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状与展望：国内学界关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发展研究

祁进玉 孙晓晨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中蒙俄三国，横贯欧亚，相依相邻，历史上三国间一直保持着长期且不间断的商贸往来，人员流通。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地区与国际间的合作也愈发重要与迫切。2013年9月和10月，“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相继提出。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会晤时就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蒙古国的“草原之路”、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倡议进行对接并达成共识，宣布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1]。中蒙俄三国政府分别在2015年7月与2016年6月联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这标志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由构想走向实施。

如今，中蒙俄经济走廊从构想、提出到实质推进已有近9年时间，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缓慢增长至明显跃升的发展过程（如图1所示）。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构想提出之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中蒙俄历史商路”“中蒙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构建欧亚次大陆桥”等问题展开，年度发文量基本稳定在11～16篇。中蒙俄经济走廊构想提出之后，发文量急剧增长，2017年发文量跃升至30篇，此后长期保持在35篇以上。特别是2019年，发文量更是达到历史的最高值41篇，相关研究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以贸易、金融、投资、产业、技术、能源等问题为主。由于中蒙俄经济走廊不仅仅是一条经济走廊，还是一条文化交往通道，三国之间的教育、旅游、科技、娱乐等人文领域合作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此外，从国际关系角度入手，探讨与走廊相关的中国外交布局和战略实施、全球与区域治理、国家安全等问题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通过审视学界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一，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本身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具体的语境、实践现状等进行研究，缺乏对中蒙俄经济走廊从构想到提出再到具体实践乃至未来展望的整体性梳理。其二，以往研究一般从宏观政府、国家和中观区域社会两个层面，采取自上而下视角来探讨三国之间的经贸网络与文化合作，缺乏从微观个体或特定群体角度的民间层面，以自下而上的角度探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践行。与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跨境民族走廊研究相比，对中蒙俄三国跨界民族、跨界婚姻、跨界务工等体现民间文化交流的问题关注度较少。其三，通常而言，共通的文化是跨界走廊建设的基础，经济则是跨界走廊建设的动力源和驱动力[2]。有关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研究，大多是就经济谈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缺乏从文化与经济的整体视角来看问题。基于此，本文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下相结合的视角，对中蒙俄经济走廊从构想、诞生到实施再到未来展望做一纵向的、整体性梳理与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文化交往与经贸合作的探讨相并行，以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实践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丰富中国提出的以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理论框架。

图1 2012～2021年年度发文量

（一）历史传承：从草原丝路到万里茶道再到近现代中东铁路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交往理论，人类在各个地域产生的物质文明，不是长期囿于孤立、封闭状态，而总是向外寻求联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以发展，生产生活分工的分化则推动了推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3]。历史上，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生产分工不同，导致彼此都需要通过交换从对方手中获得生产生活必需品。也正因为此，中蒙俄三国能够保持着长期且不间断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陆路交通要道，如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这些跨国商贸要道的形成和发展，为当下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历史上的可行性。

草原丝绸之路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雏形。早在公元5世纪左右，北方游牧民族已与中原各民族展开贸易往来，并形成了经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横贯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欧洲腹地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4]。王秀艳认为这条经贸通道虽因战乱等原因时有中断，路线屡有变迁，但不可否认的是草原丝绸之路一直秉持着“旨在通好，广泛交往”“招来外商，发展贸易”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欧大陆东西方技术、物产的传播；
促进了民族间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风俗习惯的交流与融合[5]。

明清万里茶道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前身。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将闽鄂皖的砖茶，赣豫鲁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晋冀陕的麦粉、金属器皿及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俄罗斯，甚至到达欧洲，形成一条长1.3万千米，持续两个多世纪之久的商贸路线[6]。康永平认为，晋商与蒙古地区的贸易不仅改变了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左右了沿线地区的发展脉络，旅蒙商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以归化、包头、多伦、科布多、多伦诺尔为代表的一大批草原城市的商业集镇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的移民汇聚于此，加强了民族交流与融合[7]。郭蕴深认为俄国茶文化受中国影响深远，俄国种茶制茶依靠的是中国的茶籽和技术，中国不仅向俄国传播了种茶制茶技术，也传播了中国茶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谊[8]。蒋太旭、刘再起等学者指出中俄贸易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之间交流、碰撞、融合的纽带，在向欧洲输出中国农业文明的同时也输入西方的工业文明，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兴起，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9]。

