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霖志忞考》补遗

李 岩

内容提要：《曾泽霖志忞考》出版后作者仍发现有未尽人意之处，故需“补遗”：曾志忞的读音；
新发现曾志忞所办中西音乐会的更多细节及后人对贫儿院乐队的评价；
曾志忞的最终志向；
未找到的曾志忞史料；
贫儿院1913年罹难—被炮轰的深层原因以及基于新史料的感悟。

陈聆群教授1983年发表《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①，又相继于2009年及2013年发表《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

②笔者2014年接续了陈先生的未竟之业，发表《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等一系列与曾志忞研究相关的论文8篇③、专著1部④，可以说是上海音乐学院沈知白教授于1958年提请学界“不要忘了曾志忞”、陈聆群教授点燃“曾志忞研究”火炬之后，“接续火把”之一员。幸甚！并以最新成果《曾泽霖志忞考》与学界共享暨纪念陈聆群先生！

曾志忞，本名泽霖，字志忞之“忞”字的读音（mín—民，wěn—紊，唯独不读mǐn—敏，均根据读音的相应中文标注，不涉字义，下同），其家人一直称其为曾志文。此事在出版《曾泽霖志忞考》（2021）时，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部主任樊仙桃，曾与笔者沟通，时为2021年4月7日。首先，樊问，“忞”这个字如何读？因此字为多音字，有“敏”（mǐn）、“紊”（wěn）、“民”（mín）三 个 发 音。我 的回答：读“敏”。但曾家人至今却称其曾志“文”，即此字的第四种发音。樊最终同意按“文”发音排版（以该书数据页书名汉语拼音为证），并将定稿发给我。笔者即刻通知曾裔萱（曾志忞孙女，曾为陈聆群先生的学生并听过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得到她欢天喜地地回复及致谢，因该书出版对曾家无疑是件大事。

据实说，曾志文，难道是其家人将“忞”（wěn）字念白了？这与北京的一些胡同（如“铺陈市”“朱伟博”）的雅化不同，其明显是俗化，用北京话讲，即“念‘吐噜’了”。但念“文”并非没有依据。从历史文献论，有以下证据：

证据一：王百雷⑤的英文《序》⑥。现据原文抄录如下：

It is a family temple, built by Mr.T.V.Tseng,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Mr. Tseng Shao-Chin. The building is situated at Hotung, Tientsin, and constructed by the architect Mr. E.Marzoli.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family temple I was called by T.V.Tseng to assist his to plan out and to decide the styl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building.

大意：由曾志文（按英文习惯，姓Last name排末尾，下同）为纪念其父曾少卿建造的家祠，位于天津的一个胡同，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E.马佐利。出于这个缘故，曾志文先生请我筹划乃至敲定设计风格，并组织实施建筑事宜。

证据二：刘镜人（1868—？字士熙，江苏宝山人，好酸甜口，曾入北京同文馆习英、法语，也粗通俄语，曾到法国留学；
1908年到哈尔滨代理道台，与哈尔滨名菜“锅包肉”有不解之缘）的法文序⑦：

C’est pour rendre hommage à une vie si bien remplie que son fils, M.T.V.Tseng, lui a élevé une statue de bronze dans un temple de famille, témoignant ainsi d’une piété filiate

edifiante et digne d’être meditee.

大意：为了纪念（曾少卿）这样一个充实的生命，作为儿子，曾志文先生在家族祠堂中为其竖立铜像，让人们看到了感人的孝道，值得深思。上两引文（英、法）三处所用的“T.V.Tseng”，但这依然不是“文”的英、法文全拼。

证据三：
《苏颖杰先生英文序》⑧出现了“文”的英文全拼，现抄录如下：

In order to show my profound gratitude towards my relative, the late Mr. Tseng Shao Chin, in memory of whom his son Mr. Tseng Tse Ven has built a “Family Temple” named Shou Yu Tang in Tientsin, and for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has been written.

大意：为表示我对曾少卿—这位我哥嫂丈人，以及我舅哥曾志文先生为纪念其父在天津修建的名为“寿渔堂”家祠之无限崇敬，我撰写此序文。其中清晰显现了“文”的英文全拼。

证据四：曾志“紊”（wěn）读音的唯一史料：无名氏《参观北京中西音乐会所感》（见图1）。

⑨

图1 《参观北京中西音乐会所感》

小结：曾志忞家人一直将曾志忞的“忞”读“文”，但笔者以为，“忞”应读“紊”。另据陈先生讲，曾志忞曾有一别号“泽民”⑩；
梅兰芳题赠曾志忞的扇面上就有赠“泽民”的字样。

11但目前看来，“泽民”应是“泽忞”（“忞”读上声mín）。这才是其别号的正确发音及规定写法。笔者遵陈聆群先生之托，寻找梅兰芳题赠“泽民”的扇面，十余年毫无所获，可能是这个原因。

