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山西灾害的原因与应对

刘 丰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蒙元时期，山西地区主要分大同路、太原路和平阳路，隶属腹里地区。其时，自然灾害频发，严重扰乱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学界关于灾害的研究著述颇丰，分为断代史区域性研究与对某一灾害整体性研究两大类。学术界多着意于某一州县区域某种特定灾害或进行研究，如郝平《山西“丁戌奇荒”并发灾害述略》［1］、刘晓《明清时期山西蝗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2］、孟万忠《清代山西霜雪灾害的特征与周期规律研究》［3］、张沁平《民国时期山西省疫灾及社会应对》［4］、贾国凯《山西洪洞矿山地质灾害研究》［5］、冯建平《山西吉县旱涝灾害规律及防治措施》［6］、李格格《清代沁河流域水旱灾害情况》［7］等。这些灾害研究的时间界限多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忽略了对明清以前山西自然灾害的整体性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蒙元时期山西的自然灾害为研究对象，分析蒙元时期的山西，乃至腹里地区自然灾害的影响因素以及蒙元统治者应对自然灾害采取的措施，为全面认识当时山西的全貌作些许补充，以期有益于山西的灾害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

山西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鲜明的季节性与地域性。［8］91-96蒙元时期山西的灾害主要有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和地震等。其中对山西影响最大的是旱灾、霜灾和地震。从空间上看，山西南部受旱灾与蝗灾影响严重，山西中部受水灾与地震影响严重，山西北部雹灾与风灾影响严重。从时间上看，冬春季霜、雪灾害严重，夏秋季水、雹灾严重。这些特点的形成，既有不可控的自然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其中自然因素有地形地势与气候异常等，社会因素有人口增加、军事活动、礼佛修寺等，加之元朝还存在政治腐败的情况，在一些时期甚至会加重灾情。

1.1 地形地势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在防范自然灾害方面并没有有利条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深处内陆。境内地形较为复杂，东部毗邻太行山脉，西部背靠吕梁山脉和黄土高原，中部是面积狭小的盆地，如大同、太原、临汾盆地。两边高，中间较低，呈凹字型分布。山西临近冬季风源地，特殊的地形加重了风雪灾害影响程度。辖境山区面积广大，但河流相对短促，且降水集中，导致排水不畅。此外黄土土质疏松，易于引发旱涝灾害。另外，山西还处在汾渭地震带上，地质灾害频发。就地震而言，元大德七年（1303年），山西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8级地震，此次地震是山西地震史上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

1.2 气候异常

蒙元时期的气候总体来说趋于变冷。［9］64该时期冬季严寒成灾，相关记载见于各种形式的史料当中，并且14世纪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出现严冬次数最多的世纪之一。［10］672-674元代诗人乃贤在《新提谣》中记载“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雪天雨雪”。“河”即黄河，农历十月就已结冰，可知黄河结冰时间比现在早一个月。在山西方志中，元大德、延佑年间，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大同路（今山西大同）多载一些极端气候，如夏秋季载：“雹五寸，大如拳”、“雨雹大如鸡卵”。［11］47《元史》多载：西京“陨霜杀稼”、冀宁“霜灾，遣使振之”、晋宁“陨霜杀禾”。［12］1059—1060可见当时大同、太原、临汾等地霜冻灾害也十分频繁。

不仅山西等北部地区气候寒冷，中国南部情形亦不可乐观。大德十一年冬（1309年），据郭天锡日记载，在无锡沿运河返乡时，船被冻住，不得以离船上岸。此外，天历二年（1329年）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太湖湖面结冰，严寒导致长江下游的橘尽冻死。［13］702-712竺可桢因此评价道：“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且是12世纪开始的寒冷趋势的另一低点。”［14］

1.3 人口增加

据《金史》载：泽州有晋城、陵川、阳城、高平、沁水、端氏六县，有59 416户。［15］650蒙古军南下灭金时，山西各地未能免于兵罹。元好问《遗山集》载：“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预秋赋者，乃有百人焉。”［16］361太宗七年（1235年），泽州共有973户，司候司（州级行政管理机构）仅68户、晋城255户、高平290户、陵川65户、阳城148户、端氏170户、沁水30户。［17］104可见金蒙之际，蒙古军南下杀掠太甚，整个山西遭到严重地摧残，人口锐减。

