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桂生《孙子学流变研究》评介

姚振文

孙子学，是围绕《孙子》的文本、思想及应用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自1989年许保林发表《建立“孙子学”刍议》的倡议文章之后，学者们开始从孙子学的角度研究《孙子》，相继推出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2000年赵海军的《孙子学通论》首次尝试构建了孙子学的内容框架体系；
2001年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兵法研究史》首次对孙子研究情况进行了通贯古今的介绍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部简明的孙子学史；
2011年魏鸿先生的《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对宋代孙子学发展作出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究，堪称孙子学断代史研究的典范。

然而，就自古至今孙子学的整体发展和研究而言，学界一直未能推出令人满意的标志性成果。个别著作或文章虽然具有“通”的性质，但内容过于简略，难以揭示孙子学发展的全貌。这不能不说是孙子研究史上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与《孙子》显赫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桂生老师欣然推出了他煌煌90万字的大作《孙子学流变研究》（以下简称《流变》）。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流变》一书正是符合了这一目标要求和方向。从本书的整体内容结构来看，上编为“孙子学的历史流变”，中编为“孙子学的地域流变”，下编为“孙子学的文化流变”。“历史流变”中贯穿着历代思想文化，“地域流变”中融汇着特色地域文化，“文化流变”更是从兵家流派、诸子学派、学术形态、应用形态及整体社会演进的多层视角，全面揭示了孙子兵学的文化意蕴。这是该书凸显孙子学文化价值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高层面。

在孙子学历史流变的章节论述中，作者力求对每一时期孙子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刻的揭示，其既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也包括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特色与变化。以“隋唐五代”为例，孙子学时代背景被概括为四个方面：隋唐五代战争为孙子学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隋唐五代文化多元造就了孙子学发展的宽松环境；
唐代设立武庙和实行武举给孙子学发展以政治支持；
隋唐五代孙子学发展有家族传承。同时笔者发现，这样的时代背景阐述，其重心又是最后落足于对该时期兵学文化整体发展的论证与分析。这是该书反映孙子学文化价值的第二个层面。

孙子学的历史流变研究，无疑要对历代有关孙子学发展的历史典籍、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形成支撑孙子学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与个案研究成果。笔者发现，作者在处理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对相关背景的介绍。比如，对某一典籍作者的性格素养、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为官经历，甚至包括作者一些重要的生活经历及社会交往都会有介绍，这些内容介绍可能会详略不一、风格多样，但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著者的个人素养和生活背景来更好地领悟作品的学术价值。这是该书揭示孙子学文化价值的第三个层面。

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揭示孙子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兵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人文理念影响着传统学术和文化。因此，研究以孙子学为主体的兵学思想文化的发展，考察兵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时代文化的影响，将会促进和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的认识。

文献研究既是孙子学本身的重要内容，也是孙子学研究的基础。目前孙子学界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随着世界性孙子研究热潮的兴起，人们对孙子学文献资料的需求越来越高，然而文献研究却日益成为孙子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比如，孙子学文献的编目，以《孙子学文献提要》为代表，截至1992年，此后近20年的学术成果缺乏规范的目录与索引书籍。再如，孙子学文献的系统汇编，以《孙子集成》为代表，仅限于孙子刊本的汇集，当代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仍处于零散分布状态（像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山东孙子研究会编的《孙子兵学年鉴》所录并不齐全）。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孙子学文献源流长、数量大，地域分布广泛，且散布在多个学科和领域。另一方面，当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魏鸿在其著作《宋代孙子兵学研究》中曾谈道：“在孙子兵学研究中，文献学研究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此研究者寥寥，相关成果也不多。”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当今的孙子研究和应用，可谓热闹非凡，高潮迭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真正致力于孙子文献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当今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黄朴民、赵国华、李桂生、熊剑平、魏鸿、苏桂亮等，都可谓是坚守这一领域的“逆行者”。

在上述“逆行者”中，李老师当为孙子学文献研究时间较长、成果最多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在这一领域意志最为坚定的优秀学者。20世纪90年代，李老师便已开始孙子学术史的梳理。2009年，李老师受方勇先生之约，主持《子藏·兵家部》编纂工作，并亲自撰写《孙子卷附吴子》部分。《子藏·兵家部》广泛搜集收购兵家文献善本及稀见本，最终将“诸子百家”意义上的“九子”兵书囊括其中，分为三卷，即《孙子卷附吴子》《六韬卷附尉缭子司马法》《黄石公卷附武侯心书李卫公问对》，整个兵家部分总成图书十六开本55册，其体量已经超过了谢祥皓、刘申宁主编的《中国兵书集成》。而由李老师亲自撰写的《孙子卷附吴子》，共收录善本、稀见本《孙子》文献138种、《吴子》文献46种，凡184种，汇为16开本34册，这是迄今为止收书最全的《孙子》文献汇编。正是在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及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李老师开始了《流变》一书的构思与撰写，并于2016年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李老师阅读了大量兵学文献及相关著作，写出了一本本的读书札记，并因此辞去行政工作职务、两次举家搬迁改变工作单位，诚可谓是“万千往事一如烟，梦中人却常回顾”。此处的“梦中人”非它指，按李老师的解释，即自己“致身兵学研究之初心也”。