陈聆群先生曾说：“目前对于‘中西音乐会’，还仅仅看到了曾志忞发表的《歌剧改良百话》的文章和编辑出版的京剧曲谱，却还没有做到真正明其底细；
尤其是对于‘中西音乐会’与上海贫儿院乐队曾经有密切联系的史实，更还不能说清其子午卯酉。”12为了这句话，笔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寻找“中西音乐会”的材料。笔者发现先后有两个“中西音乐会”。第一个为曾志忞1913年至1915年在北京创办，同期—1914年还成立“音乐济贫院”招生90余人；
第二个为溥桐在京继曾志忞之后的“中西音乐会”（此当另文专论）。关于前者，原查其“开幕音乐会”为1914年12月11日；
目前又找到1914年12月8日《中西音乐会纪闻》（见图2），所记12月6日中西音乐会的另一次音乐会，节目虽与同月11日的中西音乐会开幕演出一致，但出入如下。

图2 《中西音乐会纪闻》13

（1） 以“曾泽霖”报导曾志忞相关演戏事件。

（2） 有演出的详细地址，即北京师范学校（琉璃厂）西首（北京话：西头儿）。

（3） 演奏曲目更为详细信息，总结如下：吹奏部（是吹与奏两者分述，而非仅吹）。奏，称洋琴连弹—钢琴四手联弹，虽曲目不详，但弹奏者却写得明白：王松俊、马清泉；
弦乐二部分—弦乐二重奏及中西管弦乐合奏《梅花三弄》（葛正鼎、仲和奎、王天福、邹振元四君任之）及小管弦乐三曲、大管弦乐二曲（生徒全体任之）。

（4） 演唱旧剧—传统京戏更为详细的曲目：并写明以“忠、孝、节、义”为范围如：《大回朝》（注《直谏暴君》）—净角唱功戏，上古故事，述殷朝太师闻仲荡平北海后，班师回朝，见纣王种种暴虐之行具，献安邦十策，如劝贬妲己等，并鞭笞奸臣费仲、尤浑，并直谏了暴君，故又名《太师骂纣》，与此前笔者所找1914年12月11日“开场剧献”的剧目相差无几，只是对演剧专业名角及其他参与者之演剧份额，特别提及：“王松俊、仲吉生、关国钧三君占二出，赵全寿、叶公达、郭忠仪（即郭忠义）三君各占一出，来宾友职员余兴，亦各占一出。”14

观其结语，“大约是日必有一番盛况也”。

首先，这位“报道者”并未在场。理由：这是该场演出（12月6日）两天后（12月8日）的报道，属追记而非现场（live）传声。故其失真、变形在所难免，并有改编—编辑、加工成分。但无疑属重要的补充、旁证材料。

其次，从笔者研究中提供的三个曾志忞中西音乐会演出时间（1914年11月30日15、1914年12月6日16、1914年12月11日17）论，均在甲寅年（1914）的十月，它们分别是“乙亥月庚申日—十月十四”（11月30日）、“乙亥月丙寅日—十月二十”（12月6日）及“丙子月辛未日—十月二十五”（12月11日），其中，后两个日子，可能另有深意（详下），而第一个日期则可排除。因严修记述的“往曾志忞所设之音乐济贫院参观，适（逢）贫儿演《沙陀国》之旧剧，而以军乐为之节……”18，对参观场所称“音乐济贫院”而非“中西音乐会”实际圈定了一个范围—音乐济贫院院内，特别其“演”即“排演”“排练”故不列入；
而1914年12月6日之演出19，节目虽与11日的中西音乐会开幕演出一致，但笔者认定其为中西音乐会的一次彩排，理由是：该材料称其为中西音乐会的“第一次演艺”与11日演出的报道之“第一次开会”20比较，虽均“第一次”，但“演艺”含“演练”“排演”，而“开会”则较正式，即该会正式登台并在世人面前亮相之首“开”。

再次，《顺天时报》记者的《志中西音乐会》21—专门提及的曾志忞的演剧行为—尤为重要。曾志忞“扮老令公”、高砚耘“扮七郎”的信息，并对其唱念评述为：“唱作虽未能面面俱合，然曾君‘沸腔热诚’、献身社会，诚属于社会教育，极有关系。当其描写忠英末路之情景，煞足以动人云……”殊不知，此恰曾志忞刚刚遭遇“贫儿院被炸”，夺路而逃至北京、正浠惶错乱、不知所措之时，得此一演剧契机，还有宣泄悲愤之情的场所，对“邪恶势力”行唾骂、诅咒的机遇，可谓得天时、地得、人和，其“沸腔热诚”确有“元因”呀！这也是对《申报》记者1914年12月11日特殊提及的剧目《惊梦、困山》22中曾志忞与高砚耘演剧“戏份”之寥寥一笔—仅标“志忞、砚耘”四字—最完备的“补充”，彻底坐实了曾志忞的演剧行为。