虽然直至元末，山西人口都未能达到金末山西人口数量，但随着蒙元政权在山西乃至于全国范围内统治秩序的确立，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开始重视社会的生产与秩序的稳定，促进人口恢复增长。统治者大力振兴农业，中统二年（1262年）诏：“河东两路并平阳、太原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各安生业，毋失岁计。”［11］84在政府重农政策下，山西人口快速增加。至元初年，平阳就出现“地辖人众，常乏食”的现象，以及绛州“总六县以三万户，为河东冠”的纪录。［12］3636移民现象导致大量人口迁入。蒙古军攻占陕西、河南后，大批难民北上，进入较为安定的山西境内。移民大致有四类：（1）原籍山西者。蒙古军早期战争，流亡在外。在金朝灭亡后，重新返回山西，如浑源雷渊之母携其返乡；
元好问回到忻州，广开教育，诸如郝经、白朴、王思廉均为其门徒；
云内人孟攀鳞北渡而归，世居平阳。［12］3860（2）主动迁至山西者。河北霸州人杜瑛，转居汾、晋之间，教徒为业；
汴京何修，免于兵祸，遂迁蒲坂。［18］1148-1149（3）蒙古部族的迁入。蒙古军对山西的征服与统治过程中，大量军队驻守山西，如塔察尔率所部屯闻喜。此外，蒙古各部因粮食匮乏，就食山西，如阿只吉“领本部军在西京、太原”；
海都叛乱后，“其民来归者，六七十万，散居云朔间”。［19］742-743（4）被强行迁至山西者。如刘容，其先西宁青海人。高祖阿华，西夏平，徙西宁民于云京。容父海川，在徙中，后遂为云京人［12］3259；
李氏世居宁州，冑本西夏。大兵有事沙陲，中奉公犹为其国执戟，即以上命徙家大同。［20］32

人口不断增加、移民大量迁入，加之蒙元统治者内部仍有重牧轻农的意识，大量土地遭到破坏，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从而诱发自然灾害。

1.4 军事活动

蒙古军占领山西后，山西成为蒙古军南下灭金的前沿翘板。至元十年（1274年），元庭“将有事于南服，桓桓兵甲，例作于晋”。［18］715大量的官营手工业制造局在大同建立，据《元史·百官五》记载：河东山西道下辖的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甲局数量全国第一、弓局的数量全国第二。若加上平阳路与太原路军器人匠提举司，山西的军备制造业的地位在中国独一无二。［12］2285-2286除军事手工业外，纺织、制瓷、冶金业等手工业亦大量集聚山西。众多的手工业部门，加大了对林木、煤铁等资源需求，加重对植被与地表的破坏，进而导致环境恶化。

此外，元朝曾在山西北部大范围屯田。大德四年（1300年），时任大同路总管孙拱上奏，请在黄花岭（又称黄花梁，在今山西朔州）设立驻军，实行屯田。后在黄花岭成立军储所，发军民9000余人立屯开垦。又将大同路黄花岭屯田军储所改称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秩三品。下辖山阴、雁门、马邑、鄯阳、洪济、金城、宁武七个屯田所，各设一千户所，秩正五品，进行管理。军队大量驻扎进行屯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山西北方地区，但其耕种方式比较粗放，不计成本，加之管理涣散，对土地过度开垦，反而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1.5 礼佛修寺

