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

李倩云 罗诗婕 宁春娇 刘群阅 黄启堂 谭少华

1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合署) 福州 350002

2 重庆大学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45

3 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州 350116

4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截至2021年7月底,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9亿,死亡病例超420万[1]。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如居家隔离、封城、限制人群流动、关闭公共场所等,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新冠肺炎传播,但也严重扰乱居民日常生活节奏,引发抑郁、焦虑等症状[2-3],对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4]。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因此,研究人体身心健康与自然关系至关重要。

社区生活圈作为疫情防控基本单元[5],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公园作为社区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6-7],也是疫情期间居民主要使用的绿色空间[8-9]。新冠疫情暴发后,社区公园的健康效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王志鹏等[10]在疫情发生初期通过随机抽样方式调查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内15个居住区的居民,结果发现居住区绿化覆盖率、绿地满意度、绿视率及绿地注视时长使居民心理健康获得正向反馈。大多数居民在后疫情时期对自然景观评价较为积极,且逐步意识到其重要性[11]；
殷利华等[12]通过对武汉市居家隔离期间的15个“高风险”社区进行调查,进一步说明后疫情时期住区绿地健康景观对居民的身心健康效益。同时,城市公园绿地不仅可以保障疫情下公众的身心健康,还能有效阻断传染性疾病传播途径[13-14]。此外,Ugolini等[15]通过调查欧洲6个国家中社会隔离对城市绿地的使用与感知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绿地的需求仍然普遍存在,且更多的人会步行到附近的绿色空间进行体育锻炼、休闲和观察自然等活动。

然而,针对当下国内社区公园,疫情前后游览者数量和游览方式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在疫情初期公众在社区公园会进行哪些活动?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环境因素可以制约人群的期望与行为,改变人们对绿地的态度认知[16-19],那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是否改变了公众对社区公园的行为和认知?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疫情发生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和使用特征,为后疫情时代社区公园环境提升提供借鉴,也为类似城市社区公园营建提供理论依据。

1.1 问卷设计

问卷设置4部分内容:1)引言部分主要向受访者解释此次调查目的,说明调查中所指“社区公园”概念；
2)受访者个人背景信息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居住城市等；
3)调查居民住区附近社区公园,居民对疫情的反馈及对社区公园认知情况,包括满意度、重要性、安全性以及担忧因素等,问项通过李克特七级量表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4)调查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使用情况,如使用频率、使用时间、活动类型和使用原因等。

1.2 调查过程

2020年7月14日—7月25日,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对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滚雪球抽样实际上是一种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数据采集方法,适合稀少群体和特定群体研究,优点是容易找到特定群体的被调查者,调查成本较低[20]。问卷首先发放给6位居住在福建的大学生,之后通过这些受访者将问卷发放给更多的调查对象。所有的受访者都是中国人,近一半居住在华东地区。总共发放问卷338份,回收有效问卷323份,有效率95.5%。

1.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5.0(IMB SPSS Statistics)对回收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通过配对T检验(Paired Sample T Test)及描述性分析比较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及使用行为变化。此外,为深入探讨居民认知情况对使用行为影响,使用PEOCESS 2.6软件分析社区公园属性以及居民对社区公园的环境认知及使用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

2.1 样本及社区基本情况

受访者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男性受访者占42.4%,女性占57.6%；
年龄18～29岁受访者占54.2%,30岁以上的占44.4%；
单身受访者占41.2%,已婚占51.4%；
最高学历在中专及以上学历受访者占90.7%；
年纯收入在6～18万元的受访者占42.1%,44.9%的受访者为企业职员。此次调查整体包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图1可知,14.6%的居民住所附近没有社区公园,15.5%的居民没有使用过社区公园；
16.7%的居民去最近的社区公园需耗时超15 min。

图1 受访者附近社区公园基本情况

2.2 新冠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差异

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使用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满意度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疫情前后社区公园的重要性和配备需求认知具有显著差异(P＜0.05)(表1)。此外,居民认为后疫情时期的社区公园安全性显著降低,同时游览公园时受感染的担心程度显著增强,这可能会导致公众对社区公园的使用方式发生变化(表1)。

表1 疫情前后受访者认知差异分析

2.3 新冠疫情前后居民对社区公园的使用情况

2.3.1 活动时间

疫情前,超过半数居民前往公园的频次为每周1次以上；
疫情后,前往公园频次在每周1次以上的居民数量有所减少(图2A)。说明疫情前后居民前往公园频次存在显著(P＜0.05)差异(表2),疫情后,居民游览社区公园的频次有所下降。疫情前后居民在社区公园的平均停留时长都是以“30～60 min”为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不存在显著差异(表2)。疫情前后大部分居民偏向在16∶00-20∶00前往公园,但疫情后在12∶00-14∶00及20∶00-22∶00两个时间段前往公园的人数有所增长(图2C)。