然后，对《时事新报》“是日必有一番盛况”（见图2）之悬念抑或遥想？在“来宾之拥挤”（见图3）做了较为详尽的补充：陆子欣、董受经、章仲和、唐质甫、吴揖清、顾少川、刘藎臣、王荔村、副总统（黎元洪）夫人、外交次长（曹汝霖）夫人、唐质甫夫人、刘藎臣夫人一干人等（称500余人，图3），均各部、各界头面人物并属上流社会抑或知识阶层及法律界人士，而唯独大总统袁世凯漏邀，恐并非疏忽！而是刻意规避！（详后）

图3 《职员之余兴》23

最后，观梅赠曾照片（见图4），记为戊辰（1928）十月—1928年11月12日至12月11日，这与笔者以上提及的阴历日子，十月廿（12月6日）及廿五日（12月11日）的连带？即其中一个，可能是曾志忞的生日？如此事坐实，必将是对曾志忞研究中缺项—生辰之月、日的重要补充。曾泽霖虽无缘见到梅为其精心准备的50（实岁49岁）大寿的“庆寿照”（因曾于1927年8月4日，阴历七月初七即已然仙逝了，此乃后话），但由此凸显了此照的历史意义。

图4 梅兰芳赠曾志忞照片（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

笔者研究表明，上海贫儿院乐队成立于1908年，而这光鲜亮丽乐队的外表，现存两张照片—第一张是陈先生找到的重要历史图片—“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24（按：后从上海图书馆流出的同一照片之“另版”，下标日期—“时在宣统二年孟夏月”，即1910年4月）（见图5）。

图5 曾志忞创办的贫儿院乐队25

任何观此照片者，都可能产生疑问：这个有模有样的乐队到底有过什么动静？抑或他们当时仅仅摆了“pose”？为此陈先生委托山东艺术学院的孙继南教授在济南采访了当时依然健在的贫儿院乐队成员彭复常老人。陈先生写道：

遗憾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乐队建立的经过和训练、演奏的详细情况。仅从现尚健在的一位乐队队员，当年十五六岁时曾是贫儿院女生，并在乐队奏小提琴的彭复常老妈妈处得知：“这个乐队是集体训练的，平时奏的是一些简单的中国曲子，没有开过公开的正式演奏会。”尽管如此，它比通常所说我国最早的管弦乐队—萧友梅于1923年创建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乐队，至少要早成立十二三年。26

显然，上述文字并不能满足对这个乐队的好奇心，现笔者提供一则新鲜史料，证明这个乐队不但有很多演出，而且不同凡响，并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宣统年间，上海贫儿院曾一度轰动了教育界的注意，曾氏夫妇，努力经营，成绩的表现，不免要使当时的教育家发呆，演奏坛上坐着十多岁的孩子，男男女女共有二三十人，小小一个管弦乐队，由曾氏自己指挥，一曲奏罢，掌声如雷。小朋友能和工部局乐队一样地演奏，怎能不叫前辈教育家称做惊人的奇迹！27

俞子夷（1886—1970）何许人也？祖籍苏州，后迁居浙江，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27年任第三中山大学初等教育处处长。早年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后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加入光复会，追随蔡元培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并暗中研制炸弹，谋划暗杀满清高官。辛亥革命前夕，俞子夷先后在上海爱国女校、广明学堂、芜湖安徽公学等校任教。在1909年2月东渡日本，5月归国，7月在沪开办单级教授法练习所，并以两所单级小学为基地，作示范教学和组织实习。虽其比曾志忞小7岁，但基本属同代人。虽然其所记述的曾志忞乐队演奏实情，属30余年前的追忆，但念念不忘，表明了这个乐队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将其与显赫一时的工部局管弦乐队比较，说明当时的这个乐队训练有素。

在陈聆群教授的研究中，曾两度（1983、2009）对曾志忞的人生志向进行推测，认定其有“从贫儿院到创办音乐院的志向”28，但笔者认为这绝对高估了曾志忞，也即，曾志忞的种种理想屡遭失败后，在1921年5月21日致友人的信中曾表示：

弟从事石工已三年矣，弃儒（学术，引者—下同，不一一注明）、弃法（法律）、弃伶（戏曲、演戏），今而业此，无时无地不研究伟人名士之相，及社会上应有之各种服装，以为造今人石像之研究。29

