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新入藏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相关文献

郭 辉

（天津博物馆，天津 300201）

近年，天津博物馆入藏了一批有关天津洋务运动的档案文献，部分文献内容涉及清朝末年的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樊百川先生曾指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为李鸿章兴办的一个很特别的军火局厂，李鸿章在有关淮军、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海防的经费报销等方面的奏折、文件、信函中经常提到此局，但却从未专门为它上奏过一个折、片，其具体情况也鲜为人知[1]1286—1287。天津博物馆入藏的这批文献，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该局的历史和管理运作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经初步整理，这批档案文献主要包括来往书信、公文档案等。下面按其所涉内容进行初步分析。

光绪十年（1884）七月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为刊刻及开用新关防咨文。纸质，纵26厘米，横59厘米（图一）。其录文如下。

咨 总理淮军海防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为咨会事。窃照敝局关防钤用日久，字迹模糊，拟另行刊刻。其文曰：“北洋海防淮练各军行营机器制造总局关防”。业于本年七月十三日禀，奉北洋大臣爵阁督宪李批开：据禀，该局原用关防字迹模糊，应准照拟刊换开用，将原用关防销毁具报，仍分移各局所知照。缴。等因奉此。遵将新刻关防择于七月十六日开用，仍将旧用关防即时销毁，除分别报移外，相应备文咨会。为此合咨。贵军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提督直隶全省军务总统武毅等军博奇巴图鲁李。

光绪十年七月 日

在现有相关史料和研究著作中，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有多种称谓。樊百川先生在《清季的洋务新政》中称此局为“淮军行营制造局”，并指出该局最初大概只是淮军的一个随军军械所，称“行营修制洋军械局”[1]1286，创建时间不详，估计最早在1867年李鸿章代替曾国藩担任对捻军作战的主帅后，最晚则在1869年李鸿章带部分淮军赴湖广总督之任及1870年春率领淮军赴陕西征剿回民起义军之时[2]。1870年六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军大营随李鸿章转驻天津，行营修制洋军械局也随之来到天津。根据现有资料，至晚自1874年下半年起，行营修制洋军械局已改名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简称“行营制造局”，亦或直接称作“制造局”[3]。

《光绪乙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行营制造局在南郭海光寺旁，俗称南局。”[4]天津博物馆旧藏光绪二十三年（1897）绘《天津城厢图》（图二）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绘《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图三）则分别在城南海光寺旁标注了“南局子”和“机器南局”。可见，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还有“南局”“南局子”“机器南局”等不同称谓。

图三 光绪二十五年（1899）绘《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局部

此份咨文具体内容是光绪十年（1884）七月，总理淮军海防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因其关防年久、字迹模糊，特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启用新关防。“爵阁督宪李”即指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据咨文内容可知，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全称为“北洋海防淮练各军行营机器制造总局”。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的海防建设，尤其是奉天、山东两省的海防处于废弛状态。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不久，即在其《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提出建设北洋海防[5]。1875年，清廷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自此李鸿章掌握北洋海防近30年。“北洋海防淮练各军行营机器制造总局”前缀“北洋海防”及“淮练”，显示该局主要服务于北洋海防及李鸿章的淮军。从其经费来源和所承担的制造任务上，也可印证该局与北洋海防和淮军的密切关系。

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前身即为淮军军械所，属李氏淮军势力，其所需经费最初由淮军饷款拨出。按樊百川先生的统计，开始数年淮军每年拨款约3万两，1874年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承担改造士乃得后膛枪工作后增加至4万余两，1875年增至5万余两，1876年增至8万余两[1]1368。

