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融”助力江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现状、困境与路径

朱荷清

(1.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2.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江苏省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精神，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新征程中做到“两争一前列”，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更实的举措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以下简称“三融”)落细落实，当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探路者和排头兵。笔者通过查阅资料、比较研究等形式对江苏“三融”现状和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融”整体推进江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一) “三融”是加快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关联，通过职普融通拓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产教融合增强产业需求侧与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科教融汇推动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融为一体，共同构建支撑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也是推动高等教育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二) “三融”是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之举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内涵式发展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表现为全面发展、充分发展、长远发展。即高校既要满足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期人民对更高质量教育的要求和期盼，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打造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学科专业、加快科技创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也要在各自类型教育的特点基础上，加快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协同、产业与教育协同、教学与科研协同，汇聚内涵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 “三融”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新版《职业教育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出台，核心要义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培养更多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这必然要求高校加快职普融通，积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提高人才领域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
瞄准产业发展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创新人才，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一) “职普融通”有力拓宽人才培养通道

一是高等教育发展均衡。江苏高校数量居全国第一，拥有高校168所，其中本科高校78所(公办本科50所、民办本科院校26所、中外合作办学2所)、高职院校90所(公办院校67所，民办院校23所)，高等普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数量相对平衡，发展态势良好。二是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全省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15所、国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20所，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省在“十三五”期间，共计培养本科以上毕业学生150多万人，留在江苏省内各地区的人数超过70%；
职业院校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超过250万人，全省每万名劳动者中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数量达到了929人[2]。三是职普融通育人取得实效。2012年国家开始试行高职与本科分段“3+2”培养、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4+0”培养项目，江苏立即行动并积极推进项目实施，通过十年的不断探索实践与发展壮大，到2021年全省60所高职院校与31所普通本科院校实现“联姻”，实施“3+2”培养项目175项、共计招收7259名“3+2”分段培养学生；
30所高职院校与15所普通本科院校达成联合培养协议，开展49项“4+0”项目、招收1795名“4+0”联合培养学生，职普融通有力推动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路径多元化的探索实践。

(二) “产教融合”有力推动校企深入合作

一是政策制度健全。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江苏省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系列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制度，进一步强化产教融合顶层设计，用政策制度进一步明确政、校、行、企等的责权利，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各方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造了条件[3-4]。二是产教互动良好。全省13个设区市中通过政、校、行、企等联合共建职教园的有9个，通过政府领导、行业指导，由职业院校、行业和龙头企业多主体牵头，整合行业资源、搭建交流平台，组建的全国性职教集团(联盟)27个、省级29个；
同时为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全省每年遴选100家左右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有力推动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三是校企育人双方协同。全省由25所高校牵头，协同政行企、学会、协会等共建多元主体的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30个；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中教育部所属有27个、省级有25个，先后建设100个省高职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和36个产教融合集成平台，建设经费总投入超过15亿元，涉及20多个产业领域，覆盖13个专业大类，学校为企业服务年收入高达11.34亿元，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基本形成。

(三) “科教融汇”有力驱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一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与汇聚能力显著提升。江苏省有在校研究生近22万名，研究生数量居全国第二；
拥有两院院士79人、国家高层次人才1800余人，高层次人才总数约占全国高校10%，人才汇聚效应不断加大。二是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十三五”期间全省高校建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数和实施项目数位居全国第一，共获科技经费超过1000亿元。三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显著增强。在中国高校专利转让百强榜中，江苏省有24所高校，其中4所位居全国前十，24所百强高校转让14877件专利，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四是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展现新作为。高校科技创新资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江苏科技贡献率达到67%以上，有力推动了江苏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一) 职普融通“通而不畅”问题难以回避

一是育人体系难以转变。受长期办学体制惯性的影响，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因培养目标不同，两类学校在发展理念上难以融合，各自封闭的办学体系难以打破，融合发展不顺难以回避[5]；
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合作共育本科层次人才试点项目实施情况和办学质量不一，教育教学质量控制体系尚未健全，“职普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够，职普两张皮现象普遍存在。二是职普融通机制不够健全。高等职业教育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办学理念、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尝试，总结了很多经验和典型案例。但从调查分析的院校来看，在专业改造、课程重构、双师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不少高职院校依然参照普通教育的办学方式，甚至完全按照普通教育的考试方式选拔评价学生，造成人才培养质量与培养目标脱节。三是职业教育体系纵向贯通不畅。职业教育体系内部不同层次之间衔接不畅，职教本科类型定位不够清晰，培养目标和标准与普通本科如何区别和界定，职教高考制度如何突破学科考试制度弊病，以及如何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等都需要时间检验和结果验证。职业教育纵向贯通障碍急需破除，目前江苏全省只有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显然不适应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迫切需求。

(二)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难题亟待解决

一是相关政策落地受阻。江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类型多，其中不乏宏观性和指导性政策[6]，原则性条款较多，可操作条款偏少，解决问题的实效性不强。而且，产教融合政策涉及面广，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有的政策难以真正发挥作用，除了教育系统以外真正关心职业教育的职能部门不多，协同推进不力。二是行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行业组织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明显，职能不到位，目前多数行业协会是从政府相关职能中转变而来，难以摆脱行政路径依赖，自主发展能力较弱，自身生存面临危机，创新创业原动力不足[7]。三是企业对产教融合理解存在误区。产教融合能否深入关键在于企业，实现学校企业双主体育人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协议中，要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企业以效益优先为原则与学校人才培养为根本能否同频共振需要企业更大的付出和支持，否则产教融合难以真正实现。