近代中东铁路对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与文化交往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修建的横跨欧亚大陆铁路分支，其走向是由满洲里口岸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与牡丹江，后由绥芬河口岸出境。杨东亮认为铁路建成通车之后，改变了中国对俄贸易的运输方式和地理走向，中国对俄国出口茶80%是由海参威经过中东铁路运往俄国；
铁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沿线城镇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推动不同民族交往与互动[10]。

显然，中蒙俄三国间的交往与互动是具有历史承继性的，无论是公元5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还是明清时期的万里茶道，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蒙俄三国经贸往来与文化互动的见证。作为一个将不同文明连在一起的媒介，它们在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人文融合方面扮演的积极作用一脉相承，都以尊重、包容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实现不同文化交流、文明之间的互鉴与融通。

（二）理论支持：从“全球化”到“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次区域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国际贸易分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互相依赖性逐步加深，各种生产、贸易、资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流动。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David Held & Anthony Mc Grew）指出：“全球化指的是人类社会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和变革，这些组织把相距遥远的、彼此互不关联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利关系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洲的影响；
但不应该把全球化视为预示着一个和谐的全球社会的到来，也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普遍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或各种文化和文明都将日益趋同的同质化的单一过程；
原因在于日趋增强的内部联系往往会产生新的敌意与冲突，而且全球化还能够激起反动的政治和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11]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科技发展与生产分工的细化，学界相继提出“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相互依赖”等理论，对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地区间日益密切的合作问题进行相关探讨。随后，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A.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提出经济一体化理论并这样说道：“就过程而言，它包括采取种种措施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
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差别的消失。”[12]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则把经济一体化分为五种级别递增的状态：特别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商品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对外关税）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13]。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次区域合作”等概念与构想相继提出并被视为全球化在地方的具体实践。

就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所涉及的“次区域合作”来说，最早是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有关其定义，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是这样理解的：“在政治形态、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三个国家（地区）以上的相邻地带强化生产要素及市场的互补关系，促进贸易、投资，以达到地区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设置的多国籍经济地带。”[14]李铁立对次区域合作在不同发展阶段各主体的作用进行总结，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正式组织在合作初期起主导作用，以企业跨边界网络为主的非正式组织合作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到了合作较为成熟的阶段，形成中央、地方政府间正式跨边界组织和企业民间的跨边界非正式组织共同参与、多种组织齐心推动的制度与模式[15]。