与北洋海防相关的经费记录始于1882年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受托为北洋海防仿造云者士得枪子弹及格林炮弹，当年拨给白银46318两[6]。1883年起，北洋海防每月供给白银4000两，即每年48000两，为其制造格林炮弹和云者士得枪子弹[7]。此外，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设备添加多出自北洋海防。如1883年至1884年间，北洋海防为其购办制造1寸径子弹及37厘米、47厘米五管哈乞开司炮弹的机器，并配各种附件机器与管炉汽机等。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北洋海防再给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添设仿造云者士得枪子弹的机器。1887年至1888年间，从英国、德国为之购得仿造新式哈乞开司炮弹的机器，及仿造运炮弹、装炸药器具的机器，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添造需要，又每年给该局增加拨银40000两，加上之前已在每年额拨的48000两，共计88000两[1]1288—1289。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短短数年之间，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厂房设备经费投入至少已有20余万两白银[1]1368。每年由淮军、北洋海防以及天津机器局等所供给的制造经费已达到十四五万两[1]1368。这个数目在全国军火局厂中，除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以外，为其他各省军火局厂所不及。

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设有总办、会办及相关管理人员对该局进行管理，天津博物馆新入藏的这批档案文书和信札中有4件有所涉及，下面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该局的早期管理人员略做考证。

1.二品衔即选道王、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给周盛传的信。纸质，纵27.5厘米，横32.7厘米（图四）。内容如下。

图四 二品衔即选道王、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给周盛传的信

薪如总统军门大人阁下：

敬肃者，日昨奉傅相札，饬准贵军来文，中国所造枪子每有脱底走火炸管诸弊，两军相敌，呼吸之际，胜败攸关，不能装不合用之子。札局认真详试，将不能如法之处互相考究，总须与所购之子一律，等因奉此。窃查○局自上年创造后门炮枪子弹以来，逐细推求，不厌详密，惟是初入门径，此中奥窍精微，始则压底未有专器，脱底时虞，继则爆药太多，火眼小而铜帽薄，以致尝有走火脱帽。现已另购压底新器，并将爆药详试合度，铜帽加厚，火眼加大，与外国子之不能合法者悉心较量，细细研求。昨经吴清帅临局亲督小队演放，已无前项诸弊，当即上院禀明各情并呈明。前发贵军者系上半年所试造，诚如尊示，不免诸弊。奉相谕，仍与贵营详试后，将新造子弹先发一万颗操用等，因拟请老总统饬派委员来津，会同军械所较试妥当，再行具文详覆帅辕。是所拜祷，专肃奉布，敬请台安。

教弟王○○、高○○顿首

钤印为“二品衔即选道王、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

信中主要内容是就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生产枪械弹药中出现的问题向“薪如总统军门大人”的解释汇报。“傅相”即李鸿章，因其曾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时人尊称其为“傅相”。“吴清帅”即吴大澂（1835—1902），字止敬，又字清卿，因此被尊称“清帅”，江苏苏州人，历任翰林院编修、陕甘学政、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广东巡抚、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帮办东征军务等职，曾奉命会办北洋军务。“薪如”即周盛传（1833—1885），薪如为其字，安徽肥西人，淮军重要军事将领。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移督直隶后，周率所部屯卫畿辅之地。同治十二年（1873），筹办大沽、北塘及新城防务。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1880），转任天津镇总兵，率盛军移屯兴工，督屯田事宜。光绪八年（1882），补任湖南提督，但仍留天津采用西法训练士兵[8]，此信是回复周盛传其军队在训练中所用子弹的情况。因周盛传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病故，故此信时间应不晚于1885年。

信中钤印为“二品衔即选道王、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落款为“王○○、高○○”。

朝鲜人金允植（1835—1922）曾于1881年至1882年作为领选使率生徒到天津机器局和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学习，梳理其所著《领选日记》可对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人事变动有较为详细的了解。金允植于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初七记：“王观察德均，号筱云，年五十九，即管南局之人”[9]41，光绪八年（1882）四月十一日又记：“南局总办王德均送咨会。……钦加二品衔总办行营机器制造局即选道王为咨会事”[9]131，可知1881年金允植到天津时，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总办为王德均，即钤印中的“二品衔即选道王”。

王德均（1823—1884），字筱云，安徽怀远人。曾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与傅兰雅、金楷理合作笔述过多种著作，如英国人士密德著《开煤要法》，就是由傅兰雅口译，王德均笔述，1870年由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另译有《绘地法原》《画形图说》《测量学》《海道图说》《航海简法》《长江图说》等[10]。后随李鸿章来到天津，任天津机器局道员、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总办。