元朝多位皇帝在位时，均对佛寺进行大规模修建，其中以五台山最受重视。如五台山的南山寺、善门寺等均在元朝修建，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以平阳十路供其所需，“大兴土木，役使工匠数万人”；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发军一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正月，役工匠一千四百人，军士三千五百人，营造五台寺。［12］392-393据《清凉山志》载：元朝以前，五台山有寺院32所，元朝新建、重修有确切记载的有24所。在元朝的皇帝大力支持下，五台山的寺院数量与规模大为改观。元朝诸位皇帝崇建寺宇笃信佛教，使五台山成为汉地佛教与喇嘛教的圣地。但修筑五台山寺庙，不仅耗用大量军力、民力及自然资源，且破坏了一定社会秩序。如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以致于附近数路州县“男不暇耕，女不暇织，百物踊贵”。［21］121仁宗为皇太子时曾随其母皇太后朝拜五台山，以军情大事才可使用的金字圆牌作为凭证，乘驿而行；
文宗命“西僧于五台及雾灵山作佛事各一月，为皇子古纳答剌祈福”；
英宗车驾至五台山，“作水陆佛事七昼夜”。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世祖令“集诸路僧四万千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云集四万多僧人于西京普恩寺（今山西大同善化寺）作法事。有元一朝虽然使佛教文化如建筑、雕塑、壁画等得到发展，但需对其供应食物与稳定秩序，亦加重了大同等路民众的负担。元大德年间，山西发生特大地震，太原、平阳二路破坏尤甚，宫观被摧圮者多达1400余处，道士被压死者1000余人。大规模地修筑寺庙，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的毁坏，加重地质灾害的危险系数。

此外终元一朝，政府对基层的赋税收取较为严苛。山西一带，蒙古诸王奴役百姓，官员贪腐蔚然成风，政治较为腐败。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赀财谄媚权贵，货钱于官”，元庭“遣使按治，皆不伏”。［12］3167大德七年（1303年），平阳太原等处地震，“房屋尽倒，打死人民，上司差官拯救，照得各处亦有被死，官员未曾悯恤”。［21］91大德九年（1305年），山西大同路“田禾不收，百姓阙食”，但察合台后王阿只吉不顾“诸王量事遣使，毋致冗乱”的敕令，短期内乘驿三百四十余起，致使“站户困乏不支”。平阳僧人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惮其豪强，不敢诘问”，竟潜逃京师，直至中书省上疏皇帝请求台谏一 同 整 理，此 案 方 才 告 破。［21］113元 至 顺 二 年（1331年）四月，冀宁路地震，“声鸣如雷，裂地尺余，民居皆倾”，水旱棂灾不断，“北边大饥，人相食”，有司竟惰政，不闻。成宗即位初，太后笃佛，遂敕令中书遣官“驱民数千人，入山伐木，山险多虎豹，民被伤死者百余人”。王宪上疏劝诫，然“太后命稍损其役”。诸王阿济格“岁支廪饩和市于民，或不能供”，不顾朝廷禁令，竟“没入其男女（太原路）为奴婢”。［22］206-208有些地方因官员的腐败与惰政，尽耗民力，使本就生活贫困者承受繁多的徭役。而灾害来临时，灾民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致使受害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而加重灾情。

面对灾荒，元朝政府主要采用了救济与免役、开禁与禁酒、拜粟入官等救助举措，来帮助下层民众渡过难关。除此之外，官员祈雨、佛寺法会、更改地名等心理慰藉行为也是重要的救济措施。

2.1 救济与免役

蒙元时期山西每遇大荒之年，政府均实行救济与免役的政策。救济与免役是政府应对灾害采取的主要举措。《元史》中多次载有河东三路面临突发灾情，元庭下令对其救助或免除该区赋役措施的记载。如至元九年（1274年），以“去岁东平及西京等州县，旱湟水潦”，遂免西京州县的赋税；
至元十五年，大同发生饥荒，元庭“发粟一万石，赈之”。［12］197元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太原、大同旱情严重，元庭“减直粜粮以赈之”；
八月，平阳、太原地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为钞九万六千五百余锭”。［12］454元大德九年（1305年），山西发生史书记载最严重的地震。大同路、太原路、平阳路均受到严重破坏，该年山西多地租税、徭役一切尽免。蠲免冀宁路、晋宁路商税一半。［12］463元延祜二年（1315年）正月，晋宁等处“民饥，给钞赈之”。［12］568元至正二年（1342年）正月，“大同饥，人相食，运京师粮振之”；
三月，“冀宁路饥，赈粜米三万石”；
八月，“冀宁路饥，赈粜米万五千石”。［12］863-864通过救济与免疫，降低灾害对百姓的损害，同时努力将群众和国家的力量相结合，推动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23］91-98