（三）现实基础：中蒙俄三国在地缘政治与经济贸易往来上的积淀

此外，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提出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具体来说：从地缘上来说，中蒙俄三国横贯欧亚，相依相邻，彼此之间边界线漫长。张秀杰认为中蒙俄三国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由此保证三国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安全[16]。从政治上讲，中蒙俄三国都是由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李勇慧认为三国政治关系发展较为顺畅，三国间已搭建起多元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相结合的架构，如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的协调和促进作用，中蒙俄三国多边与双边首脑会晤机制发挥顶层设计与实质推进作用等等[17]。经济上，中蒙俄三国的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特别是能源、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蒙俄三国互为彼此依赖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贸易额连续多年呈上升态势。巴特尔总结道，中国一直是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国，中蒙贸易规模20多年间增长超过50倍[18]；
截至2020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四大贸易国和第二大投资国[19]。从国家利益与发展上来说，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议，希望以此来应对国际经济秩序重塑并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徐习军认为，国际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都在试图通过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和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覆辙以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内方面，我国东、西部在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但至今仍没有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案[20]。与此同时，蒙俄两国分别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提出面向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蒙古国早在2008年就通过《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全面发展战略》，随后将之发展为“草原之路”倡议，寄希望通过跨境运输贸易来振兴本国经济；
俄罗斯在2014年提出“跨欧亚发展带”构想与“欧亚经济联盟”计划，旨在以铁路为骨干，建立现代科学工业区和欧亚、欧美货物运输通道[21]。于是，三国战略相结合的顶层合作基础与历史上形成的政治、经贸合作传统，共同推动了蒙古“草原之路”倡议、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自2014年提出并实施以来，三国政府与社会各界都展开持续的互动与交往，在推动经济走廊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和可喜成果。杨东亮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次区域合作机制已初步建立，合作主体逐步多元化、合作渠道逐渐拓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合作交流不断增强[22]。就内容而言，根据纲要可知，中蒙俄三国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口岸建设和海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及互联互通、产能与投资合作、地方及边境地区合作、生态环保合作等7个重点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合作与交流[23]。就主体而言，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政府牵头、市场引导”的多层化合作模式。匡增杰认为中蒙俄三国已搭建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等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交流方式，包括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地方领导人协调、交流会、合作论坛、博览会、智库联盟的国家级协调、省级磋商、地市级运作的三级框架[24]。结合三国参与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来看，形成了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国重点合作的局面，具体来说：

辽宁省推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部沿边开发开放带”的“两廊两沿战略构想。在经贸合作方面，许宪良认为辽宁主要通过海空货运与俄罗斯进行贸易，过货量和贸易额大于吉林省[25]，其进口产品以石油、矿产品等工业燃料、原料初级产品为主，出口则以机电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6]。在人文交流合作上，根据辽宁省政务公开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来看，辽宁建立对俄合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辽宁中俄合作协会，彼此举行文化交流展览，选派留学生互访，参与联合国计划署大图们旅游合作项目等，推动了中俄、中蒙双边及多边的文化交流项目落地实施。

黑龙江省提出建设“黑龙江（中俄）自贸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示范区、面向欧亚物流枢纽区”的“一个窗口、四个区”发展战略[27]。在经贸方面，马琳认为黑龙江对俄投资最多，约占全国对俄投资的1/3，投资领域集中在林业、农业、能源、矿产等方面[28]。杨应亮认为黑龙江地区是我国对俄经贸合作第一大省，贸易额持续增加，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地区合作开发向深层次、多领域发展[29]。在人文交流方面，黑龙江省与毗邻的俄罗斯地区均建立了省州长会晤机制，因地制宜推出“龙江丝路带”与中俄文化大集等大型中俄文化交流项目，推动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境内高校与研究机构，与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知名院校建立科研与人才培养项目，并举办了中俄旅游节、中俄国际自驾车集结赛、跨境自驾游等旅游交流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则提出“新亚欧大陆桥”发展目标。在经贸合作方面，内蒙古依托与蒙古、俄罗斯漫长的边境线，使境内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岸城市与俄罗斯、蒙古对应口岸联通，形成以边带城的发展模式。就贸易结构来说，许宪良认为内蒙古进口以原木、纸浆、铅矿砂、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为主，出口则集中在机电产品和农产品等方面[30]。就人文交流方面，西仁塔娜认为由于内蒙古与蒙古国山水相连，且双方蒙古族居多，语言沟通障碍较小，文化融合度较高[31]，彼此在音乐、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颇多，例如举办“内蒙古·蒙古国文化周”“丝绸之路经济带”、互派留学生访学、举办学术交流会等文化交流项目。此外，内蒙古不断提升自身对外整体形象与旅游业合作深度，成立了“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开通了“满洲里一西伯利亚号”中俄跨境旅游专列等合作项目。