《领选日记》记载：光绪八年（1882）三月十五日“夜，同访王筱云，与新差会办徐建寅相见。建寅字仲虎，安徽人，年三十八。为人明敏款曲，少有意于时务，诸般机器无不究谙。”[9]118，可知1882年三月徐建寅为新任会办。结合此信函钤印“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位于“二品衔即选道王”之后，且均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之官员官衔，该信书写时间也与徐建寅就任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会办相近，故推测“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应为会办徐建寅。

徐建寅（1845—1901），一名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初在江南制造总局与李善兰等共同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1879年至1881年任驻德国使馆参赞，1882年任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会办。1884年九月其父徐寿逝世，回乡守制。1886年至1889年督办金陵机器局，主持技术工作，1890年至1893年迁为湖北铁路局会办，1896年至1897年任福建船政局提调，1901年3月于汉阳钢药厂主持制造无烟火药时殉职。编纂、翻译有《欧游杂录》《德国议院章程》《兵学新书》《轮船布阵》《器像显真》等[11]104—106。

据清代的官阶制度，道员或称道台是介于省（总督、巡抚）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行政官员，官阶为正四品，知府即府正堂为从四品官员。据此，王德钧应为四品衔，徐建寅应为从四品衔，但由于清末内忧外患，人才匮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特例，即跳级加封现象。信中“二品衔即选道王”和“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徐”即是跳级加封的反映：“二品衔即选道”即加“二品衔”，“道衔直隶候补府正堂”则是加“道衔”，与道员、道台同为四品。信中所记也从侧面证明了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总办、会办的官衔、品级。

信中落款当与官衔相对应，“王○○”为总办王德均，但“高○○”却未能与徐建寅对应，应另有其人。

2.光绪十年（1884）八月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就请赏给王故道棺属回里川费给李鸿章的禀文。纸质。封皮纵27.5厘米，横39.7厘米（图五，1）。封面朱红钤印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墨书“禀请赏给王故道棺属回里川费由”“禀爵督宪李”字样；
封底朱红钤印为“直隶即补道高、特用府即补清军府龚”，墨书“顿首”下有钤印，似为“明辨笃实”。

内页展开长78.3厘米（图五，2）。文字如下。

图五 光绪十年（1884）八月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就请赏王故道棺属回里川费给李鸿章的禀文

敬禀者：窃照○道等前次禀请王故道议恤缘由一案，业奉宪台批准汇案奏恤，并咨会安徽抚院转饬怀远县遵例入城，等因奉此。伏查该故道随伺宪节二十余年，薪水所入仅资敷衍，生前既无蓄积，亏累已多，身后益觉萧条，情形可惨。由津至皖相距二千余里，驿路迢遥，盘川甚巨，且于局用经费内尚有挪空银一千两。前经禀明宪台，仰蒙鉴察在案，并饬将后事尽心料理等因，现查附身一切暨丧事所需，稍有寅僚馈赗，足以抵用，惟棺柩回籍，长途舟车之费无从设措，归葬之资更无所出，惟有据实禀恳宪台恩施格外。俯念该故道一生当差清苦，宦索萧然，仍求赏赐恤银以为该故员归葬之需，殁存均感。再该家属已定于初三日扶柩上船，拟俟奉到恩批再行定期开驶，合并声明所有。王故道棺柩出局日期并未有川费难以启行各缘由，理合肃具芜禀。虔请钧绥，伏乞垂鉴。职道○○、卑职○○谨禀。

右禀爵阁督宪李。

光绪十年八月 日

根据文中所述，“王故道”即为王德均，由禀文内容可推知王德均死于1884年八月之前。作为李鸿章同乡，王德均追随李鸿章20余年，因其生活清贫，连棺柩归葬安徽怀远故里的费用都捉襟见肘，因此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上书李鸿章请求赏给经费。文中“宪台”即李鸿章。

3.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行营制造局为报销局核准装子料价更正实存银数给李鸿章的呈文底稿。纸质，纵28厘米，横73.2厘米（图六）。录文如下。

图六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行营制造局为报销局核准装子料价更正实存银数给李鸿章的呈文底稿

