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张志元，李 洋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1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2]171,172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共同富裕具有逐步实现的特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要有步骤也要有重点。[3]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和重点内容。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特别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1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展望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旨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补齐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立足新发展阶段，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对乡村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综合研判和系统设计，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发展、乡村居民富裕富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是从根本上解决新的条件下乡村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抉择，也是我国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之举。

（一）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旨在解决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4]463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的富裕。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农村是国家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三农”工作实际，加快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进行了论述，并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591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阶段的发展目标，部分农村仍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境地，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发展条件落后，农民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影响了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因此，适应我国农村发展实际，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乡村持续健康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积极回应。通过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举措实现农业产业强劲、农村建设高效、农民生活富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公共服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瓶颈”，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也是最具潜力的空间。只有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乡村社会适应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乡村社会生产力创造和解放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5]591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分别联结的是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生产关系问题。当农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时，农村现代化就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反之，将会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6]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纳入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让农村发展尽可能与国家发展同步，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二）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加强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

减缓贫困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贫困的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并逐步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由收入贫困转变为多维贫困。可以说,一个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减缓和消除贫困的过程。[7]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8]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索了路径和方法、凝聚了共识和力量、形成了经验和理论。但这并非意味着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国部分地区还存在相对贫困问题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着我国能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我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绝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生活水平还不够高，脱贫的基础还不稳固，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有关研究显示，若根据城乡一条线计算的相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约2亿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了80%以上。[9]加快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重点。新发展阶段我国加快相对贫困问题治理，亟须通过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常态化帮扶等措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升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相对贫困是当前我国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困难群体劳动就业能力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思想上的贫困难以消除，以及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失、产业发展迟缓等方面。一些欠发达地区仍长期存在返贫风险，农村低收入群体和低能力群体数量庞大，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收入水平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且有部分贫困人口受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一些边缘脱贫人口稍遇风险就有可能再致贫，导致我国相对贫困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新阶段要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作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遵循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百年大党取得重大成就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关乎乡村振兴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维护好农民切身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更要依靠农民，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依靠农民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411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说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1]137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于解决人的问题、促进人的发展，将发展的初心、动力和目的真正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价值旨向，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点和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进一步保障农民在参与发展进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主体性是农民在日常生产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主体能力，包括认知主体性与实践主体性。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增强农民主体性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等功能特性，对新阶段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大有裨益。[12]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1031。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带领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14]新阶段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应立足广大农民的现实生活需求，从农民群体中获得实践启迪，始终坚持以人民立场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通过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阶段，要聚焦农民利益关切，既要巩固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果，又要推进乡村振兴迈向新的更高阶段，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防止出现返贫，夯实脱贫的基础，持续释放脱贫成效，让惠民之举真正变成“暖心工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15]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人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广泛影响，国际经济形势面临巨大考验。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如果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将面临巨大威胁，在吃饭问题上被“卡脖子”，就会一剑封喉，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立足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抓好农业生产，稳住农业、农村，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才能稳住国内农业生产供给的基本盘，更好应对外部复杂环境考验，才能为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创造稳定良好的发展环境。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选择，也是顺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潜力后劲在“三农”。扩大内需，推动国内循环体系构建，农村是最广阔的增量空间。从国内大循环看，尽管当前我国农村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但农村具有极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挖掘。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能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发展乡村社会事业。同时，通过乡村产业发展能够提升本土农产品的品质、扩大本土农产品市场规模，增加市场体量，提高农民产业收入；
通过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能够扩大基建投资渠道和市场规模，释放出巨大投资需求，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有能力消费相关服务和产品，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从国际大循环看，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农产品进出口在平衡我国国际贸易收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被“卡脖子”的风险要远远超过科学技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外部资源特别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依赖。在满足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高端优质农产品、特色品牌农产品和功能食品的消费需求。[16]因此，把握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守好“三农”基础，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机联动，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之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取得了积极进展。推动共同富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业，堵点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人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需要难以满足，农业农村短板弱项依然突出，城乡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乡村发展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生活的需要

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17]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回答重大历史性课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实现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生活宽裕再到全面小康，人民不断追求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提升生活品质抱有更高期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挑战更加艰巨。[18]在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忽视农民需求，没有结合乡村发展实际和农民主体意愿推进乡村建设，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良作风，工作中搞一刀切、面子工程，损害农民利益，导致乡村建设质量难以达到预期成效，农业发展效益不高、农村建设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农民生活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农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需要尚未得到充分满足，进而影响农民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1891年，恩格斯在探索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中人民群众需要满足状况时提到，“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0]326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村庄发展，也不是单纯的发展农村经济，其本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根本出发点着眼于满足人的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关注人的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振兴。[19]新阶段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应坚持实事求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更加注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考量，制定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措施，谋求更深层次的社会民生价值，以适应广大农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民生需要。