吉林省推出“沿中蒙俄通道开发开放经济带”的战略构思。由于对俄口岸仅有珲春一个，吉林对俄贸易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该中俄两国对应口岸的贸易往来、人文合作、跨境旅游等方面。陈宪良谈到，吉林省对俄、蒙的商品结构与其他三省相似，其进口以木材、矿产品、食品等为主，出口则集中在机械制造产品、汽车配件、农产品等方面[32]。就人文交流方面，吉林省与蒙古国、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已呈常态化、规范化发展。具体来说：三方共同打造了科技产业园，签署农业实用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等协议；
定期举办东北亚博览会、东北亚产业技术论坛等多项科技、经贸论坛；
促成内长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与俄罗斯叶赛宁梁赞国立大学与蒙古国教育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并定期举办中国吉林省旅游宣传周、中国汉语年”等活动。

总体上，东北四省与蒙古国、俄罗斯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合作广度得以拓宽，深度也有显著提升。

结合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体实践来看，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何去化解这些难题，不仅关系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实践进程，也影响着中国提倡的次区域与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框架搭建。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目前存在的问题

1.政治互信问题与第三方势力的挑战

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外交往来，还是当下三国之间元首外交，中蒙俄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具有历史基础。但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这一区域的发展仍受到不充分的政治互信、国家体制、域外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张秀杰认为蒙俄两国对中国存在戒备心理等问题会制约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进程[33]。蔡振伟和林勇新认为中蒙俄三国间的政治关系将会受到蒙古国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政党轮替制度以及中美、美俄等大国之间博弈的影响[34]。此外，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与深远影响。罗圣荣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危机让一些国家兴起了疫苗民族主义，不仅阻碍全球抗疫进程，也导致了极端民粹主义势力抬头，进而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对抗，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35]。李学保也谈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过程中西方一些国家反华民族主义高涨并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36]。

2.经贸合作结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影响

结合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实践情况来看，中蒙俄贸易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都存在商品贸易结构不合理、企业境外经营风险大、国际次区域制度性合作进展缓慢等问题。冯晓玲、姜珊珊谈到蒙古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占自身贸易额比重较大，输出以矿产品为主；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经贸联系密切且贸易规模快速提升，贸易产品集中于矿产品、机器和电气设备等方面[37]。朴建一总结了贸易结构失衡的原因后，认为：蒙俄两国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经贸主体等与中国有许多不同；
蒙俄两国经济实力与中国差距较大；
蒙俄两国产业结构单一、产业体系与中国不对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38]。与此同时，中蒙俄经贸合作也受到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大环境影响。周宜昕、赵丽梅等学者认为，受当前国际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创，各国都面临国际供应链“割裂”与重塑的挑战[39]，这直接影响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实际推进。

3.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先与基础建设内容，而基础设施的不畅通则会制约走廊的实质推进。谈到中蒙俄净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蔡振伟、林勇新认为中蒙俄修建的大型基建项目都有建设周期长、投入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并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资金短期、技术支持等难题[40]。刘国斌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地区空间跨度太大，传统的华北通道与东北通道都穿越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中西部，推行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的成本相对较高，同时由于途经地区短期内不具备自建基础设施的人力财力，因此在推行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41]。同时，与基础建设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议题也是着重考虑的问题。乌兰巴根认为经济走廊途经地区普遍地理纬度较高生态脆弱，实际建设成本较为昂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开发和国际合作[42]。例如。走廊途经的蒙古地区有大片戈壁沙漠，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大片原始森林和永冻土，这些地区人烟稀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而如若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自然会面临水土流逝、荒漠化等问题。上述种种，都对走廊的顺利推进产生了负面影响。

4.民心基础与文化传统方面的难题

从中蒙俄三国社会交往的实际情况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蒙俄三国官方层面往来频繁，但三国民众对彼此都缺乏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并不真正了解，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以中俄关系为例，俄罗斯学者亚·格·拉林的《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中国学者于晓丽的《俄罗斯外来移民现状研究》、宁艳红的《旅俄华侨史》、李玮的《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论述中，都以大量真实客观的调查数据作为支撑，对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深入、全面的展示。他们均认为，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逐渐增加，总体印象是不错的，但是，因为中国人的某些品行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现象，也导致俄罗斯民众与媒体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43]。乌兰巴根通过对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的大量案例考察，认为中国与蒙俄两国开展的矿产、木材等资源的投资与合作时常被一些政客利用，加之大众社交媒体（特别是综合性娱乐媒体）的有意宣传，致使蒙俄两国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误解[44]。朴键一认为中国与蒙俄两国的历史关系，特别是近代中蒙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都直接影响了当代两国国民对彼此的看法[45]。此外，乌兰巴根还从微观层面入手来探讨中蒙俄三国民众在交往过程中出现误解的原因，认为三国在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民俗信仰上存在一些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本地区双边与多边合作的积极性与深入度[46]。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优化路径