表2 疫情前后前往公园频次和停留时长差异分析

图2 疫情前后前往公园频次、停留时长和时间段

2.3.2 活动空间及活动类型

疫情前后居民前往公园进行的活动类型都以散步、接触自然、设施活动、放松思考、自由活动及跑步为主,但疫情后从事这些活动的居民数量都有小幅度的下降(图3A)。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人数存在降低趋势,这是居民因工作生活不得不穿越公园所致,也说明疫情防控背景下,游览者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聚集场所,更多地选择散步等聚集程度低的活动形式。除游步道和私密性场所外,其余场所使用率都有减少趋势(图3B),聚集性场所的使用率下降了18.2%,与疫情发生前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图3 疫情发生前后活动空间及活动类型

2.3.3 使用与拒绝使用公园的原因

居民使用社区公园的原因是散步、锻炼身体、放松心情以及享受自然,相较于疫情发生前,疫情后受访者对于前往原因的选择概率都有所降低,其中社交以及带孩子玩两个原因降低幅度较大(图4A)。疫情发生前后,近半数受访者拒绝前往公园是不适用或没有时间,但疫情发生后,更多居民会因为疫情产生的担忧以及繁琐入园步骤而拒绝前往社区公园(图4B)。

图4 疫情发生前后使用与拒绝使用公园的原因

2.4 认知情况对使用行为的影响

为探究受访者对社区公园和疫情的认知情况及情绪对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其中自变量为“距最近社区公园的距离”“游览频次”,因变量分别为“游览频次”与“停留时长”,中介变量为“环境认知”。疫情期间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情况包括满足度、满意度、重要性、配备需求、安全性及担心程度,这些认知情况均值(其中担心程度越高,环境认知越低)如图5所示。由图5模型A和B可知:无论疫情前后,居民距最近社区公园的距离越远,频次的反向效应越显著(P＜0.001)；
中介效应同样显著,即距离越远,居民对社区公园的环境认知以及使用频次都会下降,提升对公园的环境认知可以增加居民游览频次。说明无论疫情前后,距离都能通过影响居民对公园的环境认知进而影响居民前往公园频次。

图5 中介效应与变量间关系

模型E的总效应显著(P＜0.01),说明疫情发生前,居民前往公园的频次可以通过影响环境认知进而影响停留时长,但总效应呈现反向效应,说明在环境认知的作用下,前往公园的频次越高,停留时长越少,这有可能是居民对高频次访问的社区公园已经产生审美疲劳。模型F中介效应不显著(P＞0.05),说明疫情发生后前往公园频次无法影响居民在社区公园的停留时长。由模型C和D可知,距离不能通过环境认知来影响居民在社区公园的停留时长。

不论疫情前后,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频次与距离都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环境认知的作用下,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频次都有所增加。关于居民在社区公园停留时间的影响因素,在疫情发生前与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频次成反向影响关系,但在疫情后的影响因素暂不明确。

3.1 结论

新冠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疫情发生后,社区公园在居民心中愈加重要,但是居民对社区公园的安全性存在疑虑,加之防疫政策的影响,居民减少了社交活动及游览公园的频率。“距离→环境认知→游览频次”的影响路径在疫情前后均成立,社区公园的距离能够通过影响居民对社区公园的认知情况进而影响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频次,所以提升居民对社区公园的环境认知以及缩短居民到达社区公园的距离对增加居民前往社区公园的频次十分重要。

3.2 讨论

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居民对公园需求度有所增加[21]；
城市绿地对于居民的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22-23],本研究与这些研究结果大致契合。虽然疫情期间,居民对公共场所的人际接触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但有研究表明,公众在户外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小[24],因此可以在控制游览人群间隔距离的基础上鼓励居民进行社区公园游览等活动,同时社区公园规划应及时对聚集性场所等社交活动场所进行防疫性改造,加强社区公园的防疫性管理,再通过构建社区健康绿色走廊连接多个社区间的绿色健康空间,提高活动人群的流动性,最大程度地发挥社区公园的健康效益,让居民更安心地游览社区公园。此外,由于夜间社区公园使用人数增多,社区公园需适当配备夜间游憩设施；
同时考虑完善全天候游憩活动设施,吸引居民延长游憩时间。

社区规划设计应该考虑合理配置公园绿地,尽可能让所有居民都能在步行距离内访问公园。此外,疫情前由于对附近社区公园的高频率游览而导致的审美疲劳会影响居民在园停留时长,但疫情后居民在园停留时长可能受到多方面交互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探讨。

本研究结果为后疫情时期社区公园的建设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的调查问卷是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数据获取,此抽样方法虽能较大范围的收集样本,但由于当前网络活跃人群年龄段为18～29岁,因此,所得结果会有所偏差,今后会考虑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法进行问卷发放。此外,对于居民在社区公园停留时长合适的作用路径,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综合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