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回应：近代腾冲商号的变迁

张 彬 张丽虹

（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研究领域中，商号的变迁是经济史学家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近代腾冲商号的变迁对于正确认识腾冲商号在近代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往学界对于近代腾冲商号的研究，以地区性的文史资料汇编为主①关于近代腾冲商号相关情况一些是散见于地方性文史资料选辑中，主要有：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十四·商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腾冲商号的发展历程②梁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对近代时期腾冲地区的变迁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腾冲商人、腾冲经济在近代时期的发展，是研究近代腾冲商号重要的背景式研究资料。梁建.腾冲：一个内陆边疆县的近代变迁研究（1902-1949）[D].南京大学，2016.董晓京从商帮的发展角度，对腾冲商号兴起的背景、历程以及腾冲有名的商号进行研究，对腾冲商帮在促进近代腾冲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给予了肯定.、历史贡献以及现代启示③董晓京.腾冲商帮[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腾冲历史上的商号》目前对腾冲商号研究较为全面的专著，对腾冲商号的历史发展落脚在腾冲儒商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腾冲市委员会，《腾冲历史上的商号》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历史上的商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④云南省对商号介绍性宣传类的专著，其中有涉及到腾冲的一些老字号：云南信息报编.云南往事丛书·老字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云南省档案馆编.话说云南老字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云南省商务厅，云南信息报社编.云南老字号（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云南省商务厅，云南信息报社编.云南老字号（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云南省商务厅，云南信息报社编.云南老字号（第3辑），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7.，但是对近代腾冲商号变迁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⑤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近代腾冲商号变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对于商号这一微观的经济形态在腾冲经济中的发展不能仅停留在介绍性的研究以及历史贡献、价值的肯定上，而是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近代时期腾冲商号为什么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突时出现规模性的消失的深层次原因.。

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多样文明，不同民族和国家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以文明为基础形成的世界秩序依赖于广泛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近代时期西方工业文明以自是的优越性，采取暴力甚至掠夺的方式侵入中国，早期工业文明传播的时候，便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对抗与竞争的状态，也就是“文明冲突”。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催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先走上工业文明道路的国家以争夺商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原料产地为主要目标进行殖民扩张。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多数认为本国的文化具有优越性，将文化向更广范围传播作为民族责任。腾冲位于云南的边境地带，也位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严重冲击。腾冲商号在近代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基于此，笔者在研究视域上有进一步的创新和突破，以全球早期工业文明进程为研究出发点，从东西方文明冲突视域下对近代腾冲商号变迁进行研究，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和文献分析，梳理近代腾冲商号变迁历程、分析商号变迁的原因。

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文明形态史观比较研究六千年来人类历史进程，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及演变历程逐渐清晰起来。汤因比说明了文明的产生不在于种族的优越及特殊的地理环境，文明的发展阶段会遇到多种挑战，而人类正是在应对主观及客观各种挑战中促成了文明的产生及发展。

近代之前，腾冲地区在农业领域构建了其文明的基础，文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农业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实现农业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从明代中期就有腾冲人到缅甸经商，并有少部分腾冲人在缅甸定居，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小农经济造成威胁，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农民的束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1900年前，腾冲县城有大小商号200户，财力雄厚的商号就有数十家，如洪盛祥商号、茂恒商号、永茂和商号等，其中以洪盛祥最具实力，为腾越商帮的代表，称为‘东董’”[1]。商号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近代腾冲商号出现的时间较世界商品经济整体发展时间滞后。1688年英国经历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英国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2]，是工业文明的领头羊。“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3]，“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场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3]。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工业文明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农业文明生产方式，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发展时代。工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工业进程加快推进，工业文明的国家化趋势直接导致列强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攫取更高的利润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以争夺商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原料产地为主要目标的殖民扩张阶段。英缅战争后缅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腾冲与缅甸相连，边境线长达约150公里，自此腾冲的对外贸易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严重干涉。1902年腾越开关，英国正式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腾冲附近交通网的架构、缅甸集贸城镇的发展、滇缅贸易中腾冲商人精神的形成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下民族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些都为腾冲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提供了条件。