2.2 开禁与禁酒

开禁与禁酒是政府应对灾害采取的辅助手段，但却直接关系着百姓生存。大德七年（1303年）八月，山西平阳、太原地震，人民受灾严重。元庭免除“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12］454大德九年（1305年）四月，大同路地震，有声如雷，坏民庐舍五千八百，压死者一千四百余人。秋七月，禁晋宁、冀宁、大同酿酒。［12］463山西数年内受余震影响，大德十一年（1308年）旨：“近年以来水旱相仍，缺食者众。诸禁捕野物地面，除上都、大同、隆兴三路外，大都周围各禁五百里，其余禁断处所及应有山场、河泊、芦场，诏书到日并行开禁一年，听民从便。”［24］103至大年间（1308—1310年），大同各地多次遭受雨雹，如大同宣宁雨雹，积五寸，苗稼尽陨。［25］9512至大二年（1309年）二月旨：“去年降诏赈恤，禁捕野物地面，除上都、中都、大同三路。于大都周围各禁五百里，其余开禁一年。至大二年依前再开禁一年。听从民便采捕。”［24］103皇庆二年（1313年）三月庚子，以晋宁、大同、大宁、四川巩昌、甘肃饥，禁酒。延祜五年（1318年）九月，大同路金城县大雨雹。冬十月，元庭令大同、冀宁、晋宁等路禁止酿酒。［12］586通过开禁增加百姓生计，通过禁酒限制粮食的浪费，此项政策不可谓不重要。

2.3 入粟拜官

入粟拜官是中国古代政府将谷物输入官府以换取爵位的制度。这种方法始于西汉文帝，后历代政府一直沿袭，以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是政府应对灾害而采取的消极措施。石州宁乡人高冈，“世世孝弟力农，入粟补官，监宁乡酒税事”。［26］242元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冀宁路地震，“声鸣如雷，裂地尺余，民居皆倾，是岁大水连年，水旱棂灾，北边大饥，人相食”，诏“令民入粟补官，以备赈济”。［12］5148至顺三年（1332年）冬十月，黄河、淮河两岸河堤决堤，元庭以“各郡县民饥，不许抑配食盐”，复“令民入粟补官，以备赈济”。［27］926

此外，亦有输散财物不求回报的行为，如大徳九年（1305年），大同地震，民居多伤且乏食，贾进给酒药、炭米济之。棉裘数百袭衣寒者，买地为义阡使无墓者葬之。［12］4455-4456在灾害发生时，政府力量无法快速介入，入粟拜官政策对灾害的应急有着重要的作用。

2.4 官民祈雨

祈雨是一种较常见的救灾方式，虽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但相关记录史不绝书。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平遥夏秋大旱。梁公天翔在界灵祠祷告无果后，转而率众于应润庙祈求降雨。粱公“自责不德，祷于超山，一祷而雨，是岁大稔”。乡民不忘其德，三十载后，勒石而记。［29］513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在大德七年（1303年）毁于地震，延佑六年（1319年）重修。其中《祈雨图》的壁画，阶前一头戴乌纱，身着青长袍官吏，下跪在地，祈求明应王开恩降雨，体现了以主神为中心的祈雨理念。［30］延佑七年（1320年），冀宁路平定境内大旱，“自春徂秋，罔有雨泽，赤地千里而纎卉莫生焉。越明年，魃虐尤甚，阳石炽火，渴井腾烟。麰麦、灰槁、菽粟焦焚，一郡之民流离迯散靡，所至止死亡饿殍，罔有孑遗。农民蹙頞，市户嗷嗷。”夏四月，本州达鲁花赤阿儿思海兰牙对承务郎同知讳保保言曰：“我辈有此土之寄，安忍坐视其旱耶，年榖不登，上匮国家赋入之储，下罹人民饥馑之苦。”于是“斋沐以洁祭礼、免冠、跣足、走庙、香罗，虔诚祈祷”，以求天降甘霖。［31］846至正六年至八年（1346—1348年），太原夏季连年大旱，农田即将枯死，百姓忍受饥饿。冀宁路达鲁花赤塔海帖木儿多次前往英济侯祠（今窦大夫祠）求雨，每次均灵验。遂立碑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春泽沾濡，豆麦遍野将欲秀，实值久不雨，民心忧疑”。为祈求降雨，大同总兵“率同列，沐祷雷山润济侯祠”，次日“澍雨如注，彻夜达旦。霁而复雨，苗稼畅茂”。［32］1095元人吴当在《题丁县令祷雨记后》载：“牲币修群寺，旌幢拥列仙，为霖因往日，行潦及川前。”可见，蒙元时期，地方官吏积极地从事祈雨活动。祈雨虽显迷信、盲从，但也显露出地方官吏对降水的憧憬与丰年的渴望。此外，祈雨的行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员率众求雨，下层百姓也积极地进行祈雨活动。