即从1918年始，曾志忞放弃了一切对外应酬及社会活动而专心从事各类石像、围栏、瓦当的打造，类似一雕刻师，其早期在日本所学的美术、雕刻等，此时真正派上了用场，工作室在天津意租界五马路曾寿渔堂地窨子—地下室，并远近闻名、订单不断。另有一意味深长的言辞：

吾辈不商不仕，世间一废物耳，饱食终日，不谙博弈，心不用贤，不为长此，已已可乎。有艺菊一事，足尽我之天职，足劳我之体肤，足快我之精神焉。30

此后他自称寿渔园子，整天待在寿渔堂以种菊为乐，还自撰《艺菊新法》31并发赠多人—严修、包笑天等，均有被赠记录。而其石像打造的最大工程，除曾寿渔堂的所有雕像、底座、石柱、围栏、庭园相关所有石头物件外，为1921年11月至翌年11月为严修打造的雕像，并数易其稿，对此，严修记忆深刻；
32加之贫儿院由高砚耘所表述的“绝不使院生终其生抱喇叭梵哑铃等以过活”33宗旨，彻底颠覆了学界对曾志忞音乐意向的估计。但这才是笔者“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傅斯年语）及“论从史出”的起点。

（1） 《四朝燕乐》（曾志忞译谱、校订本）；

（2） 《曾志忞曹理蕴结婚三十年纪念册》；

（3） 《音乐观》曾志忞编音乐杂志，属贫儿院刊物的一种；

（4） 《新音乐观》高砚耘编［此刊，张若谷曾评述道：曾志忞曾于1915年前后，办《音乐观》（其为上海贫儿院院刊的一种）并得社会人士搜集抑或藏阅，后由高砚耘于1925年后续、办《新音乐观》杂志，其内容可做“音乐研究之范围、之方法、之代价、之面面观、与其他之关系等”34］；

（5） 《大桃园》曾志忞1912年创作的国歌曲谱；

（6） 《五色旗》曾志忞1912年创作的国歌配套歌曲曲谱；

（7） 《贫儿院院歌》两首的曲调，曾志忞编配；

（8） 《国民唱歌集》（线谱、简谱并行，收录了14首乐歌35）；

（9） 《教育唱歌集》订正五版，东京，中国留学生总会版，现藏曾志忞母校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忞”的读音，因中文非拼音文字，只能从相关英、法文中找寻其大致发音，又由于中文除发音外还有声调，故只能从相应的中文之相近字的“字音”中再去寻找。这个难题终于在曾志忞家人的帮助下圆满解决。名字的正确标准音，是以其家人对曾志忞的惯称为基准及正确答案。特别是多音字，还是溯本探源至其家庭的惯称，而非其他！这也就是笔者就曾志忞读音与《光明日报》出版部樊仙桃交涉达成暂时协议（按wen音排印），但最终出版时依然未果并导致wen、min之争的原因。至此，笔者已经搞不清谁对？谁错了？！这还在其次，而一旦将主攻方位定于“曾泽霖”，能找到更多相关资料，有一则1907年“大移内开”—明清皇廷官样文书之“称谓”—涉及曾泽霖当时所有出版物的版权问题，并钩带出曾泽霖学习的点滴经历：

据留学日本上海学优行（端，以下补字及注释，均出自笔者，不一一标注）增广生（自费生）曾泽霖等禀：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蒙南洋大臣刘咨，送前赴日本留学同文书院，二十八年（1902）十月入东京音乐学校，二十九年（1903）四月入早稻田大学之大学部，专攻政治，晚间仍兼修音乐，于今年（1907）六载，所著各书有《教育唱歌集》《国民唱歌集》《唱歌教授法》《风琴习练法》《乐典大意》《简易进行曲》《唱歌教科书》（草案）计七种，发行各省，颇受学界欢迎。惟消行既广，难保无渔利之徒，私行翻刻或原书易名，以图隐射（暗中渔利），若不先行禀禁，转恐版权或失？敢将原刊各书七种，呈乞察览，恩准给示，不准翻刻，而保版权，并据禀呈各书七种到道（即“苏松太道”长官—时为瑞激祥的公署）。查该生所著教育唱歌集等，是否独抒所见，有裨学界？合查原书，备文移询，为此，合移贵总会（即江苏教育总会，会长时为张謇），请烦查阅，见复（表明已得回复），以凭核办，仍将原书掷还备案、施行，等，因准此（即批准了曾泽霖等人的立案申请）。查曾生（即曾泽霖）所著各书，简易进行曲一册，系从日本进行曲粹摘取另印，并非译本，似未便有版权，其余各书委系自编或自译，此复。原书七种附缴。36

