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检验——基于供应商关系视角

贾 勇，王诗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为了实现以税收和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措施。然而，这些地方性政策却导致要素市场分割、资源错配和过度竞争等问题出现，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负担[1]，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逐步消除区域内各种行政壁垒[2]，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区域归属产生的“行政性”竞争，实现要素高效自由流动。

区域协同成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举措，其政策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3]。但是，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入手，缺少从企业视角切入的微观政策效应检验。“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企业微观行为和决策？如何与企业微观决策有效形成合力？这是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文章从成本管理决策角度，揭示区域一体化宏观政策对企业微观决策的作用机制，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协同，最大化释放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力。“成本粘性”能够综合体现企业成本管理决策效果，反映资源配置效率，是研究微观企业行为良好的切入点。基于成本粘性揭示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成本管理决策影响将是本文的一个理论贡献。

区域一体化是一个以“分工、竞争、协作”为核心的“关系型”政策体系，改变了政府与市场、区域内不同城市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文章从“关系”视角切入，引入“供应商关系”概念，以长三角上市公司为例分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旨在揭示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微观政策效应和作用路径，激活“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成本粘性”是对企业微观决策经济后果的一种有效测度。Anderson等(2003)以7 629家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他们开创的模型首次发现成本和收入不对称变化关系，并明确表达“成本粘性”这个概念[4]。不同于传统成本性态理论认为的成本随业务量线性变动，“成本粘性”从动态性视角分析企业决策的变化引起的收入和成本的相对变化特征，突出了管理者主动的成本管理行为和决策的重要性。成本粘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产生主要有三点原因：调整成本、管理者未来乐观预期和代理问题[5]。可以看出，企业成本管理行为必然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并进而出现“成本粘性”现象。因此，“成本粘性”概念能够应用于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检验，揭示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决策的互动效果。本文也将从成本管理决策角度讨论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微观效果。

(一)区域一体化与成本粘性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受到产业政策干预不断增强[6]，宏观政策和微观公司行为的双向互动探讨日益受到关注[7]。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会通过增强采购集中度或持股等方式来强化供应商关系[8]，消除供应商的机会主义并实现共赢。从宏观层面看，区域一体化政策在宏观层面提供了统一的制度环境和产销市场，改变了归属于不同省市区域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可以看出，区域一体化和供应商集中度在不同层面改变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供应商关系决策及经济后果还可能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这为区域一体化微观效应检验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思路。

区域一体化政策意味着“消除障碍壁垒、要素自由流动”，对于大多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事实证明，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也取得了公认的成效[9]。在一体化政策“做大蛋糕”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各地方政府积极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了企业管理层对合作收益的预期[10]。

但是，区域一体化政策更多地将发挥缓解或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效应。首先，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分割，增强区域内企业间的合作[3]，促进区域分治向区域融合转变，能够有效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为以专用性资产形式存在的生产要素实现跨行政区域流动提供有利的条件[11]，促进了各要素在区域内聚集和自由流动[12]。其次，区域一体化有利于降低贸易壁垒，区域内交易费用、机制摩擦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持续下降[2,13-14]。再者，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各地区共享基础设施，能够相对减少重复性基础投资，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同时，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推行还为区域内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城市和企业之间合作形成集聚经济，进而产生信息溢出效应[15]，降低企业的监督成本。

综合来看，伴随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交易成本和调整成本都将降低。同时，信息溢出效应能够强化公司治理，引导和约束管理者投资和成本管控决策，抑制企业盲目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成本粘性。由此，提出假设1：

H1：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企业成本粘性。

(二)供应商集中度与成本粘性

供应商集中度的提升不仅直接影响采购成本，还会引发专用投资的增加，在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可能带来调整成本的增加。因此，供应商集中度会影响企业成本粘性。为了能够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很多企业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与少数关键供应商进行深度合作，并通过签署长期合同来确保供应商的及时性和稳定性[16]。同时，为了增强合作伙伴的长期合作信心，企业和供应商通常都会增加厂房、信息系统和设备等专有性资产的投入[17]，甚至构建“商业关系+股权关系”的“关联供应商关系”[8]，呈现相互承诺现象。但是，所有的“投入”在供应商重组和转换时都将给企业带来调整成本，增加成本粘性。此外，长期合作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工作规范和流程会增加企业调整成本，进而导致成本粘性增加[18]。

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再加上管理层的有限理性，会使供应商形成机会主义动机，影响了信息的质量和内容[19]，进而影响管理层对未来发展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出现过度投资资源的现象。受到提升供应商集中度决策的影响，管理者可能会出于利己主义动机制定投资相关决策，导致成本粘性增加。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H2：供应商集中度的提升将增加企业成本粘性。

(三)区域一体化的调节效应

区域一体化政策旨在通过建立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促进区域内不同省市从竞争走向合作，为区域内各社会经济资源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而营造一个统一的制度环境。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关系型”特征，不仅改变了政府和市场关系，改变了区域内不同省市地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对于微观层面的供应商关系而言，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减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缓解采购集中度提高带来的供应商“私利动机”。区域一体化政策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为交易双方提供了可信任承诺激励，有效降低供应链契约风险，减少风险溢价，从而有助于降低采购成本，支持和保障交易低成本、高效率地进行。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类似，更有利于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相互的信任和认同感[3]。公司和供应商关系越好，越能降低沟通、监督和激励成本。