(三) 科教融汇“汇而难融”弊端愈发显现

一是科研组织化程度不高。江苏高校数量虽多，但是科研基础参差不齐，一般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能够搞科研的教师数量少，研究工作没有系统性和延续性，科研的组织化程度低，缺乏科技人才队伍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科研定位不准确，科研特色不明显。因此，难报大项目、难出大成果，从而也进一步打击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二是科研产出与产业需求的耦合不够。当前高校科研供给侧和企业需求侧仍然存在两张皮现象，研究项目重复申报、重论文发表、轻产品开发，重成果报奖、轻市场应用，供需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部分成果长期闲置。三是科教融汇不深。科教融汇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单靠高校个体推动与改革难以取得长足成效，缺少政府层面的总体规划和政策引导；
教学和科研长期处于“共存”状态，本科高校的教师偏重科研，为了完成教学工作任务而“教学”，高职院校教师偏重教学，为了评职称而开展“科研”,学生参与的科研项目大多数是简单的重复，无法真正把项目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科研环节，更加偏重研究生能“保证毕业”和“早点毕业”，而非真正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 加快现代职教体系扩容增量

一是加快独立升格步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新《职业教育法》和《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都明确提出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议坚持优中选优原则，建议对办学基础好、办学水平高的国家“双高计划”学校独立升格为“技术大学”或开办职教本科专业。二是畅通人才成长通道。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类型教育，只有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专本硕博学历层次纵向贯通的机制，职业教育这一类型教育才是完整的，才能满足高职院校举办高层次职业教育的现实诉求，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上升通道和路径，从而真正构建上下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明确各类型层次的标准和政策。通过明确类型教育、普职融通、应用型科技研发、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标准，进一步提升“高层次”“技术技能”所要达到的目标高度；
通过推进招生、培养、评价等全过程改革，健全职业教育学位授予制度；
通过制定制度、健全机制，激发普通教育开展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通过对民办性质的本科职业大学在公益属性上的要求，明确民办教育的办学宗旨、提升民办职教本科学校的办学质量等[8]。四是健全职普融通长效机制。根据学生个人学习特点和特长，打通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成长通道，经全面的考核评价，学生可在两种类型教育中寻求成长成才道路；
普通教育体系的学生根据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性格特点，也可鼓励其报考职业教育体系的学校，同时对其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真正建立“职普双轨”的长效机制。

(二) 破除产教深度融合藩篱

一是强化政策制度设计。积极探索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加快出台产教融合实施细则，简化审批、申报等程序，畅通职能部门业务流程，避免碎片化、“中梗阻”，减少各方额外工作量，制定产教融合详细、可量化、可操作的标准和规程，提高政策执行效果[9]。二是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完善高等教育拨款机制，将产教融合实施情况、实施效果等纳入绩效增量范畴，不受绩效总量限制，增加办学质量考核权重，通过考核与绩效导向驱动，激发高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主动性、积极性[10]；
健全行业企业参与机制，为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在业务办理、税收减免、土地流转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加大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培养和评价力度，分不同等级对在产教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企业和人员给予奖励和表彰，并在职级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三是发挥社会组织独特作用。社会团体、行业组织都是由业内有共同兴趣爱好、熟悉一线业务人员组建形成，他们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更加善于下功夫、找突破；
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相信和利用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的作用，对其业务性工作进行“放管服”改革，通过出台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实施产教融合考核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的积极性，真正发挥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的独特作用。

(三) 突破科教融汇传统思维

一是强化战略部署。实施科技强省战略行动计划，明确目标、细化任务，以上率下压实责任，推动江苏省科技创新计划列入国家行动计划；
聚焦教育链、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发展，瞄准江苏主导产业、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开展一批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技研发项目，注重原始创新和技术集成，超前谋划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城，加大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力度，优化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配置和共享，推动产出一批重大成果。二是强化人才支撑。深化科技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体系，加强高端拔尖人才引培力度，打造引领江苏产业变革的全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建立健全创新型、教学型和技能型人才分类评价机制，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战略科技人才和拔尖人才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更加注重高水平工程师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形成上下贯通“产教科”融合的科技人才队伍。三是强化模式创新。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创新体系建立和运用中的思维和方法，加快江苏省科教融汇的模式创新，参照日本为国立科研机构量身定制的新法人制度，以及欧美国家科研机构采取的国有国营管理模式，国有民营运行管理模式和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等，真正将科研交给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减少行政干预和各种考核评比评价，集中精力办大事，减少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研究和低水平的成果产出。四是强化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少数有创造性的人才才能迎接新科技的挑战，事实告诉我们战略科技人才是科教融汇的核心力量，美国“硅谷先驱”弗雷德·特曼的成功就在于他在担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期间，致力于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结合起来，注重科学的实效性。他的哲学就是“使大学和产业形成一个共生关系”，从而催生了斯坦福工业园——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园区，这也就是大家公认的“斯坦福孵化硅谷”模式，江苏重点高校多、人才资源聚集，能否诞生江苏的“弗雷德·特曼”，需要大胆创新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