此乃曾志忞呈请江苏教育总会复苏松太道瑞激祥公文中的一段。在力陈曾泽霖出版的7种著述版权时，透露了曾在日本学习经历的“细节”：辛丑（1901）七月，由南洋大臣刘咨送其到日本同文书院（亦称“弘文学院”，至1902年5月依然有在该校学习的记录37）学习，壬寅（1902）十月，入东京音乐学校，癸卯（1903）四月，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晚间兼习音乐，如此（即从辛丑至丁未［1901—1907］）六年间，著7种音乐书籍，其中除《简易进行曲》系从日本原著摘录，余均自编、自译，享有无可争议之“版权”！一方面，说明曾志忞各种著作之影响，气势如虹，并常令梁启超“读之狂喜”！38另一方面，当时学界特别在乐歌、音乐教科书中之抄袭现象，触目惊心，保护版权已刻不容缓！故曾泽霖才奋笔疾书了“大移内开”，并呈请江苏教育总会代转朝廷相关机构审批。

以上非曾志忞史料层出不穷的孤证，在其身后，1935年一则记述全国儿童教育现状的信息—该年琼笙（胡叔異，1899—1972）记述的《上海贫儿院》，透露了对曾志忞乃至上海贫儿院研究最重要的一则信息：

（贫儿院）初办时，分男女为两院，教养上皆各独立，女院院舍，与男院同，于二次革命时，被炮火所毁，此中尚有一段可纪的历史……其时该院主事，（即院长）为少卿先生之二公子，他与革命党人，常相往还，且时有党人在院中秘密会议，故深为当局者所注意，他又兼上海商团总司令，俨然一有枪阶级人物，故犹招当局之忌。该院地址，密迩制造局，战事既起，局中守兵，发炮轰之，继以延烧，女院全部遂毁于炮火，今所存者，仅为男院，故该院于革命史上，实有相当的关系。39

以上材料厘清了曾志忞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疑问：1913年7月23日15时30分至23时30分贫儿院被炸40的原因，是二公子（曾有一姐，名泽新，故其排行老二），时为商团总司令，而这一职务，尤招当局注意，加之身佩枪械……再查当时该商团的活动，最盛大的一次，为开国庆典—1912年10月10日的“提灯晚会”，据载：

本埠（即上海）政界、学界、军界、警界及商界各团体一体悬灯庆贺……南市（曾志忞商团及贫儿院所在区域，引者注，下同）商团会长张乐于午后二时率同各商团（曾志忞是上海商团总司令）会员，在陆家浜图书公司会齐，然后出发，前导有脚踏车五六乘……并马队三十余匹，马上（骑马）会员各执长矛殿以洋枪并车轮炮三辆……往南至制造局附近贫儿院少憩片刻，复往北，由斜桥肇周路，经沪西商团事务所前，该所会员咸鸣枪致敬，该商团进老西门、逶迤至九亩田操场，各会员遵例齐放排炮十三响……商团会长查悉，（为）此次国庆纪念，本晚本团举行会员（之）提灯大会，惟外间连日谣言峰起，虽出于无稽之谈，但事关大典，不得不先事预防……商团司令部按名，发给洋枪子弹……以防不测，至晚间七时许，各商团会员仍在该公司操场，会齐出发……沿途高唱国庆歌……41

此记披露的重要史实有四：一是商团的庆典活动、声势浩大并鸣枪放炮，其唯恐世人不知之“招摇”，酿下祸根；
二是无稽之绯闻颇出，虽有防范—以实名制发配枪械，但不胫而走，特别处新旧交替、乍暖还寒之敏感期，各方势力角斗的情势，错综复杂；
三是此国庆庆典，沿途高唱之“国庆歌”，为曾志忞所作《大桃园》42乎？若属实，则增添了曾氏国歌实地演唱又一壮丽“声景”（soundscape）；
而该歌中“专制手，顽固头，斩尽，人人不更留”之反专制歌词，表明了曾志忞鲜明的对民主—这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浩浩荡荡世界潮流—的态度与立场。其不遭复辟势力之忌恨，也难！四是贫儿院被袁军炮火焚烧、洗劫后，逃避北京时期的1914年12月6、11日晚在《碰碑》、去杨继业（老令公），以“反二黄原板”之上句高起、怒声痛斥卖国贼之“魍魉臣、贼潘洪”，即前文“沸腔热诚”，而其“元因”—包括不请袁世凯，在上述史料的佐证下，不言自明！

首先，中西音乐会在历史的“存在”，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中西音乐共荣、互补，已成固定格局，这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均如是，而其显著、无处不见的史实，更加证明了先贤两个传统（中西）不但并存，而且古今衔接、相融互补43的高论。曾志忞的实践—1914年12月11日那场中西合璧的开场演出（加之12月6日的“彩排”）在京城奏响京剧改革的“冬日惊雷”，也证明了京剧加西乐的可行性，以及中西双线并行的实践效应！中西音乐会之“中西”可谓“名实相符、表里如一”。

