决定其晚年生活是否幸福的关键因素。精神生活的丰富甚至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不足，对农村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在人民精神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新发展阶段，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质量可以着眼于文化养老与教育养老这两种养老模式的构建。

1.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养老。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情况不容乐观，存在严重的“量少质差”的问题。为此，推动文化养老的构建，应结合农民自身需求，实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增量”与“优质”。一方面，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加大文化服务建设力度。公共图书馆、文化广场、老年活动室等基本文化设施是农村老年群体实现文化养老的物质基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应尽量盘活农村的存量资源，依托于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相联合的多方供给机制，加大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开展多样文艺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乡贤人物的作用，引导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村民组建文艺队伍，结合特殊节日开展多样文艺活动，以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要注重对农村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如可依据农村的地域环境特色发展文化旅游业、依据农村的传统工艺特色发展手工业等，并激励引导老年群体参与其中，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增强其精神获得感。

2.加快构建老年大学，推动教育养老。“教育养老，是以政府为主导，老年个体、社会为辅助，通过对老年人口实施不同层次、内容与形式的教育，来满足老年人口的精神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人口的整体素质和养老质量的一种养老方式。”［17］教育养老无疑是一条解决农村老年群体自我价值认同感日益弱化、提升其晚年精神生活质量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构建老年大学等机构，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扩建步伐。老年大学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是阻碍农村教育养老发展进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乡镇地区都未建设老年大学。为此，应加大对农村地区老年大学构建的资金投入力度，适当降低私营老年大学的办学准入门槛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在条件合适的农村地区率先试点，然后逐渐拓展至全国范围。另一方面，科学规划教育内容。教育养老的内容应考虑老年群体的需求特点，既要包括烹饪、音乐、美术等“休闲娱乐”式的教育内容，也要包括电子产品应用、医疗保健等“知识科普”式的教育内容，使农村老年群体在人际互动交往与多样知识学习中实现精神需求的有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