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正处于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初级阶段，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模糊不清，双边与多边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处于各行一事、各自为战的状态。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

首要和根本是从政府层面加强双边或多边的互信度、完善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运行、协同管理机制的顶层框架设计。乌兰巴根认为中蒙俄三国应不断增进互信度、提升战略关系层级，从而筑牢政治关系基础，制定完整的配套政策[47]。李艳华、曹张龙也认为三国政府之间应建立一个由上到下的谈判体系与沟通体系以便在三方经济贸易合作中出现问题时，能够在政府的沟通下得到及时的解决，以减少或消除不同经济组织间的贸易摩擦事件[48]。至于配套机制具体应如何去搭建，匡增接认为：一是打造三国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外交框架，建立中蒙俄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地区长官会议及各类协调会议等多层级的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
二是建立由各方会商、协作制定基本法律制度的机制，建立健全协同执法的标准体系；
三是推动建立协调、处置争议机制[49]。

核心和关键是要改善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拓宽合作模式与合作领域，创建次区域经济合作共同体。孙杰认为三国应按照传统观念交通运输方式与现代方式相结合，在跨境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构建软件与硬件设施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多向度合作[50]。李勇慧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应涵盖商品贸易、开发投资、能源合作等方面，推动建立涵盖交通、货物运输、电网和油气管道运输等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51]。此外，孟青龙关注到后疫情经济走廊建设问题，认为应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供应链及生产网络的“区域化”，推动数字化金融合作新模式，不断加深和拓展中蒙俄三国的国际合作领域，从而在在后疫情时代更加务实地建设好经济走廊[52]。

基础和优先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机制。吴涧生、杨应亮等学者均认为：完善三国交通网络、扩大路网覆盖面，建立跨境铁路、公路、陆路的“三位一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推动跨国油气管道和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俄在油气管道项目和高压输电线项目建设上的进一步合作；
完善跨境信息基础设施，健全三国间的通信网络，为三国间电子商务、政务、信息技术贸易与合作等提供保障；
提升中俄蒙三国重点口岸通道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着力推动满洲里、二连浩特、绥芬河、珲春等关键的口岸节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设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着重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平台的融资支撑作用，大力发挥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53]。

此外，由于中蒙俄三国在人文交流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发展潜力，应在开展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基础设备联通的同时，在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基础上，积极开展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具体来说，中蒙俄三国拥有众多可以共同开发利用的人文交流项目，例如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以及当下边境地区的生态文化资源。张丽认为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以及近代中东铁路的历史文化价值，探讨构建中蒙俄跨境文化旅游、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等挖掘与开发，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与经济发展[54]。张海云、古燕认为依托三国在民族风情、边境文化资源、红色文化旅游等方面拥有的丰富共享资源，认为应继续加强协作、调整旅游产业结构，制定跨境旅游发展战略[55]。中蒙俄三国之间有多个民族是跨界民族，应重视跨界民族在两国或多国文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赵月梅以杜尔伯特蒙古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为个案，认为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族文化具有的民心相通功能，能够为了解和挖掘我国其他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与价值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56]。金洁认为鄂温克族文化是三个国家进行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文化资源，科学、均衡地开展三国间的鄂温克族跨境文化交流合作，能够促进中蒙俄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57]。中蒙俄三国在教育、体育、娱乐等方面交流较多，彼此之间互派留学生、共办体育盛会、美食节、选美大赛等。孙玉华、彭文钊、刘宏等学者认为民间层面的多途径、多方式互动交往，有利于提高三国之间的社会亲和力，以减少民族心理造成的政策壁垒和交流隔阂，并对丰富三国间关系内涵、夯实合作基础、提升关系水平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和支持[58]。