当某个群体与外部其他群体引发冲突时，会引发对群体身份的重新认定，同时加强自身与外部环境的界限性。工业文明的冲击使得腾冲对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重新认定，要想融入近代世界市场中，腾冲就必须进行工业革命，然而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并没有生发出工业文明。洋货的新式交易冲击着传统的滇缅贸易模式，发达国家的一些轻工业商品被大规模地倾销到滇西以及中国西南地区，文明的差异加剧地区分裂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滇缅贸易给腾冲商号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腾冲商人传统经商理念和经商模式。面对不同文明冲突时，以血缘、信仰、家庭等为纽带维系的关系更加稳定。拥有相似的祖先、语言、价值观、体制等的人会先聚集在一起，巩固文明冲突带来的文明认同危机①“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130页.。腾冲商业应对工业文明冲突最初表现是：出现了靠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交往基础的内部商人群体的整合，主要是腾冲行业商会、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加强群体间的文化认同来区分自身所处的文明与外来文明，加强文明的界限，排斥不同文明的冲突。清末至民国时期腾冲商人在腾冲和缅甸北部地区设置了商业行会“丝花行”，“丝花行”主要由腾冲从事丝棉贸易的商号组成。根据黄槐荣、罗佩瑶所著的《腾冲的花纱布匹业》及《新纂云南通志》商务部分资料整理汇总，当时腾冲经营棉纱的商号共有41家，其中包括永生源、庆兴号、广记、德记、同信丰、仁和等35家商业资金在十万以上的商户，出现了茂恒、洪盛祥、永昌祥、永茂和、复协和、福春恒等商业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大商号。行业内整合力量是在维持现有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冲突做出的最先回应。

近代中国行会、商会普遍依托于宗室家族的经济基础，家族身份和职业分工重合。文明在这一发展阶段在商业行会上的表现是“家族本身扮演了职业群体的角色”[4]。农业文明下的行会组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统治。工业文明下城市行会逐渐脱离了中世纪时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入会条件，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以及商业资源加入行会，更加注重契约精神。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以手工工场生产为基础的欧洲行会也逐渐走向没落，随之而来的是大资本家、大商人形成的团体，以共同的资本利益和经营目标为团结合作的基础。与之对应的是在劳动者方面也逐渐成立了工会，以维护和保障工人的权益。近代腾冲的商人会馆、行会没有脱离对宗室家族的维护，难以为商号的良好发展提供独立高效的合作机构。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文明冲突下腾冲商人所获得的一些商业成绩都是与其面临的工业文明挑战与具体的回应息息相关。“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
接受两者；
接受前者，拒绝后者”[5]。腾冲商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的回应将会为推进腾冲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奠定基础。20世纪以来，腾冲的商业发展走进了新的发展时期，出现工商合营的经营现象，腾冲商号开始尝试商业与工业协调发展，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互相补充，同时拓展业务市场，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中。20世纪初期腾冲福春恒、洪盛祥、永茂和等老牌商号稳步发展，同时又涌现出二三十家在对外商贸活动名声和影响较大的商号，如恒盛公、万通、信记、炳春记等商号，1915年，蔡义斋在腾冲成立“英美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代办处[6]。据陈起森《华侨宝鉴》中商号部分及参考董平整理的“缅甸各埠华侨商号、公司一览表（1925年统计）”可知腾冲在1925年之前于缅甸经商场所共涉及50多个地区，商号多达30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是腾冲商人联合华侨在缅甸开设的跨国商号，如春廷记、同兴和、永茂和、永和兴、生记等。及至1939年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后，腾冲商人利用这条在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国际物资补给通道，将商号的总部迁往缅甸，同时借助卡车、汽车等先进的运输工具运输商品，获利颇丰。