综上，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削弱由于采购集中度提高带来的供应商“私利动机”，能够提升区域内供应链伙伴企业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形成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合作关系，从而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和企业成本粘性正相关关系。由此提出假设3：

H3：区域一体化会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和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我国第一大经济区。一体化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2018年年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在一体化战略的保障下长三角经济增长趋势仍势头强劲。因此，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也能很好地检验和完善相关理论。

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深入提升长三角整体实力和全球竞争力。参照宋伟轩等(2020)的研究[20]，以2008年为起点，选取2008—2020年为研究期间。目前只有少量上市公司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公司名称，无法获取主要供应商所在地并测量其一体化水平，故可观测样本数据受限。此外，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缺失样本和ST、*ST公司，最终得到1 029个有效样本。上市公司注册地信息和前五大供应商名称信息通过手工在年报附注中搜集，并借助天眼查对主要供应商注册地信息进行手工搜索和整理，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度量

公司注册地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公司享受一体化政策“红利”。因此，可以利用所在地区域一体化水平作为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INT)的代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采用“是否加入区域一体化”的二元虚拟变量测度方式。具体采用以下两种方式：INT1：使用样本公司注册地区域一体化指数作为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代理变量。INT2：使用样本公司和其前五大供应商注册地区域一体化指数合计数作为样本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如果某供应商注册地不属于长三角区域，则其区域一体化指数值为0。

王庆喜等(2020)对长三角41个地级市的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量[21]。其依据的评价指标体系强调“区域协同发展能力”，比较符合文章的研究目的和数据要求。因此，以王庆喜等(2020)基于2018年数据的测量结果为基础，对区域一体化水平INT进行度量[21]。

(三)变量和模型设定

借鉴Anderson等(2003)、Banker和Byzalov(2014)的研究[4,5]，被解释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i,t/Costi,t-1))，解释变量为营业收入变动(ln(Revi,t/Revi,t-1))、营业收入增减(D)、区域一体化水平(INT)、供应商集中度(Supplier)和第一大供应商采购占比(Top1)。参考Anderson等(2003)、Banker和Byzalov(2014)和陈良华等(2019)等研究[4-5,22]，加入以下控制变量：资产密集度(AI)、营业收入连续下降(D2)、劳动力密集度(EI)、财务杠杆(Lev)、高管薪酬(ln_salary)、管理层持股数(Mshare)、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的定义

基于经典ABJ模型构建以下五个模型来验证相关假设。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样本企业是否存在成本粘性；
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
模型(3)在模型(2)基础之上加入区域一体化水平变量INT，用来检验假设1；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加入供应商集中度变量Supplier，用来检验假设2；
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同时加入INT、Supplier和二者的交乘项，用来检验假设3。

(1)

(2)

(3)

(4)

(5)

其中，虚拟变量Di,t表示第i家公司在第t年营业收入是否下降；
β1反映当期营业成本相对营业收入增加的变化幅度，即营业收入增加1%，营业成本增加β1%；
(β1+β2)衡量当期营业成本相对营业收入减少的变化幅度，即营业收入减少1%，营业成本减少(β1+β2)%。如果存在成本粘性，则有β1>(β1+β2)，即β2<0。

(四)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D均值为0.287说明28.7%的样本出现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
D2均值为0.114，说明11.4%的样本存在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并且在28.7%的当年营业收入下降的样本中，有39.7%的样本中出现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下降；
INT1均值为0.520，表明所有样本公司的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上海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注册地为上海的公司的INT1为0.846)；
INT2均值为2.234，说明样本公司的前五大供应商较多归属于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

表2 描述性统计

对前述5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所有5个回归方程的R2均大于0.9，F值均大于300，模型设置恰当并且具备解释力。列(1)回归结果显示，ln(Revi,t/Revi,t-1)系数为1.01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D*ln(Revi,t/Revi,t-1)系数为-0.08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长三角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列(3)、列(4)显示区域一体化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降低成本粘性，假设1得到验证；
列(5)中Supplier*D*ln(Revi,t/Revi,t-1)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加剧了成本粘性，假设2得到验证；
列(6)、列(7)中INT1*Supplier*D*ln(Revi,t/Revi,t-1)与INT2*Supplier*D*ln(Revi,t/Revi,t-1)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和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假设3得到验证。综合来看，企业为了稳定资源供应而提升采购集中度，会导致成本粘性增加。但是，伴随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推行，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或通过改变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效果间接削弱成本粘性。从样本公司中选取注册地位于江苏南京的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其2014—2020年相关变量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区域一体化水平能够缓解企业成本粘性。即区域一体化指数增加，企业成本粘性减少；
反之，成本粘性增加。此外，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案例企业在区域内采购比例呈现增加趋势，而成本粘性与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针对外审专家意见，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限于篇幅原因，相关数据分析过程及结果略。。