正所谓天道酬勤，只有真正理解了李老师研学孙子的酸甜苦辣（和李老师交谈，曾无意中流露出久坐腰椎之苦），才能真正明白其缘何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将一部90万字的巨著摆在世人面前。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非真正的孙子学同仁，难以体悟该书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价值。做学问的常常有这样的痛苦，对于某一课题有了比较好的思路和想法，然而却苦于某一部分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支撑，或者是明知有什么文献却始终搜索不到。如今的孙子学界，这样的苦恼也许可以在《流变》中得到较好的答案。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已尽己之力，最大限度弥补了孙子学文献的不足。

比如，在上编《孙子学的历史流变》中，仅《孙子》的注家成就，魏晋南北朝就汇集了十三家（包括《孙子八阵图》这类已经佚失的著作八家）；
隋唐五代汇集了十四家；
明代汇集了三十家；
清代汇集了二十八家；
民国汇集了三十一家。对每一家注本的成就与特色，作者都能做出较为详尽的介绍，并能针对每一注本的疑点与难点问题做出论证分析。像明代的注家，具体包括了朱升注解《孙子》、刘寅直解《孙子》、王守仁批注《孙子》、赵本学校解《孙子》、谈恺集注《孙子》、归有光集注《孙子》、张居正参解《孙子》、黄献臣等辑注《孙子》、黄帮彦校刊《孙子》、王世贞评释《孙子》、李贽评点《孙子》、陈玖学评注《孙子》、曹寅儒《诸家约注孙子》、茅元仪评《孙子》、李棣校刻《孙子集注》、陈深品节《孙子》、徐梦麟校《孙子》、赵庭注解《孙子》、周光镐考注《孙子》、何守法校音点注《孙子》、郑二阳明解《孙子》等，另外还简略列出“其余注家注孙子”和“亡佚孙子注”两个条目。

上述孙子学的校注文献和成就，有的为当代学者所熟悉，而有的则是难以见到的稀品和珍品，作者将他们汇集在一起，详细列出其主要内容及相关信息，并配以精当、适中的题目和评说，这就为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通读《流变》一书中，笔者就常常会有发现自己所寻史料的暗自惊喜，堪称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想，这正是《流变》一书出版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价值所在。

由表5可以看出，PISA题中选择题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中考题中封闭式构答所占的比例最大，PISA题的开放题的比例比中考题高，因为开放题没有一个固定的评价答案，所以在批改开放题时会存在一些问题，而PISA中评价开放题也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对于“全对，部分对，没有对”都给出严格的编码，这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孙子思想是孙子学的核心内容，也可以说是孙子学的灵魂。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讲，所谓孙子学或孙子兵学，是指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释战争指导原则与方法以及归纳、概括战争与治军基本规律的思想学说。自古以来，孙子思想研究都是孙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子思想理论的研究更是成为孙子研究的重中之重。

然而，与儒、墨、道、法等诸家思想相比，孙子兵学思想的研究仍然是相对滞后的。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兵法与兵学自古为实用之学，除孙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哲理性以外，其他兵学典籍以论述实战性内容为主，故而难有儒家、道家那样高度抽象的逻辑和学理，这就使当代孙子思想研究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其二，在中国古代，兵学与兵法所面对的战争形态基本相似，其间虽有从冷兵器之作战方式到冷热兵器并用之作战方式的变化，但并未发生飞跃性或本质性的突破。这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的孙子兵学思想探讨缺乏革命性变化的直接实践动力。如此一来，今天我们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探求孙子思想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及基本规律也就比较困难。其三，自古兵学与兵法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军人。自春秋末至战国伊始，文武分职，军人难以再接受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宋以后，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军人地位更是江河日下。此种背景下，大多数的军人和士兵所受教育有限，这就倒逼传统的兵学和兵书只能走实用化和通俗化的道路。其四，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孙子学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本就富有实用理性精神的国人，更乐意追求孙子兵法的实用、实际和实效。因而，孙子学界在少数专家和大家推出上乘思想佳作的同时，更多的人是在追求学术的世俗化及应用的功利化，正所谓“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麻雀”，人们对各类孙子思想非军事领域应用的研究，竟然大大超过了孙子思想理论本身的研究。