其次，对曾志忞音乐理想、特别是从贫儿院到音乐院的估计不宜过高，但并不妨碍对其“音乐家”的共识，仅从此论，陈聆群师之定位，“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44是恰当的，笔者曾言：“曾志忞与音乐、戏曲的种种关系，只是其艰难困苦事业中的一朵‘云霓’，它的飘忽不定，恰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以此谋生的众艺人之艰难境况，而大浪淘沙的铁律所遗留的仅存硕果，有曾志忞种种音乐、戏曲、戏本、歌本、音乐理论教科书、乐论、音乐思想辙印、深痕，足矣！”45特别曾志忞学习音乐时有两重困境：一是父亲不同意；
二是几无凭依。诚如曾志忞所言：“诸君之长于国文而兼及地史者，其数最多；
能数算者次之，能理化者更次之，能体操者更次之，能唱歌者，千不得一焉；
吾国音乐发达之早，甲于地球，今求一小学唱歌教习，而不可得！何习者之少也，抑畏难而苟安邪？”46面对此境，梁启超既发“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47之悲鸣！也看到“上海曾志忞，留学日本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同上）—清末老大帝国之音乐曙光！这正是学界纪念曾志忞这位“先辈音乐家”的意义所在！

再次，琼笙在1933—1934年披露了贫儿院为学界尚未知晓的“前世今生”（1908—1933）：曾志忞之父曾少卿，不忍“惸惸无告之苦儿”现状，“宅心慈善，特集合商界同志，捐助款项，创设上海贫儿院于南市局门路，于供给衣食住之外，教以普通知识，使得有相当之职业，得以自立于社会，受其惠者……又奚止千万人……”；
其资金来源，少卿先生自捐银二万，作为该院基金，同时又募集二万，今基金之存于银行者，有六万元，其增加之来源：大善士许鸿翥君捐入一万。除此还有五项：
（1） 基金利息（年约6 000元）；

（2） 该院董事会年有捐入（约800元）；

（3） 上海市教育局补助金（年约900元）；

（4） 房地产（贫儿院多余房屋；
又，该院在马浪路、大东门及院基之西空地十余亩，当时租与天厨味精厂建造库房）年租金（约5 000元）；

（5） 附额费（年约2 000元）；
综上所述，共收入约14 700元，除开支外（即每年的花销，约12 000元），尚有盈余，故已无须向外募捐，足以自给。该院入院，需经院董介绍，再由院中派人调查，须家境贫寒，并需院医检查，体格（心智）健全、无皮肤病或其他传染病者，方可入院。院生之成分，多上海近郊之菜农、工人、贫儿院之佣工—包车工、女佣之子女，并以江苏籍为主；
48该院军乐队，至1933年依然健在并“素负盛名，因训练时期长，所以技术甚佳，远在一般乐队之上……现院生的年龄较幼，其学习时间又减少，仅于课外定时学习，其技术已稍逊，这是该院自己承认的，又该院乐队现已不再受雇出外，除非有特殊情形，或其人与该院有深切关系者，始略一应酬。今习军乐者约三十人，能正式演奏者二十人，所有乐器，约值数千金……关于该院院生出路，通学（即走读生）者、自不必院中设法，住院者，多数由院负责、介绍职业，其聪颖者，由院送入民立中学及中华职业学校49肄业，得受免费教育……其卒业生中，能专攻一艺而自立于社会者，颇不乏人，也有在大学毕业者，其费用皆院中供给。今该院军乐指导严君，即该院旧生，君本旗籍，辛亥革命时流落在沪……其夫人……亦该院女生，经院中介绍，配为夫妇，即在该院礼堂结婚，以院长为主婚人，这种有趣味的婚姻，已不止一起呢……”50查此类婚事，王锦标（男）、刘才化（女）的婚礼即其另一起，据称：“两人均已毕业成人，特于昨（1919年12月18日）在该院礼堂行结婚礼，证婚人为院董苏颖杰（曾志忞姐夫之弟），是日到院观礼者颇盛……”51故称“不止一起”可谓不虚。另，曾被清廷概括为“广学流慈”的该院宗旨，一直被延续，恰如《新闻报》记者琼笙记录之该院负责［董事会共19人，高砚耘为董事会主席，由董事会推举的院长为赵锡恩（1882—1965）］52言论：“今中国之情形，于救‘贫’之外，还当救‘愚’”53是为至言。其救“贫”（除在院及升入其他各类学校之费用全部由贫儿院承担）、救“愚”（包括对院生终生之人文关怀—婚姻、就业等），尤为时人赞许；
但与军乐队同时存在的管弦乐队状况？不得而知，据报：原管乐指导冯亚雄，在1930年代初已不在该院而另有高就54，军乐队的指导也已易人并肯定是冯的学生。当时、正值九一八事件、一 · 二八事件后，贫儿院依然能如常运转，说明其组织有序、处乱不慌，且该院的贫儿教育已得上海市教育局资金补助，纳入正轨并在教育界有一席之地，如若老总曾少卿地下有知，定然欣慰。琼笙曾有如下诘问：