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开阔商人的眼界，西方较为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开始流入腾冲。在近代腾冲众多商号中，开始出现一些由商人伙伴或范围更大的商贸投资群体共同构建具有更强实力的大商号，有的甚至成立了商业贸易公司。传统的小农经济下家族氏的组织架构逐步被西方股份公司制的架构所影响，在腾冲商号中永茂和就是其中勇于尝试改变的典型的代表[7]。永茂和并不固于传统、僵化教条地发展，而是采取稳中求进、适时调整的发展方针。为解决商号资金、发挥人才潜能与保证供应货源三大问题，永茂和在商业实践中结合西方工业文明下公司制的特点，将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商号与西方先进商业经营方式结合，逐步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法。在组织方面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经营永茂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组成永生源、建立各个重要地区的基地和分支机构并向缅甸英殖民政府注册立案等各项组织工作的完成。在经营方面也是具有独到的成功的经营的经验，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坚持信誉待人、因地制宜、灵活经营、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第二，利用贷款来弥补运营资金的不足，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经营业务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各个分号随即建立，永茂和在后备支持运营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以公司的名义向缅甸的政府银行和印度人开设的钱庄进行大量贷款，以保持永茂和各分号都能够顺利运行。第三，保证总号和各分号之间的联系，协调好各分号之间的合作。整个永茂和商号内部系统性很强，保证垂直性和水平性的合作，配合商号业务的发展。第四，根据各个商号所在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业务，业务的重点只能依据所在地区的情况而定。例如仰北重于向外商订购棉纱、海盐和销售木材、大米、皮革等，八莫主要是负责首发包装和货物转运。第五，永茂和以信誉为基础，在收购土特产的时候，采取先付款给卖方，然后再陆续收货的方式；
在销售商品的时候，对比较信得过的顾客，采取先把商品给顾客，款项后收的方式。第六，鉴于常年贸易多以长途运输及业务比较繁杂，专供客栈为顾客服务，对来往的顾客提供住宿和伙食[8]。在管理方面尤其是人事管理上，永茂和不任人唯亲，而是唯才是举。只要是在工作中表现优秀者，便可提拔。年终按股分红，分得红利多少，便入股多少而成为股东。各分号的经理人一律不支工资和股息，完全靠年终结算分红，生活所需可在规定限额内借支。一般职工除按月支取工资外，可在利润中领取奖金。这些规定充分保障了股东和职工的权益，也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基于此永茂和在近百年的变迁历程中虽遭遇挫折，但仍能长效发展。

近代腾冲商人面对殖民者的外部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内部束缚，并没有消极地被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一切冲击，而是在保持内在稳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经营水平，尝试融入世界市场中，这是近代腾冲商人应对先进文明冲突做出的积极回应。

西方工业化阶段的先行成功，工业化进程促使银行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西方工业文明的殖民扩张阶段由商品输出逐渐转向资本输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时，出现了资本主义中金融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的现象，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从事国际贸易腾冲商号因为自身缺乏资本积累，被迫向殖民主义国家借款，缺乏商业运营资本的掌控权，在经营中存在极大的风险。1925年腾冲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号受英国殖民者故意调整兑换比率的影响，损失惨重，加上战乱、官僚资本压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腾冲商帮在缅甸先后倒闭了“时昌隆”“健记”“振兴和”“华盛荣”“中和记”等商号，仅有“洪盛祥”和“茂恒”两家商号幸存[6]。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剧了文明间交互的冲突，1942年腾冲在抗战中沦陷，腾冲商业受到损失，众多商号衰落，有的甚至歇业、倒闭。近代腾冲商号在近代时期大规模的倒闭实质上代表了没有完成工业文明转型的地区对于已经处于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地区冲突下的失败。

（一）农业文明具有自身的稳定性

布罗代尔指出“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9]。农业文明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而是基于一系列综合的经济及社会基础之上，持续且长久地存在经济与社会之中。文明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0]。西方的工业文明传入到近代腾冲地区是以迅猛的速度，伴随着新式交通以及新式商业理念。但是工业文明的影响速度并不会像交通设施和大机器生产这种外显性物质的影响那么明显，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对于腾冲地区农业文明的冲击是有限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所有进行农业改革的尝试在试图以迅速的方式进行时，收获的都是深深的失望。农业结构是最根深蒂固的结构”[9]。传统的农业文明经历了长期且持久的发展，一直占据腾冲的统治地位，工业文明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固定的文明边界。

腾冲单个商号以及由地缘性和亲缘性为基础而形成的腾冲商帮，这种家族组织式的商业经营主体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下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商事组织建立于家庭之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利益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是农业文明下较为突出的社会组织结构。近代腾冲商号的组织形式以传统的家族合作为主，依靠传统的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家族式的企业，虽然含有现代股份制公司的成分，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文明的束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人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腾冲城内的江右会馆、下关的丝花会馆、腾冲同乡会、迤西会馆等商业会馆的兴起，突破了传统农业文明中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形式，使商业经营更具有组织性。商业会馆的组织形式是腾冲商人应对工业文明冲突后做出的积极回应，虽具有近代工业文明下的董事会组织结构，但实质没有脱离农业文明宗祖亲属关系。