李老师在《流变》一书中，也清醒地认识和批判了上述孙子思想研究功利化的趋势。他强烈反对孙子兵法应用泛化的不良现象，同时也用实际的行动和内容做出抗争。

首先，他将孙子思想置于中国整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中予以纠偏。他谈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并且三家互补和融汇的文化，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表征，而兵家和法家为代表的谋、法、术、势则是中国文化的内在，他们互为表里，与儒、释、道相伴而行，并行不悖，甚至在某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谋、法、术、势文化上升为核心文化。

其次，在上编每一时期的“孙子学演进”一节中，作者将孙子兵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作为该部分内容潜在的主线，并以每一时期武器装备及作战方式的变革，作为孙子思想变化的深刻动因予以揭示。另外，上编所安排的每一时期“诸子对孙子学的接受与批评”一节，亦可视为是对孙子思想变化的侧面揭示。

最后，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流变》一书对孙子思想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散见于全书各部分内容中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火花。作者自己曾坦言，本书由于侧重文献梳理和历史叙述的方法，孙子学理论开掘仍显不足。在笔者看来，孙子思想的研究虽然未成为本书整体内容的主线，但累积了一个个珍贵的孙子思想“金矿”，这些“金矿”建立在丰富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本质上乃是作者对孙子思想理论认识的创新之见，它多能突破传统学术之陈规藩篱，给人以眼前一亮或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孙子学形成的根本表征是曹注《孙子》的问世”；
“将战略置于兵略的视野内，将孙子学更多地作为政略学来理解的是《淮南子》”；
“《唐李问对》视为孙子学的新诠不为过也，它是孙子兵法在唐代的阐释和演进，是孙子学在唐代存在的一种形式”；
“王守仁批注《孙子》，重战前庙算，抓住校计索情这个根本，盖赖其心学之力也。”；
“孙子学研究，应该理性地回归兵学本位”；
“科学技术越进步，兵道兵理越稀释，即由人心而道义，由道义而道术，由道术而法术，由法术而技术，由技术而方法”，等等。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以不负新时代使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对孙子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并大胆提出了重构孙子学的宏伟设想。作者提出这一设想，乃是在积极呼应方勇先生提出的建立“新子学”的学术宗旨，故而其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即为：兵家乃百家之“一家”，孙子乃诸子之“一子”。这就大大提升了孙子学的学术地位，不再将《孙子》作为与天文、术数、医学并列的实用之学来看待，而是要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的区别，前者重思想，后者重技巧。以此之故，当今时代孙子研究和应用追求所谓“市场兵法”“股票兵法”“生活兵法”，实际是偏离了孙子研究的正确方向，故而孙子学应该回归到以战止战、安国全军、治军用兵及关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本位上来，孙子学最应该开掘的是具有核心价值的政治、战争、治军、经国、人类社会发展等思想题材。

从整体内容看，作者对重构孙子学的设想进行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在这里，我们只能择要介绍如下：

其一，孙子学的重构，应重新检视孙子学的研究范围。作者认为，在新子学视域下，“诸子百家”不仅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指汉魏以降直至当下的“诸子百家”，不仅指中国的“诸子百家”，也指世界的“诸子百家”。以此之故，孙子学既是研究孙子及孙子书的学问，又是研究孙子研究者及孙子学著述的学问，其研究范围应当扩展至《孙子兵法》之外的所有兵家兵法。也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孙子学可区分为狭义的孙子学和广义的孙子学。狭义的孙子学是指历代研究《孙子》的学问；
广义的孙子学则是以孙子兵法研究为核心，进而包括了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中国历代兵法及世界兵法的学问。

其二，孙子学重构，要真正打通古今中外军事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一方面，我们必须跳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的“注经”传统，消解儒家经学对兵学的长期控制和制约。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适应当代战争的现实需求，融汇现代战争理论和战争思想。为此，我们既要注重孙子研究中的文本依据，更要重视孙子思想理论多层次、多方位的义理开掘，唯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孙子学与西方兵学的良性对话和融合创新。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以中国学术解释中国学术的自话自语、孤芳自赏，又要力戒以西方标准来切割和肢解中国学术的内容和体系。可喜的是，新的时代需求及新子学的兴发为孙子学的未来发展及融入世界，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和理想诉求，进而为孙子学回归战争哲学和生存哲学本位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其三，孙子学的重构，必须创新研究范式，处理好“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以叙述、解释、分析、比较为主要方法的传统研究范式仍不过时，所以要“照着讲”。另一方面，以思辨、抽象、综合、转换为主要方法的研究范式在当下更重要，所以要“接着讲”。当然，研究范式的创新，最终是要为理论创新服务的，即要努力实现孙子思想的现代化转换，以构建起现代的孙子学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孙子学研究要严肃而坦然地面对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共生的。故孙子学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对待传统兵学文化，深化孙子学的唯物论因素和辩证法意蕴。