我们走进该院（贫儿院，引者）大门，即见少卿先生的巍巍铜像、矗立园中，将与该院同存天壤，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商埠，其中不乏富商大贾，何以死后辄浸浸无闻？不能如少卿先生之永垂不朽呢？55（见图6）

图6 曾少卿铜像魏巍56

答案不言自明，正所谓：巍巍乎志在扶弱，悭悭兮振臂御侮，君不见，洋烟害国时，立誓明志，自发戒烟；
而于穷困无助人群之孩童，仁心义举，岂一“慈”字了得！其以巨富之财、施“学”于惸惸无告之辈，乃感天动天之大德、大爱；
美人迫害华工，正流离失所当口，其不顾个人安危以致生死度外，挺身而出，以死一曾少卿，千万曾少卿前赴后继，故死不足惜之壮语，鼓舞士气！57乃古今罕有之大英雄！正其“永垂不朽”“浩气长存”并令世人“高山仰止”之本因；
而后辈将其发扬光大，意料中事也。特别曾少卿的抗暴意志，在1914年12月6、11日两晚，曾志忞披挂上阵，叫唱的“魍魉臣、贼潘洪”之热忱“沸腔”中，得到不折不扣地衍展！

最后，正是陈聆群师“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58命题的感召，笔者亦曾发出“世纪之问—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2018—2019）59，表明曾志忞是“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此题大有可为！此题风光无限！

作者附言：本文法文部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常静女士翻译，在此特致谢忱！

注释：

① 陈聆群：
《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44—48页。

② 陈聆群：a. 《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3—43页；
b. 《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0—113页。

③ 李岩：a. 《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4—32页；
b. 《世纪之问—曾志忞史料殆近之欤》（1）（2）（3）（4），载《音乐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3期、第4期，2019年第1期；
c. 《曾志忞歌剧论》，载《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
d. 《曾志忞编年事考》，载《音乐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e. 《跨过起跑线—曾志忞创作的乐歌》，载《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1期；
f. 《李叔同、曾志忞乐歌思想之异同—从〈申报〉刊发〈论学校音乐之关系〉说起》，载《音乐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李岩：
《曾泽霖志忞考》，《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

⑤ 字百雷，生于上海，住址：上海日晖桥王宅，已婚，子一。王百雷初学于上海南洋中学及南洋公学，任四川高等学堂教员。1908年，自费游美，入加利佛尼大学，习矿科；
1910年，得补官费，入米西根大学，习化学工程。1912年，得学士学位，为美国化学会会员。发明竹髓纸制造新法，曾为某制纸厂副技师。1914年回国，任天津直隶工业专门学校教员，著有竹髓制纸法一书，曾居天津河北二马路诚安里六号。

⑥ 方经（允常）1919年11月3日：
《王百雷先生序》（英文），载《曾氏寿渔堂家祠落成纪纪念册》（石印版，出版地不详），1920，第59页。

⑦ 刘镜人：
《法文序》，载方经（允常）辑《曾氏寿渔堂家祠落成纪纪念册》（1919年11月3日辑）（石印版，出版地不详），1920，第62页。

⑧ 苏颖杰：
《苏颖杰先生英文序》（1920年4月29日），载方经编《曾氏寿渔堂家祠落成纪念册》，第60页。

⑨ 无名氏：
《参观北京中西音乐会所感》，载《新闻报》，1915年9月17日第5张第1版。

⑩ 同①。

11 同④，第140页。

12 同③a，第43页。

13 时事新报记者：
《中西音乐会纪闻》，载《时事新报》（上海）1914年12月8日第2版；
按：该报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主编汪剑秋）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主编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改名《舆论时事报》；
1911年5月18日更名《时事新报》（经理汪诒年），属私营性质，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与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14785期。

14 同13。

15 严修：
《日记》（1914年11月30日），载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全2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7429页。

16 《申报》记者：
《中西音乐会纪》，载《申报》，1914年12月12日第6版。

17 《顺天时报》记者：
《志中西音乐会》，载《顺天时报》，1914年12月7日第3版。

18 同15。

19 同16。

20 同17。

21 同17。

22 同16。

23 同16。

24 曾志忞1911年3月10日提供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照片），载《教育杂志》，第3卷第2期，第1页。