（二）农业农村短板亟待补齐

农业农村短板能不能补上，不仅关系到我国“四化”同步的进程和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成色，也关系到共同富裕的成效。要看到尽管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业产业基础还不稳固，农村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农业农村的短板弱项依然制约着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性。我国农业农村的短板集中表现在：一是农业产业发展低端化、空心化，农业大而不强、结构不优、供给不足、市场竞争力弱，农业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不完善，新型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不高，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农业产品服务需求，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偏低。二是农业产业技术水平整体落后，关键核心技术缺乏；
农业产业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范围有限，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农业全产业链条短，导致农业产业附加值较低，高品质农产品数量较少。三是农业产业和农村建设的投入不足。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总体来看，农业产业投入渠道依然较为单一，农业的直接投入数量不稳，缺乏相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源要素投入不足，农村建设水平较低，金融服务农村发展不到位等问题依然突出。四是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较慢，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污染浪费严重，新型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示范带动作用有限；
我国农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大多数仅停留在农产品的初加工阶段，深加工、精加工能力不强，机械化、集约化以及规模化生产没有得到全方位普及，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使用范围较小，因此无法提高农业产业的附加值，高质量、高端精品农产品数量少。[20]五是农村“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不到位，在农村厕所改造和垃圾废弃物处置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欠缺，农村人口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改善较为艰难。六是农村基层治理效率不高，部分地区基层干部队伍治理能力不强，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个别领导干部违背党的初心，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导致乡村发展建设资源利用率不高，乡村建设成效不佳；
农村基层建设缺乏高质量人才支撑，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导致乡村人口外流现象严重，给乡村治理带来较大的难度等等。因此，新阶段应把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作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来集中解决，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

（三）乡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仍显不足，区域间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城市的差距依然明显，尚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许多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农村体育文化、公路交通、网络通信、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一，一些地方设施配置不足、标准偏低、设施陈旧落后、利用率不高，无法满足当前乡村全面振兴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农业配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业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较低，农业产业生产效率偏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村优质资源向城市集聚，在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社会养老等方面的短板较为突出。为此，应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来考量新阶段城乡发展间的不平衡问题。在需求方面，应注重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双发展，在满足农村居民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更加强调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更加强调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在供给方面，要紧紧围绕乡村全面振兴这一关键，聚焦农民发展与共享权益，统筹推动乡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健全乡村基础设施保障机制，提升乡村公共文化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四）城乡居民收入状况依然处在差距较大的高位

经过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是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据2021年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比上年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比上年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0，比上年缩小0.06，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见表1）。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于2009年达到顶峰3.33∶1，此后不断缩小，到2020年降至2.56∶1，但仍然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6—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465、0.467、0.468、0.465、0.468，一直在收入差距较大的高位徘徊，均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利益分配关系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21]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也存在明显差距。从东中西部来看，2020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平均为23348元，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1.45倍、1.68倍。从各省市来看，2020年农民收入最高为上海，达到34911元，是最低的甘肃的3.38倍。从单个省来看，广东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省内最富地区农民收入为收入最低地区的3倍，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22]我国农村内部贫富差距依然较大。我国依然存在着较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要重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尽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但农村低收入户与其他分组户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有数据显示，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333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45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9053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494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5836元。[23]可见低收入户与其他分组户尤其是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将会导致农村地区不平等程度更加凸显，进而影响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表1 “十三五”以来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状况

新时代新阶段，“三农”工作就是抓乡村振兴，必须坚定意志、全面把握、整体推进。要持续深化乡村领域改革，释放乡村发展的活力，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有更多发展的机会，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一）坚持党对乡村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

百年党史深刻昭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困苦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治理乡村的重要支撑，做好农村工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24]684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勤劳致富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25]173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贯彻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使命。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弱的村要在好的党支部带领下打开局面，富的村要在好的党支部带领下再上一层楼。[26]261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党的农村工作实现了由消灭绝对贫困向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面转变。要扎实推进党组织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不断增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服务意识，紧密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推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要将精准脱贫工作中形成的工作机制结合乡村发展实际，应用到乡村发展建设上来，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乡村振兴工作责任体系和激励制度，把党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部署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来，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