表3 区域一体化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一)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通过对三个主假设进行验证发现，区域一体化会直接或通过改变供应商集中度的作用效果间接缓解成本粘性。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一体化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引入“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变量(Supplier2)。借鉴供应商集中度测量方式，Supplier2=归属于一体化区域内的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合计数/总采购额比例。供应商集中度Supplier平均值为36.9%，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Supplier2平均值为24.5%，表明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中约三分之二来自一体化区域内，长三角上市公司在三角区域内集中采购比例相对较高。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回归结果

表4中，列(3)Supplier2*D*ln(Revi,t/Revi,t-1)回归系数为0.720，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增加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能够显著缓解企业成本粘性。

(二)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会通过改变区域内上市公司的集中采购决策，从而实现成本粘性的有效缓解，深入剖析区域一体化对成本粘性的微观作用。将“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Supplier2)”变量作为区域一体化和成本粘性的中介变量，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23]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模型(6)、(7)和(8)进行检验。

(6)

Supplier 2=β0+β1×INT+β2×Controls+∑Industryi,t+∑Yeari,t+εi,t

(7)

(8)

表5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列(1)、列(3)和列(5)是以INT1作为公司区域一体化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初步证实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在区域一体化和成本粘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通过Sobel检验，z值等于4.66，P值小于0.05，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25.3%。列(2)、列(4)、列(6)是以INT2作为公司区域一体化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内供应商采购集中度在一体化和成本粘性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区域一体化政策强调“协作和共赢”，能够强化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特别是让归属于同一区域的企业和少数供应商形成更加牢固持久的合作关系，强化供应链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粘性的效果。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三)区域一体化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成本粘性反映收入和成本间动态变化关系，体现企业历史决策在面对变化时产生的影响。前文已经证实，区域一体化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削弱成本粘性。在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能够缓解企业在新的发展常态下面临的盈利压力。除此之外，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能够直接给企业带来成本降低红利呢？选取营业成本取对数(ln_Cost)和营业成本率(Ocr)来度量企业成本水平，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区域内企业成本的影响。考虑到文章篇幅和重要性此处省去了回归表格。

回归结果中INT1和INT2对营业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企业承担的成本越少；
INT1和INT2对营业成本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少企业成本费用率。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宏观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促进区域内不同经济主体的有效协作，能够降低企业营业成本(率)，有助于区域内企业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轻装上阵”。

(四)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机制：基于供应商关系视角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三个路径影响企业微观决策(供应商集中度)及其经济后果(成本粘性)，如图1所示。

图1 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作用机制图

首先，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直接缓解企业成本粘性，降低企业营业成本和营业成本率(路径①)；
其次，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负向调节供应商集中度和成本粘性的关系，能够起到缓解成本粘性的效果(路径②的调节效应)；
第三，区域一体化政策会引导区域内企业增加面向区域内供应商的采购集中度，进而产生缓解企业成本粘性的效果(路径③的中介效应)。

(一)改变区域一体化水平测量方式

区域一体化水平是一个动态指标，不同时点、不同区域、不同省市的区域一体化水平是不同的。文章以王庆喜等(2020)2018年数据的测量结果[21]，对样本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INT进行度量。为了避免2018年41个城市一体化指数的特殊性导致回归结果的偏差，文章分别使用2011年41个城市区域一体化指数、2018年各省份区域一体化指数平均值和2011年各省份区域一体化指数平均值作为“公司区域一体化水平INT”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和前文一致。

(二)替换供应商集中度测量方式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采用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的比例(Top1)作为供应商集中度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和前文一致。

(三)加入单独项稳健性检验

加入AI、D2、EI、Lev、ln_salary、Mshare单独项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和前文一致。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上市公司数据，以供应商关系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会加剧成本粘性。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三种路径缓解企业成本粘性，其微观政策效应得到验证。(1)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直接降低成本粘性；
(2)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间接缓解成本粘性；
(3)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提高区域内的采购集中度水平来缓解成本粘性。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关注成本粘性这一潜在决策“风险”，采购集中度的提高制约了企业决策效率，区域一体化政策带来了更加统一的“目标”，改变了企业与供应商利益博弈关系，从而缓解了企业成本粘性。供应商关系(供应商集中度)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发挥的关键要素。

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一体化政策“强劲活跃增长极”作用，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持续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提升各城市一体化水平。打破资源流动束缚。改善经营环境，改变不同城市间企业的“竞争”关系，提高产业链灵活性和竞争力。第二，要善于利用微观效应检验宏观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宏观政策“掷地有声”。宏观政策除了让企业直接受益，还需通过引导和改善企业成本管理行为和决策，最大化释放“政策红利”，推动“中国号”巨轮向更高质量、更加均衡、更高层次方向迈进。

文章可能的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借助成本粘性概念，验证了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微观效应，为深入推进区域性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实践支撑；
第二，以供应商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区域一体化政策对成本粘性的微观作用路径，证明“供应商关系”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微观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为国家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决策的交叉互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三，从宏观层面找到了影响供应商关系决策和经济后果的新因素，拓展了供应商集中度的研究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