25 曾志忞1910年4月提供的《贫儿院管弦乐队》，藏上海图书馆。

26 同②，第47页。

27 俞子夷：
《梦话》，载《天行杂志半月丛刊复刊》，1943年4月1日第6号，第68页。

28 陈聆群：“曾志忞作为学堂乐歌教育的先行者之一，试图从慈善事业着手，兴办以养育与教育相结合和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相结合的贫儿院，而在学科设置和实际教学中，加重和突出包括音乐在内的美育的分量，从而以其设立音乐科和创办管弦乐队之举，来实现其开拓新的音乐教育之路的理想。简而言之，就是想在中国走出一条与欧美近代音乐专门教育机构由Conservatorio（孤儿院）而Conservatory（音乐院）的相同道路来。”见陈聆群：
《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陈聆群：
《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9 曾志忞：
《曾志忞顿首》，载《晶报》，1921年5月21日第2版。

30 曾志忞：
《艺菊新法》（1919年10月24日—11月21日），载方经辑《曾氏寿渔堂家祠落成纪念册》，第54页。

31 同30，第54—59页。

32 严修：
《日记》（1927年9月19日），载天津图书馆编《严修手稿》（全2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817—15818页。

33 高砚耘（寿田）等：
《上海贫儿院之职业教育过程》（报告），载《教育与职业》，1930年6月第8期，第117期，第30页。

34 张若谷：
《艺术评论 · 国内音乐刊物述评》，载《申报》，1925年9月13日第2版。

35 曾志忞：
《曾志忞编音乐书目》（1904），载《醒狮》（东京），1905年10月28日第2期，第70页第2插页。

36 江苏教育总会：
《复苏松太道瑞（激祥）检查书籍二》（1907年8月），江苏教育总会编《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二》，上海宏文馆印刷，第73—74页。

37 无名氏：
《弘文学院の概况》（1902年5月），载《国土》第5卷第44号；
转高婙：
《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第69页。

38 梁启超（任公）：
《文苑 · 饮冰室诗话》，载《新民 丛 报》（横 滨），1904年2月14日，第46—48号，第4页。

39 琼笙：
《上海贫儿院》，载《上海之幼儿教育》（第18），《时事新报》（上海）第3张第12版。

40 同④，第38页。

41 《时事新报》记者：
《详志国庆纪念之盛典》，载《时事新报》（上海）第3张第1版。

42 同④，第22—26页。

43 冯文慈：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9—11页。

44 同①，第44页。

45 同④，第134页。

46 曾志忞：
《告小学教习》，载《教育唱歌集》（1904年4月29日），日本东京浅草黑船町二十八番地，印刷者：榎本邦信；
印刷所：东京並木活版所，东京教科书编释社，上海总经销处：开明书店，封底。

47 梁启超：
《文苑》，载《新民丛报》（横滨，第46—48合本），第4页。

48 琼笙：
《上海贫儿院 · 上海之幼儿教育》，载《新闻报》，1933年12月22日第4张第15版。

49 上海市民立中学，1903年由曾志忞姐夫苏本炎（字尚筠）、苏本铫（字颖杰，本炎之弟）、昆仲创办于上海南市，为沪上著名私立中学。“八一三”淞沪战争，校舍毁于日军炮火。同年9月，迁乌鲁木齐北路。1940年2月，迁入威海路414号今址。现为静安区重点中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创办于1918年，黄炎培亲手创办，已有百余年历史，现隶属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与曾志忞家族关系特殊，故将贫儿院院生送此继续学业，在情理之中。

50 琼笙：
《上海孤儿院 · 上海之幼儿教育》（19），载《新闻报》，1934年1月16日第4张第16版。

51 《新闻报》记者：
《贫儿院院生结婚志略》，载《新 闻报》，1919年12月19日第3张第2版；
《申报》记者：
《贫儿院院生结婚》，载《申报》，1919年12月19日第3张第11版；
《时报》记者：《贫儿院院生结婚志闻》，载《时报》，1919年12月19日第3张第6版。

52 同48。

53 同50。

54 时任上海《时事新报》总视察兼收赈专员，此由冯遭遇的一起车祸报道透露：冯乘坐的公车坠入河中，亏河水较浅，而仅在翻覆河沟时；
车内重物压迫，导致其颈、胸、腰重伤，但生命无碍，实乃不幸中之万幸。详见《时事新报》记者：《萧曹乘汽车肇祸后，受伤旅客之呼吁，呈请浙建厅惩办肇事车夫，并赔偿受伤人医药等各费》，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3月16日第1张第4版。

55 琼笙：
《上海贫儿院 · 上海之幼儿教育》（十六），载《新闻报》（上海），1933年12月21日第3张第12版。

56 《环球日报》图画社：
《曾少卿铜像巍巍》，载《图画日报》（上海），1909年8月16日第1册。

57 同④，第28页。

58 同②b，第110页。

59 同③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