行营制造局一件呈报报销局核准装子料价更正实存银数由

委办行营机器制造局为申报事窃照职局，准（淮）军报销社咨开，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准贵局咨，准本局以奉准将装配子壳动用物料共计湘平银陆千贰百捌拾玖两伍钱柒分陆厘肆毫，仍归海防列销，核共应还淮饷湘平银陆千伍百拾玖两玖钱玖分贰厘，究竟如何合算，亟应查明，以便扣造等，因准此。查此项料价未将水脚保险、运费并计，致少算银贰百叁拾两，零第应否在于淮饷项下补收，仍列冬季实存数内，咨请示复等因，到淮军报销局准此。查前项少算湘平银贰百叁拾两肆钱壹分伍厘陆毫，自应照数补入淮饷收款，归于十年底实存计数，以便扣造、准咨，前因除于贵局送存十年冬季册内代为分别添正外合就咨，复为此合咨，贵局请烦查照，希于淮饷款项存案底册内一律照数补收，并改正实存银两，免致十一年造报接列旧管再有挂漏，仍即报明李爵阁大臣，查考施行等，因准此。遵将上年冬季底册实存银数照案更正，淮饷册内添入本年春季旧管应多收湘平银贰百叁拾两肆钱壹分伍厘陆毫，庶彼此吻合，除咨移支应局银钱所查照外，理合具文申报，伏乞宪台鉴核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申钦差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北洋通商大臣等肃毅伯李。

光绪十一年六月 日，试用道高骖麟、分省补用知府龚照玙呈

此份文献是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给李鸿章的汇报底稿，主要内容是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希望淮军报销局对其装配子壳动用物料的银钱进行重新核准，并更正底册实存银数。落款为“试用道高骖麟、分省补用知府龚照玙”。结合以上两份资料推测，1884年王德均去世后，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总办改由高骖麟担任，龚照玙为会办。

据此人事变动，前文“给周盛传的信”落款中的“高○○”有可能即为高骖麟。1884年王德均去世前，徐建寅因故卸任会办，高骖麟继任。推测“给周盛传的信”写于徐、高交接之际，故二人同时出现于信中，据此亦可推断此信书写时间应为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之前。后高骖麟升任总办，龚照玙升任会办。

高骖麟（1838—？），字仲英，浙江仁和人。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乡试举人，捐内阁中书。光绪五年（1879）捐道员分发指省直隶试用[12]，后任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总办，曾补清河道、兼理直隶布政使。

龚照玙（1840—？），字鲁卿，安徽合肥人。1871年入天津机器局当差，后任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会办。1885年捐道员，1890年保二品顶戴，捐直隶后补道。经李鸿章推荐，调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兼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甲午战争中因临战脱逃被拿交刑部治罪，1900年出狱，脱身后南归，不知所终[11]185。金允植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初八日记中曾提及“龚照玙，号鲁卿，皆于局内有管理事务”[9]66，当时其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一般管理人员。

4.19世纪80年代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各厂匠目衔名清折。纸质，纵21.6厘米，横42.3厘米（图七）。录文如下。

图七 19世纪80年代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各厂匠目衔名清折

谨将本局各厂匠目衔名缮具清折呈请宪鉴：

计开

机器前厂匠目：五品顶戴拔补把总姜瑞荣。

铜匠前厂匠目：五品顶戴尽先把总宋瑞良。

炮子前厂匠目：五品顶戴尽先外委吴登高。副领工：五品顶戴冯正平，六品顶戴李玉恒，六品顶戴刘万春，七品顶戴舒智豪，七品顶戴马太昌，七品顶戴张留柱，六品顶戴娄有。

机器后厂匠目：五品顶戴拔补外委冯天生。副领工：六品顶戴朱扬茂，六品顶戴杨阿明，六品顶戴胡连中。

此文献无具体日期，也未明确指明各厂所属，但其开具的部分人员名单与金允植在《领选日记》中记载的给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有关人员送礼的名单基本一致。金允植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二十日记：“南局机器前厂姜瑞荣、宋瑞阳、吴灯高。”[9]73对应此折可知，《领选日记》中的宋瑞阳就是折中的宋瑞良，吴灯高即吴登高，所以此折应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各厂匠目衔名，其书写时间亦应与《领选日记》大致相当。由折中内容可知，1880年代初的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设有机器前厂、铜匠前厂、炮子前厂、机器后厂等机构。一般管理人员设有五品顶戴拔补把总、五品顶戴尽先把总、五品顶戴尽先外委、五品顶戴拔补外委，副领工五品顶戴、六品顶戴、七品顶戴等衔名。