综上所述，三国都应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五通”原则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级、地方级和沿边地区多层次的作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促进，积极构建多机制、多模式、多路径、多领域的合作架构。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基于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以今日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指导，满足中蒙俄三国现实发展需求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提出的。李新认为作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实现区域合作的整体战略“一带一路”指导下推出的次区域经济走廊或经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实现了与俄罗斯和蒙古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59]。张秀杰谈到，经济走廊推动了中蒙俄三国在政治互动、贸易往来、地区安全等方面建立相互支持的合作关系，起到了串联东北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枢纽角色[60]。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构想、提出再到具体实施已过去9年，现已在7个重点合作领域形成以“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政府牵头、市场引导“的合作模式，并呈现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为主体的地方参与格局。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仍处在初级阶段，面临着政治互信与第三方势力的挑战、经贸合作结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影响、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民心基础与文化传统方面的难题与困难。围绕这些问题，应从加强政府层面顶层框架设计、改善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等的深化路径。

至于中蒙俄经济走廊未来走向如何？学界也有多种思考，主流观点是“东北亚经济一体化”[61]“欧亚共同体”[62]等畅想。笔者认为有关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未来发展应回归到其提出的根本目的与存在本质中来寻找答案。杨应亮在谈到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目的和宗旨时谈到，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为了给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创造持续有利得外部环境和条件，即中国周边建立一个能够降低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依赖的、更为自立和健康的国际区域性经济结构以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3]。基于此，应将之至于中国所提出的次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的整体框架中思考其走向，具体来说：

第一步，将中蒙俄经济走廊与中日、中韩、中朝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合作机制串联起来，建设“东北亚文化经济共同体”。一方面，东北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与经贸合作自古有之。崔向东曾总结东北亚民族走廊和贸易路线主要有：连接东北与中原的辽西走廊；
连接东北与蒙古乃至中亚、西亚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又称黑貂之路）；
连接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库页岛及日本北海道的“海西东水陆城站路”（又称“虾夷锦”之路）；
连接东北与朝鲜半岛的古营州道；
连接中国环渤海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
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东北亚洲际陆桥与冰上走廊等[64]。与此同时，我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在其历史上都曾与周边的国家、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祁进玉谈到，像我国东北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朝鲜、蒙古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都是跨境民族，他们与周边各国的人们有着密切的往来和频繁的联系，在文化认同上也显示出很多的共同性[65]。另一方面，东北亚地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战略位置制约了区域各国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如朝鲜半岛问题、核危机及二战历史遗留问题等敏感话题，增加了政治成本、军事成本和信任成本[66]。因此，应考虑到东北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情况，采取先经济后文化、先文化后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先行、经济与政治、安全合作相并行等不同的方式，发挥“中日韩”为核心以及多个同心圆和相互交叉的基于双边或三边的合作机制，推动东北亚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联通、商品市场一体化与产业链合作、安全保障机制和政治互信磋商，从而实现“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

第二步，将之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打通，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9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谈到，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很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祁进玉等学者也认为，亚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多样、文化事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早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的唇齿相依与互利共生的关系[67]。从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到现今的“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交流机制，无不体现着亚洲各国追求繁荣、发展的共同梦想与目标。中国很早就形成“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等处理各国关系的理念与对世界大同的祝愿。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中国与东盟、南亚、中亚、日韩、蒙俄搭建并实施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已全面铺开。未来，应考虑将上述次区域机制与合作框架进行有机串联并形成立体联动式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彼此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而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相信，在各个国家、不同民族、多种文化的齐心协力下，通过经济、文化、安全等多方面持续的平等对话与互动交往，能进一步深化东北亚乃至亚洲文明互鉴，消解彼此矛盾与误解，进而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