1931年腾冲私营商业行业分布较为局限，如表1主要分布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行业全县私营纯商业户有306户，其中经营纱、布、丝的共77户，占25.2%；
经营珠宝玉石的34户，占11.1%；
经营百货的有43h户，占比14.1%；
经营屠宰的28户，占9.2%，经营理发、旅栈、轿夫等服务行业的有59户，占19.2%。经营的行业多数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行业，而且纺织占比较大。经营的商品是建立在简单劳动基础上的，珠宝玉器、粮、油、盐等商品不是建立在大规模机器生产上的，不用经过复杂劳动力的生产，在工业文明的冲突下，受到影响后改变甚微。仅仅在商户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处于农业文明经营的实质没有得到改变，由自然农业向商业农业过渡。

表1 民国二十年（1931年）腾冲县私营商业行业分类表

工业文明下，商品脱离了农产品附加阶段，简单的劳动生产被机器大批量生产所取代，工人的劳动成为商品增殖过程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产资料加之工人的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增加。工业文明下的商品相比农业文明基础下的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效率提高，商品种类更具有多样性，商品产量更大。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产生和发展的。工业化是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表现，工业文明是通过机器大工业生产，资本进行积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明显表现就是自由地雇佣劳动力以及资本家占有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产品，进而获取剩余价值。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历简单分工、工厂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同一资本的不同的职能分工，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工业主导商业发展的方向，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补充。按照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是与工业同向发展的，而且商业的发展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商业的发展势必会走向没落。

明清之际腾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产生的标志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一些腾冲商人经商后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在商业资本的基础上开设手工作坊，扩大商号经营规模，增加经营的分号数量，雇佣从事农业劳动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力进行生产，出现了雇佣关系，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20世纪初腾冲一些大商号的商人兴起了办实业的念头，开始探索工商合营的方式，例如茂恒商号建立了云茂纱厂，洪盛祥商号在下关办石磺厂、茶厂等[1]。近代腾冲工业资本的出现，促进了腾冲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与壮大，促进了近代腾冲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需要扩大贸易的市场，尤其是要进入世界市场体系中。但是腾冲建立在商业资本生成的资本主义萌芽与世界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逻辑大相径庭。近代时期腾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后又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了工商合营的经营方式，这些虽然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并没有强劲的机器大工业为基础做支撑。同时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后产生的，不具有内生性，具有外力强制性。近代腾冲商号虽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其市场交易以满足农业文明经济的农村集市以及少部分满足滇缅对外贸易市场。这种局限性的市场交易只能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在萌芽发展阶段。缺乏海外市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难以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行列。那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并不处于真空之中。它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里：原始积累所要求的社会资本必须大量从外部、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集团（或同时从二者）获得[11]。近代时期腾冲的商业也并不是工业方面的补充，不是以工业为基础发展，是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上的。

（三）无法完成从商业向工业的跨越

腾冲是云南省边境地区，也是最靠近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的边境地带。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的殖民扩张手段不光是简单的商品倾销以及殖民地瓜分，更侧重于资本的输出，进入争夺世界市场的时期。在20世纪初期，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要远远高于刚开始进入工业化建设的中国。中国农业文明下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与工业资本支持下的高度发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相抗衡。当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产生暴力冲突时，商号作为近代经济发展中较小的参与主体，是在底层最先受到强烈影响的，所以腾冲在近代时期出现大规模商号倒闭现象。而殖民主义的后果往往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文明被生产力较为先进的文明那一方所淹没，文明冲突的实质也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抗，以机器大工厂为基础的生产力和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对抗，是殖民主义生产方式和被殖民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冲突根源上是西方工业文明国家妄图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到中国[5]。