人才队伍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赢得未来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7]526要加强党对乡村人才队伍的领导，严格落实乡村振兴工作责任制，构建基层干部胜任力指标体系和培训体系，增强基层干部的使命感、政治素养，把更多精力放到帮助广大农村居民解决实际问题上来，提升乡村振兴在新阶段的推进质量。要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加强理论建设和调查研究，经常性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增强党员干部的工作本领，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从乡村实际出发，尊重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农民意愿，制定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振兴战略，真正为农民办好事、出实招、解难题，把乡村振兴推向更高阶段。

（二）全面深化农村领域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释放乡村振兴的活力，必须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农业产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渠道狭窄等问题依然突出，阻碍我国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为此，持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领域改革、突破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

全面深化农村领域改革，一是要深化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破除以管理城市思维建设农村项目，强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政策支持与农民诉求有效对接，避免“一刀切”、“千村一面”和产业同构，并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创新基层小微权力“负面清单”管理，释放改革红利，优化乡村营商环境。[28]二是要深化农村消费市场改革。农村消费市场不仅能够满足广大农民对于消费的需要，而且对于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构建内循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重视农村消费市场和农民对于消费的需求，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引导农民合理消费，保障农民的消费权益，拉动我国内需体系的建设。三是要深化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者提供创造财富的物质条件，通过做大“蛋糕”来合理分配“蛋糕”，消灭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提升和改造现有产业结构，以此为目标来精准培育劳动人民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开拓新的致富路径，使人民切切实实感受到劳动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现实利益。[29]四是要深化农村就业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政府要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简化相关创业审批流程，为农民创业者提供相关理论指导和技能培训，提高创业技能，实现灵活就业。要加快农村与农产品相关联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鼓励创设多种类型的就业岗位，吸纳相对贫困群众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工艺制作、乡村生态建设、休闲旅游业发展等项目，拓宽就业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三）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强乡村振兴发展的平衡性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新发展阶段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未来的城乡关系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目标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0]308,309可见，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成果在城乡居民和不同职业群体中实现共享的目标，要在统筹城乡关系上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取得重大突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各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0]119

毛泽东同志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31]1427。统筹城乡融合发展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的瓶颈，要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加强农村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缩小城乡差距，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同城市同样的生活条件。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和水平，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建设“四好农村路”，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加强农村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32]要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村生产生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建设数字乡村。要大力发展农村要素市场，改变当前各种资源要素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结构，打破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藩篱，推进产品、管理、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要注重保护传统村落，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秀美新乡村。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乡村教育、文化体育、社会养老、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分层分类解决农村居民基本民生问题。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地区转移，为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开展乡村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为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的供养服务范围和品质，使农村居民能够平等享受普惠性民生政策。强化基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打造优质高效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平台，提升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补齐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短板。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善用市场机制，发挥好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规划、引领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同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平衡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推进城乡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激发农民发展潜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民生活改善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和强化农业农村农民支持政策，抓紧抓实，让脱贫地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让贫困人口在生活质量上有更高水平的提升。为此，要在尊重乡村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是要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着眼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症结，顺应脱贫攻坚形势的历史性变化，从理念、思维和行动上积极创新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推进减贫由特惠型帮扶向普惠性民生、由消除短期绝对贫困向解决长期相对贫困、由定向式帮扶向系统性治理的全方位转型,并强化对各种风险的研判和治理,更好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28]二是要以先富带动后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374要发挥先富群体引领带头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搭建平台，创建激励机制，促进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带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强化东西部协作，发挥先富地区帮扶协同作用，引导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动，助推西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33]三是要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帮扶。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引导贫困人口树立正确的脱贫理念，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激发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增强贫困群众脱贫的责任意识和参与度。四是要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在确保粮食安全，确保粮食总量增长、自给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丰富多元的特点，支持贫困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发展乡村产业，打造乡村产业新业态，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开发休闲农业、康养业和乡村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一批乡村特色产业强镇和优势产业示范基地，增加农村产业效益，让广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获取更多收益。五是要通过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各类资产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两类资产：对经营性扶贫资产，增补运行困难企业产业链环节，增加新型集体经营层级；
对公益性扶贫资产，补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短板，增加文旅生态类项目市场化功能。[34]通过乡村振兴赋能脱贫攻坚扶贫资产，提升扶贫资产的利用效率，从而使脱贫攻坚扶贫资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看，共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层面的富裕，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为此，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实践中把“富口袋”与“富脑袋”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5]要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凝聚农民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精神风貌，大力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农民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