清代绿营兵系统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不同级别的武官。其中把总为低级军官，一般秩正七品；
外委最初指额外委派，后成定制；
外委千总，正八品；
外委把总，正九品；
额外外委，从九品。清折中所记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工匠并非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正式的武职，但作为淮军系列的制造局成员，为彰显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给予了这些奖赏性的衔名，“五品顶戴”“六品顶戴”等应是军功奖赏的特殊待遇。

新入藏藏品中另有两件关于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用工时间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制造局工作人员每月的上工、下工时间和休假时间。

1.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改定上工下工时刻呈文底稿。纸质，纵25厘米，横41.3厘米（图八）。录文如下（每月上下工时间后有用苏州码标注的每日上工时长统计，因系呈文草稿，多处内容有改动，故用工时长与总计不一致）。

谨将光绪十五年正月起改定上工下工时刻呈请宪鉴：

计开

正月：八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五点钟。（〨半）

图八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改定上工下工时刻呈文底稿

三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钟。

四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半钟。（十）

五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七点钟。（十半）

七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钟。（十）

九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五点钟。（〨）

十月：八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四点半钟。（〨）

十一月、十二月：八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四点半钟。（〧半）

放工日期，除每月朔望、三节外：

正月十四日半天；
二月十四日半天，十九日半天；
五月初四日半天，十三日半天；
万寿，六月二十八日一天；
七月十四日半天；
八月十四日半天，二十四日半天，二十五日一天；
八月；
冬至半天。

2.光绪十七年（1891）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上工下工钟点告示。纸质，纵46厘米，横64.7厘米（图九）。录文如下。

图九 光绪十七年（1891）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上工下工钟点告示

本局示

今将光绪十七年起上工下工钟点开列于左：

计开

正月：八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五点钟。

二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五点半钟。

三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钟。

四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半钟。

五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半钟。

六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两点钟至六点半钟。

七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钟。

八月：七点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六点钟。

九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五点钟。

十月：七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四点半钟。

十一月：八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四点半钟。

十二月：八点半钟至十二点钟，一点半钟至四点半钟。

放工日期，除每月朔望、三节外：

正月十四日半天；
二月十四日半天，十九日半天；
五月十三日半天；
万寿，六月二十八日一天；
七月十四日半天；
八月二十四日半天，二十五日一天；
万寿，十月初十日一天；
冬至半天。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 日

由这两份文件所列上、下工具体时刻可以看出，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在员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方面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光绪十五年（1889）时，按照春夏秋冬日出和日落时间不同，上工时间设置为早七点至八点半，下工时间为下午四点半到七点，中午一般从十二点到一点半为休息时间，六月天气暑热，休息时间延至两点。每天工作时长6.5～10.5小时。休假日分为两部分：一为每月的朔望和三节，即每月初一、十五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各放假一天；
二为正月十四日、二月十四和十九日、五月初四和十三日、七月十四日、八月十四和二十四日及冬至各有半天假，六月二十八日光绪帝生日即万寿节及八月二十五日各放假一天。

光绪十七年（1891）的上、下工钟点做了细微调整：五月下午下工时间和十月上午上工时间各提前半小时，休假日取消了五月初四日和八月十四日的半天假，增加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生日（万寿节）一天假。

另光绪十年（1884）出版的《津门杂记》曾载：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工匠六七百人。以机器制造洋枪炮架等物，兼制小火轮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气机管放气为号，响声遥闻数里。”[13]可见，至晚在1884年，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就已有了规范的上下班时间制度，工厂每天以汽笛为号，卯正（上午6点）上工，酉初（下午5点）下工。本文所举两文献内容与《津门杂记》所记上下工时间有出入，记载更为详尽，是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管理制度的珍贵记录，并可修正文献记载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