农业经济的传统束缚，使近代腾冲商号无法完成由商业向工业的跨越，工业经济不会获得长效的发展。虽然面对工业文明冲突时，腾冲商人们在商号的组织方式、经营制度上做出过积极的调整，试图跻身于工业文明潮流中。但是腾冲商号的发展并没有为近代腾冲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为早期腾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准备交换的大市场；
二是没有积累大量的资本；
三是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基础的结构。腾冲商业的发展，使得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剥削和内部环境的压迫，近代腾冲多数商号并没有脱离农业文明的束缚，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没有完成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受西方资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严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工业文明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帮助腾冲乃至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是将腾冲这个文明的边缘地区作为工业文明掠夺和压迫的殖民地。《滇缅商务条约》中规定“中国所出之货与制造之物，除盐以外，概不收税”，1932年英国殖民者弃《滇缅商务条约》不顾，规定云南进入缅甸的商品征收关税。腾冲的出口商品在滇缅交易市场中与其他国家的商品处于竞争的劣势，腾冲对外经济贸易处于不利的位置，腾冲跨国商号的商业贸易受到打压，腾冲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不同的货币兑换方式长期压榨腾冲商人，利用“启基”高利贷剥削腾冲跨国商号，在滇缅进出口贸易中，一些资本规模较小的腾冲商号无法开展金融汇兑业务损失较重，甚至关张停号，只有一些资本规模较大的商号还在艰难维持经营。近代腾冲商号生存的环境本身就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也不会提供腾冲商号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机会，腾冲商号没有纳入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英国殖民者之所以允许腾冲商业在近代一段时期内获得较快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将腾冲的商业发展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在腾冲地区的补充，是外商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

基于文化冲突相关理论，以近代云南腾冲地区商号的具体变迁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腾冲商号应对工业文明的冲突，寻找近代腾冲商号为什么在近代时期有一定发展但是又存在大规模倒闭现象的回答。经过考察研究，近代腾冲商号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下无法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最后多数的商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抗战时期腾冲商号消失只是一种外显性的历史现象，我们要找出有力的解释，脱离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需要更加彻底的全面的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环境进行考察。

从政治层面上说，封建专制因素的压制使得国家政治变革缓慢，政权上无法实现从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同时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压制和控制中国政权的发展，近代腾冲乃至整个中国缺乏主权独立。在国际市场中缺乏政治上的话语权，中国缺乏一个国家该有的主权地位，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禁止被殖民地发展成为与自己地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经济层面上说，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具有稳固且长久的经济统治地位，具有一定的稳固性。突如其来的工业经济涌入难以短时间内改变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需要一定的过程。同时商号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农业经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难以推动近代腾冲商号在工业经济层面实现较好发展。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极力在腾冲地区攫取更多的利润，腾冲本地的商号及腾冲商人经营的跨国商号无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获得长效的发展。腾冲商号的经营所获得利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市场及世界市场之后的余利，所以这种情况下腾冲商户在经济上没有发展的独立权。

从文化层面上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是闭关锁国的状态，文化思想具有封建性和保守性。腾冲处于云南的边境地区，在思想文化上带有对中原文化的疏离性和外来文化的排斥性，整体上较为落后。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不是一瞬间的事情，需要发展的过程。西方殖民者大多都抱有西方中心观思想，以传播先进工业文明为崇高民族责任，从世界历史文明史看，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过重大冲击，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交锋之时，社会思想处于极度活跃又没有定性的发展时期，不稳定的指导思想难以为商业的发展提供长久且有效的支持。

从军事层面上说，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难以提供抵御外来侵略的坚船利炮，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军事武器也多数是淘汰的次品。中国没有有力的工业化武器、缺乏受过系统专业的军事人才、清政府面对情敌的胆怯等因素使得中国在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者依靠工业基础发展的军事武器，促进全球殖民扩张的有规划的殖民策略，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激荡的战争环境使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动荡，商人人心惶惶，不稳定的营商环境带来了不稳定的营商收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1月腾冲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先后占领了缅甸和中国滇西的大部分地区，中缅人民开始了三年的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腾冲出口缅甸等地的交通遭受破坏，商人店铺、房屋被破坏，工商业生产所需的资源被大量掠夺，缅甸腾冲华侨也有许多在此期间逃回中国，腾冲商号在此时期经营举步维艰，贸易损失严重。“开福春”“亦成记”“彩春和”等商号在这个时期倒闭。

历史的发展具有整体性[12]，腾冲商号的发展难以脱离时代和历史指向而自成一派个性发展，农业文明下近代腾冲商号的出现就预示着会有落幕的结局。但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西方工业文明的迅猛冲突，腾冲商人没有选择被动地接受和退缩，腾冲商人迫于外部殖民者的剥削和内部制度的压迫做出了商业发展领域上的努力，极力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历史的发展进程仅靠地区商业领域的局部性改变是难以推动的，缺乏生产力和制度的转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下近代腾冲地区以至近代中国无法实现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以追溯性角度再去考察历史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近代腾冲商号在对于推进近代腾冲近代化进程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