2.5 佛寺法会

遣僧祈雨也是古代灾害应对的重要举措，古人认为在佛事的祈祷下，能消弭自然灾害。元至元元年（1264年）“夏四月壬子，太原大旱，民饥”，元庭“遣西僧祈雨”［19］96；
元至顺二年（1331年）“大同路累岁水旱，民人饥”，元庭下令“裁减卫士与马刍粟”，且命僧人在“五台及雾灵山作佛寺一月”。［19］782元朝帝后笃信佛法，成宗初即位，奉事太后惟谨。太后欲亲幸五台，为民祈福。上敕中书省于五台山大建佛宇，工部司程陆信竟“驱民数千人，入山伐木”，民被虎豹伤者百余人。［22］206-208有元一朝，仅在五台山重修或新建的寺庙就多达30余座。全国产铜的三分之二用于修筑寺庙中的佛像。每每灾害发生时，元庭地方便会进行佛事活动。而五台山又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在此进行的佛寺活动众多。延佑五年（1318年）前，各个寺庙作佛寺每日所用的羊就达万头。佛寺活动的费用超过官兵的俸饷。大量的佛事活动，花费太甚。佛事活动的举行对消弭灾害有一定的心理慰藉，但因为流于形式疏于管理，反而适得其反。

2.6 更改地名

政治需求与避讳是更改地名的重要原因，此外更改地名还与灾害的发生有关，统治者甚至平民百姓都相信通过更改地名可以达到消灾避难的效果。元成宗时期，山西多地发生地震。大同路地震，“有声如雷，坏民庐舍五千八百，压死者一千四百余人”。［32］1057据吉州乡宁县（今山西乡宁）《大帝庙碑》所述：“吉乡为轻，屋之存者十三四，人方露处，风雨不庇，扶倾起顿，岁无虚日。”［31］572赵城县（今山西洪洞赵城镇）的《重修明应王殿之碑》载：“大德七年（1303年）八月初六日夜，地震，河东本县尤重，靡有孑遗。”［31］652可见，此次地震对山西各地的破坏之大，影响之深。为此，元朝统治者改“太原路为冀宁路，平阳路为晋宁路”。［34］101希望通过更改地名，来避免灾害，但其内在期许与现实情形往往相左。

蒙元时期山西自然灾害频繁，灾害的原因主要受地形与气候两方面的影响，地形因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极端的气候是蒙元王朝不同于中国其他王朝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旱灾与雨雹等极端灾害。在赈灾活动中，现实救济处于绝对的主导作用，蒙元王朝曾多次下令免除灾区的赋役与增加赈济的力度，救济与免役、开禁与禁酒、拜粟入官等现实救济活动对社会秩序稳定有着积极作用。蒙古统治者除了常规性的救济外，更加注重宗教的作用，希冀凭借宗教活动来消除灾害。故而灾害发生后，蒙古统治者多会召集僧侣前往寺庙进行祈福。除借助宗教活动，修改地名是元庭应对灾害的又一举措。此外面对旱情，还有官方民间祈雨等活动。这些应对措施是中国古代国家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不仅提供了治理灾害的历史依据与理论依据，而且对于当今社会应灾、减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